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王丽媛：马耳他的斜杠中年，我是厨师/商人/老师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王丽媛，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从北京26中学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五连任战士、卫生员，1975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崇文汽车场、北京联运公司、北京丰台区专利新技术研究所、石田经贸总公司、交通银行东单支行等单位任职。1996年赴马耳他工作至2014年退休。

原题

生活在马耳他的蹉跎中年

作者 ：王丽媛

马耳他——一个欧洲地中海中心的袖珍岛国，有“地中海心脏”之称，虽然是世界上最小的五个国家之一，但是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能够直接去马耳他工作，虽然对我这样一个42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女人来说绝非易事，况且我当时在银行系统工作收入不菲，但是我实在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做通了所有家人的工作，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次探索一个全新人生的征程。尽管临行前做了各种对未卜前途的推测和准备，但在下飞机的一瞬间全部归零，因为这里复制不出一丝可以借鉴的国内因素，我如同土老帽一样走进了一座迷宫。

马耳他是一个著名的休闲度假胜地。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挤满了还处在严冬的欧洲来的游客，他们迫不及待地脱下冬装，尽情享受着地中海温暖的海风和明媚的阳光，悠闲地漫步在街头巷尾，闲坐在餐馆、酒吧、咖啡厅享受着地中海的美酒美食。或干脆沐浴在海滨明媚的阳光下，驱赶着整个冬天侵入身体内的寒湿。

整个旅游季节从3月底一直延续到11月底，熙熙攘攘的游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岛方可恢复宁静。然而对于刚刚到此打工的我来说，根本无暇顾及外面精彩的世界，只顾一头扎进厨房拼命适应着从国内白领到国外打工仔的身份转换。

马耳他有一条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能做马耳他人不能干的工作，对于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小国家来讲，如果没有这条规定，早就被殖民了。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因此我就像绝大多数的刚刚出国打工的中国人一样，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为了中餐馆的一名厨师。

其实我哪够得上厨师资格，充其量就是个厨助，不过这对在家不怎么做饭的我来说倒是个解脱。原来以为不就是做饭吗，早在兵团时代咱就在食堂做饭。但是烹饪再简单的西餐也不是蒸糜子米饭呀！

餐饮本身就是个辛苦的行业，由于受到雇工名额的限制，我们作为当地最大的一个中餐馆，只有三个厨师。这里没有国内的大厨、二厨、打杂、配菜之分，所有的工作全都是我们自己干。夏天的厨房温度高达40度左右，忙的时候，厨房里弥漫着蒸气、热气、油烟气，几乎看不见人。

除了每天的煎炒烹炸的烟熏火燎以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左右，越是逢年过节，我们就越得加班。而外国的节假日又特别多，有国际的，国家的，民族的，宗教的，传统的，不同政党的，还有母亲，父亲，儿童，学生，妇女，情人，甚至光棍节等等数不胜数。我的一位在飞机场工作的朋友算了算，她每年的休假达到153天。

马耳他人过节最大的兴趣莫过于来餐馆照顾我们的生意。有一次新年，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上班，其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干到夜里3点，在回家的路上，开着车差点就睡着了。其劳动强度之大，工作时间之长可想而知。我在厨房里辛苦地干了4年，不仅改变了我在国内指手划脚的工作习惯，也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价值观。

刚到马耳他的时候，由于不会英语口语，总是用傻笑掩饰自己的尴尬。有时候好容易组织起来一句话和人交谈，别人一回答，顿时将我的脑子掏成一穷二白，而有时候别人问我一句话，我恨不得把一团乱麻的脑细胞掏出来让人家自己挑。上大学时英语拔一拔二的我，在这里又变成了一个白丁。我总想着当厨师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好干活，一直也没认真的好好练英语。直到有一天，一个服务员让我痛下决心，开始奋发学习起来。

起因是我们中国厨师和外国服务员工作上交流的菜单，是用数字表达的，哪个数字代表哪个菜，服务员开的单子上都是数字，我们就做和数字相对应的菜。那天服务员由于忙就直接告诉我客人增加一份虾片，我当时也在忙，况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又进来对我催了一句：虾片，就又走了，我还是没听懂他说什么，而一忙我们俩就都忘了，可是客人怎么会忘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服务员气急败坏地进来，指着我责问为什么不准备虾片，我一脸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说菜单上没有虾片呀，他两眼冒火地冲我大喊：“我告诉你两遍了，你听没听见？虾片！虾片！虾片！”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愤怒的双眼，我当时的嗓子眼像塞进了一团棉球，应激反应的肾上腺素从后背一直窜到头顶，那种尴尬、委屈、耻辱一起涌上心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突然发现我笨得傻得就像是一个只知道拉磨，又聋又哑的驴子。国内的英语老师们，你们能否体会到，你们教的都是聋子、哑巴英语吗？

我知道那个服务员是被客人生气数落激怒的，他本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不能怪人家，只怪自己不争气。我发誓绝不能这样当一辈子的驴子。虾片点燃了我奋发学习英语的导火索，也成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英语单词。

为了尽快把放下了近20年的英语捡起来，不论每天多累，下班多晚，我准时6点钟起床学习英语，或是在屋子里背单词，或者去海边，商店，咖啡馆，大街上找人聊天，我把每个遇到的人都当作老师，连小孩子都是我的聊天对象。只要休息就去图书馆看书，或者让朋友带着去教堂听讲。为了练习听力，我买来小录音机把借来的磁带带在身上随时听，甚至连睡觉时都在放，目的是让声音通过潜意识进入大脑，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英语水平。

有时候刻骨铭心的刺激会激发人的荷尔蒙大爆炸，这次激发出来学习英语的激情是继我考大学以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习的拼搏，虽然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学习，后来我做了更多更大的事情，所用的英语水平远远不是一份菜单那么简单，但是那种奋发的意念，那种钻研的劲头，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玩命精神，却再也没有超越过“虾片效应”。

闯过了语言关，目光又投向新目标，我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子，一直不甘心被束缚在厨房里，从1997年起，根据国内吸引外资的形势，我作为一家意大利投资公司的中介，帮助他们向国内投资，为此我买了传真机随时与国内联系。并于1998年回国考察投资市场，我到各处搜集有关投资的政策资料和投资项目。与XX电台的办公室主任XXX合作，为外商投资提供帮助。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接收到国内的投资信息，所以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看资料。

当时我手里包括全国各地的投资项目资料达几十斤重。根据我提供的资料，经我推荐两名公司董事亲自来中国视察项目。正当我们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传来国内投资政策变化的消息。原来是由于国内的投资热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麻烦，政府及时的调整了引资方针，规定不论何种形式的外资引入，都不允许由任何一级政府、银行担保，投资的成败与否由投资，引资双方自负。

这条信息犹如一盆凉水浇灭了我们所有的希望，要知道投资最怕的就是风险，外商来投资就是看到了国家，政府，银行给担保这条政策的保险，失去了政府，银行的保险，他们绝不敢涉入中国投资市场这个深潭。尽管我们的投资项目被迫中止，不过我从大洋彼岸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一步步完善制度的同时，堵住了那些无利不贪的外国商人们的非法发财梦。

从2000年开始，我与上海一家贸易公司合作为马耳他进口中国商品。还记得在国内时读了一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小说讲的是女主人公在纽约的生活和工作，并如何在没有任何背景条件下，靠自力更生成功的故事。但是比起美国做贸易，我这里更加辛苦。

马耳他地小人少，市场小，美国做一单是一种产品要好几个集装箱，而我们这里是一个集装箱恨不能要200种产品，拉出一个单子需要跑很多个客户才能凑够一个集装箱。订单涵括了大到起吊机器设备，小到围巾拖鞋的各种商品，为此经我组织的集装箱真是非常形象地为马耳他展示了当时“中国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初级产品。

集装箱从中国到马耳他再到每个客户手里需要过很多关口，经营一次集装箱就像是一场大战一样，从船运公司办理口岸手续，到海关清关，到港口仓库验货，到货运公司租车出货，最后到借用的库房入库，再转送到每个客户手里，每样事情都只有我自己亲自办理。

有一次清关碰到一个非常敬业的海关官员，发现了我们的集装箱里有一箱CK牌子的T恤衫，由于我们提供不出美国CK公司及其代理商的证明，于是海关立刻通知CK在马耳他的总代理亲临验货，两个工作人员确认为赝品后，因为数量不多免于罚款，但是当时就发给我一把剪刀，和他们一起当面把整箱的T恤衫全部剪毁。同时海关还发现了我们的集装箱数量与单据不符，装箱单与报关资料不符，价格与产品不符，有些产品没有欧盟规定的CE证书等等问题，

鉴于问题太多，海关根本不让放行，可是如果货物不出关，每天就要交天文数字的仓库滞纳金。我好话、软话、道歉的话、保证的话，甚至求饶的话说了一集装箱，那位铁面无私的海关官员就像是看戏一样的看着我焦头烂额的着急，而代理我们集装箱的某集团公司听说我们的集装箱出了问题，派人来向海关说明他们只是货运代理，与集装箱货物没有关系。这简直就像是雪上加霜。我心急如焚不停的和上海公司通话询问情况，索要资料。

哎，中国人总是自认为聪明，总是想踩着政策的边缘蒙混过关，殊不知总爱捉弄人的小孩，喊“狼来啦”的小孩最终被狼吃掉了的悲剧，真真的在我这里上演了。那天的清关就像是一次灾难，我们的一个集装箱几百个箱子被一个个拆封清数，拆开箱子的产品散落了一地，很难完整装回去，一个集装箱折腾了整整一天还没完事，连帮助清关的其他官员和包租的货车、铲车司机都看不下去了，全部和那位海关主管吵起来了。

眼看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那位官员自己累了不说，也知道把我折腾够了才不了了之。等我把货全部送进库房，天都黑了，我一天还没来得及吃饭，身体，精神几近崩溃，然后赶快还要回到餐馆上班。（我白天做贸易，晚上做餐馆经理。）

集装箱进来的麻烦还在后面。由于货物有时候不能和预定的清单完全相符，我就必须拿着其它顶替的产品和客户协商兑换，货物的数量也不完全一致时就得去做解释，最麻烦的是质量问题，要不断的退换，赔偿等等。另外由于每次订单的数量如果不能填满一个集装箱，那么上海公司会用他们认为好的产品填充进来，凑成一个整集装箱，这样多出来的产品，我必须带着样品，一家家商店去推销。

后来公司发现这样卖出去的商品比订单的商品卖的效益还好，干脆就不要订单，直接进口集装箱，由我直接去卖了。我的工作从组织订单慢慢变成了销售。我的车上从来都是满满的一车产品，几乎跑遍了马耳他的大小商店。与其说我是一名业务员，不如说就是一个流动的库房管理员。

幸好马耳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否则我的车不知道会被盗窃多少次呢。就这样做了4年的集装箱进口贸易，随着马耳他进入了欧盟，整个欧共体国家互相没有海关，取消了关税，这样一来，所有的商店都可以自己去欧盟国家订货。马耳他的市场因此发生了变化，没有了批发商，我们的集装箱贸易也失去了发展空间。

在做集装箱贸易的同时，我接触了一些项目，开始只是一些与某某公司合作投标马耳他医院的医疗设备供应项目，投标某市政府的路灯，公路中心隔离护栏，街道和公园的公共座椅的更换等小项目。后来与上海某公司合作在马耳他建立高尔夫球场，以及购买马耳他所有的赌场等中型项目。之后还涉及了马耳他以外的如：与舟山渔场合作在突尼斯开辟渔场引进新鱼种，与卡扎菲的妹夫做向利比亚进口大米和糖，食用油，在利比亚做大规模的建筑项目等等。

由于中国的贸易公司那种商业视角，开发思维，遵守规则，契约精神，信誉程度还没有完全和世界接轨，我在马耳他做的种种努力，都由于国内公司的种种不负责任的理由付之东流。不仅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同时也伤害了国外客户的利益。

2004年，我得到马耳他公共汽车要全部更新的信息，我抓紧机会接近这个项目，经过我千方百计的努力，我和上海贸易公司合作与一家集团公司签署了一份向马耳他进口70辆公共汽车的合同。按照合同的要求，我开始了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拿到马耳他交通部汽车进口技术监管局的批件。我们首先约见了交通部长，得到了进口公共汽车项目的参与权。

那些日子，我没日没夜的准备翻译资料，及时的将国内传来的技术文件与汽车进口技术监管局的标准进行对比，讨论，协商，修改，再反馈给国内改进技术条件和工艺。由于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进口汽车监管局的主管局长Abela先生，在不断的共同配合中，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为了让我们的方案能够符合欧盟规定的技术标准，ABELA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最终拿到了马耳他交通部的进口公共汽车技术批文——万里长征我踏出了第一步。

接着就应该是国内厂家根据技术标准提供一辆样车，但是由于马耳他是英联邦国家，汽车是右置方向盘，只此一项与国内公共汽车的不同，公共汽车的整体构造就需要有很大的改动。与我们合作此项目中方的是常州长江公共汽车公司，是个当时就已经有50多年生产资格的老企业，国内有名的老大哥公共汽车制造企业。而当时也正是国内公共汽车更新的热潮年代，长江公司的国内订单络绎不绝，根本无暇顾及马耳他的样车。

就在我焦急万分的等待样车的时候，却看到了由厦门汽车公司提供的样车——金龙牌公共汽车。厦门金龙公司是国内公共汽车制造业里的小兄弟，他们没有实力挤占国内公共汽车现有的市场份额，于是公司就瞄准了国外市场，他们组织了所有的工程技术力量攻关，很快就将样车送到了马耳他。

当我从技术监管局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就去查看金龙公司的样车，我抽出一整天的时间，一直坐在车上，仔细体会着金龙车的感觉，同时和司机问询他们对金龙车的意见。实际上厦门公司的第一辆金龙车样车，有无数的弱点，底盘过长，内装饰粗糙，座位排列不合理，悬挂过软，喷漆材料不达标等等，监管局的朋友提醒我，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在金龙公司解决问题之前，尽快提供更完善的样车。

我迅速的将这些情况通报给国内厂家，希望他们能够抓紧时间并在制造样车时避免这些不足。我那时候真是体会到了，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的道理。长江公司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样车还是遥遥无期，却看到金龙公司的副总裁带着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一行工作组风风火火的赶到了马耳他。他们广泛征求司机的意见，与监管局技术人员一道商讨调整方案，并迅速的拿出了解决办法。

若干个月后，当长江公司还在通知我正在准备样车方案的时候，90辆金龙公共汽车，已经浩浩荡荡地排列在马耳他的停车场上了。

若不是欧盟规定，马耳他的公共汽车必须有欧盟成员国厂家的公共汽车，金龙将是马耳他公共汽车市场的霸主。如今的金龙公共汽车是沃尔沃等其它汽车公司均分马耳他公共汽车市场上最大的赢家。是中国第一个打入欧盟国家的公共汽车品牌。由于金龙牌公共汽车进入了马耳他就等于进入了欧盟国家，接着他们就利用金龙的价格优势进入了英国，在国内市场的弱势反而成就了他们的国外市场，但我却无缘参与。

两年以后，当我痛心疾首的向我的新合作公司——中国国机集团的中国农业和工程机械总公司总经理XXX谈起公共汽车项目的时候，她说：“我们公司是金龙公司的大股东公司，如果我们早认识两年，有你在马耳他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而且我们一定会一起进军欧洲的”。

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是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在公共汽车项目上，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尽管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却失去了人和，而人和是三要素中的重中之重。

当经济被裹挟在政治上的时候，经济就会无条件的给政治让路。2007年，我们做的马耳他发电厂置换低速燃油发电机组的项目，就被马耳他的政党大选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由于利比亚的泛美航空公司刧机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对利比亚实行了十几年的制裁，利比亚失去了与全世界的所有通道，只有马耳他是全世界唯一和利比亚通海航的国家，作为答谢，利比亚为马耳他提供低廉的石油产品的废料——重油，因此马耳他的发电机组长年烧重油发电。烧重油要求必须是低速运转的发电机，此类发电机在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可以生产，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投标此项目的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和马耳他公司合作，另外一个是德国的公司和马耳他公司合作一同竞标，我们的合作公司的竞标优势远远高于德国公司，当中国公司带着25公斤的竞标文件来到马耳他参加竞标的当口，马耳他开始政党大选，大选在坚决要入欧盟的国民党和坚决反对入欧盟的工党之间展开，大选在几天内落幕，国民党出乎意料之外的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当选。

由于欧盟表示如果马耳他入盟，欧盟将为马耳他的发展提供8.2亿欧元无息贷款，但是马耳他的项目一定要由欧盟成员国参加。因此国民党上台后，马上向支持该党竞选的欧盟示好。不顾高成本，高价格的代价将马耳他发电机组的改型项目拱手让给了德国公司，我们出局。无论一个人乃至一个集团公司的如何努力，无论我们的项目会给马耳他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一旦被裹挟在地缘政治中，就一定会在政治风暴中被摔的粉身碎骨。

2006年的春天，我和中国农业工程机械总公司（简称CAMC）的总经理以及马耳他集团公司（简称DEMAJO）的老总来到了沙漠里的城市利比亚的黎波里市，开始对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几个建筑项目进行考察，由于有DEMAJO在利比亚30多年投资的优势，我们很快就谈成了几个大项目的意向合作协议。其中有三条公路修建项目，经过一年多的项目跟进和各项方案的协商调整，三方（中国，马耳他，利比亚）正式坐到了谈判桌上，中方根据利比亚公司项目条款提出的标准，将公司的全部标底交给利比亚公司审核同意。

正在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利比亚公司提出由于该公司的一个紧急情况必须先去一趟青岛，三天后马上回来签合同。按理中方公司可以要求利比亚必须先签合同，想着按照国际惯例，当承建方已经亮出标底后，发包方必须承接承建方。考虑到利比亚公司有紧急情况需要处理，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想到三天后当中方公司将利比亚公司的老板从飞机场接回来，问及何时签合同的时候，利比亚公司竟然宣称与中方停止签约。

经过一番调查，原来是三棱重工的一个在利比亚的员工，得知此项目后，与利比亚老板狼狈为奸，完全不顾国际惯例和自己已经答应签约的许诺，无耻的在拿到中方公司的最后标底的机密文件之后毁约。并以中方公司的标底资料作为杀手锏胁迫其他的合作公司降低项目成本。两个在世界贸易范围内做着几千万以致几亿美金大项目的集团公司，踏踏实实地跟踪了一年半的项目，竟然失手在一个不负责任、投机钻营的小业务员与没有契约精神，没有信誉的老板的狼狈为奸的组合中。

经过此劫的中方公司总结出几点教训：

1，利比亚的生意人是世界公认的贸易伙伴中阿拉伯小人的典型代表，不应该对他们持有善意的期望。在与这样的公司进行贸易时，应该严格按照国际贸易惯例执行贸易合作中的游戏规则。

2，中方公司过于展示自己的国家级大型企业的绅士风格，没有按照国际贸易惯例执行游戏规则，让不遵守规则的人钻空子。

3，中国的不良生意人，没有商业道德底线，游走于国际贸易法律之间，以良心、国格、人格换利益，拆自己国人的台。

利比亚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奇葩的国家，在卡扎菲的年代，他的家族或是和他家族有关的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因此与利比亚做贸易无一不是和官僚以及隶属于他们的利益集团打交道，桌子下面的功夫和各种暗箱操作是绕不过去的必要渠道。一般的企业要想在利比亚获得项目，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应付这些，由于在世界制裁利比亚时，马耳他与利比亚有特殊的友好关系，因此中国CAMC与马耳他DEMAJO公司在利比亚项目的合作就避免了许多这方面的麻烦。

2008年，利比亚在结束了多年的经济制裁后，大规模发展石油开采的同时，强化了改善国民住房的政策，DEMAJO在利比亚石油公司的代理——前利比亚计划部部长打通了利比亚建设部部长与副部长的关系，使一个4亿多美元的住宅建筑项目顺利的进入了操作阶段，在利比亚建设部部长与副部长的共同推动下，两年半的项目跟进一直顺利进行，进入到签合同阶段。

当时利比亚的腐败已经变得泛滥成灾，卡扎菲觉得再不控制就不可收拾，于是在各个部委下面设一个监察委员会，就是让官员们不要过于肆无忌惮。尽管形同虚设，却在我们签合同时给我们制造了一个致命的节外生枝。由于DEMAJO和CAMC觉得建设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已经内定了的项目，项目中标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对于建设部监察委员会没有理睬，而监察委员会对此耿耿于怀，于是他们提出CAMC不是集团公司不能签合同，应该由CAMC的上级国机集团出委托证明。

其实监察部就想弄些坎为难一下CAMC以解心头之恨，没想到这一锥子正好扎在了中国国营大型企业的软肋上。中国国机集团是中国机械工业部的前身，是中国机械工业最权威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建设着无数的大型项目，对于利比亚的项目就是最普通的业务。但是由于中国的官场规则和官员的使命规则，国机集团完全不顾CAMC当时面临签合同的紧要关头，不能破格地考虑下面企业的特殊之需，一份委托书，就是加在自己身上的一份责任，甚至可以说是一份危险，有谁愿意用乌纱帽去换责任心，使命感呢？于是一定要按照集团的正规程序派一个由开发部，技术部和财经部组成的项目考察组前往利比亚考察，试想一个两年半的大型项目，怎么可能赶在签合同之前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性的意见，结果错过了签合同的时间。

一个成熟的大型项目，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葬送在中国的官场游戏里了。虽然都是同一个集团公司的企业，虽然都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得到利益的时候，倾巢欢庆，人人有份，而损失利益的时候呢？谁来买单？中国的特殊规则在与国际规则的冲突中必然败下阵来。真是不成功，便成仁，合同没有签，我的400万美金佣金也打了水漂。

商战令我疲惫不堪，目光再次投向新目标，当医生和教师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两个职业。想在国内实现我的理想绝对是痴人说梦。而在2012年，我以三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理由 ，在马耳他教育部的应聘时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个职位——中文老师。

我的竞争理由是：

1，由于我已经退出了工作舞台，因此我比正在上学的大学生，比正在工作的中国人，有更充裕的自由时间，可以完全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时间，或者根据学生的特殊情况调整教课时间。

2，我有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对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我不仅仅是可以教中文，更重要的是传播中国的文化，让学生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3，我是北京人，有比其它地区的中国老师说更标准的普通话的优势。

这次竞争我胜出。

我给学生讲授的内容，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有了认真学习的态度。看到他们从婴儿似的呀呀学语到怪声怪调的和我对话，从画画似的开始写字到一篇篇的小段文章，我真的觉得像看到自己的孩子进步一样的替他们高兴，感到这些是学生们给老师最好的回馈。

谁说激情对中年人是一种浪费，梦想对于中年人只是一个牌坊，弹指一挥22年，我把中年的岁月一寸一寸地铺在了这片土地上，那每一寸的前移都包含着我对人生梦想的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激情。当然梦想未必一定成真，激情也不必然转化为成果，所有的荣辱成败已经凝结成鸟瞰生活的一种恬淡的心态。

22年来的奋斗，揭去了我原来头脑里在国外工作的华丽的外衣，天上不会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掉下馅饼，国外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劳作，才有收获，虽然我没有任何成就的记录，却收获了充实的人生经历，磨练了坚韧的意志，修炼了人格的曲直。

在我奋斗的路上，祖国一直是我身后的坚实的中流砥柱，我更愿意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薄力。路不险岂知马之良，任不重安晓人之才。这是我对看着我跌跌撞撞一路走过来的儿子的勉励。我认为人生没有对错输赢，只要问心无愧的没有虚度年华，就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收获。

作者在中国访欧军舰上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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