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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丨王廷华:不负青山,换回苍穹,再苦再难终有她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廷华,1954年生,山西省保德县人,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忻州地区行署办公室任干事,1986年9月调到忻州地区人大工作联络组,历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1撤地设市后被任命为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2014年9月退休。


原题

艰难曲折大学路
相濡以沫夫妻情




作者:王廷华



一、艰难曲折大学路

我是1954年生人,1960年,我七虚岁时,父母便把我送进村里的小学,到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便参加了初中升学考试,成绩也达线并被录取了。但等到秋天开学时,我却没能进入初中,为什么呢?原来那时上初中,需要把户口和粮食关系办到学校,而我们村里不给办理,阻断了我的升学之路。

我的老家在保德县南河沟乡白家沟村,1966年恰逢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由于多年担任村干部,村里人造他的反,我也跟着受到了牵连。因此,1966年秋天我无学可上,停学在家。为此我父亲很生气,于是举家搬迁,1967年冬天,我们搬到了本县东庄墕公社化岭塔村。

次年,我也到了东庄墕完小六年级补学,1969年学校改成了七年制学校,我于是升入了七年制初中的六年级,加上在白家沟念的小学六年级,正好是三个六年级。

搬家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化岭塔村是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人居住在一条南北方向的斜坡上,住的几乎全是土窑洞,由于年长日久不堪重负,68-69两年,发生了两次山体滑坡,造成五户居民住的窑洞坍塌,二年间死亡八个人。特别是第二次,我家住的院里,黄土塌了半院,门都没法开,只能从窗户上进出。

这种情况之下,父亲赶快联系再搬家,恰好老家换了村干部,这样1969年冬天,我们又搬回了白家沟村,我又在白家沟七年制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1970年底,我七年制学校毕业,该上高中了,但那时已实行学校和村里推荐,村里一些人还想给我设置障碍,让我上不成高中,被我们七年制学校的校长顶了回去,校长在公社开的会议上说,王廷华同学是我们公社最好的学生,只要有一个上高中名额,就非他莫属,再有第二、第三个名额,才能考虑其他人。这不是校长偏袒我,而是我的学习成绩证明了一切,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师范,我一直名列前茅。

就这样,村里少数人的算计终于落了空,我顺利地进入南河沟高中。

在东庄墕上学期间,因离家十里,就住校读书,也就是现在的寄宿制学校。当时学校的厨师是一个老太太,生活用水得学生自己担,而且担水特别远,大概有一公里,我又正是长身体的时期,消化非常快。吃完饭担上一回水,便饿了,但又没有吃的,只能忍着。

在南河沟上高中期间,当时规定,高中学生每月33斤粮,也就是一天的口粮只有一斤一两,这点粮对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吃,常常晚上饿醒,家境好些的同学,从家里拿上炒面冲成糊充饥,家境差的没有补充,只能饿着。

两年后的1973年一月,我们高中毕业了,但那个时代,没有高考,要上学得靠推荐选拔,高中毕业的我就回村进行劳动锻炼。1974年春天,县里在各公社新设立水利员,同时公社也想找一个写材料的,我就被选到公社当了水利员,先暂停了学业。

但转机马上就到了。

1975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大中专学校招收新生工作又开始了,当时县里给公社分配了一个上大学名额,四个上中专的名额,上大学名额被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占了,我和其他3人占了上中专的指标。县教育局考虑到为县里培养一批好教师,就把我分配到五寨师范学校读书,于是1975年秋天,我来到了五寨师范学校上学。

那时的师范所学课程和我们高中的课程大同小异,因此我说是上了两遍高中。

上了五寨师范以后,生活虽然不受饿了,但又是另一种艰苦,那就是寒冷。五寨地处晋西北,冬天气温低,大多时间是零下20多度。晚自习到了九点左右,人们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穿上大头皮鞋,尽管全副武装,还是冻得人坐不住,教室里一片跺脚声。有的同学到了冬天,耳朵手背就有冻疮,流黄水,实在可怜。

但即便如此,那个年代的我们也没有放弃求知的欲望,因为生在黄土高原,不学习,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我们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出路只有学习!

两年以后,到了1977年夏,我师范毕业了,满以为读书的事,这辈子也就到此为止了,回县里当个中学教师,教好书,育好人也不错。但五寨师范让我留校,所以秋天开学时,我又回到了师范,当了语文教员,同时兼管广播室,负责每天放高音喇叭,引导师生做广播体操。

那年没有招收新生,地区教育局便利用赋闲的教学资源,在师范办了两个各县中小学教师培训班,我给语文班当班主任,为进修的老师们跑腿服务。但在就要放假时,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还有机会上大学,于是马上跑到学校教导处报名。

当时的教导处贾老师告诉我,按往年的规矩,师范毕业生要在工作二年后才能报名,今年得请示地区教育局。在焦急地等待两天后,贾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国家今年恢复高考,广开才路,我们可以报名!这样我如愿完成了高考报名,进入紧张的复习备考阶段。


一个月以后高考正式进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的考场安排在五寨县中学,两天时间,四门课程,非常紧张。

考完后就放假了,我便先回老家过春节,过了元宵节后,回到学校,不久后就收到了高考达线的消息,于是马上进行填报志愿,体检等工作。最后我成功被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8年3月18日我从五塞坐火车到太原报到,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二、相濡以沫夫妻情

我妻名叫杨改玲,是和我老家相距仅十华里的一个村子,寨墕村人,与我同龄。我们相识于1974年,那时我在白家沟公社当水利员,虚岁21,那年秋天,我们公社有一个村子群众反映村干部有经济问题,所以公社组织部分干部去该村查账,调查事情是否属实。

一天午饭后去该村碰见一个在其它公社工作的干部,是我父辈的友人,他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便给我介绍了杨改玲。

事后回家,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父母正在为我的婚事着急,同年腊月,便让我跟随父亲到她们村相亲,我拖了两天,到腊月二十五,才和父亲去了她们村,与她见面。当时不置可否,等她和她父亲来我家看了一回之后,已经马上过年了,七五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三,我父亲又去她们家走了一回,把亲事订了下来。从此,两个人开始相互了解、熟悉。

1975年秋天,我上了五寨师范学校,她就在家等待。1977年秋天,我从五寨师范学校毕业,留校工作,双方家长都想在这年冬天或是来年春天把婚结了,这才名正言顺,也算花好月圆。但谁也想不到,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因此要高考结果出来后才能决定结婚的问题。

1978年,我上了山西大学,她继续等待。此时,社会上风言风语,说我上了大学,一定会变心,要放弃她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工作的对象。放假回家,她就想方设法试探我的态度,想得到一个正面的回答。我告诉她“你不负我,我便不会负你”。

她设法提高自己,先是在我的两个高中同学门下上了一年的社办高中,后又参加县里在她们村开展的学大寨水利工程,当了一名农民工,为工作的事奔波。因表现积极,两年后被安排当了一名合同工,先在县农机厂,后调到县粮食加工厂当了工人。

还是有一些多事的人凭空猜测,说我们的婚姻要黄了。当时因上学或发达后抛弃原来对象或配偶的事情太多了,人们认定我也要做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尽管我对陈世美的所作所为素来十分鄙视,非常反对,但口头上依然说“你不负我,我便不会负你”,以便对婚姻有所掌控。

1980年春节前,我们领了结婚证。当年,大女儿出生。以后看着孩子明亮的大眼睛和灵巧的嘴巴,活泼的身影,我便一门心思只有爱她们母女二人,照顾这个家。

1982年春,我山西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忻州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此时此刻,双方家长和我妻都想尽快举办婚礼,当家里和我商量此事的时候,我说办婚礼,不邀请亲朋好友参加没意思,可请吧,你家孩子都三岁了,还请人,别人会说你纯粹是为收钱,我看还是不办的好。其实之后这种事比比皆是,我却迂腐到那种程度。因此 ,我们夫妻二人没办婚礼,就这样把日子过了下去。


1983年冬天,单位给解决了我妻子户口的农转非问题,第二年我妻便来到忻州,结束了我们两地分居的生活。同年底,单位给我们分配了一套使用面积30多平米的小宿舍,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正经的家。

1986年9月,我的工作调到了新成立的地区人大工作联络组。日子到了1988年秋天,我的高血压病第一次发作,到地区医院一量,高压180,低压110,从那以后,我开始天天服用降压药,但那时的降压药效果并不好,且不稳定,更要命的是给我治疗的大夫告诉我一个错误的理念。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血压只要保持在150--100的水平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说法,这个数值只是高血压发病与否的一个临界值,且极不稳定,所以每年的春夏之交,我们都提心吊胆,临渊履冰。

就这样,到了1994年,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年4月,我突发脑血栓,在地区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以后,回家休养。这样本就因我的病情提心吊胆的我妻,心情更加紧张,成天关注着我的病情变化。


1995年,忻州地委、行署决定为干部职工集资盖宿舍,当时要求的集资款是一户3万元,可以得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可我家只能凑一万元。为此,我回保德,找亲友和高中同学借了2万元,这才交齐那3万元集资款。之后,我妻一连四、五天睡不着觉,最后决定自己加工卖粉皮。

粉皮是一种晋北地区的小吃,以土豆淀粉为原料加工而成,配以适当汤料卖给食客。我家的粉皮不是在街上摆摊售卖,而是往饭店送,由饭店卖给食客。

由于我妻粉皮做得好,生意一直很好,就这样每年春、夏、秋三季,我妻都做着这个小生意,特别是到了旺季,每天凌晨三点便起床加工,做好后放家里,再去上班,等到把计件的活干完后,再把粉皮送到饭店。同时还要做好家里的一日三餐,照顾好我和两个孩子。

就这样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一个女人把本应该由男人做的事情扛起来,一边照顾生病的我,一边忙于生计。就这样,一干就干了九年,新房住上了,欠款还清了,两个女儿也大学毕业了,艰难的日子在我妻的一张张粉皮里终于过去了。这九年的劳累,使她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落下了腰椎尖盘突出的毛病,腰和腿不舒服,不能干重活,而做粉皮是个辛苦活,所以只好做罢。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的身体有所好转,工资也涨起来了,再不是当年的穷酸样子,退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养老金也多了,我妻终于可以安心地在家享福了。

这就是我和我妻47年的生活,可谓历尽艰辛,苦尽甘来,回顾这47年的生活,不由人感慨良多。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说我娶了一个好老婆,许多人当着我的面夸奖,赞扬,纷纷竖起大拇指,我本人也赞同大家的评价。

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娶了一个好女人,感谢她这么多年来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对我病体的照顾。这样的女人只有两个字配得上她,那就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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