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冯骥才：搞原子弹的科学家，被"精神原子弹"搞怕了

  作家简历

冯骥才，1942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慈溪县，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画家。早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原题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作者：冯骥才

1968年  37岁  男

Ｑ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1960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1959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

邓小平视察青海金银滩核试验基地

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放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

核试验基地创业时，领导和职工居住的帐篷

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愚忠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合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子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1963年就成功了。1964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子弹1：1，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给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眼，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1964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盹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原子弹研制技术攻关会议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梯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给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１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1，直到０。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会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

核试验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

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

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1966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核试验基地中的设施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

1968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

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乾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辛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1969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闲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人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

一下子，祸从天降，有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定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

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两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

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好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倒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老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

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给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

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

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

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干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本文摘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本书通过描写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心灵历程，真实再现了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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