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丨张志鸿：那些年，一名小镇少年的阅读饥渴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在某央企湖南公司工作多年，定居长沙。

原题

那些年, 一名小镇少年的

阅读饥渴

作者 ：张志鸿 

少年是野猫饥饿地游荡。

——摘自本人旧诗

回望小学初中阶段，正值文革后期，我们最缺什么？

缺吃，也少穿。

即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也可能听说：那时候购物都要票证，包括粮票、肉票、糖票、食用油票、副食品票、布票、豆腐票、香烟票、火柴票、肥皂票……

最缺的是什么？

我的个人感受是：缺可读的书，最缺的是好书。

01

家住湘南一座有年头的小镇。

镇上只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新书也不多。

管书店的黄伯伯慈祥温和，允许我们在店里看书，只要不弄坏。

托他的福，我看过一些连环画，如《小号手》《鸡毛信》《刘文学》《风雪大别山》等等。

我比较喜欢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连环画，如《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看不见的战线》《列宁在1918》，感觉有异国情调。即使看过电影，也值得细细品味。

有一两年，我的指甲缝里常是黑的，洗不干净。别人问，我也不解释。因为我经常在学校旁边铁业社（机械加工厂）的废品堆里捡废铁，然后卖给土产铺（土产废品收购店）。当时，1斤废铁大约能卖7分钱。

卖废铁赚的钱，我都买了小人书。

附带说一句：后来，黄伯伯的女儿继承父业，又调至省城的新华书店。1985年前后，我还托她买过一本内部发行的书。

02

看连环画当然没有读小说过瘾。

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正规出版的小说。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李心田写的《闪闪的红星》。那时我10岁左右，现在看来已经够晚了。

1972年出版的《闪闪的红星》

我喜欢的长篇小说，还有《渔岛怒潮》《小布头奇遇记》《武陵山下》《桐柏英雄》《沸腾的群山》《新来的小石柱》《三探红鱼洞》等等。

现在看来，《连心锁》是一本奇书，写的是八路军、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将士，一直写到他们成建制地加入朝鲜人民军。

《南方来信》名为书信，实际是关于抗美游击战争的现场报道，作者是在越南南方丛林坚持艰苦斗争的一些游击队员。

能看到的外国小说很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算得上至爱。为保尔与冬妮亚的分离而伤感，更为那一段著名的独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激动不已。多年后才知道，书中的白匪头目还有另外一面。

那时候最红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我觉得枯燥乏味，特别是后者。

有一天，经常和我换书看的堂兄笑嘻嘻地给我一本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说是打仗的，你肯定喜欢。我如获至宝，回家一看，大呼上当，这哪是打仗啊？明明是写上海郊区农村的路线斗争，而且寡淡如水，读不下去。

03

当然，更好看的小说是文革前出版的，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这些英勇神奇的故事，足以满足一个男孩子对革命英雄壮志豪情的全部幻想。

1963年出版、1997年重印的《红岩》

也读过《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书，感觉就要差些。

可在当时，这些书都是毒草、禁书！

只能悄悄借，悄悄看，悄悄还。有时，还得加上伪装。

这些书往往陈旧发黄，污迹斑斑，缺少封面，甚至缺页。在我之前，已传看多人；在我之后，还将有人传看。

04

父亲是镇中学的语文教师，爱书惜书，虽然那时候家里没有书柜，也难得买书。

在家里，我读到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文革初期，作者金敬迈大红过一段，很快就“犯错误”了，所以书也被禁。可能是考虑到内容没问题，父亲允许我读。我喜欢作者的文笔，一些芝麻蒜皮的事，写出来也很有味。

有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郭沫若题写的这个书名，隐藏着一条“反标”。他不无炫耀，却让我目瞪口呆。

1980年重印的《欧阳海之歌》，郭沫若题写书名

那时候，每周二、五的晚上是教师的政治学习时间，雷打不动。父亲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到处找书。

有个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宝库：在一个大笼箱（方形木箱）箱底，藏着50年代父亲用过的几本《国语课本》。

在用繁体字编印的这些教材中，我第一次读到《牛郎和织女》《柳毅传书》等优美的民间传说。

更重要的是：这套教材为我展示了唐诗宋词的神奇。在泛黄的纸上，那些简单的文字鲜活起来，配上古朴的插图后，更有神韵；这些诗词仿佛唤醒了血液中的某些密码，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一个晚上，我发现一本杂志（应该是《湘江文艺》）上刊登了湘剧《园丁之歌》的剧本。想起报纸上批判过这个剧，我就果断地撕掉了剧本部分。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发现了，把我一顿臭骂。

当时我不知道：1974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部戏之后表扬了它，此后官方又肯定它了。

05

你可能难以相信，我对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兴趣，最初来源于“毛选”四卷。

寒暑假，我们兄弟常去乡下的伯伯、姑姑家做客，有时在乡下呆上十天半月。绝大多数农家都没有藏书，唯有“毛选四卷”，几乎家家都有。很多家庭的墙上都做了一个“宝书台”，台上摆放着“毛选四卷”，至少也是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用红色塑料封皮套着。

吸引我的不是正文，而是那些注释，既有人物简介，也有对历史事件的简述。这些注释勾勒了近代史、现代史的轮廓，如草蛇灰线，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五次反围剿、三大战役，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冀东事变、皖南事变，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陈独秀、杜聿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

06

1975年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给我带来了意外之喜：父亲托人买到了120回本《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墨绿色封面，分上中下三册，还标记了“内部发行”。

书是限量发行的，据说全区只分到几本。

从此，我将108将的故事读得烂熟，对他们的江湖外号如数家珍。我喜欢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快意恩仇的做派，喜欢作者的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并多处摘抄，对罗真人的“神功”更是深度着迷、想入非非。在梁山群星中，最喜欢童心未泯、率真豁达的鲁智深，侠胆琴心、勇进勇退的燕青，最讨厌虚情假意的宋公明。

因为熟悉小说，在“评批”运动中，我还和同学自编自演过小品，我演的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

07

在同学李驰家里，读到了他父亲手抄的郭小川诗歌，一读就喜欢。

喜欢《向困难进军》的豪迈、《春暖花开》的激情、《青纱帐——甘蔗林》的深沉，也喜欢《祝酒歌》的优美流畅：

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

今天晚上哟，咱们杯对杯！

……

我把这些诗歌几乎全抄了下来，反复诵读。

那时候，还没有读到《望星空》《团泊洼的秋天》，还不了解诗人内心挣扎的另一面。

1979年出版的《郭小川诗选》，茅盾题写书名，吴冠中设计封面

在李驰家里，我还读到了文革前出版的科普丛书《动脑筋爷爷》，有10多册，图文并茂，让人爱不释手。

在班主任肖老师家里，看到老师的儿子在读他家中收藏的少儿杂志《小朋友》，也是文革前出版的，也有10来本。斗胆借阅，收获多多。

08

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外国小说《海盗》，具体内容早忘了，只记得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传说这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带给周总理的见面礼，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故事情节跌宕曲折，故事中交织的人性、爱情、复仇让我极度震撼，久久难以平静。

我是躲在学校东南面围墙外的油菜地里读完的。骄阳直射，热烘烘的地气混杂着浓烈的油菜花味，让人兴奋，又有些头晕目眩。

奇怪的是，我多次上网查找，从未找到关于这部传抄小说的记述。我不相信它来无踪去无影。也许，看到本文后，会有其他读者发出回声的。

09

那时候名声最大的手抄本，莫过于《少女之心》。我无缘读到，也不敢找人去问。当时这是头号黄书、禁书，似乎读过它的人都会变坏。

邻近的县二中有个姓张的学生，因为所谓“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据说根源就是读了这本书。

去年参加中小学同学聚会时，才听说本班也有几个女生当年读过这本“坏书”。几十年过去了，她们的身心一直都很健康，说明那本书的影响也有限，或者根本就不是坏书，只是一本拙劣的性启蒙读本而已。

10

那时候，杂志本就不多，值得看的更少。

地位显赫的《红旗》杂志偶尔也会登一些文艺作品，如现代京剧《杜鹃山》《平原枪声》的剧本。

1975年出版的《杜鹃山》剧本

偶尔，也能看到学校订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湖南画报》。

“九一三"事件后，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多了起来，如北京的《解放军文艺》（1972年复刊）、湖南的《湘江文艺》（1973年复刊）、上海的《朝霞》（1974年创刊）。

1976年1月，《人民文学》《诗刊》也正式复刊。

1977年，杂志上登载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仿若声声春雷。

1978年初，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借助《人民文学》横空出世，《人民日报》竟然全文转载，轰动一时。

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11

前面列举了一些书名，丝毫没有炫耀的意思。

恰恰相反，我只想说明：在需要知识滋养的年龄，在价值观、想象力形成的季节，没有好书读，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饥渴，是莫大的痛苦和悲哀。

那时候，中学的物理教材叫作《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化学教材叫作《农业基础知识》；语文教材中，最多的课文是毛主席诗词和语录；那时候，能看到电影《三打白骨精》，看不到小说《西游记》……

为了弥补教材的不足，初中老师曾经用蜡纸刻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为我们的语文教材。（参见拙文：那些正在远去的明师）

恢复高考之初，文科生没有《历史》《地理》教材，只有老师根据《考试大纲》整理、刻印的复习资料。

为了多看几本书，我也付出过代价。

常常为了一本书，去向哥哥姐姐、叔叔伯伯们说好话，软磨硬泡，死缠烂打。

晚上或周末自习时，我经常桌上一本课本，下面一本小说。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胖揍。

看书也伤及我的健康。1976年冬天读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共三册），多次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受了风寒，养成了“半声嗽”的毛病，总是干咳。直到结婚之后，这毛病才完全消失。

无可选择、来者不拒地读书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喝了不少杂质甚至“狼奶”。为了排除，我花了很长时间，至今也不敢说已经干净。

还想说明一点：我的经历绝非偶然。

当年，和我一样如饥似渴、千方百计寻找课外书的青少年还大有人在，我的同学、熟人中就有好些。而且，他们比我更难找书，付出的代价更多。

12

其实，在很多大中城市，文革中仍有一些中外名著悄悄流传。

在高干子弟、北京知青中，有一些高质量的“灰皮书”、“黄皮书”（“供内部参考批判”的当代西方名著）在圈内传阅，成为启蒙的源泉。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更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

1978年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华国锋题写书名

小镇少年如我，坐井观天，其实非常孤陋寡闻。

但和很多同代人比起来，我算是幸运的。

毕竟，父母是老师，生活在校园，我还能看到一些书。依靠阅读打下的文史基础，恢复高考后顺利上了头班车。

可我的很多哥哥姐姐、同乡同学就没有这个运气了。

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原本很有才气；至今，他们的言谈还不时闪耀着灵光。

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的家乡盛产诗人。

……

我的家乡不产诗歌。

幸好，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已经翻篇。

当下也有诸多毛病。在升学压力大和信息爆炸的新常态下，一些孩子失去了选择权，一些孩子则得了“厌食症”，不爱看书。

但是，对任何想要回到文革的企图，我都会坚决说不。

  202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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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青山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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