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1979年8月，我在即将年满28岁时，终于被重庆师范学院录取为政史系79级新生。这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是改变我人生的起点，我为此要真诚地感恩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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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获得重庆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诸多感慨：虽然我从小就有读大学的梦想，但是1964年开始特别加强贯彻的阶级路线，已经波及到13岁的我，几番挫折后，使我还在少年时代就知道，想读大学，或许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在读了一年多的初中后就中断了学业。我当了9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谓“知识青年”，虽然我认真劳动，表现很好，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按贫下中农的说法：“我们才不管他李殿元是黑五类还是麻五类，我们只认一条，就是他把生产搞上去了，把肚儿给我们篑圆了。”可是，无论是招工、招生还是招兵，尽管贫下中农都推荐我，我也体检合格，但就是过不了因为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1980年成都市公安局发了个只有一句话的文件就宣布给我父亲平反了）的政治审查关。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就更是一个遥远的梦了。1973年，我参与了一次在贫下中农推荐的基础上有文化考查的上大学的经历。尽管由于那些题很简单我考得不错，但是因为出了张铁生这个所谓“反潮流”的“白卷英雄”，我当然仍是录取无望。愤怒中的我，忍不住提笔写了批驳张铁生的文章，制造出了一个不算太小的事件。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后来的1995年出版的《东方十日谈》中收入了我为此事写的回忆文章《我批驳“白卷英雄”的风波》。“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我却从内心十分“感谢”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这场大浩劫，不把阶级斗争和极左路线的恶果推向极致，就不会有邓小平在江西那条小路上的几年思考，也就不可能有他复出后果断地恢复高考和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也就没有我实现大学梦的这一天。虽然自学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但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连续参加了三届考试，均只能在体检线上20分左右浮动的情况看，没有学校的学习环境、老师指导、系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是很难有较大提高的。1979年，国家规定大学录取新生的年龄不能超过28岁。这是我渴望能进行系统学习的大学梦的最后的希望。我感谢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录取了我，圆了我的大学梦，也因此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02
1979年9月，我怀揣着自己在28年人生中所积累的仅有的90元钱，提着一口破旧的木箱子，来到了重师。在火车上，我抽了最后一支烟，然后将剩下的半包烟甩出了窗外，此后三年半我没有吸过烟。华鹏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重师人，热情的他提着我的木箱，将我带到了我们班的男生的临时宿舍——地震房；陈实是我认识的班上第一位同学，作为组长的他，认真负责地安排好了我的床位；谭力是我很快就佩服的同学，他的自来熟、组织能力，尤其是他一到校就敢擅自将他的床位与杨明同学作对调的举动，让我惊讶无比……我毕竟是在离开初级中学被社会耽误了13年后直接跃进大学的，大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和陌生。刚进学校时，作为班上年龄最大的我，看着那些小我数岁乃至12岁的小同学们，凌晨起，半夜归，读外语，背单词，大量补充牛奶、麦乳精，一个个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我的心里充满了羡慕。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毕不了业。好在，重师的老师很快就让我知道，只要努力，大学也并不难读。政史系的老师是那么博学和亲切，如今一晃已经过去30年了，但他们一个个的音容相貌，讲课时的气质风貌，仍然让我时时有所回忆。记忆特别深刻的老师是：教中国古代史的管维良老师、胡国然老师，教中国近代史的肖堂炎老师、宋兴华老师，教中共党史的李德明老师，教世界古代史的何殿之老师，教世界近代史的刘念慈老师，教哲学的黄肇庆老师……当然还有辅导员舒桂德老师和李君惠老师。是他们，系统地向我们传授了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培养了我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在重师，我还认识了中文系的陈以震老师、刘知渐老师和陈守元老师，我旁听他们的课，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中的问题。我在这里要特别再次提到刘知渐老师、管维良老师、宋兴华老师和李德明老师，他们都曾经指导我对发现问题的研究和论文撰写，激起了我对做学问的终生兴趣并始终乐在其中。重师四年的系统学习，我仿佛突然间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不仅恶补了许多过去欠缺的知识，比如世界名著、文化典籍和常识；同时，对学术理论、热点研究、思想动态，也尽可能地去进行了了解和思索。毫不夸张地说，在重师的这四年，是我思想、知识、能力飞跃发展的四年。重师的校园生活让过去一直在穷苦中蹉跎的我完成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许多同学给我留下了永远也忘不了的记忆：早就对历史博学于胸又豪爽的代继华让我知道并喜欢上了啤酒；朴实好客还多才的干永昌让我了解并品尝了重庆火锅以及彩色照片；热情活泼擅舞的熊飞请我欣赏了真正的芭蕾舞；最美丽高贵的公主赵为民让我晓得了巧克力的味道是那么美好；助人为乐的谭力从家乡长宁背来凉板让我在重庆的酷暑中好过一些；痴迷用卡片搜集资料和练气功的杨明有一天在黑板上演算了半天谁也看不懂的数学计算，然后一声音惊呼：原来外语是用这么多时间堆出来的啊；具有有诗人气质的崔小巍居然当了四年的生活委员，热情奔放的他在两晚上就写出了剧本《敦煌在呼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王黎为班上所有的同学送了四年的报纸和信函；擅长硬笔书法的谢逢春的作品是我至今还保存着的珍藏品；永远受小女同学喜欢的刘二强有那么多的追求者，寒冷的冬天总有小姑娘在大家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将早饭给他端到床前，还要在他的被窝里暖暖冻僵的小手；善解人意的美女何俊华被班上一定数量的男生追得很疯狂；永远洋溢着青春的冯地强是真正的诗人，他的诗让你不想年轻都不行；徐常云、崔小巍所在的621寝室始终是那么步调一致，而且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陈建先、白亚雄那个寝室又是个个对体育运动都是出类拔萃……当然，儒雅并充满了书卷气、永远都循规蹈矩的陈亚宁更成为我终生的知心朋友。
03
在重师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尤其是对历史问题，我更有着浓厚的研究热情。当时，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发现：包括吴晗、翦伯赞这样的史学大家的论著和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都承认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但是又都说他建立明朝是“背叛”了农民革命。我觉得这样的论点很荒唐：那是在封建时代啊！农民起义者如果不建立封建政权，那就只有失败这种结局，难道农民革命就是为了失败？难道只有失败了的农民起义才可以是被肯定的英雄？我去向刘知渐老师请教，他肯定我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值得研究的问题，鼓励我继续深入下去。在多次与刘老师讨论并在他的指导下，我三易其稿，撰写了《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一文。我分三节撰文，先论述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具体到元末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最后详细分析和论证了朱元璋走的是“历史必由之路”，他是完成了元末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的，从而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所使用的资料，相当部分就来自于与之商榷的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只不过是由于论点和立论的角度不同，从而得出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了。刘知渐老师将这戏称为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刘知渐老师的推荐，这篇论文很快便在《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得以发表。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还为此获得了23.57元的稿费。看着那署着我的名字的由一排排铅字组成的论文，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我确实没有想到，《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这篇论文发表后，竟然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好的反响。据我不完全的统计：《新华文摘》以“新论点”介绍了此文；山西师范大学办有一个刊物叫《语文教学通讯》，竟在它的“议论文专号”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当年的《历史学年鉴》和随后出版的电大教材《中国古代史九讲》的“明初政治”部分，都介绍了该文及其主要论点。为这篇论文的发表，我要感谢重师的老师和《学报》的编辑，因为是他们坚定了我继续将学问做下去的信心。
不过，认真说起来，《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并不是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我的另一篇在学生时代撰写的后来被证明也很有影响的论文还是被《重师学报》编辑部拒绝了的。还在进入重师不久，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管维良老师在讲到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时，要求我们就当时史学界的这个热门话题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在交了作业之后，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却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而不得解决的一个老问题。之所以存在诸多观点，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已经积累了浩瀚的史料；而浩瀚的史料不仅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悠久，也反映出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要在早期的史料中去发掘出一些类似封建生产方式的零星材料，或是要在已是封建社会晚期历史的资料中去寻找出残余的奴隶制现象，都决不是困难的事情。如果以这些个别的材料、个别的现象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势必造成各取所需，见仁见智的局面。这样，我们所知的历史就只会是一片混乱。要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必须首先从理论上确定划分历史分期的根本标准，这是解决分期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我另辟蹊径，按照“对近代社会的解剖是理解古代社会的钥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人所共知的两个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而在此之前某些地域存在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和在此之后某些地域仍然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影响这个分期时间的确立；婴儿只要诞生便会受到保护，享有权利，而在此之前的孕育过程与婴儿本身的权利无关。根据“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论述，古代历史的分期点应该有明确的、重大的政治标志，而这就只能是创造了延续两千年不变制度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我把我的这一见解写成了《划分历史分期的关键——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秦的统一》。文章写好后，恰巧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有一篇介绍周谷城先生治学方法的文章，出于敬仰和渴望得到专家指正的想法，尽管我知道周先生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正。我知道我的这一愿望是很奢望的了。同时，我还将这篇文章寄给了主张秦汉封建论的金景芳教授。周谷城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金景芳先生是吉林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全国顶顶有名的大专家，周先生当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竟都给我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回了信。周谷城先生于1981年10月7日给我写了一封达三百字的信，他在信中说：“殿元同志：五月二十七日信，迟迟未复，甚以为歉。你谓‘初税亩’不是地主收租，足征高见……”周先生的复信言简意明：既有观点，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魏晋封建论的的主要依据；更有鼓励，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的信函也认真回复，充分体现了学术大家和长者的风范。金景芳先生于1982年2月21日给我复信说：“李殿元同志：大作《划分历史分期的关键》已读过。深感论点新颖，很有说服力。只因卧病多日，致稽裁复，尚希以来原谅。”一代学术大家在病中尚如此对待我的请教，而且对我的文章作这样高的评价，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了。可是，这篇论文却在《重师学报》发不出来。几经蹉跎，编辑部是“原稿璧还”。在编辑部退还我的稿件中，夹有一张署名“刘光”的“审稿意见”：“从现代史（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期受到启发，进行类比，说明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标准和时间问题，观点新，也有说服力，后一部分稍为罗嗦一点，可用。”但是编辑部最终还是没有采用。大学毕业后，我在《自贡教育学院院刊》上将这篇论文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虽然发的是内刊，却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编辑部的高度重视，在他们主办的《历史学》1986年第3期中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被研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研究者一再引用。与《划分历史分期的关键》这篇文章类似遭遇的还有我在学生时代撰写的《论西汉“盐铁官营”》。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我在政史系的首届学术交流会上作过交流。文章交给《重师学报》编辑部后还是“原稿璧还”。我抽出其中部分内容写成《评价桑弘羊必须一分为二》，投寄安徽省社科院主办的《江淮论坛》，却在1983年第一期刊发了出来。后来在1993年《浙江学刊》向我约稿时，我将《论西汉“盐铁官营”》交于他们，不但被全文发表，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学》1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研究盐铁史的学者们在此后也经常引用该文。总之，我在重师读书期间，前前后后写有十来篇学术文章吧，这些文章后来都发表了。我要感谢重师给了我撰写论文的能力和乐趣。《重师学报》不仅刊发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而且通过他们的退稿让我明白，学术问题是见仁见智的，即使是好的学术见解，也需要有刊发的时机和运气，如果你深信你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妨就耐心等待那合适的时机，必须要耐得住那做学问必然会有的寂寞甚至被误解。
05
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学教过政治、历史，在师范学校任过职，还干过杂志编辑和机关公务员。虽然工作几经变动，但我始终在挣钱吃饭的本职工作之余所热爱和坚持不渝的，就是重师教给我的研究问题、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并乐此不疲，我在其中获得了极大的人生乐趣。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述说是对孙中山等国民党元老的资料的发掘和研究。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这年初，我从著名史学家隗瀛涛那里得到信息，居住在四川德阳的前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后人手中可能握有一批包括孙中山手稿在内的文物资料；我立即前往德阳，在同学李绍先诸友人的帮助下，经过与范石生将军之子范伦先生的感情交流和经济援助，我从他那里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资料摄影或复印就回来。经考订，这批文物资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些资料乃属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及二三十年代社会著名人物如谢无量、杨庶堪、李根源等人与范石生的来往信函、电报、手稿或原件，共计39件，还有一些其他文物。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的9件文稿，为国内外首次发现，内容又主要是1923—1924年间，孙中山重建和领导广东革命政府时，为击溃陈炯明叛军对广州的进攻、平定商团叛乱，以及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对范石生及其所部的具体指示。众所周知，1923—1924年是孙中山毕生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孙中山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发现的孙中山等人的文物资料，恰恰对这一时期已知的历史资料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补充和完善。这次对孙中山等人文稿的发现，立即在社会上、海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报》《团结报》《四川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四川政协报》以及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全国二十多家新闻媒介对此事进行了宣传和报道。在发现这批资料之后的两年里，我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文，承蒙《近代史研究》《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四川文物》《天府新论》《四川师大学报》等多家杂志刊载。在此基础上，我将这些研究成果组合起来，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最后完成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这本著作。隗瀛涛教授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了这次发掘和研究的意义。他说：新发现的孙中山等人的资料和李殿元同志对这批资料的初步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以下的重要学术成果：1．加强了关于孙中山晚年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仍在坚持不懈的奋斗，其斗争十分艰巨的论点；2．进一步地论证了孙中山晚年产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及其具体实践，对香港、台湾及国外某些学者力图否定孙中山有“联共”思想及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更为有力的澄清；3．为目前收集孙中山文稿最为齐备的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补充了6件未辑录的文章 稿，又对《孙中山全集》中已辑录的3件文稿提供了全文或正文，还从胡汉民信函中发现了一段孙中山的“谕示”。以上10件孙中山文稿已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续编》所收录；4．对《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载孙中山1924年8月29日的三封信函的顺序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5．对“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和胡汉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利于更进一步地纠正史学界过去全盘否定的观点。《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使新发现的这批孙中山文稿的史学价值更加引人注目。该书所提出的诸多学术见解，也得到了一些孙中山研究专家的肯定。06
这几年，出版社的朋友在对外介绍我时，总是说是我“发明”了用解秘的方式来叙述历史。这确实夸大了我的作用。客观说，在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是用了相当的精力来进行学术研究大众化、普及化的工作；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在1994年约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学术研究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就为《四川日报》的“巴蜀之谜”栏目、《四川文化报》的“巴蜀文化之谜”栏目和《四川青年报》的“诸葛亮之谜”栏目撰写了相当多的稿子。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用几句精彩的提示引出文章的核心内容，再层层解谜的撰文方式，很受读者欢迎，可谓雅俗共赏。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不仅可以写文章，也一定可以写书。1991年，我出版了进行学术研究大众化初步尝试的著作《诸葛亮之谜一百题》。诸葛亮是一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人物。在一般群众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一位“神机妙算”“百战百胜”的人物。这是诸葛亮的文学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元以后的民间评话艺人演说三国，特别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着意渲染所起的作用。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历史文化，就不能不研究诸葛亮。但是，对于诸葛亮的研究：一方面是史学研究者固执地围绕着诸葛亮的历史真实问题而刻苦地进行着研究和评价，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所了解和谈论的诸葛亮却是他的非历史真实的文学性形象；一方面是关于诸葛亮研究的正统的属于“阳春白雪”的学术著作深感缺乏读者而出版困难，另一方面是广大喜闻乐见诸葛亮的所谓“下里巴人”的读者却深感没有适合他们的读物。《诸葛亮之谜一百题》这本书针对诸葛亮研究中的这种状况，独辟蹊径，努力进行着新的探索。本书对有关诸葛亮的大量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历史记载并参考众多研究文章，尤其是作者本人多年对诸葛亮研究的大量学术成果，对有关诸葛亮历史传闻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指出这些传闻的渊源及可能的依据，进行客观的评判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新颖的写法，再加之文字通俗，使该书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它不仅可以作为有志于从事诸葛亮研究者的研究参考，更可以成为广大读者的普及性读物，给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邀请热心于学术研究并颇有建树的李绍先同学与我合作，按学术研究大众化的思路，共同完成了《三国演义中的悬案》。没有想到这本书的面世竟然引起了一股不小的轰动。我建议出版社趁热打铁，撰写出版了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悬案系列丛书”。出版社在这套丛书的“编者按”中说：以往出版的关于古典小说的著述存在着一个缺陷，就是学术化、专业化的色彩较浓，只能在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中流传，而很难吸引广大群众的兴趣。直至1993年，我社出版了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悬案》，读者反映不错。我们遂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于是便产生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悬案系列》。这套“ 系列”，一方面把几部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中存在着的大量悬案和谜提交到读者面前，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一方面则作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解答……“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悬案系列丛书”是相当成功的策划，图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这套书对图书市场的占据至今不衰，出版社多次再版。更重要的是，此后仿照或是参考这种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思路的著作层出不穷，拉近了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大众读者的距离，进一步弘扬了民族优秀文化。按照学术成果通俗化、大众化的思路，我先后组织、编撰和出版了包括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的“中国名人悬案系列丛书”，包括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的“诸子百家智慧宝库丛书”，包括《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论语》《孟子》的“四书五经文化风云丛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的“中国古代文学拾珠丛书”，包括秦、汉、唐、宋、明、清的“中国宫廷疑案丛书”以及《十大才女之谜》、《四大美女文化揭秘》等书稿。由于当今社会生存压力大，多数人工作之余倾向于轻松娱乐的精神消费以缓解情绪，这种不大花时间精力又生动的历史品读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所以，这些图书出版后，社会效益是相当不错的；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的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将学术成果通俗化、大众化的前提是深厚、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大致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历史、巴蜀文化与四川地方史、诸葛亮与三国历史和文化、孔子与诸子百家、秦始皇与秦汉历史等领域展开，我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许多学术观点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仅发表在核心期刊和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所转载的就有二十多篇。我参与组织和撰写的学术著作也不少，有的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如：《三星堆文化》，这是第一部以三星堆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和揭示三星堆文明以及古蜀文明的历史面貌与文化内涵，并正式提出“三星堆学”的理论构建；该书于1994年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巴蜀文化与西部四川开发》《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的开发》《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圣人哲学——孔子的智慧》等著作，均获得了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07
我到重师读书和开始做学问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越来越明白，人生，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林语堂在《论读书》中说过：“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来云人。”我在读书中找到了快乐，更在撰写论文时觉得乐趣无穷。这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回首往昔，是重师让我体会到读书和做学问才是人生之乐的。在读书和做学问的过程中，一来是我的心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柔软，自己就是想找快乐。二来是觉得人生太多无奈，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和把握。只有在做学问的时候，才会忘了所有烦恼，就会非常地投入，去享受那种宁静和快乐。人生很短，许多事情和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看得多了，就会觉得实在值不得去呕心沥血、巧取豪夺。韩愈说：“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只有学问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才不会消失，会流传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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