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徐秉君，1957年9月出生，祖籍山东莱阳。1972年参加工作，1974年入伍。原任93272部队政委，空军上校军衔。退出现役后从事写作。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空利剑》，散文集《生命的宇宙》等作品。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梦在高远
作者：徐秉君
这是20世纪评出的过去1000年全世界最有名的10句名言的第一句，它是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演讲中说出的。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人，因而“我有一个梦想”也就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演讲之一。为什么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会成为世界10大名言的第一句？我总是在这样追问自己，可是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答案。最近，再次读到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介绍康德理念中的一段话：“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顿时豁然开朗，因为这句话揭示了人类梦想的共同本质。人，贵在有梦想，因为有梦想才有追求。儿时最初的梦想就是企盼着有一把能打开外祖父书柜的钥匙，因为在那里面装满了他讲给我的故事……而一旦播种下了梦想，它便开始生根发芽，并不停地生长、蔓延、扩张。于是，便有了走出大山、总是想飞、向往高度、追求完美等一个个梦想。因为总有新的梦想在不断生成，因而也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追求，所以不懈地追求便构成了自己生命的主要历程……
1972年参加工作后在上海学习时留影
我最早的梦想就是总是想飞。小时候，我总喜欢仰着头看那些像是悬挂天空中的鹰，它们的背景是那样的宏阔，不管它们怎样翻飞，都是那样的自由自在。然而，残酷的现实几乎打碎了我稚嫩的梦。1966年秋天，由于父亲受到“文革”的冲击，我们全家被迫返回农村老家。那时老家的交通和信息都很落后，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电，更没有电话，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还是依靠书信。可是，母亲却不识字，因此与父亲的书信联系自然就落在了我身上，那一年我九岁。从一开始的写信，我就陷入到一种压力状态。每次给父亲写信一般都是母亲口授我写，母亲的口授大都口语化，虽然听起来很生动，可是我会写的字却有限，因而很难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必须把母亲所说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能力所能表达的句子，实在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但总是感到难以表达母亲的意思。所以每次给父亲写信都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反倒促使我必须要发奋努力学习，以改变那种老是受文字挤压的窘况。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寻求改变的想法，才使我对文字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天，孤独的我漫无目标地走到了村头的河边，恰好碰到一位老爷爷正在捕鱼。只见他先把渔网缕好，接着奋力向外抛去，那网便张成一个偌大的软斗笠，飘悠着落进水里，在河面上激起了层层涟漪……然后，他便轻轻地拉网，最后突然将网提出水面，只可惜网里没有鱼。可是他全然不顾，又重新开始缕网、撒网。一网、一网、又一网，不知撒了多少网，始终没有网到鱼。老爷爷看到我失望的神情，便对我说：“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果然，时隔不久他一网下去竟网上了十几条鱼，其中有一条好大好大的鲤鱼。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并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由于沉思而难以入眠的时候，或因生活中各种烦恼而辗转反侧时，或在一篇稿子刚搁笔的高兴之余，我总不免要想起故乡的那条已很久远的河，那位已离别多年的老爷爷，以及他的那张永不停撒的网……返城那年我正在上初二，为了避免毕业后再次下乡到农村，父亲便借“落实政策”之机让我作为返乡青年直接进了工厂。于是，我被迫终止学业，过早地走向了社会。我最初的梦想，只不过就是分配一个理想的工种。可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同伴，因有关系和背景都被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唯独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建筑队，后来又被调整为锻工。生活的不公，把返城刚给我带来的一点喜悦击得粉碎。我不平、愤怒、抗争，继而又自卑、无奈、彷徨…… 不知何时，心底深处骤然响起了那位老爷爷的话：“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利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于是，我咬紧牙关，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打那以后，任凭风吹日晒，任凭艰难困苦，也绝不动摇和退缩。我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当一座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并以其独有的雄伟矗立在人们面前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创造的欢乐。其实，我原本就是尚待打造的毛坯，只不过是被过早地投入到社会的熔炉，因此必须要经过生活的摔打锤炼。
后来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蓝天卫士——飞行员，可是由于身体达不到飞行员的标准，因此只能留在地面仰望蓝天。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一个飞机修理厂从事技术工作。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每周都要安排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可是，那种学习是那样的单调和枯燥。为了能学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我便把学习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于是，每次政治学习时，我便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一些文学作品。就这样，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然而，时隔不久，我的“小聪明”就被分队长发现，他严肃地批评我说，这种行为说轻一点是个认识问题，说重一点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并要求我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不允许看任何与政治学习无关的书。可我却不服气，递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让他随便翻开哪一页，我便一字不差地给他背下来。在战友们的惊讶中，我又一口气背下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战友们听罢竟兴奋地为我鼓起了掌。这时，分队长的口气便缓和了下来：“光会背了还不行，关键是还得会用才行。”我接着他的话说：“我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那些小说是不是‘大毒草’，这本身就是在应用。”分队长文化程度不高，听我这么一说好像也在理，但又感到与政治学习的氛围不太合拍，可又没法反驳我，便说了句：“那也只能限定在你们小组里。”打那以后，分队长便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与我叫真儿了。后来，新调来的教导员把一些喜欢读书的战士集中起来，组成了业余学习小组，并允许学习小组成员每天在熄灯后学习一小时，以满足大家的读书需求。我自然也被吸收到学习小组。不久，部队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反投降派”运动。可是，批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水浒》究竟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仅凭小时候听说书人讲的一百单八将的一点印象怎么批？而这种反映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到上面去还真引起了重视。过了不长时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便将《水浒》印发部队供批判用，只不过在序言前面加印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一段批示，和鲁迅先生关于《水浒》的评论。领导要求重点是看后40回，弄清楚投降派的反动嘴脸，然后再从本质上将其批深批透。对于我来说，不在于怎么批，而在于怎么看。我自然是喜欢看前80回了，那一个个鲜活的梁山好汉形象是那样令人畅快和激动。我时常被书里面的情节吸引和感染，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融入其中，有时竟然觉得自己也似乎成了绿林好汉。至于他们招不招安，那我怎么能管得着人家宋朝的事？重要的是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书了，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名著。初步的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使我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于是，我便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到师部军人俱乐部，借阅许多当时还没开禁并被认为是“大毒草”的书，理由是学习小组要研究批判。好在这个理由比较过硬，因为谁也不敢阻拦对“大毒草”的批判。我便有机会阅读了《诗经》《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牛氓》《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老人与海》等一批中外名著。多亏了教导员在那个特殊年代，破例给大家提供了每天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使我能够利用这些的宝贵时间，完成了我的最初阅读。时隔不久，我就被调到师修理厂厂部当文书。一天，我接到一份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通知，可我们单位只有一个名额。经群众评议、分队推荐、各党支部讨论，几轮下来就剩下我和另一位江苏籍的农村战士难以定夺。说心里话，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难得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如此，我还是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从工厂入伍的，即使复员回家工作也有保证。可是，对于那位农村兵来说，上大学则完全是改变他命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于是，我选择了放弃，把机会让给了那位来自农村的战友。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就此却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求学之路。
在吉林松花江上憧憬我的将军梦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而在这一年，我提干后就被调进师机关，我的人生也随着改革的浪潮而艰难起步。与此同时，我又开始憧憬一个遥远的将军梦……这期间，军队的工作重点，也初步实现了由“突出政治”向“以战备训练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这时，许多军事院校恢复了对在职干部的培训和轮训，但是并没有解决训用一致的问题，从而使培训和使用严重脱节。往往是真正的骨干由于领导用着顺手，因而也就舍不得放手。或者是遇到开明的领导真的肯把骨干送去院校培训，可是毕业回到部队后却又没了位置，因此只好安排转业。时间一长，便没有人愿意参加培训了。可是，每年的培训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到后来这种培训竟成了派公差，主要是安排那些工作能脱离开的，或闲散人员，或待转业的干部去参加培训。有的干部甚至连年去参加各种培训，以至于都成了参加院校培训的“专业户”。这种状况不仅没能使部队的文化结构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尽管如此，我还是积极要求参加院校的学习和培训。因为我深信这种训用脱节的状况绝不会持久，并且一定会改变的。更何况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尤其是到机关工作后倍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因此迫切需要争取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便是毕业之后失去位置也不怕，只要是能学到知识就行。可是，尽管我的要求迫切，却还是一次次地被师参谋长给挡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向参谋长提出参加院校学习的请求时，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看看师里送到院校学习的人能留下几个？我是不愿意看到你也像他们那样毕业回来就转业！我还想留你在部队多干几年呢。”我这才理解他之所以不肯放我去学习，主要是出于他对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好在这种培训和使用脱节的状况很快得以纠正。新的干部政策规定，凡是拟提升的各级军官，都要经过相应的军事院校培训之后才能任命。同时还规定，军事院校毕业的学员，如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允许安排专业，并且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定岗定位，而且还要实施跟踪检查，从而把干部培训和使用真正统一起来了。这一政策深受部队的欢迎，因而使干部培训逐步走向正轨。这时，师参谋长倒是同意让我去军校学习了，可是，军队院校的门槛却提高了。原来入学不受文化限制，而这时必须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才行。遗憾的是我连初中的文凭也没有。军队院校的大门是敞开了，而我却被挡在了门外。
80年代初，我被调到沈阳军区空军机关工作。军区空军作为战区的最高首脑机关，汇集了各类精英和尖子人才，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高等学府，能够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确实也是难得的机遇。然而，在我欣喜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好的机遇的同时，感受最大的还是那种无形的压力。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制约还是在于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这个问题在军区空军机关也具有普遍性，偌大的机关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连号称军区空军机关的几支笔杆子，履历表上的文化程度也不过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机关人员的整体文化程度并不高，大部分人也只不过是高中文化，少部分人还仅仅是初中文化。这么大的机关，却是这样低的一种文化程度结构，显然与军队改革的步伐不协调。这期间，国门打开了，整个国家都进入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因而在全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全社会掀起了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这时，军队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因而改善和提高军队的文化结构也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机关开办了业大分校，并组织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这无论是对机关还是对个人都是一件大好事，机关的大部分人都报名参加了业大学习。当我也欣喜地去报名参加业大学习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报考业大的条件是必须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我又一次被无情地挡在了校门外。前后两次都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低而被挡在了校门之外，这在我的心里的确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于一个渴望学习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再痛苦的事情了。可是，我不能陷在痛苦中去无休止地抱怨。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寻求改变。当时，我横下一条心来，上不了大学，那么就自学，谁也不能剥夺我自学的权利。庆幸的是军区空军后勤部办了一个高中文化补习班，我终于得到了一次难得学习机会。在别人眼里一个高中文凭并不起眼，而对于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由此而获得了后续学习的跳板。补习完高中文化后，我总算取得了报名参加业大学习的资格，好在业大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只要完成必修的13门专业课程，并通过全国自学考试，就可以获得大专文凭。我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并提前获得了大专文凭。接着，我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又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学习。虽然，这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都非常艰苦，但我还是咬牙挺了过来，这便为我在军区空军机关立足和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不同时期的毕业证
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工作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秘书处徐建钧处长。他有非常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活跃，而且思想敏锐，并能够在复杂的条件下做出正确的判断。他的文笔非常好，是军区空军上下公认的“一支笔”。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人正直谦和，有责任感并富有爱心、理解和关心部属，但在工作上又要求很严。他非常尊重人，能够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和长处，哪怕是对待一个新兵也没有任何架子。能够在成长过程中遇上这样一位好领导和师长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然而，在秘书处工作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写作方面的压力。在当秘书之前，我除了工作总结之外，也没写过什么大材料。可是，在秘书处必须要会写各种类型的文件和材料，要不然就没办法在这里立足。到秘书处接手的第一个材料，就是军区空军年度政治工作分析和新年度军区空军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我从来也没写过这种类型和这么大的材料，因而在心里打怵不敢接手。徐处长则鼓励我说：“没关系，你就大胆地写吧！所有的材料都是写出来的，从一定程度上也是逼出来的。你不写，也就永远不会写，等到被逼得差不多连跳楼的心情都有了，那材料也就差不多出来了。”接着他幽默地说：“不过，你可不能跳楼啊！写材料都要有一个过程，你就放开手写吧，到时候还有我呢！”经过连续几个晚上的挑灯夜战，我总算是把材料写完了，那种感觉无疑像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既喜悦又兴奋。当我把材料交到徐处长手里之后，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可是，当徐处长把他修改后的材料交给我再重新抄写一遍时，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经过徐处长之手，我写的这个材料已经被他改得面目皆非了，其中有一页仅保留下一行字，我真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可是，当我把徐处长修改的每一个地方都仔细地研读了几遍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徐处长对我写的这篇不像样的稿子竟没有一句的指责，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退回来重写了。而他极有耐心地逐段逐句地修改，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句话和一个词，都给保留下来。如果是废话，即便是语言优美流畅，他也毫不客气地给砍掉。徐处长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传达着应该怎样写作的信息，没有批评却胜过批评，从而使我终身受益。至今，我仍保留着徐处长帮我修改的这篇稿子，并不时地翻开看看以警醒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压力的工作氛围，使我渐渐走向成熟。我曾先后在师、军、军区空军机关工作了18年，除了机关正常的事务性工作以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军用文书的写作。这期间，我起草了无数的命令、指示、通报、首长讲话、各类经验、总结和报告等文件，虽然我笔下的文字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但就自己而言却没有任何成就感，因为那些文字是军队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值得欣慰的是，我有幸能够驻足于这样一个高的起点，这才使我能拥有一种宽阔的眼界、一种敏捷的思维、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一种坚韧的性格、一种宽广的胸怀、一种达观的境界……尽管生活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我始终心存感激，从不抱怨。因为没有生活的坡度，何谈人生的高度？因此，只有经历过坎坷的跋涉，才能磨练出生命的硬度。
根据空军的要求，新进领导班子的成员，一般在任前都必须要经过相应军队院校的培训。而我到作战部队上任前并没有经过军队院校的任何培训，因此，按规定必须要到空军政治学院进行补训。于是，我终于有机会跨进期望已久的校门，而且是空军政工干部的最高学府。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然而，政治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太老旧了。我认为政治学院应该是一个新理论、新知识、新经验汇集的中心。事实也是如此，但问题是那些最新的或者是前沿性理论和知识等，只是汇集在了信息中心，而没有走进课堂。课堂上讲的，仍然是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在原部队每年举办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读书班里都已经系统学习过了，而现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一种系统的重复。好在政治学院着手进行教学改革，并把我们这批高级学员作为教学改革试点。在一次政治学院领导参加的教学改革座谈会上，大家开始只是对具体的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式提出了一些意见，可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修补，根本谈不上改革。于是，我在发言的时候就政治学院教学改革提了四点建议：第一，培训目标应该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政工人才。第二，课程设置应以现代政治、军事理论和前沿科学理论知识为重点，并加设部分应用科学课程（如，计算机、英语等），同时兼顾基础理论和传统经验。第三，采用研讨式教学方法。第四，改革考试方式，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考核学员综合应用知识能力，而不是交一篇论文就完事。我的发言在座谈会上引起了震动，主要是如实地表达了学员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因为许多人担心言论过激而影响毕业鉴定和升迁，所以不敢把真实的想法讲出来。而我却没考虑那么多，既然开座谈会征求我们的意见，那么我就有责任把大家的感受和想法表达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最高学府名副其实，让每个学员都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和本领，不再让学员由于不满足而感到失望。学院院长首先对我的建议给予肯定，并表示对部分建议将在下一步的教学改革中予以采纳。但目前的教学方案和计划是已报经空军审批的，所以不能变更，必须按计划进行。然后，他强调：“你们是学院层次最高的一批学员，主要任务是打好理论基础、掌握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而不是学习具体的应用知识。你们的学习重点在于学会管理使用懂计算机和懂英语的人。”我对他的这种观点并不认同。作为正在经历军事变革和面对现代新型战争的指挥员，仍按传统观念游离于新知识以外，去当那种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领导怎么能行呢？我认为，当今优秀的指挥员，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有良好的军事素养；不仅要成为本军兵种的专家，而且还要了解其他军兵种知识；不仅要掌握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而且还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应用科学。因为，单一的知识结构，既难以应对由多学科知识构成的现代战争，更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未来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来战争的较量，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结构的较量。基于这一点，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力求在有限的学期内多学一些课堂以外的知识。在这期间，我着重研究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世界军事变革、局部战争、现代战争谋略与指挥等问题。最后，我写成了一篇《对加强我军指挥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的论文，并在军内刊物上发表。虽然，这次培训与我预想的目标还有差距，但经过艰苦努力，我似乎也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
研究试飞方案。从左至右为大队长付国祥、政委徐秉君、试飞员从刚、副大队长毕红军
从空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我被任命为空军某试飞部队政委。上任之前，我对试飞部队并不了解，因而对能否做好试飞部队的工作并没有多大底数。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对这个单位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这支部队是我军组建最早的一支试飞部队，而且还是有着辉煌历史的英雄部队。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支英雄部队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的许多第一，填补了一个个空白。历史不会忘记，我国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正是由这里飞向蓝天，翻开了我国航空工业新的一页；随后，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第一架超2倍音速歼击机、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一架空中受油机、第一架第三代重型歼击机等，相继飞向蓝天，创造了一个个航空奇迹，谱写了一曲曲航空史上的新篇章。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支部队先后成功地试飞出了中国三代20多种型号数千架歼击机，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和保卫祖国的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支部队又担负着我国新一代战机研制和生产的试飞重任。能够成为这支具有光荣传统部队中的一员，并且亲自参加国家尖端国防工程项目的研制，的确很荣幸。因为，在这里我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儿时就“总是想飞”的梦想了。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梦想不再是局限于个人的狭小天地，而是把自己的梦想和视点聚焦在国家新一代战机的起飞上了，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安宁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经过几年的顽强拼搏，我国新一代战机一举获得首飞成功。至此，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从而使空军战斗力大幅度提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因而备受世界的瞩目。当新一代战机首飞成功，我受到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接见时，心情格外激动，并为祖国的日益强盛而自豪！面对这扑面而来的一束束鲜花、一张张笑脸，有谁能知道我们这些亲历者心中的感慨！多少汗水、多少辛酸、多少奋斗、多少风险、多少苦苦探求、多少突破前的熬煎，此时此刻，都化作成功的喜悦写在万里蓝天……一次，我的一位老首长来沈飞参观，在参观完飞机生产线后，他没有马上走，而是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进行了一次深谈。开始，他只是谈了一下参观的感受，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我：“你对自己的下一步是怎么考虑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有些突然。因为这几年正是完成国家重点工程的重要时期，我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在了这上面，特殊的位置和特殊环境，使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巨大的责任压力和工作压力，使我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事情。所以，当首长问我时心里先是一愣，然后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实话，我还真没细想过。”“你的年龄也不小了，再不考虑恐怕就没机会了。我看适当的时候你还是到航空兵部队去锻炼锻炼吧。”我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了。这一年我44岁。按照人的生理年龄，这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龄段。而作为军人，这个年龄也就意味着接近军旅生涯的秋天。虽然也有一些人大器晚成，有的甚至还能搭上通往“将星”的末班车，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人在仕途上走，如果到了一定的高度，成功的机率往往不再取决于他的德才，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机遇和关系。这就是往往一些处在重要岗位上的人，其实并不是最优秀的人的缘故。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如此。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驱使，我很快做出了一个出乎首长意料的决断：退出现役。首长也确实感到有些意外，于是他问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有许多人为了一官半职，千方百计托门子找关系。你可倒好，现成的关系不用，我主动找上门来，你却另有了打算。”言外之意是我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因为首长了解我，所以我说话历来直截了当。但我还是真诚地感谢首长对我的关怀。然后，我同他谈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一个考虑是经过这些年的摔打和磨练，我自信自己有胜任工作的能力。按首长的风格如果不具备能力，即使关系再好他也是不会为私情说话的。在过去的交往中，我知道他是从来不为安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这次或许是他惟一的一次，但我还是婉谢了。因为我不想让老首长为了我而破例，但在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感激他的。另外，我觉得仕途并不是自己唯一要走的一条路。尽管在这条路上我也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总体来说还是顺畅的，如果继续走下去，不管成就如何，但起码能获得更高的退休生活保障。这也正是许多人连做梦都在想迈进的最后一道门槛。而当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放弃。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的觉悟和境界。而是我觉得自己还应该在人生的旅途上做些新的尝试。究竟准备干什么，现在并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做，要不然自己一定会因为轻易放弃尝试新东西的机会而后悔的。再就是，目前我所在的部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可以说各项工作正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强势的高端，在这个阶段退出，既有利于顺势而发，又有利于继任者开展工作。如果在单位的工作处于弱势和低端的时候再退出的话，那势必会给继任者带来许多麻烦。因而，目前退出的时机也是最好的。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首长谈了以后，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他不无遗憾地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一个人也应该多有几次自己选择的机会，要是我在你这个年龄，也会重新做出选择的。”
按《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最高服役年限是50岁，而一般在45岁左右便退居二线或安排转业。这就意味着我的军旅生涯仅有一年的时间了。当几位老战友得知我主动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并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后竟大惑不解，他们认为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别人想找都找不到，怎么能轻易地放弃呢？像我这样的人早就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能。然而，当机会来到时，我却选择了放弃。这让大家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深感惋惜。对于我来讲，做出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并不轻松。因为近30年的军旅生活，实际上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热爱蓝天，热爱空军，热爱军营，更热爱朝夕相处的战友！然而，军队的活力就在于它始终能够保持自己肌体的年轻。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我们的一位将军与美国的一位同级别的将军，在笑谈与他的父辈曾经是朝鲜战场上的对手时，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我看到了新的差距。以往我们总是认为与西方军队的差距主要是在武器装备方面，而现在看来主要差距更表现在体制方面。相比之下，人家美军早就完成了新一代的交替，可我们的新老交替还未完成，而这种差距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作为一个基层军官，是无力从宏观上改变现状的，但我可以从局部做起，从自己做起，以给军队的年轻化让路。因此，当知道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主动退出？这或许也是自己为军队所做的最后一点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真诚的。200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接受了一些新闻媒体和电视台的采访。有一位记者这样问我：“您认为军人在和平年代怎样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回答说：“我认为，军人的价值体现不仅仅是局限于战场，更高的价值层面则应该体现在如何更为有效地避免战争。”是啊，和平年代的军人显得平平淡淡，因为在他们头上不再有耀眼的“英雄”光环。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理想、青春、智慧和才干贡献给了军营，因而才为祖国、为人民营造了和平和安宁。这才是军人价值的真正体现，所以他们不是英雄但却胜似英雄！2002年9月13日，当我把最新的一批战机送上蓝天并移交部队之后，我完成了最后的一个飞行日。9月14日，在军区空军装备部领导的主持下，我完成了工作移交。当我在最后的一批文件上签上自己名字后，标志着就此结束了自己军旅生涯。作为一名军人，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怨无悔！但作为人生，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转折。于是，我把自己的视野又转向了另一片蓝天。我曾有过许多梦想，但在生活中总感到自己深陷于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之中，而当我完成了自己的军人使命，开始真正转向写作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就体现在过程之中。许多人总想一下子就得到梦想的果实，但往往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即追寻梦想的过程。人生，如果省略了成长的过程，那怎么能显现出生命的厚重？因此，我的写作便开始于寻找生命历程中不该失去的那些东西。于是，先后写下了《生命的宇宙》和《蓝天利剑》两部纪实文学，虽然它还不尽完美，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生命的个体追寻梦想的过程。它们既是我50年生命历程的一个总结，又是我追寻新的梦想的开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我先后在新华社、中央和国家级、以及军队报刊上，发表国际述评、军事时评、经济时评，国防科技、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通讯、散文、诗歌等各类作品20余万字。其中有些作品先后获国家级奖项。2004年5月，获“首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奖赛”佳作奖；2004年11月，获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黄浦江源’全国生态文化征文大奖赛”诗歌二等奖；2005年5月，获文化部和HCA－2005（中国）“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征文”诗文类三等奖；2006年12月，获《人民文学》征文优秀奖，其获奖作品被收入《茅台故事》，昆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梦想通常都是理想化的目标，正因为理想化了的目标是美好的，所以才值得我去不懈地努力追求。我由此联想到了复旦大学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在上海欧美同学会第一次论坛会上讲演时的一段话，他说：“人的本质还不在于创造出来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这种追求，有没有这种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我并不企望自己能够创造出什么成就，但我却有梦想，并始终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自己的追求未必能够达到梦想的境界，但毕竟努力过了，追求过了，拼搏过了，奋斗过了，也真实地活过了，因而也就无怨无悔！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出现役，但仍然还是一名退役军人。军人的使命就在于勇往直前！因而，在我的人生跑道上永远都是飞行的起点，我将从这里再次起飞，随着新的梦想去寻找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蓝天……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