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黃为忻：荷兰，我游走两个世界，空气都不一样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为忻，银行家及金融学者。上海财大硕士,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荷兰Erasmus 博士。1969年赴云南，后转安徽插队落户， 1975年进厂，1978年考大学。1986年负笈荷兰，攻读博士，1990年代初起在荷兰任职于荷兰银行，有金融专著数本在海外及国内出版。另有多篇文学散文、译文发表在各种文学杂志。

原题

银行岁月

我的非虚构人生

作者：黄为忻

人生只似风前絮，

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

都作连江点点萍 。

——王国维

1

在荷兰鹿特丹市中心，离中心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栋银行大楼，名字就叫做 “鹿特丹大厦”。

当年，在这市中心的大楼楼下，有一个面包店。面包店里时时漂来刚出炉的面包奶油香味，常常使走过的路人驻足停留。

时光流淌着。

经过这里的人由年轻变老, 而这座大楼还矗立在那里。岁月风雨无情任吹打, 却没有改变这座大楼多少。

我常常走过这座大楼。有时候会打量一下。多少年以前，这座大厦里发生的一次会面，使我的人生轨迹拐了个弯。我的职业生涯从教师进入到另一个平行却不同的轨道：我开始了我的银行生涯。

会面的初衷是为了申请银行资助，出版我的博士论文。

依然记得那一天，是荷兰典型的一个温暖初冬下午。阳光投射在行人的身上，懒洋洋的；照在背上，暖暖的。

尽管是初冬， 街边花店的花依然摆得琳琅满目，招揽顾客。街上响着慈善摇摇车的音乐，唱和着捐款罐里硬币嚓嚓的碰撞声。路旁，鸽子拍打着翅膀在追食。

一片多平和景象， 我想。

我当然是穿了西服去的，而且是当时最好的一套，尽管不是很合身。

在大楼接待访客的地方，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没多久， 一位金发碧眼的秘书下来， 在接待的地方迎我上楼。寒暄几句以后，就把我引入电梯。电梯里还留存丝丝淡淡的优雅香味，有点让人心旷神怡， 一定是上一拨乘电梯的人留下的香水余味。

我却在电梯的镜子里突然瞥见，右边袖子上的一粒扣子就要掉下来。我有些着急， 想象着如果见面时突然掉扣，会是何等的尴尬! 想来想去， 还是把外衣留在银行的衣帽间里才好。

记得女秘书见我把上衣挂在衣帽间里的那一刻有些诧异，微笑着要我确认。我决断地点点头。不过，本来平静的心情，却有些忐忑。借着在会客厅里翻看介绍银行小册子来整理心情。

门开了，Robert Speelman走了进来。 是他与我见面。 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是什么职位。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银行家那么西装革履，而他根本没有太多打量我穿的是什么。

我也放松下来，不再紧张，不就是博士论文的资助吗，博士论文毕竟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我想，论文只要完成，总会找到资金把论文出版。就算去餐馆刷碗洗盘子，也总会赚出来的。

我向Robert Speelman道出来意。

没有想到，他十分单刀直入，告诉我，几千美金的出版费用对银行来讲是区区小数，但银行不是谁的博士论文都会出钱的。他首先希望我为银行做些研究，还希望我在将出版的书上，写明银行的资助。

对于后者，写明论文赞助者本来就是应有之义。但为银行做一些研究，我当时就困惑起来：一介书生，能为经营真金白银的银行做什么研究呢？

他看出了我的困惑， 扫了一眼窗外来往的行人，把目光投向了我，踏入正题： “亚洲是一个怎样的市场，我们还了解不多。” 

据他后来告诉我， 虽然他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我的亚洲背景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当时含糊地应诺，心里庆幸自己这么顺利找到了博士论文的赞助。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很为我高兴，他说，不然的话他想向欧盟去申请，要一两年时间才会有消息，而且结果难测。

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坐在鹿特丹银行大楼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了。

2.

一些年以后，当我边在银行工作， 边在大学兼职，时而在银行开会，时而又去大学，在两边走动时， 我觉得银行和大学这两个世界的距离，简直是天上人间，连空气都不同：进银行办公室， 你听到不断的讲电话，有时是疾风暴雨，有时又是莺歌燕舞。 而大学里，许多时候是静悄悄的在计算机前，面壁为文。如果比之于心电图的曲线：一条是时高时低，另一条是理性的平均波峰。

这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且空气确实不同。 

与同事交谈

大学讲的是理论的来龙去脉，逻辑的滴水不漏，引述的出处，行文的严谨，思维的字斟句酌，或者说是咬文嚼字。银行因为是金银进出之处， 使用的语言是 “利润”， “市场拓展”，“竞争对手”“附加值”，或者是读书人羞于启齿的赤裸裸的“赚钱”!

其实，业界和学界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它们有时互相鄙视，有时却非常友善。不过， 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常常需要通道，或者说，“转型”。我当年在鹿特丹大楼与Robert Speelman 的见面，埋下了我“转型”的种子。当我博士答辩完成之后，他跟我有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

他问我，将来的理想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大学教书。 他还是象以往一样直截了当，问，当教授有多少收入？我告诉了他。

这次，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如果那是你的愿景，我会很乐意成全你。你到银行工作收入会远远高过这个水平。我是凡夫俗子，看到他的许诺，实在不能波澜不惊。 我参观过陶渊明的故居，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说说而已。

但Robert Speelman知道，从大学出来，一定会对银行的生活不习惯：“不着急，我会给你一年的时间转型，” 他友善地对我说。 

不过，临了， 他又好像有些言犹未尽，做个鬼脸， 添了一句提醒我： “我对大学教授常常心存敬意， 不过， 你知道银行是个挣钱的地方。”

我微笑。

他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如果不能为银行挣钱，银行可不会供着一位教授啊。

他当时没有把握我最终会变成怎么样。 我自己也是。 一个具体的“转型”计划展开了。我在银行各个部门逗留，了解银行各种业务和产品，就像一个大学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一样，只不过，看什么做什么有很大的自由度。

在这一年中，我的另一个任务是，为银行的亚洲业务的开发拟定计划。他给我的主题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在什么地方银行可以赚到真金白银。拟定这份研究报告，我其实是下了工夫的。我仔细倾听，广泛调查，认真思考，还一改文风。

一年以后，一份和博士论文风格迥异的咨询报告放在他的桌子上。从那以后，我的任务就变成每半月与他见面一次。一半执行计划，一半对计划进行调整。 我也从一个人的办公室里，搬到了有一些人一起办公的地方，为的是让我更多的接触银行实务。

我就这样终于融入了银行的主流。

银行聚会

3.

我在银行最初的所谓的“业务拓展”，其实是出巡海外，拜访银行议定各个在亚洲的交易伙伴。在各种场合，加深业界对银行的认知度。 在银行内部， 则是加深银行管理层对亚洲的认识和重视。

我常常出现在那些招待会上，像游牧民族一样，在会客厅里来回走动，西装革履，人潮如水。你仅仅只是一片浮萍，在招待会上跟其他的贵宾萍水相逢。你握着酒杯， 飘摇在推挤之间，担心会撞泼了人，或是被人撞泼，污了美衫。所以，你一只手紧握酒杯，另一只手在餐盘与友谊之手之间不断应变，有时候还要掏名片，这就需要第三只手了。

人影交错，时差恍惚的时候，你瞥见一片美丽的萍在远处浮现，正待拨开乱萍追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只友谊的手无端伸来，把你截下，于是互道久仰，交换名片，保证联络。再回头时，你要找的人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了。

而我耗费多年的博士学习，只是献身学术研究的入场券，与银行实务相距甚远。 相反，许多具体的业务操作，必须从零起步。

这时候，阅读书籍固然有时会给自己一个知识框架，但最有效的学习途径，却是和同业交流，向有经验的人求教。 理论从来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我在银行从业，是在九十年代初。 中国因为八九而与世界暂时分开，所以，银行的亚洲业务我是从日本，台湾和韩国银行起步的。

但九二年后，银行专注的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业务直线上升，因为中国进口了大量钢材， 铜， 铁矿砂等。而那时，西方对中国还了解甚少。 中国对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不多。于是，业务上产生了许多纠纷。

当年发生的，是中国的银行在支付承诺工具“信用证”下，到期付款的延误。这使我真正的忙碌起来，也让我真正的进入银行的角色。

4.

频频发生的中国的银行支付延误，或者延误再延误，使银行的神经紧张起来。

确实，许多发展中国家支付延误，常常是银行财务困难的预警。但我知道， 中国这个情况有点不同。无论如何，至少在那时，中国的银行破产，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我与各家中资银行分行联系，催讨付款时，了解到引起延误有各种原因。大多数是银行经验不足，对贸易客户控制不力，或者人民币换外汇产生波折，或者有大笔支付到期，外汇调度发生困难。

这些中资银行分行见我能说中文，有时候会很开心的说，“太好了， 你是发展中国家来的，你一定明白，我们银行不会破产，只是临时困难而已。”但是荷兰银行里的人一定觉得，中国的银行不会破产是天方夜谭。

不久，因为支付延误和纠纷的频频发生， 银行风险控制部门要求检讨对华业务，削减业务的数量。

银行决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策略的银行内部会议。 有行长，诸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及风险控制人员参加会议。

怎么向银行风险控制部门及管理层解释，成为我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记得那次会议是在银行董事会会议室里举行。 

我工作的银行历史悠久，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成立的。董事会会议室的房间古色古香，年头久远。至今还是受荷兰文物条例保护， 连装空调也有限制。房间墙上， 挂着银行创办人大幅油画肖像。

我望着银行创办人大幅油画肖像，心里想,肖像油画上的那些十七八世纪的贵族银行家一定在吃惊，怎么会在这里突然讨论起中国。 这有点像在白鹿原的祠堂里，讨论要出多少劳动力支持北美的南北战争。

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人。Robert Speelman把我介绍给会议参加者。

他的介绍很奇特， 象背书一样说，台湾是中国一个反叛的省份，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我，来自中国。

我事后问他，为什么这样介绍。 他跟我耳语说： 这些人可能搞不清台湾和中国，不定调怕引起误会。

与Robert 一起见合作银行来访人员

我开始讲关于中国的银行制度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不久以前，全中国还只有一个银行。 我当然也告诉他们付款延误的种种原因。

讨论是热烈的，这些银行家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银行故事显然闻所未闻。

房间里的古老的自鸣钟当当敲打六下，应该到神圣的下班时间了。

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也许是他认为问题事关重大，银行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一位资深银行经理，清了清喉咙，向我发问。

他一身斜条西装，胸前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插着一块白手帕，灰白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他，慢条斯理，一边把眼镜推到额头，一边用铅笔头轻轻击打桌面，一字一顿地问我：

“你-怎-么-有-把-握-让-他-们-付-款-呢？”

显然， 这是众人关注的关键， 因为房间里一下子鸦鹊无声，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从口袋里慢慢掏出一张小纸，上面记着许多电话号码。

“这张纸上记着许多电话号码，” 我指着那张小纸说， “看， 这是这些分行主管的电话，是他们家里的电话。 我可以打电话给到他们家里催他们。”

这个回答，对他们显然有点意外， 却引起满屋笑声。尽管这些资深银行家们对银行不会破产还是半信半疑， 有家里的电话无疑使他们有些放心。在荷兰，都是关系密切的人才给别人家里电话。

我引用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作为小结：

“船在港口里是最保险的， 但这不是造船的初衷。”

5.

银行没有停止中国业务， 但也不愿意更多的扩展。

我知道，对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市场的了解和熟悉，几次会议是完全不够的。我提出建议，又制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计划内容包括银行管理层对中国的访问，中国的银行管理层对银行的访问，中国的银行从业者到银行里来培训，中国的银行和银行的项目合作，比如共同翻译银行专业英语著作等。

我很高兴的是，这个计划得到银行的有力支持，很快就一一付诸实行。 银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机构，准备了各种课程。银行还资助了与几家中国的大银行一起，共同翻译“全球银行学”等好几本书。

中国的银行于是陆陆续续地到我工作的银行里来了，银行变得热闹起来。

贵宾餐厅的厨师不会准备中餐，却每次记得会有米饭来配鱼块或肉排。连门口接待的地方，看到有中国人来，会马上打电话给我，让我下楼去。有一次， 日本野村证券的人来访， 前台接待地方，分不清日本人和中国人，把我叫下楼去。 看到日本人连连作揖，但并不移步，才知道搞错了。

每当中国的银行人员来访银行的时候，银行里会升起国旗。有时候，国旗升起，同事就会问，谁来访问银行了？有一个俏皮的同事会回答：“Chairman Mao! 毛主席!”

在上海成立分行

这个交流的模式，后来被银行推广为更多的国家交流，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东欧的许多国家。

我很喜欢我这样“桥”的工作！

这当中，有趣的是，常常会看到两种文化的差异。例如，谈话时，荷兰的银行同事会更注意对方的回答内容，而中方的人会更注意对方的名片上的地位。荷方的发言，不论职位， 都会自在轻松，带一些幽默。而中方的发言，常常先从位子高的人开始，到实际操作的人，转一圈。 很少有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表达。

我注意到，实际操作的人，常常有更多的真知灼见。

有一次， 一位精干的年轻人， 居然完全肯定了他的上司之后， 讲了一番与上司其实大相径庭的见解。我惊讶不已，和他眼神对视，他发出会心的微笑。中国的文化真是莫测高深，我忽然觉得。

当然，晴朗的天空下，总会有乌云。上个世纪九七，九八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

那是一个晚上，电视上象往常一样播放着新闻。我突然看到一条消息：印度尼西亚的十三家银行宣布破产！

我当天晚上没有办法去银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那里。果然，其中一家的银行和我的银行有几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业务往来。银行破产，当然就是颗粒无收了。

银行风险控管，通过追索审批过程，查看最终批准者的责任。我本来会涉及其中，阴错阳差， 业务发生时，我正在秘鲁休假，由国际部的主管签名，白纸黑字，他真是有口难辩。

银行的破产其实真还是很少发生，而让他碰到，他喊冤不迭。

我想， 我毕竟也有些责任，且认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自告奋勇，去印度尼西亚，联系有关当局，看看能够做些什么。我想，不张开双臂迎接狂风，又怎么能知道哪阵狂风能让你飞起?

雅加达，一排排棕榈树旁， 一幢殖民时期留下的房子，白色的百叶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脑海里闪过於梨华当年写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十三家外资银行在棕榈树旁的屋子里坐下来，商讨如何弥补这个突如其来的损失。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相当依赖进出口的国家,不偿付进出口项下的款项，会对以后进出口信誉带来很大的影响。十三家银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央行对这一点有足够的认知。于是，决定联名向印度尼西亚央行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偿付全部外债，至少偿付在信用证下的进出口外汇债务。经过反复斟酌，一封措辞委婉但旨意明确的信，送达了印度尼西亚央行。

好几个月没有回应。

圣诞节前夕， 好消息传来： 在统计应偿付的总额之后，印度尼西亚终于正式承诺，原则上同意支付贸易项目下的欠款，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每家银行提供货品入口印度尼西亚的海关证明。这是再合理不过了。毕竟，印度尼西亚的外汇有限。

再过半年，这笔银行已经视作为坏账而拨备的款项，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 本金和利息悉数偿还。

真所谓有惊无险了。

工作之余

有人说“危机危机” 是 “危险和机会”。但是，“危机危机”, 又何尝不是“危险和学习”！我常常想，一马平川的十年和惊涛骇浪中的十年，应该是多么的不同。顶风驶船的十年，和静守渔港的十年又有多么的不同!

毕竟， 人的成长是经历， 不是岁月啊。

这以后，凡是发生不付款的情形，都会使我精神为之振奋。有一次，我们银行的一家亚洲分行，出现越南银行拒付的两大笔大宗商品的信用证。

一般的西方银行，常常是讲理无效，就诉诸法律。那两单信用证坏帐，几个回合以后，也逃不了这样的命运。

一位金发、衣着体面的资深律师，带着古龙水的清香，来到了银行，查看往来文档，准备对簿公堂。

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他的样子至今还在我脑海里， 那是因为他的头发有些卷曲， 从侧面看， 有点像扑克牌里的Jack。

我的一个同事一直说， 律师卖的是“空气”。而律师的语言也是最滴水不漏了。文本上写的：“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条……”， 那不就是“什么都包括”了? 在“最大努力的基础上（at best effort basis）”， 那不就是“努力不努力”都由你说了算？

交谈间， 他无意飘出的一句话，很有些触动我的神经： “我的工作是专门去猴子国里讨钱的！”

说完之后， 他瞪了我一眼，仔细打量我一下，觉得有些不妥，补了一句： “猴子国是个比喻而已。”

我当然知道他是比喻。再说，越南也不是中国。 我回应了一句，淡淡的：“明白。 其实我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 不是么？”

他连连回应，说， 是，是。

我思量，还没有把握把两单近千万美金的钱都要回来，但非常希望选其中一单试试看追讨。于是，经银行同意，一单交给法庭，一单由我处理。这场戏于是就有了两个舞台。 我绞尽脑汁，思索追讨的方案，寻求有个突破。我想方设法，通过我在越南的学生，找到越南银行这一业务的主管的专机电话。

因为赶时差的关系，我第二天早早进入银行，是越南的下午三点。

我拨通电话，对方没有准备这个突如其来的欧洲长途。 听到我银行的名字，有些不知所措，支吾地用“xx先生不在”来搪塞我。但那时银行的电话,已经有电话号码显示, 我马上告诉他，这个号码显示， 电话确实是他本人，但我并没有逼迫他的意思，只是希望给我五分钟说明原委。

我电话中简单扼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和将发生什么。他说这件事他已知道，但要时间了解。 我告诉他如果只是需要时间，银行会给他，但希望他做一个承诺。

他的语气马上松懈下来。让我过几天再给他打电话。

铁幕于是开了一个缝。

过几天打电话给他，他说需要三个月调查追溯，我赶快应诺，但口说无凭，要他书面回应。他犹豫片刻，还是通过传真发来他个人的承诺，有心留有一点余地。过一周， 我就飞往越南。

我见面后了解了许多情况。 越南银行的客户欺骗了银行， 银行不愿意承担这么多的损失，一时又追不回钱来， 到了时间只有拒付一条路。

这笔款，经过周旋，从最初拒付到最后对方银行书面承诺，半年之后支付。而另一单上法庭的信用证付款，反而花落别家，永远地损失了。这是因为法律程序上的差错，银行未能胜出，还贴上了许多法律费用。

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培训员工

那年，圣诞招待会，我又见到了那位资深律师。他的头发依然卷曲，古龙水依然清香宜人， 从侧面看，依然有点像扑克牌里的Jack。远远的他看到了我,赶快拨开浮萍,向我走来, 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祝贺，祝贺!”

很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位银行律师的“猴子国”的比喻，和我的回答“我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也许，他用这个比喻， 只是要加强银行对他的信心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而他的对簿公堂，也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帮助了我。

那一次，我学到的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别人的尊重,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

6. 

鹿特丹大楼的那次西服扣子要掉没掉的偶然会面，演绎出我银行金融的人生。我被命运撞了一下腰，在一个没有计划过的地方工作快三十年。根据工作的经历积累， 又专门系列地采访富有经验的同事，我在英国出版了两本有关银行业务的专业书。

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人生中，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会带来预料不到的发展， 让你走上一条你并没有计划过的路。回首一看那个岔路口，有时甚至会问：如果没有那次会面，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

人生没有“如果”， 人生又怎么可以规划。还是史铁生说得对，“所谓命运，就是说， 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但不管怎么样，我庆幸做了我喜欢的事情。

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辈子，很短，而生命像风一样轻。当风匆匆吹过， 你不把它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到头来会后悔此行成空。

这种悔意，恐怕是人生当中最悲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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