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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 邵伯栋：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日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邵伯栋，1969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四连。1971年入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1974年毕业留校教公共英语，任教学秘书和教研室副主任。1989年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教育官员。2001年后在阿富汗、东耶路撒冷任教育主管。获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荷兰马斯特里赫大学、世界银行研究院等所修学业证书。
原题
回忆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日子
回首往事思绪纷飞感慨万千，转瞬间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已走过40年的旅程。那一次次，一幕幕，一场场落实执行项目的活动和参与项目活动筹划运作的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基层贫困山区教学点的代课老师到国家层面的教育行政官员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朝花夕拾回望过去以往的合作让人浮想联翩，心绪难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家教委（现今的教育部）的相关业务司局和处室的教育合作方案涵盖了师范教育，教材和教程改革，教具开发与使用，远程教育，学前教育和加强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以及为改革开放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破例资助的《为流动人口提供教育机会》和《小幼衔接》研究等具体项目。合作覆盖了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新疆喀什，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瑞丽畹町的地域范围。
从90年代的中期，项目方案逐渐把教育服务的重点区域和人口转移集中到陕甘宁青新云贵和西藏省区。为国家后来的实践摸索到一些具体做法，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与40年前合作项目启动时相比，教育领域发生了沧桑巨变。项目实施过程所产生的创新思维和崭新的做法，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造福给相当数量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促进了当地社区的进步。亚太其他地区也从中获得启迪，有的直接借鉴和采纳了同样的做法。这是对世界基础教育的贡献。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生前反复讲：“既然中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们不行? ”
从1989年加入到2001年离开儿童基金会国际职员队伍，前后大约有14年的光景。期间我与项目执行人员，校长老师一起深入穷乡僻壤，步行沟壑壕堑，涉足侗乡苗寨和帐篷窑洞，结识和体验老师和同学们的困难，深深领教了他们接受挑战和克服困难的智慧与决心。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碧波草海，椰林竹寨深处的蜿蜒崎岖和大漠胡烟直的旷野呼唤，特别是久居其中的孩子和抚养帮助他们成长的园丁和责任人帮我答疑解惑，理解和认知教育的深层内涵。正是那段职业经历中的累积，尤其是在那过程中因执行项目而朝夕共事的同事们的每每身先士卒，成就了我如下的点滴回忆。
结束试用期不久，教育主管也就是国际官员的位置出现了空窗期。1990年的6月份为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是教委的直属单位执行的课程改革与教材印刷项目提供彩色胶印机的设备费用就要到期。之前，是否应该给新疆的印刷中心提供两台德国海德堡四色胶印机进行了必要的论证与实地走访。由于我到岗时间短，对整个过程不了解。若不提供更能说服总部的理由，胶印机的提供将成泡影，方案资金退回总部并不再返还。
可能直到今天有些当年参与项目制定和执行的人员并不完全清楚儿基会与中国的合作方案的制定全是前执行主任詹姆斯 格兰特的个人意愿。因此中国办事处前两个周期方案的资金不是儿基会全球援助方案资金而是由执行主任资金中支出的。也就是说主任基金的使用与全球援助方案基金的方法不同。
格兰特的父亲是个美国传道士并于很多年前从海上经宁波到达中国。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家族就与中国产生了渊缘，直到格兰特的儿子，每代人中必有一个人出生在中国。格兰特本人就是由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在协和医院接生来到世间的。出于特殊情感，格兰特作为儿基会执行主任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至少要到中国访问一至两次。记得90年代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把他出生后使用的婴儿床作为礼物送给了格兰特本人。因工作安排我给他本人做过几次翻译。他性格豪爽，待人大度热情。因常年奔波于国际儿童事务，自己能记住的汉语已经不多了，但每每开口讲汉语的时候总带有浓重的北京儿话音。每次造访北京几乎都要下榻于北京饭店。我想可能是他要努力找回自己幼年时在北京这个古城逗留居住的记忆。
讲述上面这个小插曲就是想强调格兰特本人注重情感，也多少是中国方案资金出处不同形成的原因，一旦在规定的时限内使用不完就没有再次得到的机会。而当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下属印刷中心购置胶印机的资金费用就属于这类情况。两台海德堡四色胶印机的价格约110万美元，在那个年代，没有充分的需求解释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办事处代表不可能签署同意提供。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是人教社办公室主任李成志老先生再次提供了全套完整的项目需求论证和当地政府做出的相应承诺。每年秋季开学，新疆自治区教育部门要同时为入校学习的孩子提供至少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课书。教科书能否按时提供是直接涉及到教育机会均等的大问题。李成志和他的项目工作人员与我密切合作，紧锣密鼓的工作了近三个星期，回答了各个层面的质询并修改完善了论证说明，最终由我向儿基会的代表签署了两台胶印机的设备订单并最终如期运抵交给新疆。那也是我整个儿基会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大额订单，印象非常深刻。
我很尊敬李成志老先生并有种相识恨晚的感觉。他办事严谨，精心细致而且非常讲究时效从不耽搁。他真实热情，工作之余的闲聊中总会带出各种幽默令人开心欢笑不止。那是九十年代的某个年份（不乐意记住它），我们一同到项目资助的湖北分中心布置检查工作进展， 周四一同乘火车回到了北京。回京的路上兴致很高，坐在火车上我们一起说东道西聊的很尽兴欢并约定好下一周要找个时间把中心的项目活动再具体落实一下。孰能想到周一刚到班上就接到了人教社办公室电话，告知说可以直接到八宝山送老李最后一程。因心梗发作，老李躺下一觉未醒就告别了人生，甚至都没来及与我或我们道一声‘’ 再见‘’！他一辈子修行的很好，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1990年9月，在《儿童权利公约》刚刚生效之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儿童问题的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宣言》和《行动计划》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儿童权利所做的政治承诺和具体方案。文件确定了到2000年各个会员国要达到七项具体目标。
为落实《宣言》和《行动计划》，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 格兰特特意造访中国，并于1991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鹏。我有幸参加并目睹了总理在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全过程。
儿童权利公约的特殊性该多说几句。它的制定和颁布表明，儿童权利不再只是被视作一个选项、一种对儿童的恩惠或善举或是表达慈善的一种方式。实现儿童权利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该公约是历史上获得最广泛批准的人权条约。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196个国家得到实施和认可。该公约为实现儿童权利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伦理和法律框架，同时也是确保实现和监测进程的首个正式承诺。
为了监督和评审执行情况，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由经选举产生的独立专家组成，要求各国政府每五年提交一次状况报告。委员会审查并提出建议，必要时呼吁提供技术协助。更直白地说，各签署国必须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从一开始，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家教委也就是教育部的教育合作方案中，中等师范教育特别是合格师资的培养就占据主要位置。在那百废待兴万马齐喑的特殊年代，如何为教育的工作母机培养合格人才以求蓄势待发砥砺前行是合作方案中重中之重的任务。实践过程和经过时间验证产生的结果证明当初的决策和选项是正确的。项目方案的执行和落实为后来国家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培养储备了一定的中坚力量。方案实施和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创新理念和做法，特别是如何为老少边山穷和弱势群体提供接受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水平开出了先河。合作方案取得的经验和做法不仅在国内得以交流和推广，还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合作的平台引荐和宣传到其它儿基会会员国家的教育合作项目中，使得儿基会与中国教育的合作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等师范教育合作方案的一部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予以资助支持教育部(当时为国家教委)于1982年创办了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校。它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教育部创建的第一所特殊师范教育学校。该校的校徽中间圆圈两边交叉的橄榄枝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标志元素之一，寓意和平，表明学校是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对特殊师范教育提供资助对于合作双方都是崭新的领域。国家教委师范司的包同增处长事必躬亲曾多次陪同儿基会聘请的国际特教专家和学者访问和研讨如何办理好这所特殊教育的示范校。大家一起商讨制定校舍建设，课程设置和相关教学设备的配备。康复设备的提供没有太多困难，但盲文打字机的型号和数量真的难为了儿基会的教育和设备官员。一方面是型号难以确定，另一方面盲文打字机在当时的价位确实不低。克服困难后，学校终于开始了招生和教学课程。伴随着教育改革前进的步履，据听说当年创建的特殊师范教育学校已经升格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如今成就的取得再次证明当年项目设计的前瞻性是正确的。儿基会也该感到荣幸因为在中国教育发展与进步中有机会作了铺路石子和奠基石。
第一次到西藏自治区落实项目执行进展是在1989年的九月份。同行的有国家教委民族教育司的莫保文处长，儿基会国际教育官员科文博士（Wyn Courtney）和她的丈夫科高浩博士(Gerhard Kutch )。考虑到用藏语言沟通可能会出现贻误，此行还特别邀请了当时北京民族学院的年轻教师诺布旺丹先生，他主要负责藏语言的沟通。汉语和英语的交流与沟通是我份内的工作。
当时西藏出面接待我们的是自治区教育科技委员会的副主任西珠朗杰和他属管的中小学教育处的副处长吴英杰。吴当时还身兼接受援助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西珠朗杰不善言辞但处事沉稳，行为举止非常有绅士风度，谈吐中表露出一种睿智。吴副处长浑身充满朝气，行为决策果断且充满自信。从后来的不间断的接触共事，也就是项目的具体落实执行中得知他是随父亲进藏工作的第二代人，也难怪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工作环境的熟悉以及运筹帷幄的能力该是他长期在藏工作积累的结果。他工作能力强，进步快，如今已做到封疆大吏的官职。我为他默默高兴。
为摸索为游牧人的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方法，合作项目在藏北的纳木错湖边实验建立了几所游牧小学，也叫做帐篷学校。学校开办不久就遇到了教师交通出行的难题。广袤的藏北草原人烟稀少，人材奇缺，一名老师要担负几个帐篷的巡回教学工作。解决交通工具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有人提议给教课老师配备摩托车，但很快提议就被否定了，因为茫茫大草原几乎找不到加油站。即使有加油站，油费本身又增加了项目经费的负担。最终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为巡回教课老师提供马匹，饲料由当地社区自行解决。
项目讨论的结果和建议带回了北京，在与儿基会负责采购的设备人员讨论时发现此种设备要求是独一无二的先例。经过几轮多方面讨论协商最终决定在规定的价格范畴内，由项目执行人员依据双方同意的采购程序和方法实施自行采购。由于高原缺氧，马匹进入西藏也有个逐渐适应高纬度的过程，也就是运输要分几个时间段完成，为此项目还为马匹购置了额外保险。伴随着西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为项目服务也就是帮助牧民子女同样享有接受教育机会的马匹可能早已不在了，甚至到今天有个别人仍然认为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谭式的美好，但从认知到实施的过程甚至包括最终结果说明项目合作的探索和努力对于在广阔的牧区如何让牧民的后代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个良好的启迪和冲破原有框架的尝试。
与内地不同，儿基会的基础教育项目在西藏拉萨是在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里面开展进行的。在1991年再次进藏与拉萨中学的老师落实项目执行的时候，我还遇到了孔繁森先生。他当时的身份是拉萨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原本说好因行程时间紧尽可能减少礼节性的应酬和会见，可开会讨论项目进展的时候，孔繁森还是急匆匆地出现在现场。他还向我抱歉说因工作原因他迟到了。
孔繁森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顶藏人习惯穿戴的宽边黑色礼帽。他满脸的高原红，标志着长期奔走基层和深入一线的“收获”(后来得知我们见面时是他1988年第二次从山东进藏工作的) 。他有着一副厚实的肩膀，像在暗示着他能够接受挑战并完成任务的担当。简单的交流之后我发现他虽话语不多，但句句实在沉稳，谦逊中表现出要做好工作的坚定。他说由于地域文化包括语言的差异会对项目的理解执行造成迟缓，但他们会认真努力将项目布置的任务完成好，也希望我们给以理解和继续支援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合作，并尽可能多地留下宝贵建议。孰能承想那次见面竟是我们的诀别。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完成公差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以身殉职，时年50岁。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孔繁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课堂教学活动的三要素教师、教材和教具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从一开始，与儿基会教育合作方案就从关键环节入手，与国家教委的教学仪器研究所暨北京教具中心在教具开发方面展开密切合作。教具的研发使用和为教学服务是一个综合和复杂的流程。考虑到项目要服务的目标群体大多分散在较为贫困和交通不发达的地区，除强调就地取材开展自制教具的研发和制作外，项目还结合教学大纲设计和制作了满足基本教学需求且携带轻便的算术和自然知识教具箱。刘济昌和孙振奇为编写自制教具培训教材，亲自授课培训教具，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努力。孙振奇几乎为教具开发和其他教育项目的执行落实无私贡献了他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精力。他们召集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极富经验的校长老师进行反复细致的研讨和推敲，合理精简教具箱内的教学用具和标本直到最终成型批量生产。教具箱的提供不仅使得地处老少边穷的孩子和老师受益，而且儿基会其它国别方案的教育方案也受益匪浅。算术和自然教具箱已被纳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设备采购目录。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负责向有需求的国家出口。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儿基会设备部在2008年还特别邀请我从耶路撒冷（我已任职儿基会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到哥本哈根介绍了在与中国合作开发教具箱的背景情况和过程，同时对来自十几个执行儿基会教育合作项目特别是处于战乱国家的教育主管进行了培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教育部开展合作的果实也分享给了其他国家，也就是合作成果满足了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合作需求。至少可以说，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与发展做出了点滴贡献。
合作成果得到儿基会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不是一件易事。当晚回到驻地，我请其它国家参与培训的同事喝了一小杯，内心里我为曾经一起工作的国内同事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而感到骄傲！
记得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访问美国给华府的教育同行介绍他的工作范畴的时候，他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他分管的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与当时美国人口的总量基本相同，也就意味着当中国学校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每一个美国公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同时走进课堂。
面对如此庞大的教育群体和艰巨的教学任务及有质量的服务，教育部与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方案从始至终要考虑如何把有限的援助集中于最能产生效果的领域以帮助完善教育体系。与其它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体系相比较，中国的远程教育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色。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仅开设远程教育电视频道，而中国设有独特的教育电视台并提供全时段的节目播出。当时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信号可以覆盖到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些地域。东亚和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可以免费接收到播出的教育节目。虽有语言障碍，但他们非常喜欢收看职业技术培训节目，对于农业技术方面的种植养殖技术的方法更是情有独钟。
除提供急需和必要的电教设备外，项目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编排制作培训师资节目。聘请有专业特长国家级评选认可的优秀教师进行示范教学，经录制编辑修改后把成型的磁带发放给处于地理位置偏僻的难于接触电教设备的老师和学生们。双语教学和复式教学的培训节目受到了儿基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办事处教育顾问的高度评价和认可。特别是复式教学中演示的按方向、分学科和年级交叉的学生座次排位内容播放给周边国家从事教育的同行后，他们深受启发并表示要把这些启发结合落实到自身的项目活动中去。
远程教育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已有历史，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与儿基会教育合作的方案中就把远程教育设计在内，这在儿基会全球教育合作方案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坦白地说当时意向的提出由于资金和理念差距是不被儿基会接受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意向和设计是可行的。知己知彼，在国际合作中发挥自己的长处做到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到底不要轻易放弃是很重要的一条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与儿基会的合作方案进行了必要调整。通过与国家教委开展的正规教育和中国科协青少部合作的非正规教育方案，把合作服务的重点人群集中于当时由国务院制定的全国300个老少边山穷的贫困县境内。通过校长师资培训，改进课程设置，提供教学教具设备，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和提高双语和复式教学等具体措施帮助提高当地的教学质量。同时为了开阔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校长和老师的视野增长知识，项目利用暑假时间分批将骨干校长和老师邀请到北京参加培训和实地参观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为缩小城乡和地域差别，为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服务项目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国家后来展开的大规模脱贫扶贫当好一回“排头兵”。
这期间，伙同项目执行人员我有机会走访了100多个贫困县的不计其数的教学点和小学校，深有体会和了解认知了普及义务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阻碍和瓶颈难题。令我更加难忘的是与基教司长陈德珍（后来的国家副总督学）结识和实地走访。陈司长有棱角分明的个性，在司长的位置上还能保持如此分明的个性给我以深刻印象。他刚直不阿且非常务实。由于他有常年地方执政经验从对于全国的基础教育形势有明确的研判。谈话中，他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各省区的教育基本状况和不足之处，儿基会的外国同行听后无不对他自己业务范围的了解和执政决策能力感到由衷的钦佩。在与他的工作接触中，他的言行对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小，对我参与执行项目工作支助更是甚大。很遗憾因身体健康原因，他好像没到退休年纪就过世了。如今的回忆，也是我对老司长的一种缅怀！
当年国家教委与儿基会教育方案的沟通和协调任务几乎全部由教委国际合作司的多边处负责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合作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日常各项目的交流沟通要做口头翻译外，项目每年至少两次的年中和年终总结报告的文字翻译要由他们完成。儿基会总部和地区办事处来华参观考察教育项目的时候，也要由他们负责安排和接待包括陪同前往各省区检查落实具体项目。同时按照儿基会的要求各分项目之间也就是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委内部处室和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主要由他们来完成以利合作取得最佳成果。这里我必须提及田小刚处长和他的同事们。儿基会的国际官员普遍认可他们团队出色的协调和沟通能力。特别是田小刚（后出任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有着大宏观纵览全局的视野和极其丰富的涉外工作经验。在项目单位与儿基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误解或偏差，田小刚总能以刚柔相济和非常委婉的外交语汇巧妙地将问题的实质任容传递给儿基会。他沉稳和犀利的风格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还赢得了对方的尊敬。
从特殊职岗位置与国家教委的同事合作工作十几个年头是我个人的荣幸。在整个过程中，更加了解国家和认知自己。项目方案的实施为国家基础教育发展所需要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如何为处于边远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机会和服务，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执行和完成合作方案的过程中从国家层面到基层社区培养造就了一批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儿基会与教育部的合作方案达到了最初设计的目的，即合作起到了种子和催化剂的作用，它的持续发展能力正被时间和实践验证和显现出来。如今回忆起来，几乎所有参与执行项目的人员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也包括我自己没有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为了孩子大家都尽力了。正如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前所讲述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