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又乔，1949年出生。1969年四川江油县双河公社插队知青。1971年成都龙泉驿区五金社工人。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年四川省外贸学校教师。1992年四川省服装进出口公司边贸部副经理，驻俄罗斯子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那一个梦想
母亲常说，平时要善于学习和积累，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又坚持，绝境中会有机会出现的，那时你才不至于错过……母亲作为成都名校树德中学的高材生，抗战时期考入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外祖父的突然去世断了经济来源。面对上有老母，下有弟妹的无情现实，母亲万般无奈，只好退学，找工作，担起养家重担。谁又能想到十几年后的1956年，已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竟然通过严格的考试，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母亲的经历成为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学习比较自觉，喜欢读书，不费劲，无需父母操心。小学时中队长、大队委一路当来有十道杠（少先队干部的标志）。中学时也是班干部、活跃分子。不光数理化名列前茅，音体美也不落后，图画老师常给我100分，办墙报自然是主力。长跑游泳，唱歌跳舞样样参与，良性循环。在我看来，念完初中、高中、上大学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不渺茫，不是梦。1966年夏，我正上高一。六月某日的课在一片惊诧、哄闹中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园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课不上了，高考废除了——这一停课时刻如同一个历史画面突然定格。学校校长成了修正主义凯洛夫教育路线的忠实信徒和走狗；连平日里慈祥可亲的校医也竟然是国民党少校特务……阶级敌人无处不在，红色江山岌岌可危！誓死捍卫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红卫兵、红小兵们热血沸腾，斗私批修检举揭发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破四旧造反造反……当我们“扒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腾的骏马”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已是1966年11月了。首都北京多么令人向往。她气势恢弘，古老博大，处处体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无数历史遗迹、风景名胜该是我们流连、瞻仰的地方吧。可是我们是来革命串联，不是来游山玩水的。除了在天安门广场留影一张以作纪念，我们不登长城，不仰故宫，不游颐和园。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北大、清华等大学抄大字报。顾不得凛冽的寒风，抄啊抄，天天抄得手臂发酸……一日，倦了，累了，信步来到未名湖前，坐下，发呆。波光粼粼，碧云蓝天，闭上眼睛。整个人如同坐完过山车般停下来、静下来。突然间，这半年的经历一一浮现。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问自己。轰轰烈烈中怎么会有空洞、失落？困惑、迷茫如同潮水在心中交织。那个大学梦呢？心愿在红色岁月里显得多么苍白。北大，此刻我就在你的怀抱中，何时我能作为一名学生徜徉在大学校园里，拿着课本走进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阳光下的白日梦罢了。青春的岁月，蹉跎的岁月。1967年学农——修筑公路。一镐挖下去硬土上全是白道道，汗水湿透了衣衫。以后便是学工——在一个国防厂食堂打杂，洗菜、蒸馒头、包子。体重达到了历史之最……光阴荏苒，百无聊赖。好在喜欢读书。找书来读，不管任何书，只要到手便如饥似渴。慢慢地我便成了逍遥派，疏于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最后干脆退出。读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和精神寄托。文学喂养了我，启迪着我。可那个年代要找到一本书何其难，因为书都成了大毒草。社会风气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有一天，弟弟鬼鬼祟祟拎着两个麻袋往床底下藏，我忙喝问干什么。弟说是邻居昭用弹弓打碎了省财贸干部学校（我们父母供职的学校，当时全校教职工到五七干校去了）图书馆的窗玻璃，翻窗入室偷书，不敢全拿回家，托他帮忙藏一些。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来帮你藏”。这些书被我接管后便成了日夜不离的伙伴了。1968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哭、闹、装病耍赖，在班主任、街道办轮番上门轰炸下，再顽固也难抗命运的安排。我在班上历来属于积极分子之类，轮到下乡不可能不去。似乎，我不蹚地雷谁蹚地雷，我不下乡谁下乡？没有犹豫和动摇，第一批就乖乖报名下了户口。临行前好友惜别合影，题点什么词吧，大家都很伤感。就题“壮别天涯”，我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样子。1969年1月26日，伴随着闷罐火车隆隆的声响，我们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首苏联《共青团员之歌》，来到江油县双河公社下乡插队。社员敲锣打鼓，用萝兜、扁担将我们简单的行李挑到各自的生产队。我与组合同伴禾被带到一座山梁上孤零零的小土屋前。这真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小泥屋啊，我居然冒出这种联想。“这就是你们的家了”，队长的话打断了我的臭浪漫。“劳动工具和口粮到保管室去领。你的隔壁这家是富农，小偷小摸惯了的，要提高警惕，防着点。”什么，原来有一户富农且小偷作邻？我与禾顿时傻了眼。这才看见土屋后面还延伸了两间破败的偏偏房屋。进得土屋，两间木板钉的单人床，上面铺着稻草。一个米柜，两把木凳，一根扁担两个水桶，一口水缸，这就是全部家当。屋内居然没有窗，关上门一团漆黑，大白天也得点灯。要命的是两扇门关不严，中间有一指宽的缝隙，真可谓“风打着门来门自开”。即便从里面关上门，外面往门缝里轻轻一拨，门闩就开了。安全是大问题！倚着门框，眼见光秃秃的山野满目苍凉，耳听呼呼北风刺耳尖啸。面对现实才知什么是现实。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不行，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与富农住一起？与禾一商量便跑到公社去反映，于是我们被分到了另一个生产队。那是一个有着六七家社员的大院子。队里显然没有作好接待知青的准备，原先作为保管室的堂屋正在被腾空，砌灶……我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修地球的日子挖土、挑肥、插秧、打谷、割麦，还要经营一小块自留地，否则没菜吃。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不到前途。时而浮上心头的那个梦想仿佛更加遥远、渺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而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轻柔的怀念。
这是我所喜爱的普希金的一首诗（至今还能背诵）。它给我力量，像安慰剂，支撑着心中的梦想不致完全破灭。归还弟弟那两麻袋书时，其中没读完的和特别喜欢的被我截留“贪污”带到了乡下，与其他能搞到书的知青“互通有无”。赶场天便是我们交换书的好日子。那些故事会、读后感、探讨、面红耳赤的争论都是对知识的渴求啊。书也常被我带到田间地头，成了劳动中间休息时的放松和享受。更有痴迷之时，欲罢不能。往往禾炒菜做饭，我烧火，就着灶膛里的火苗念小说。一边烧火技术炉火纯青，一边小说读得绘声绘色，记忆深刻。同学琪有个半导体小收音机。他偷听“敌台”，给我们讲长篇小说连载《心有千千结》，才知道有个台湾作家琼瑶。一次琪宣布他要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学英语？我们中学学的可是俄语呀。“英语肯定用处大些，”他说。“现在浪费时间不如学点新东西，将来肯定有用，我坚信。”（他的宣言和执着果然让他1977年考入大学。）优秀的劳动表现和获得“五好社员”“劳动积极分子”奖状的我，迎来了1971年初的招工。这次招工的是一个省级大厂。尽管小队、大队一致推荐我，但因父亲的“右派”问题政审不过关，结果被招走的是禾。兴奋的禾，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走了。留下我孤身一人，心灵一片灰暗，失落、伤感、绝望……终见祥云瑞光。第三批招工开始，招工的单位是市郊龙泉驿区无线电二厂。1971年9月底，我离开农村回到成都。汽车将我们从火车站直接载到龙泉驿。可是，怎么不是到无线电二厂而是径直拉到龙泉驿镇革委？命运又开了一个玩笑。原来我们这批知青大都是右派子女或大大小小有家庭问题的所谓“黑五类”“麻五类”子女，或是走白专道路的苗子。无线电二厂招工是个幌子。其实是镇上的“木器社”“缝纫社”“铁器社”等八大社——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招工。上当受骗！在讲阶级路线的年月，出身不好等于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只能在社会底层干苦力。老百姓哪有知情权、选择权！牢骚、愤怒有何用，难道回农村？无助无奈，只能就范。我被分到五金社。工人大都是大叔大妈之类，设备也是大厂淘汰的，老得掉牙。五金社生产台虎钳。我当上车工，每天的任务是车丝杆、丝杆头，工作时间还三班倒。重复、单调、乏味。理想与现实差距如此之大，那个遥远的梦想更加遥远不可企及。如果说当知青时还朦朦胧胧幻想着命运的改变，现在你已不再是知青而是工人——生活似乎已经定型。庆幸自己有读书的爱好。也许母亲早年的教诲已经潜移默化，不浪费时光已成习惯。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大都看书，有时甚至连政治学习、开会也手不离卷。在阅读中获得的不仅是充实，也是在渴求知识中积累着知识。1977年冬，高考恢复。无视科学，无视公正的时代结束。通过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回归。当我知道自己能参加高考时，离考试只有一周时间了。五金社这批返城知青无一人报名。是失望太多麻木了，是受张铁生白卷打击不再相信了，还是消息太突然没回过神来？总之，这么短时间要准备显然来不及。可是，那个植根于心的梦眼看有实现的机会，却让它失之交臂吗？考，要考。哪怕考不上，哪怕仅仅去体会一下考场的氛围。我报了美术专业。那一两年迷上画画，参加过区文化馆短期培训班。就这样，在没复习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上阵。居然通过了统一的文化考试——得益于平时知识的积累。接下来是专业考试，共考了两场。第一场，考基本功，静物写生——画赤脚医生的红十字药箱；第二场考创作——自由命题自由作画。我的命题是“攻关”。画了两位青年女工，一站一坐，手端饭盒，一边吃饭一边指着铺在桌上的图纸，作研究讨论状。等待消息。心态平和。自己安慰自己：你是临时抱佛脚，仅仅为了去体验一下考场的氛围。业余学美术才一两年，功夫不扎实。你又已经28岁，学艺术已是高龄，考不上可能性大。结果是我所填报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未将我录取。读书不成就结婚吧。1978年2月我结束了爱情长跑，结了婚。直到1978年4月初，我的同学，当年插队时宣言用收音机自学英语的琪突然出现。他参加了1977年冬季的高考，考的就是他自学的英语专业。他说，1977年录取工作结束后年龄偏大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补招，他便是其中之一。他被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此番前来告别，“你一定要去考，你肯定考得上，争取西师见”，他如是鼓励我。当我找到有限的复习资料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一次五金社竟有12名当年的知青报名，领导非常不满：“不务正业，不抓革命促生产，不安心本职工作，大学都拿给你们几爷子考起了？做梦！”并在大会上宣布统统不准假。病假（哪怕有医院开的证明）、事假、补假都不准。看你们去考！这种狭隘、愚顽、霸道的做法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哪能跟今天幸福的高考生相比呢？他们被家庭、社会高度重视着，呵着护着，连考试期间娱乐场所都要降低分贝。时代的变迁让人感慨。岂知这反而成了一种动力，促使我们更加发愤——就考给你看。结果成绩公布，龙泉驿区哗然，文理科状元均出于此小小五金社，我也以368分的分数名列前茅。我们12名参考，6人被录取。当分数公布知道自己胜券在握时，我已怀孕近三个月。询问招办得到的答复是学生期间不能结婚、生子（此条例后来解禁），否则作退学处理。怎么是这样？要上学就不能要孩子。我多么喜欢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我的孩子，那么理解、支持我。在繁忙的上班、复习、高考之际，没用妊娠反应来干扰，甚至我从自行车上重重摔下也没产生任何后果……不忍心将你扼杀啊。可是，人生漫漫长路上，那个与生命同在的梦想如此强烈，那个曾被剥夺而今来临的机会那么不易，不甘让它付之东流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搭末班车，晚了点，它绝尘而去不会等你片刻的。必须要付出代价啊，挣扎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对不起，亲爱的孩子，原谅妈妈的残忍。心在哭泣，在滴血，在刀剜般的痛……我舍弃了腹中的孩子，被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录取。终于圆了难圆的大学梦。当“文革”停课那一定格画面重新启动时，竟然经历了12年。一个人的遭遇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注定要体会时代的悲伤与快乐，无法游离于它之外，无法抗拒，逃遁。1978年的10月，阳光真好，天蓝如洗。北大未名湖畔的白日梦成了真的。当我在重庆北碚火车站一下火车远远看见同学琪——他作为师兄来迎接新生。“你怎么知道我考西师？”我很奇怪，并没有通知过他。“我在女生宿舍门上看见了你的名字。”他说。（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