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黄为忻：结缘经济学，那一段呼啸而过的青春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为忻，银行家及金融学者。上海财大硕士,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荷兰Erasmus 博士。1969年赴云南，后转安徽插队落户， 1975年进厂，1978年考大学。1986年负笈荷兰，攻读博士，1990年代初起在荷兰任职于荷兰银行，有金融专著数本在海外及国内出版。另有多篇文学散文、译文发表在各种文学杂志。

原题

我和经济学结缘

作者：黄为忻

1982年9月。

那时的城市还可以听到夏天知了声。我跨进上海中山北一路的校门，成为当时还叫上海财经学院的研究生，开始了我的国际金融专业学习。屈指一算，我插队落户挥别上海十三年，又回来了!

上海的海关钟声还是像十三年前一样准时敲响。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大街小巷的橱窗里变得琳琅满目， 照片也由黑白变成彩色，你可以感受到在城市里涌动的春潮，你甚至可以体味到国家的脉搏的跳动。 

与枯燥沉闷压抑的氛围相比，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1980年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几年前，刘心武写了他的《班主任》。徐迟写了他的关于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李谷一唱了她的《乡恋》， 一个老人已在南方画了个圈。百废待兴，却万众一心。

当国门洞开，世界对这个东方古老的土地伸出臂膀时，培养涉外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

大时代的裹挟，让我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在一个地方：财大，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开学时，龚浩成院长对我们介绍大学问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再然后“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研究生处朱沪生老师以她中文系出身的历练，向我们朗诵“励志诗” : “春天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

是的，在1980年代，无论年轻年长，都一样忘我地追赶着岁月。

校园里的老师有年长的和年轻的两拨：年长的常常是留学欧美，文革中饱受煎熬，而今承担起挽救知识断层，再造乾坤的重任。年轻的则是从外国请来，把国际上经济管理的知识和实践介绍到中国来。他们中很多人与中国有许多千丝万缕的渊源，有的就是华人。还有些外国人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培训专家，因为，当时的财经学院，又是国际经济管理学院，为各地培养财经人才。

1980年代初，票证还没有完全退出舞台，物资还是匮乏的。中午下课铃响，你就可以听到白搪瓷碗碰触的声音，伴随着学生的嬉闹向食堂涌去。从食堂的小小窗口探头，里面的美食一览无余。学生们拿了白瓷碗排队拥挤打饭，怕去迟了，食堂窗口那面探出头来，告诉你，你心仪的葱烤排骨没有了。那些年，莘莘学子还是可能为排骨而折腰的。

但读书是一股不屈的风。

入夜，宿舍及夜自习教室的灯火，像星星一般眨着眼睛，点缀着财大的夜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努力学习的结果，在许多杂志上，已经出现年轻学子的名字。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上，也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劣币驱逐良币，购买力平价，效益递减说，货币的时间效应等， 这些经济学上的概念和理论，如今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却是刚出炉的新鲜的名词。

从研究生宿舍走廊经过，可以听到学生苦练英语，播放着“新概念”英语录音，夹杂着用热水器“热得快” 开水冲泡方便面的诱人香味。有时还伴有申请出国留学打字机的嘀嗒声。

古往今来，读书修行，从来都是苦事情，但其中也有无言的欢乐，尤其是到了周末。住在上海的同学不回家，会随着学生联欢舞会的动人旋律翩翩起舞。连在自修室最能静心面壁的同学，也会蠢蠢欲动，想回到红尘中来，真好比《白蛇传》里的青蛇白蛇，“千年等一回啊，我无悔”！有时，你可以听到在宿舍走廊电视机前看球的学生，传来为进球而爆发的喝彩声。

无疑，那时候，校园里时时回荡着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里“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或者，《霍元甲》里的“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的雄浑主题曲。它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苦乐相间的去处。

许多年以后，无论你飞得多远，多高，学生生活都是最浓重的一笔。

我们授课，用的是英语。经济学这门课，先后由两位外籍老师担任。一位姓肖，美籍华人。不说汉语，只说美式英语，个性鲜明，却比我们的年龄要小。另一位则是地道美国人，George Thoma。有趣的是，肖用美国式大运动量来教学， 鼓励学生挑战老师。George Thoma则用中国式的循序渐进，条理式讲解。

有一次，肖让我们用一周多时间天昏地暗地准备考试，临末却在考场上突然取消考试，说，目的是让我们复习准备，我们准备了，就达到目的了，使我们瞠目结舌。以后我自己做老师，也试过这一招，好像并不成功。同学明显显出余兴未尽的惆怅。肖还喜欢用SUFE 来称呼财大，那时很有些不习惯，因为，SUFE的发音，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发音雷同，无论“莎”还是“菲”，都有点“阴”有余而“阳”不足的感觉。

印象最深的是肖对“看不见的手”的推崇：在他办公室里，那当年专供外籍教师取暖的小小暖风炉前，他比划着需求和供给的两条曲线，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理念。我有很久没有和他联系，真想知道他今天对“莎菲”和中国的感念。

另一位教授George Thoma，头发略卷，留着小胡须。他三十多年后退休，在美国一个乡村小镇上颐养天年。当我问及当年在中国教学的感想时，他慎重写信给我说，作为经济学家教授，他在财大的日子是最难忘的。他教到了最勤奋聪明的学生，见证了最伟大的变革。

同学们与Thoma合影

专业课“国际金融”是谢树森教授上的。走笔至此，他的音容笑貌霍然眼前：他的眼睛，他的眼镜，他稍带嘶哑的声音，还有他讲课入境而飘起的一缕白发！

他有奇特的看书习惯，喜欢在书页上，段落右边画杆表示重点，而不是句子下面画线。

年轻时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负笈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几十年后，他还能用流利的英语授课，可见当年的功底，使我们惊叹不已。还记得有一次，他给我看圣约翰大学同学聚会的录像，居然白发苍苍，坐在轮椅上的同学海外赶来， 还击打着当年校歌的节拍，舞之蹈之，当年圣约翰大学的雄风可见一斑。

我因故未能从欧洲赶来出席他九十寿诞，未能一睹他普天之下的芬芳桃李，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据说，那一次寿诞，聚集了好几代他的学生，从三十来岁到六七十岁。别人笔耕不辍，他是育人终生。放飞的是希望，燃烧的是自己。几年前，我去美国时，还特意拜访了他曾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我和谢老师已是天人永隔。

在那个年代,  讲教书和读书，其实“书”，尤其是原版的，关于经济学的，还是十分稀少，用的是影印本，或者复印件。因为当时复印费用不菲，常常是老师认为很关键的才复印。于是，上课时还可以闻到油墨味，像是刚出炉的面包。　

在那个年代， 一边是学习知识，一边就是学了就用。世界没有给才走上舞台的中国很多时间。讲学的，投资的，交流的和来华援助的外国人士涌到中国，必须有现代管理人才在第一线迎接。

首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世界银行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许多来华培训专家的英语授课，必须翻译成汉语。这就要求事先准备，把内容搞懂。这种主动参与，其实比被动听课更有收获。只有这样，你才会在口译时有能力应对讲课者的奔腾思路和西方人的无比幽默。

每次上课，听众挤满屋子，因为外地许多来进修的也被允许参加。其实，有些题目，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至今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世界银行对市场力量和私人经济（ private sector) 的执着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有一个上海下水道改建项目，一切就绪，但因为还款是政府而不是向私人收费而受阻。

当年在香港为世行做翻译

当年的财大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在更为广阔舞台上历练的机会。八四年的中美投资讨论会就是一个例子。那次会议，美方是前国务卿万斯领队，老牌投行跟随。有一个名词，“利率互换 ” (interest rate swap) 难倒了许多人，我当时也浑然不知是何物，暗暗庆幸没有轮到我翻译。但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担任翻译的人突然消失。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能公然消失，又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急中生智，我提议午饭后继续，得到演讲者的同意。这就给了我马上学，马上用的机会。

演讲者是美国投行“雷曼兄弟”来的。那位绅士，年轻，温文尔雅，雪白的衬衫，黑色西服剪裁得体。午餐时，他一边用刀叉慢条斯理地剔分鱼肉和鱼骨，一边把这个概念娓娓道来，使我逃过一劫。我后来还在伦敦与他见过面。可惜“雷曼兄弟”这家百年老店，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命丧黄泉。真是“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令人唏嘘不已。

那次讨论会，只有短短几天，却讨论了湖广债劵，主权债务的延续，飞机租赁，保理等，完全是当时书本上没有的。从此，我更认定，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三十多年过去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终于没有能够达到老院长描述的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有负他的期许。但财大的日子，那一段呼啸而过的青春，却始终在我心中流淌。那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今，财大学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从制定国家宏观微观政策，国际会计准则，到湄公河的开发，以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哪里没有财大学子？

我们要谢谢火焰给我们光明，更不要忘了那些坚韧的站在黑暗当中执灯的人，他们让财大成为鲜花盛开的村庄。

啊，永远的财大，永远的八十年代！

同学相聚

（本文为作者在百年财大发表的“投入经济学的怀抱” 初稿上补充改写 ）

黄为忻读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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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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