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华，1957年出生于北京。粉碎“四人帮”后，由苏北农村返城当钻床工人，1978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深造），长期从事党史和军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加多项国家和省级社会科学课题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
原题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回忆我从十年“文革”
到两度高考的风雨历程
01
“文革”之前的幸福童年
1957年8月12日，我出生于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宿舍。此时，33岁的父亲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校级军官们一起，刚刚经历了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隆重授勋：根据1957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发布的授勋命令，父亲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参军的母亲，则因她已由总政青年部转业至北京市口腔医院工作，而遗憾地与此次新中国大授勋失之交臂。生长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革命军人家庭里，对我的一生无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64年初夏，一个阴而凉爽的早晨，父亲带着我从位于北郊北太平庄的总政宿舍（学院东路8号），转碾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南的“十一”学校。在学校广场北侧、一幢绿树掩映的办公楼上，通过一位中年女教师一番简单的提问之后不久，我便被这所首都数一数二的名校录取了——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军委干部子弟学校，在偌大的由几公里院墙围起的校园里，设有从小学至初三的九个年级，几十个班级。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有可供数千人进餐的三个食堂，两个游泳池，一个礼堂兼电影院，一座小型医院。学校平时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周一至周六上午住校学习。每天，从去教室上课、自习，到吃饭、洗澡、游泳、看电影等等，均须列队前往，按时进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每星期六下午的时光是最快乐、最令人期待的。此时，各个年级的同学们都在礼堂前的广场上列队，等待三总部派来的专车回家与父母团聚，欢度短暂的周末（周日下午4：30必须准时乘专车返校报到）。记得“文革”前的入队程序很严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加入少先队。金秋十月，在大礼堂庄严隆重的仪式上，随着我被一位高年级的女同学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少先队队员。在1964年9月至1966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这所以管理严格和规范而著称的大学校里接受了一生中最初的正规教育。在这座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美丽校园里，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严格的校风校纪，培养了我的组织纪律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了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十一”学校给予我的这一切，令我受益终生。1964年席卷全军的大比武运动和全国大办民兵的热潮，给在总政大院长大的我留下颇为难忘的印象：军委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瞄准射击的生动场景、地方女青年“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父亲是位重感情、有责任心、有生活情趣的儒雅军人。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生活之所以幸福、愉快，一方面是由于“文革”前人民的生活氛围比较和谐，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父亲对家庭业余生活的合理安排。记得那时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父亲只要不下部队、手头没有紧要的工作，大都会带着我们全家或看电影、参加文娱活动，或有计划地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从故宫到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天文台到北京动物园、军事博物馆，从泛舟北海公园到畅游颐和园、香山、八大处、万里长城……这些对当年的许多孩子来说只能从图书和电影上了解的景点，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至今，我都十分怀念“文革”前在北京那近十年美好而愉快的童年生活。电影《祖国的花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经典老歌所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一代红领巾所亲身经历的幸福但却短暂的童年生活写照。如果没有后面的变化，我注定要在“十一”学校这所庞大的军干子弟学校一帆风顺读下去。然而，1966年6月伴随军委总政对父亲的一项新任命，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命运都悄然发生了关乎一生的巨变。生长于上海的父亲，自幼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十分崇拜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格外喜爱鲁迅针砭时弊、文笔精辟的文章，抗战爆发时已是名校上海中学的高材生之一。作为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于1941年深秋的一天，秘密离开上海奔赴苏北兴化参加了新四军（家中长子的突然失踪在家族内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与担心，焦虑的祖父母先后在《申报》和《大晚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父亲的才干，在新四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培养和展现。由于勤奋好学、文笔精练，父亲在“皖南事变”后组建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便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鲁迅”，并且受到谭震林师长的单独接见和宴请。1953年9月，文思敏捷、已从事部队宣传教育工作多年的父亲，被军委总政秘书长、青年部第一任部长王宗槐将军点名由华东军区政治部调至总政青年部青年教育处任职，从此，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十几年。1966年初夏，42岁的父亲因辛国治将军等领导的器重，被正式任命为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人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总希望换一个新鲜的地方去体验一下未知的生活——对于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记得1966年初夏时节，当父母向我们宣布不久将要举家迁至号称“泉城”的山东省会济南时，我们兄弟三人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和激动，甚至在左邻右舍的小伙伴面前还流露出一些“自豪”和骄傲。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我对首都的生活环境、名胜古迹已经太熟悉了。如今，家将要搬到“一城山色半城湖”、颇有文化氛围的泉城那该有多好啊！——这种对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激动和兴奋，一直持续到自己第一次好奇地踏上火车走进那神秘而豪华的软卧车厢、美美地进入梦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改变了我们全家人命运的日子：1966年7月31日。由北京赴济南的火车是晚上八九点钟的，由于当时总政机关的小汽车很少，我清楚地记得，整装待发的全家五口人和为父亲送行的战友、邻居等了许久，姗姗来迟的是一辆送总政干部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建军39周年联欢晚会的苏制吉普车。当汽车经新街口至西单由北向东拐上长安街驶向北京车站时，我的脸紧紧地贴在车窗上，依依不舍地望着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那告别北京之时的长安街夜景，令我终生难忘。1966年8月1日早晨，阳光明媚，当南下的火车跨过黄河铁桥时，父亲兴奋地指着窗外说：“快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黄河，也是我对黄河之滨的济南的第一印象。上午9时，当火车缓缓驶入济南车站时，济南军区政治部前来接站的几位干部已在月台上等候良久。我们的新家，被安排在南郊英雄山附近的军区宿舍大院一栋楼房的一层。事实上，此时此刻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然而，社会上和军区大院里依然呈现着一派太平盛事的祥和气氛。此时，被委以重任的父亲心情依然愉快。在8月初的一段时间里，心境颇佳的父母携全家浏览了济南的主要名胜：我们兴致勃勃地赴泉城名胜趵突泉，近距离观看那能喷出水面一尺多高的神奇的泉涌；艳阳之日泛舟大明湖领略泉城特有的湖光山色，漫步湖滨欣赏那“连天碧叶无穷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怡人景象；我们在午后登上英雄山之巅缅怀英烈，眺望落日余晖下滚滚东去的黄河和山峦环绕的泉城风光……9月1日开学后，我在济南军区大院附近的经十一路小学上了三年级。全家人的生活与在北京时相比，似乎仅仅是更换了地点和环境、并渐渐失去了初来乍到的新鲜和好奇而已。“福兮祸所伏”，老子的名言道出了人世间最朴素的辩证法。此时此刻，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向父亲袭来，然而，对此一切，朴实善良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却全然不知。
1964—1974年，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恰恰整十年。在十年之中，除了“文革”前在北京的两年平静而祥和，1966年8月之后的八年都是在不平静的风风雨雨之中渡过的，若加上“文革”后期在苏北公社卫生院两年的学医生涯，整整十年“文革”的求学，都可谓在坎坷中一路走来。
02
终生难忘的钻工生涯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习惯地将恢复高考前后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今天回忆起30年前我是怎样由一名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钻床工人变成“天之骄子”，还真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难忘经历呢。粉碎“四人帮”一个月后的1976年11月初，我随平反后的父母终于结束了在苏北泰兴吴庄公社近七年的“流放”生活，回到济南军区机关所在地济南。不久，被分配到国营大厂——以生产精细磨床著称的济南第六机床厂三车间钻床组当了一名钻工。我和平方荣师傅操作的是中捷友谊工厂生产的高达3米的Z130大型摇臂钻床。此时，全国范围的下乡运动方兴未艾，能返城当工人，尤其是到国营大厂当一名技术工人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至今，在我家的相册中仍珍藏着一张1976年底我身着第一套背带式工装、胸佩团徽意气风发的“标准相”）。“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工厂生活新鲜且生机勃勃。勤奋好学的我，在班组师傅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掌握了钻床加工的基本技能，不久便可以独立操作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到开饭时间，我都会觉得工厂食堂的“粗茶淡饭”特别醇香可口，仿佛是世上最好的美味佳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厂团员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当时，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激励人心的口号，我们车间内外上述内容的标语十分醒目、催人奋进。机床厂团委和车间团支部组织我们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并展开了生产技能比赛。我们大家都在内心深处将雷锋作为自己学习的好榜样，以“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激励自己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着。青年工友们的心境犹如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样纯净且充满激情。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正如一首老歌中所唱道的：“莫叹息、莫停留，要思考、要奋斗。趁风华正茂，莫让年华付水流”。我除了每天坚持在上班之前清扫厕所外，还经常与学雷锋小组的工友们一起在厂区进行各种形式的义务劳动，并利用节假日走访和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总之，我们每一名团员青年都希望自己能像雷锋那样奉献自己，温暖他人。记得当年我去一位青年工友家坐客时，纯朴的他热情地向其母亲介绍道：“我们是同一个学雷锋小组的！”话语之中流露着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特有的自豪感，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一年之后，我被评为厂“民兵积极分子”，并且和平方荣师傅共同荣获全厂1977年度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手”的光荣称号。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在1977年早春时节，我们济南第六机床厂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加工红色花岗岩基石的光荣任务。这项限时完成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多半由我们三车间的龙门刨组承担。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车间昼夜充斥着刨刀切削巨大花岗岩时所产生的雷鸣般的刺耳噪音，这巨大的噪音既令人无法静心，也伴随一车车石材运往北京而令人兴奋不已。我时常迎着飞溅的石屑观看加工石料的过程。由于红色花岗岩质地坚硬，我记得刨床组的师傅每半小时就要更换一副被磨秃了的大刨刀。当年5月，我们全厂职工每人都获得了一件“时髦”的奖品——一只白底红字、印有“毛主席纪念堂花岗石加工纪念”的大搪瓷缸——这件纪念品我已整整珍藏了30年而舍不得动用（30年来我曾多次自豪地告诉亲友和学生：“毛主席纪念堂基座上那象征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的红色花岗岩多半是我上大学前所在工厂加工的，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时，可别忘了去看一看啊”）。由于我的小姑妈和表叔是“文革”前山东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六一级大学生，当年他们除节假日常来家中坐客讲述大学生活外，还曾带我去参观过北航校园和大学生宿舍。所以我从小便十分崇拜大学生，将其视为“知识的化身”。然而，在“文革”以来只能“从工农兵中选送大学生”的制度下，我从不敢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尽管如此，在每个批量工件加工的间隙，我总是习惯地坐在工具柜边的小板凳上，借着钻床的照明灯读一段书报。我曾一度满足于大型国企按部就班、略显单调的工作，但内心深处萌动着的对知识的渴求，又隐约让我不太情愿安于现状、当一辈子工人。冬去春来，光阴飞逝，转眼间1977年的秋天来到了，我在高高的摇臂钻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国庆节前的一天上午，在北侧工区开铣床的车间女团支部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小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恢复考试上大学了。你赶快准备准备，能考上大学多好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很多“文革”中的做法均在沿用，“左”的思想偏见仍然当道。所以，我听了这位年轻团支书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高考制度已经废除了，毛主席说过必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呀。”女支书看我不相信有点急了：“今后考试上大学，这是邓小平说的。”听罢，我虽然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就是那个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说的话算数吗？”此时，“两个凡是”仍在盛行，社会上小道消息甚多。因此，我很快便将这一十分重要的忠告淡忘了，每天依然十分单纯地在车间里埋头工作。——因为”上大学”对我来说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大约半个多月后的10月21日，“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消息的正式公布，骤然打破了我一年来平静的工厂生活。03
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
“如果考得好，我也能够上大学了！”——在无比的兴奋之余，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省委干部子女的团支书消息灵通。此时，距高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毫无准备且正在上班的我，真后悔自己早先太“自以为是”,没有早半个月开始高考复习。报名很快就开始了。报文科？还是报理科？我毅然决定报考理科中的医学院——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险些毁了我的大学梦。我在中学时已初显文科方面的特长，那么如何选择医学院呢？这是由于“阅历”使然。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浩劫中，从军委总政调任军区报社社长仅半年的父亲，便因缓发山东省“二·三夺权”的新闻报道惨遭迫害，全家因此被赶到苏北农村“流放”了近七年；而由部队转业后就当医生、一直受人尊重的母亲，恰恰让我和家人感到了“白衣天使”职业的安全、神圣和高尚。作为生产一线的工人，参加高考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当年我高考复习的情景和艰难程度，是今天的考生们无法想象的。身为一名工人考生，最伤脑筋的是缺少复习时间、没有复习资料和指导老师。当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口号（在我们数千平米的车间里便赫然挂着这幅标语），全厂职工都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紧张工作着。我跟平师傅一个班，每天8小时，要将每个批次一斤至数十公斤重的零件在操作台前搬上搬下，工作任务重，劳动纪律严，等下班到家时已是筋疲力尽，几乎没有什么精力再看书复习了。我们车间直至12月考试前才给了几天假，冒着严寒匆匆走进考场的我，颇有些茫然和无措。一连数日，政治、语文倒是凭借平日的积累答出了不少，然而，毕竟我的四年中学都是“文革”时在乡村中学读的，数理化由于基础差、底子簿，加上备考仓促，答对的题并不多。当年山东省的考卷究竟考了些什么内容，已全无印象。至今我只是隐约记得，考卷纸似乎与平时的用纸有些不同。后来才知道，由于中央决定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较迟，因而考生多、纸张少的矛盾凸现，中央政治局决定动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的专用纸赶印了全部考卷。记得1977年的山东省高考很奇特：未公布分数前先填志愿。自知高考成绩不佳，当时我仍抱了“也许能考上”的侥幸心理，郑重其事地填上了“山东医学院”“青岛医学院”等一连串医学院。转眼，在期盼之中日历已掀到了1978年春节前夕，迟迟没接到“体检通知”的我方知自己已名落孙山。这次失利对我的震动很大，也使我第一次亲身感悟到“坎坷”的滋味（当年好像没有公布考分，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首次高考中究竟考了多少分）。1978年的春节在欢庆与沮丧中悄然渡过。年后，在少数成为“天之骄子”的考生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学校园之际，我暗暗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力争在1978年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然而，我所面对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与1977年高考截然不同的是，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首次全国统一考试，在考试更加严格规范的同时，放宽了考生的年龄限制。除了大量落榜或尚未参加高考的“老三届”之外，这一年将有大批实力雄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夏季高考，即使是像我一样的非“老三届”考生，也大多因待业、或刚刚返城而有大量时间去上各种各样的高考补习班（1977年高考时这类补习班几乎没有）。新一年的高考，对我这样一个1974年毕业于乡村中学、倒班工作、不能请假补习的工人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就在高考前，厂里在正常生产的同时又接到生产一批援外磨床的任务，我们钻床班的工作量骤增，每天8小时昼夜两班倒十分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是在凌晨天蒙蒙亮时才下夜班，当我洗完沾满机油的双手、迎着晨曦骑车穿越市区回家时，宁静、朦胧的大街上只有几位清洁工人在清扫马路。途中，找到一家刚刚开门的烧饼店，坐下等候可能是全城第一炉的烧饼出炉；待用残留着机油的手吃罢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后，每每再捎上几只给家人当早点。等我从西郊赶到家时已十分疲惫，洗漱之后倒头猛睡。傍晚时分，又要开始新的一轮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忍不拔地独自进行着各科高考复习。开始，我仍抱着“考医学院、当白衣天使”的信念备考理科。渐渐发现自己数理化基础太差，与其他理科生的差距日渐拉大，内心很是着急。一天，因复习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钻床时，我一走神不慎将贵重的精密模具弄坏了，导致磨床某种零件的机加工停产半天，受到师傅和班组长的批评，我的心理难过极了。转眼“五一”将至，正在自己焦虑和彷徨之际，一天工间休息时同车间的一位老大哥以乐观的口吻鼓励我马上转考文科。回首往事，当年多亏这位老技校毕业生的明智教诲。转向文科后，对我来说真可谓“扬长避短”：除数学这一弱项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亲的指点下靠自学复习。令人难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秘书谢芬桂先生悉心指点。谢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国初期曾在政务院担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秘书多年，后因李立三的“历史问题”被贬至我厂工作。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多次热情地帮我审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库房办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读好书，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在辅导孩子的功课。1977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其子谢伯阳在首都一家工厂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经验。这些消息和经验对处于迷茫之中转而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帮助。由此，我们两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家长对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这般重视。记得在我1978年7月高考之时，父母根本不在身边陪伴：父亲在此前几天，已随济南军区师以上干部参观团赴京参观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去了；母亲作为医院科室负责人，每天早早地赶往办公室。与1977年的高考一样，1978年我依然是只身赶赴考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高考补习班，因有备而来，却多了几分沉着和坦然。几天考下来，除数学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除个别题外，解题基本上顺利，似乎都算发挥正常。然而有“前车之鉴”，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回厂上班大约一个月后，我无比兴奋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36分，除数学仅考了38分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数最高，历史次之。1978年在山东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这个成绩表明：我终于将在1978年秋天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正在车间工作。似乎已经有一点预感，心情特别愉快。大约九十点钟，忽然有人大声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说有好消息。“肯定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极度兴奋，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厂部二楼的办公室。在我从领导手中接过那份装在普通牛皮纸信封内的录取通知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上哪所大学。当我展开录取通知，确信自己已被山东省第二大高校——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本科生之时，激动得手有些颤抖。这一年，在1000余人的济南第六机床厂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位“老三届”考上了山东建工学院）。厂里特意在厂门口醒目位置张贴了大红喜报，以示庆贺。令人欣喜的是，几天之后我和父母又接到了大哥在苏北泰兴考上扬州医专的喜讯。一连数日，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在当年高考录取率不足7%的情况下，谁家能考上一个大专生已是十分荣耀，而我们家竟然一下子出了两名大学生！这条独一无二的新闻，当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宿舍的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我深知，自己将要告别工作了近两年的工厂和钻床，告别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师傅和工友。于是在秋日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请了一位懂摄影的大学生为我在操作了近两年的大型摇臂钻前拍下了这张有特殊意义的照片，作为自己一生的珍贵纪念。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伴随祖国和时代的巨变，掀开崭新的一页。此时的我，刚刚渡过21周岁生日。04
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历了许许多多个四年。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难忘怀的日子。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为我日后成长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一生都不会忘记，1978年10月那个去山东师大报到的日子：国庆节后的泉城秋高气爽，自己的心情也如同那午后的阳光一样灿烂。手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一路上，仿佛所有的路人都在向自己行注目礼——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比自豪的快感。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伴随祖国和时代的巨变，掀开崭新的一页。此时的我，刚刚渡过21周岁的生日。恢复高考初期的校园生活，充实且洋溢着勃勃生机。那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几乎都是山东、乃至全国的名师：秦汉史专家安祥章、美国中专家刘祥昌、中国近代史专家胡滨……一批史学名流大家云集山师历史系传道授业，让我们这些闯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受益匪浅。历史系的课程密度大，各门专业课的笔记量更是大得出奇。几乎每次上课都如同速记大赛，偌大的教室一片“沙沙”的书写声，我常常在猛记上千字后抬头望黑板时眼前茫然一片模糊，许久方能看清老师板书的字迹。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入学报到时才买的新钢笔因“不堪重负”，刚上到大学三年级便用秃了笔尖、摔坏了笔杆，不得不更换一支新笔。当时的校园文化生活即纯朴、又高雅。我因自幼爱好唱歌，因此，男声独唱便成为大学和系里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几乎场场必到。久而久之，我便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胡松华的弟弟”。当年我登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北国之春》等歌曲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便会油然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方大学中“天之骄子”们的物质生活之艰苦，恐怕是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山师大的食堂晚六点下班后校园内便买不到任何食品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晚餐的主菜似乎永远是大白菜熬粉条加酱油，多盐少油难以下咽，晚自习时总是饿肚子。而学校每月区区14.5元的伙食费，让人根本不敢奢望外出下饭馆、开洋荤。为了解决晚间的饥饿问题，我只有在晚餐时多买一个大馒头，再买一分钱的粗咸菜夹在其中（有时买2分钱的咸菜已很“奢侈”了。）放在书包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食品袋，只好放进洗净了的“白猫”洗衣粉袋中，去锅炉房打上一瓶开水后，便到教学楼找一间清静、适宜的教室坐下看书自习。每晚九点多饥肠辘辘之时，便取出凉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此时，我感觉那馒头夹咸菜的口感，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之一。——这段“清贫苦读”的亲身经历，我曾多次在课堂上向自己的学生叙述，以此勉励他们珍惜今天、发奋学习。有趣的是，每当我讲到这段往事时，既使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都出奇地宁静，学生们睁大了眼睛，一脸虔诚，仿佛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传说。毕业前夕，所有师范院校的学生都有一段教学实习。说起我的毕业实习，还真有一段“特殊的阅历”：1981年10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学被安排在当时泉城小有名气的济南二中，给初中生上中国历史课，谁知于不经意之中给后来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巩俐当了一回老师。如今细细想来，大约是实习两周之后，我发现所教初二年级中有一位秀丽端庄、大眼睛的女孩子，在全校上千名衣着款式单一的学生当中，她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当时并无统一校服，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衣着均以蓝灰等冷色调为主）。然而，她的名字似乎有些独特——巩俐。听二中的老师讲，巩俐平日爱好文艺，父亲是位山东大学教师，但其各门文化课成绩平平。正因如此，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这名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当几经周折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巩俐凭借其在《红高粱》中的不俗演技名声鹊起之后，通过媒体关于“巩俐出身于山东大学一个教师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济南二中”的报道，我才猛然想起，自己竟然与这位而今蜚声中外的电影明星在济南二中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这段“特殊的阅历”，也令身为大学教师的我，在此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对关于青少年“天赋与潜质”的问题多了些许真切的感悟。时至于今，我还经常在假想：倘若没有邓小平30年前果断决策，及时恢复高考，没有他毅然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也许包括我在内的大批有志青年至今仍默默无闻地在工厂或农村里当工人和农民；也许包括巩俐在内的大批人才，至今仍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不为人知……果真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该是怎样的情形？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当如何？“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在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际写下的这豪迈诗句，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天自无情，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正确法则就是在巨大的变革中前进。值此展示中华盛世的奥运之年，回首自己与共和国同行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在落笔之余，不禁感慨万端。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今天，我们这些经历了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半百之人，有什么理由不加倍珍惜宝贵人生中的每一天？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呢？！（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