作者：桑宜川
近日，著名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作客温哥华，先在UBC大学做了几场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嗣后旋在新华埠烈治文市立图书馆应邀坐堂，为其新著《父亲与民国》签名售书，读者趋之若鹜，为美丽的文化之都温哥华带来了一番别样的文趣。
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顾问，他的这次温哥华之旅最后一幕是应邀参加“白先勇教授与加华作家座谈晚宴”，假珠城酒楼举行，由加华作协与 UBC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办。妙笔写春秋
夏志清先生赞誉有加
是日晚，笔者亦有幸应邀参加了晚会。白先勇先生是我所喜爱的台湾作家之一，还记得早年在国内大学里教书时，就曾拜读过他写的几部小说，如《台北人》《孽子》《玉卿嫂》《永远的伊雪艳》《最后的贵族》《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惊奇于他的柔情文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读他，老让我联想起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色·戒》《半生缘》与《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叙事风格，人物的心理描写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夏志清先生那么推崇他，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右起：痖弦、白先勇、马森、SFU大学高保羅博士、UBC大学雷勤风教授
夏先生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还能如此高度评价白先勇，定有他的美意。事实上，诚如斯言，在当代华人文坛上白先勇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能够将其作品悉数翻译成英文版本，足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他的笔下，再现了许多真正的中国传统佳人的意象，美轮美奂，令人炫目，业已成为了经典。近年来，白先勇先生所塑造的文学人物形象还被搬上了银幕与舞台，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例如他改写的昆剧《牡丹亭》《玉簪记》《游园惊梦》等已在世界各地巡演了200多场，并走进了北京大学的剧场，使一个频临灭绝的剧种，一件尘封久矣的中国国粹重新获得新生，光耀于天下。
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
晚会上，著名台湾诗人痖弦即兴发言：“如果说京剧是新体诗，那么昆曲就是古典诗词。”这番幽默的话语，将中国传统戏曲的渊籔作了形象化的比喻，十分贴切。著名台湾戏剧作家马森也是幽默大家，凑着热闹说：“白先勇说他选的苏州昆曲演员好像是汤显祖带的演戏班子再现，那么白先勇就是汤显祖再生了”，这一评价毫不为过，然而白先勇却谦逊地说，“那只不过是在梦中接受了汤显祖的托付”，因而赢得与会文友们的阵阵喝彩声，晚会在一片热闹幽默，充满文学情怀的气氛中圆满结束。白先勇新著
家祭无忘告乃翁
除了在文学和戏剧上的建树之外，白先勇先生在2012年写成了长篇纪实人物传记《父亲与民国》，坦言历史，还原真相，如今已在“两岸四地”发行，并传播到了欧美，受到万千读者的青睐与热捧。
为此，他在晚会上发表感言说：“首先要感谢读者，这是我多年来想为父亲写的一本传记，写传记的同时也是写了一段民国史，因为我父亲一生亲历过许多大事件，如武昌起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从头到尾，从民国诞生开始，民国整个兴衰，全程他都有参与，而且在很多关键的时候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写了父亲的传记，至少在军事层面也反映了那一段很重要的民国历史。”从读者的角度，我以为这个题目十分到位，一位旷世绝代的民国骁将终于被纳入了战乱兵燹不止的民国正史，作为叙事主角，可以在许多被扭曲的历史片段中见证事实，还原真相，让被误读的人物重新呈现出他们本来应有的历史面目，恢复白崇禧将军在民国史的应有地位，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这次在晚会上目睹白先勇先生的风采，见他谈笑风生，羽扇纶巾，正是人如其文，让我感觉到他犹如一位古代士者，不仅饱读诗书，思想睿智，具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有着浓烈的儒家人格魅力，家国情怀。他说“我在写我父亲的传记的时候，先后搜集了相关的900多帧照片，每次我一看到那些画面，就完全可以用笔还原出当时的历史现场。”白先勇自幼随父母长大，在民国战乱中颠沛流离，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历史的亲历者，亦是历史的见证人，诚然可信。
白先勇在晚会上发言
我知道，此时的他已走出改编制作昆曲《牡丹亭》的华丽，而以新著《父亲与民国》娓娓道来，揭开了许多被尘封的史页，在字里行间为民国史中的真相正本清源，为恢复父亲白崇禧将军在民国史以及抗战史上的应有地位做出了拓荒者的贡献。
《父亲与民国》
在中国大陆的境遇
因为新书面世，白先勇终有了机会带着父亲的遗愿回到祖国，去到南京国府旧址为老将军正名。如今他用平和语调说起，那是一次感慨万千的旅行：“我有一张老照片，那是蒋介石任命我父亲担任国防部长，在南京授印给父亲时的合影。新书发表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年授印的地方举行民国史研讨会，南京承办活动的人告诉我，我坐着的地方刚好就是父亲当年接受授印的位置。相隔已七十年，真是有说不出、说不完的感慨，我有机会把父亲的照片带回南京总统府，而他再也不能重回旧地。在某种意义上，我带着老照片到南京，在老地方举行白崇禧与近代中国的研讨会，也算是了了心愿。”
蒋介石授印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旧照
近几年，两岸文化的交流因相互激荡，相互汇流而成为了热点话题，坊间书店里可见许多记述民国历史的专著，但多为隔靴搔痒之作，甚有以讹传讹之作，因为大多根据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鲜有历史见证人或当事人的亲述。因此，《父亲与民国》一经写成，便受到各路出版商的青睐，由大陆抢先港台一步，对外公开发行的个案实属罕见，同时也传达出了大陆官方与学者对民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与价值取向。白先勇告诉笔者：“这本书去年中在两岸三地出版，大陆抢先了，大陆的出版商知道台北已经订好出版日期，拼命加紧作业抢在台北新书发表会的前几天出版，去年四月在北京发布，后来，五月在台北出版，六月在香港发表。据说在大陆出版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时，一开始出版社非常紧张，最初还找不到举行发布会地点，直到活动结束才松了一口气。
关于大陆版和港台版是否完全相同？是否有被官方删减？白先勇不无欣慰地说：“大陆版和港台版大致一样，但是，在名词部份稍有更动，比如原来在书中称‘共军’，后来被大陆编辑改成‘共产党的军队’，‘国军’也被改成‘国民党的军队。大陆出版商发行这一本书，很多情况是说不确定的。”
往事如烟
白先勇论北伐战争
白先勇说：“我父亲18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他那个时候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学生，他跟120个同学组织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到武汉参加武昌起义。所以他可以说见证了民国的诞生，他也参加了民国的诞生。他这一生对民国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感情，我父亲在18岁的时候就到武汉去了。北伐的时候，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带着军队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完成北伐的时候，他才35岁。北伐是他事业的一个高峰，北伐的时候，他打了许多很关键的有名的战役，龙潭之役把孙传芳打败了。后来他还是第一个领着国民革命军进北平的。那个时候张季鸾写他，说岭南两广的军队能够打到北京来，这在历史上是头一家，太平天国打到天津就上不来了。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打到北京来的。在北伐中，他最后把张宗昌、褚玉璞打败了，一直打到山海关。所以北伐是他最后完成的，与史料中所记载的蒋公完成了北伐不同，有照片为证，因此可以说他这一生跟民国息息相关。”如今，在国际史学领域，口述历史的书写作为一个重要的治学方法被广为采用，其中录音的笔记亦成为重要的信史佐证，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白先勇说：“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看过我一本小说《台北人》，《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虽然中间隔了五十年，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可是这两者之间互相也有非常深的血缘关系。《台北人》后面的历史架构也就是《父亲与民国》这一段历史。”我以为此言不虚，其实中国文字最早即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著名的历史著作，有如《左传》《史记》《汉书》《东周列国志》等也都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至今无学人超越；亦如古典文学作品中杜甫的诗，有“诗史”之称，以诗论史。比如说他的《秋兴八首》是写唐朝的天宝兴衰；李白的《长恨歌》也是写的历史。
左起为笔者、白先勇、曹小莉、任京生在晚会上合影留念
泛黄的史页
抗战硝烟中的真相
在晚会的座谈中，白先勇还特别提及了上世纪抗战岁月中的几个历史片段。他说：“我们在二十世纪遭外族入侵，这是最惨烈的一仗，八年抗日，如果算上“九·一八”的话，是十四年，中日打了那么长的仗。这一仗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影响至深，影响至大，影响至广。这是我们的一段痛史。我父亲在抗战中从头参加到尾，对于这段抗战的历史，我现在想讲几个片段故事。”白先勇说：“这些年来，民国史在台湾和大陆均因为政治和历史原因，被扭曲、被掩盖，但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改变。我想，两岸当局（对我父亲）渐渐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比如说我在台北为父亲举行纪念会，当时的国防部长高华柱亲自来到现场，这样的举动就某方面来说是官方认知已经改变。我父亲是民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在军队里一直是有人望的，在政治上也许存有偏见，但是在军事上，他的军功不可磨灭。”白先勇说起父亲，话语中总是带着一份深厚隽永的父子情谊，令我感动。他说父亲一生都在保卫民国，守望民国，誓与民国共存亡，从武昌起义直到最后远走台湾，一生被蒋介石刻意隐没在历史教科书中。如今他要为民国话沧桑，也为父亲争千秋。席间，白先勇告诉笔者，徐悲鸿曾为他父亲白崇禧将军画过一幅油画，取名《广西三杰》。回家后我从网络上检索出了这张名画，确为大画家徐悲鸿所作，背景是在广西。当时，白崇禧完成北伐以后正在治理广西，希望将家乡能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很多外省的读书人都去参观，其时徐悲鸿也在广西。画面中的黄旭初时任广西省主席。“9.18”事件爆发之后广西准备参加抗日，白崇禧是领军人物，组织民团，全省皆兵。那个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把广西建成“新斯巴达”，要求学生、年轻人都须接受军训。就在准备抗日的时候，徐悲鸿画了这幅画，表达了对几位抗日将领的崇敬，我以为也见证白崇禧将军的雄才大略。据说这幅画现今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
徐悲鸿油画《广西三杰》，左起：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
这一幅对联也是徐悲鸿写的，“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反映的是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抗战，对于白崇禧们的期许。
徐悲鸿用小字落款致“健生上将”，“健生”乃是白崇禧的字号，行文为：“于二十六年八月飞宁遂定攻倭之局，举国振奋，争先效死，国之懦夫，倭之顽夫，突然失色，国魂既张，复兴有望，喜跃抃舞，聊抒豪情，抑天下之公言也，同年九月徐悲鸿。”这是为抗战中的中国军队鼓劲，同时也见证了白崇禧将军的抗战决心。白先勇说：““七七”抗战来了，那个时候蒋介石蒋委员长在庐山号召抗日，地方军事领袖里面，我父亲是第一个响应的。8月4号飞南京，他到南京的时候，日本报纸发布了头条消息《战神莅临在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据现今可查阅的抗战史料记载，白崇禧将军被称为“战神”，首见于日本报刊，由此可见白崇禧在中日两国兵戎相见时的克星地位，军功卓著，实乃伟丈夫也，曾经令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也有所畏惧。戎马倥偬
台儿庄之役中的
白崇禧将军
抗战八年，白崇禧将军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功业彪炳。他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内称“小诸葛”，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位军事战略家，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可以驰骋沙场，带军打仗。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开战前夕，白崇禧将军与蒋介石（中），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左）三人视察徐州陇海前线的合影那个时候台儿庄是徐州会战中的一役。为什么会有徐州会战？原因是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的首都迁到武汉行都。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打武汉。打武汉要先把津浦线南北打通，然后往西。打通津浦线先要打徐州，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徐州那个时候是第五战区，李宗仁时任总指挥官。白先勇说：“在打台儿庄之前，我父亲和李宗仁有很深的关系，从广西开始他俩合称“李白”，他们都是在一起的。我父亲替李宗仁调兵遣将，因为两边都是大军，这一仗非常非常关键。到最后国军有60万盘踞在徐州这一带。日本军也不得了，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个叫做矶谷师团，一个叫做板垣师团，这两个师团在日军中有“钢军”之称。
在打之前，蒋介石和我父亲飞到徐州，蒋介石要我父亲留下来跟李宗仁共同指挥。这个仗在八年抗战期间是关键性的一仗。“八·一三淞沪会战”也是打得非常惨烈。国军60万人在那边打，60万损失35万。那一仗打了以后，虽然守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溃败了。日本人追下来，日本人追到南京。这边就发生了南京屠城，军民死掉30多万人。”时至今日，这段悲壮的民族历史故事仍然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
白先勇说：“南京屠城以后，中国人民的士气非常低落，非常悲观，看到国军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台儿庄这一仗非常关键。在山东的这个地方，国军对日军迎头痛击，让日军吃了一个大败仗。他们最精锐的两个师团进来的时候被国军包围了。当然经过相当曲折，两边都打得非常惨烈。日本人打败了以后，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计算的话，日军伤亡近两万。这个意义在哪里？日本人号称三个月就要解决中国战场，要征服中国。他们采用的是闪电战。这一仗败了，把他们的锐气重重挫了一下，把全国悲观的气氛一扫，全国振奋得不得了。武汉十万人游行，一下子士气起来了，奠定了八年长期抗战的根基。这一仗再败的话，很危险。这一仗胜了以后，让大家知道国军也可能打败日军。本来皇军号称无敌，打破了日军的神话。后来军事家说，这是日本近代建军以来最惨败的一次。这么一来，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的士气大振。”研究民国的抗战史料可知，台儿庄之役大捷，李宗仁和白崇禧确是主要的指挥将领。麾下除中央军外，还有各省军阀派出的武装，有如川军、西北军、广西军等等。这些地方军队在抗日的旗帜下，阵容强大，士气高昂，一致对外，共同对敌，也是台儿庄之役大捷的底气所在。从此，李宗仁和白崇禧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抗日英雄。
白崇禧将军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合影
千秋功名
大落大起的抗日骁将
白先勇这样评价抗日战争：“不值得庆贺的惨胜”，话语中蕴含了太多的伤感与悲壮，华夏民族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即惨且痛，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胜利”来慨括，另外这里面也包含了他对父亲，家庭命运的咏叹，这是因为北伐以后发生了“蒋桂战争”，蒋介石在广西与军阀交战，李宗仁和白崇禧作为领军人物均被定性为“叛将”，并被开除了国民党的党籍。旋即因为台儿庄大捷，战胜了日军，在一夜之间又变成了英雄，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是矣非矣，留待后人评说。
台儿庄大捷之后，同年《良友》画报推出了抗战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作为封面明星人物，分别刊载于1938年4月号和5月号，第136期和137期，并配上系列图片报道，为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留下了脚注。《良友》是当时中国名气最大的彩色综合画刊，类似于美国的《时代周刊》。
去年笔者曾写过另一篇散文，记述《良友》画刊的前世今生，那年月的封面皆为美女，比如1926年的创刊号封面登载了影星胡蝶，之后美女佳人接踵而至，但这两期却是两位将军，《良友》破了惯例，足以看出当时台儿庄战役对中国时局产生的巨大影响，受到了国际社会不一般的关注。
这一仗国军打得非常惨烈，当时白崇禧麾下有一个川军师长王铭章，原本川军在国军中不是纪律及名誉很好的军队，但他们在台儿庄表现特别英勇，在山东滕县这个地方，王铭章师长带领的这一师死守滕县，终因寡不敌众，全师官兵殉国，王铭章师长为国捐躯，一直等到最后“中央军”包围日军。他们的牺牲对台儿庄一仗的最后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民国政府追记王铭章师长为上将军衔。抗日名将王铭章为国殉难，他永远活在中华民族子孙的心目中。
关于八年抗战的题材，近年来中国大陆拍摄了多部电影，如《血战台儿庄》，由广西电影厂拍摄。白先勇认为：“拍摄得相当好，很客观，符合史实。尤其是选角，李宗仁这个角色几乎选得一模一样，因为我见过李宗仁本人。孙连仲真的像，我都见过。不过父亲一点都不像，这个有点遗憾。电影比较强化了李宗仁的地位，事实上李宗仁也是主要指挥官，但我父亲也很重要，他辅助李宗仁，两个人属于同时指挥。”我以为这段话语不仅彰显了浓浓的父子情谊，而且也厘清了过去民国正史中对台儿庄之役是非功过的评价。白崇禧将军
抗战中的“小诸葛”
那年月，抗战军队中的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据说其战略战术的灵感源自拿破仑，在黄埔军校习得，不无道理。当时的民国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开了一个最高军事会议，白崇禧提出了一个战略方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打持久战。”最后被军事委员会采用，当作战时的最高指导原则。白先勇说：“那时我父亲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因为日本人那么强势，他们要闪电战，马上解决，如何解套？如何来对付他？无法正面跟他作战，那么化整为零，积小胜为大胜，不跟你正面作战。中国大，而且西南这边交通不便，日本人现代军事配备战车很难开进来，所以把日本人的补给线拖长，消耗日本的军备和国力。”
1938年初，白崇禧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的留影
至今，我们从解密的民国史料里知道，白崇禧将军当年研究过世界战争史，他从拿破仑侵俄战役受到启发。当时法国是强势军队，横扫欧洲，打到俄国的时候，俄国人就拿拖延的战略来对付拿破仑，把拿破仑的军队往俄国内地死拖。虽然俄国牺牲很大，莫斯科城区的部份房屋被烧毁，场面惨烈，可是却把法国人的补给线拖入俄国腹地，法国的后勤运输线太长，终至拖不起，在那一年的严寒冬季里，官兵悉数被冻死在雪地里，最终把拿破仑打败了。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
白先勇说：“父亲作为湘北会战之最高统帅，在武汉军事会议上，他提出“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战略方针，成为了战时的抗日最高原则，靠这个原则坚持了八年抗战。当然，打这种仗对中国消耗也非常大，有时候整个城都烧掉毁掉，非常惨烈。”以这一史料作为观照，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抗日游击战方案，不知是否有借鉴之实？有待今后史家破解这些历史密码。昆仑关战役
突破日寇的封锁线
白先勇说：“我父亲参加的著名战役包括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最有名的除了台儿庄战役，另外一个就是昆仑关战役。1939年，日本人把中国的海岸线封锁，战略物资没有办法从海路运进去，就从陆路、从越南经过南宁运到广西。这是唯一的一条战略补给的路线，日本人要切断中国的补给线，发动了“桂南会战”，从广西往北边打。昆仑关在南宁近郊，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塞，要打南宁就要占领昆仑关。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昆仑关，国军如何把昆仑关打下来？这是抗战里最有名的攻坚。当时我父亲担任“桂林行营主任”一职。他管辖了四个战区，第三、四、七、九战区，中国西南一大半由我父亲任总指挥。在指挥昆仑关这一战，由我父亲主导，指挥杜聿明打了下来。”
1939年的桂南要塞之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约100公里，国军士兵把守城门，御敌于城外
近年来，中国内地曾拍摄过两个有关抗战的重要影片，一个是《血战台儿庄》，另外一个是《昆仑关浴血战》。白先勇说：“刚好这两个片子是我父亲做总指挥官，不过电影没有讲得很清楚，电影一个突出李宗仁，一个突出杜聿明。不过照片可以说话。这张是昆仑关要出师之前拍的，这些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尤其是杜聿明那个军——第五军，第五军是“中央军”里面很重要的军队。它的军备是美式配备、机械化的、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我父亲要攻坚的时候，要敌人两倍的军力才打得下来。我父亲请求把杜聿明的军队调过来打这一仗，第五军最后果然打胜利了，但是也打得非常惨烈，双方死伤率都很高。出师之前，我父亲已经把战略跟他们商量好了，最后打下来了。日军死伤差不多五千，日军的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阵亡。第五军牺牲也不少，死了五千，伤了一万多，所以很惨烈。这一仗的意义，遏制了日本人从广西往北上，把时间至少延长了五年。但最后“桂南会战”以后南宁还是丢掉了，可是日本的气势已经磨掉。八年来，中国军队真正的胜仗不多，大规模的会战有二十几次，小规模战争上千，整个战争的确非常惨烈。”
白先勇说：“战争结束后在昆仑关立了纪念碑，我父亲写了一个很长的碑文。现在还在南宁，我最近请人去将这张照片拍下来。八年抗战，中国牺牲很大，根据统计，光人员伤亡就两千万以上，财产损失无法统计。官兵的死亡近三百万，国军的将官（少将以上）有206位牺牲；很有名的就像张自忠将军也阵亡了。的确是血肉长城，中国的军备处于劣势，拿什么去抵抗，就是意志力。二战的时候，法国投降了，亡了。中国挺下来，这八年抗战相当不容易。飞行员都是各种精英凑起来的，打得很英勇的，4500多位驾驶员死亡。”那是华夏民族所经历的一段惨痛而又悲壮的历史，如今确实应该还原真相，鉴往知今。如果对过去不了解，也就无从判断未来。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日本投降仪式，日军中将冷欣将日本降书呈献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前排左起：孙科、于右任、戴传贤，前排右起：冯玉祥、程潜、白崇禧
白先勇说：“我这本书《父亲与民国》也是从我父亲参加的战争这个角度来记录。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关于抗战的书籍，尤其是影视方面的，还有照片的记录，有一个完整的中日战争的记录。我觉得了解历史不是要报仇或者煽动仇恨，绝对不是。要了解才有理解，有了了解、理解才能谅解，否则中日关系将永远在一个很模糊的地方。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息息相关，上个世纪发生这么不幸的大悲剧，我们都要汲取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厘清，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功败垂成一瞬间
白崇禧与林彪的博弈
在西方的现代中国史研究中，1946年春在东北吉林发生的“四平战役”是国共两党的一次重要战役，关乎东北的主导地位。国共两党都将东北看得极为重要，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为了避免内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就东北问题举行过数次谈判，但毫无进展。
白崇禧在指挥大战
四平位于京哈、平齐、四梅铁路的交叉点，为东北交通枢纽，是东北的工业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迭，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而要控制东北，就必须夺取战略要地四平。于是，命令杜聿明，刘翰东们立即行动，带领大批人马进入四平。就这样，国民党在占领四平方面抢先了一步。如今，尚可查阅到的文史档案是，在东北国共两方对垒的最后领军人物分别是白崇禧与林彪，在大陆的党史军史上则被称为“四平保卫战”，国共双方激战30余天，伤亡均有数万，以中共军队受到重创最为严重，具体伤亡人数至今仍未解密。岁月沧桑，时光已过去近70年，海内外史学界对此战役的是非功过仍争论不休。双方争论的焦点都在于四平战役到底值不值得打？这场战役是国共内战中打得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战役，以国军攻占四平街而取胜，并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奖授勋庆功会，民国各家大报刊载了“林彪败走麦城”的号外，“国军在四平街取得大捷”等消息，一时轰动遐迩。历史真相与我们所从小到大所接受的红色教育不同，林彪在东北战场确实曾打过三次大败仗，被讥为“常败将军”。岁月流逝，事过多年，对国共内战期间发生在吉林四平的这场大战，中国党内军内也一直有争议，属于中央党校里的研究“雷区”，因此讳莫如深。有人认为此战时间打得过长，还有人认为根本不应该打，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黄克诚大将。据黄克诚将军回忆，鉴于当时双方力量的悬殊，他主张东北民主联军再不能在四平与国军硬打下去，如果再往下打，民主联军有被完全消灭的可能。
1946年5月，民国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飞赴东北，督战指挥杜聿明部国军精锐（包括孙立人新一军）在吉林四平的战役
林彪失利后率残部退兵，撤离四平。当时，白崇禧不顾蒋介石的命令，下令国军乘胜追击。孙立人新一军对沿着松花江逃亡的林彪残部穷追猛打，一直追到距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国军飞机侦察发现新一军的部分部队已经追到了林彪部队的前方，此时却突然传来蒋介石发布的东北停战令。原来，正当林彪部属面临灭顶之灾时，周恩来向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求情，马歇尔几次上庐山见蒋介石，立即施加高压，以断绝美国援助相威胁，蒋介石只好被迫下达东北停战令。停战期间的林彪残部得以死灰复燃，遂在数月内扩充兵马达百万之众，国共双方在军事上发生惊天大逆转，从此改写了历史。其实，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在东北战场上白崇禧与林彪是一对冤家，棋逢对手，饶勇善战，但是风水轮流转，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克星，都是赢家，也同时都是输家，尤其是人生晚年都输给了自己付出一生所信奉的主义，所誓死保卫的政权，以及所效忠的君主。
影响东北战局走向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左），周恩来（右）
白先勇说：“我父亲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认为国民党是有主要原因，原因很多很复杂，像抗战以后国困民贫，国民党内部政策都有问题。但从他军事家的眼光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军事失利，军事失利又由于战略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第一个他认为最大的错误在1946年在东北的时候第一次四平街战争，跟林彪打。
1946年林彪在四平
民国大将军
出走台湾是向历史作交代
在晚会上，白先勇坦言，1949年，关于是否跟随民国政府去台湾之大事，何去何从？“我父亲曾有过犹豫与踌躇。毛泽东，周恩来闻讯，为了劝留民国精英，慷慨许诺给他20万人的军队，作为封疆大臣，仍然驻防并治理广西。如同胡适先生也曾被劝留，毛周许诺给予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之职一样，但最终还是选择出走，去了台湾。”
1950年代白崇禧在台湾，时任国防部长
白先勇接着说：“第二个问题，我父亲1949年12月30号从海南岛飞台湾。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他要到台湾去。因为他跟蒋介石那个时候已经分裂，已经处得非常矛盾了，原因也很复杂，从徐蚌会战下来，还有蒋介石下野。他到台湾去他不是跟蒋介石去，因为从他一生看来，当时他18岁就参加辛亥革命，他见证了民国的诞生。他北伐的时候又是他最后统一中国，最后完成北伐。中日战争他又整个打了八年的仗。国共内战，他跟林彪最后打到广西，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最后他到台湾去，他是完成他自己的信仰，他说，我到台湾去是向历史交代。他可以到香港、到美国、到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他最后选择台湾。我想他认为他自己在台湾是死得其所，因为民国也是他自己的一生。”
历史真相确实如此，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岁月里，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互相制约。白崇禧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后又逼蒋下台，试图以此与中共划江而治。再后屯兵60万于海南岛，拥兵自重，然而大势已去后，白崇禧最终还是抱着忠君的思想去了台湾，开始了他的一段晚年人生。关于白崇禧将军的死因芻议，部分民国野史描述是非正常死亡，莫衷一是。对此，白先勇作了如下厘清：“最后，很多流言说我父亲是被蒋介石毒死的，那个完全是谣言。他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他在台湾24小时的确都被监控，可是他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他下葬的时候还是按照国葬的仪式，按照国家的标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陆军上将。”白先勇作为直系亲属，应是最有发言权，而且所言应是最为可信。
父与子的最后合影，拍摄于1963年1月台北松山机场
民国多少事
都付笑中谈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就是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我们有“春秋大义”这句话。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所以我们把历史放在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上，而且对历史上的史官也非常的尊重。在历史上，史官也有“董狐直笔”一说，史官要写下历史的真相。春秋战国的时候，崔杼专权，把齐庄公杀死了，太史官上来就写“崔杼弑君”，得罪他了，就把他杀死了。他们有一个传统，家中都是史官，哥哥死了，弟弟上来了，又写了四个字：“崔杼弑君”。后来又把他杀了，后来又一个小弟弟，又上来，又是这四个字：“崔杼弑君”。杀不胜杀。那个时候的史官，就是杀头，也要写出历史的真相。只可惜，现代中国已经鲜有我们历史上那些铮铮铁骨的史官了，因为很多的历史真相都被扭曲和误读，至今仍被圈定为研究禁区。白先勇直言：“我觉得不是真相也就不是历史，不是真相就是伪史。”言之凿凿，文学传记创作的最大回报就是获得历史的肯定。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两岸华人社会至今尚未编修出一部完整客观，真实信篤的中国现代百年断代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这些重大学术工程在两岸一直遭受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迟迟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部分“正史”初稿已修订了无数次，竟然无人能够拍板定稿，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笔者与白先勇先生在晚会上合影留念
古往今来，历代官修的史书，御用学者以官权利益为价值取向，政治介入历史研究，从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进而解读历史，很难超越官权制约的话语框架，再加上官权所圈定的研究禁区或雷区，实际上难免产生误读，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严谨的治学视角来看，可以说这类为权贵所需，任意阉割历史的文本均系伪作，不为史书。中国古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如今的白先勇仍然为民国站台，他的执着是一种儒家士者精神使然，令我素然起敬。作为读者，我期待白先勇先生写出更多的记实文学作品，以飨海内外千千万万的华文读者。一部《父亲与民国》，还原真相，坦言历史，乃文乃武，亦庄亦谐。民国风云中有多少历史恩怨都终将随神马浮云飘散，何处惹尘埃？历史深处，父子乡愁，正是民国多少事，都付笑中谈。备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引用了白先勇先生的发言录音，作为口述历史素材，编辑而成，谨此鸣谢！初稿于2013年10月2日
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本文作者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文图由作者提供分享
有少量文字删节
民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