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宣，1953年生，浙江上虞人。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应征入伍，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复员在上虞西湖中学任初中教师。1982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1983年10月调至浙江教育出版社，任文科编辑室、辞书编辑室主任。1998年获聘编审。2013年退休。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两个梦想，两件“牛事”
少年时的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参军，当一名为青少年所敬仰的解放军战士；二是上大学，做一名大学生。我知道只有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的上学读书之路，比较坎坷。1958年，国家颁布总路线，开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绘制了赶英超美的蓝图，借此东风，我家从上虞农村迁到父亲工作的余姚陆埠。1959年，我在陆埠上了小学。当时正值教育改革，变成春季招生，我虚龄7岁，足龄才5岁半，母亲对老师说我在家里已经认得好几百字，经过小学一年级教材当场测验，我才报上了名。开学后，课程中居然有一门俄语。遗憾的是在学了一句俄文“我们爱祖国”后，老师就因病请假，后来则是调动，我们的俄语课也就此结束。直到1969年参军，准备与“苏修”打仗，再学战场俄语，每人一个小册子，七八句话，有“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等，但喊过的这些俄语口号也不知道准不准，因为大家连字母都不认识。我们家团聚后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英没赶上，美更不知在哪里，粮食储备越来越少，开办没多久的“全民食堂”难以为继。于是政府又号召“大办农业”，因“大办工业”而进城的我们，又被号召回农村去。我回到上虞老家读小学，那是1962年。所谓的学校，只是一所老房子，楼上楼下两个教室，两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三个年级也就二三十个孩子。而且都是用方言教学，与陆埠镇小的普通话教育无法相比。好在一年后就转到公社中心小学了。中心小学离家五六里路，经过三个村子。那路，少数地方铺着石板，大多是泥路，下雨天常会脚下一滑，就得用身体去丈量田埂。那时家里没有雨伞，只能戴一顶直径80厘米左右的大箬帽，斜风细雨能把胸口以下部位都淋湿，裤子则跟水里捞起来一样。每天大清早就得起来，来回都是走路。在大冬天也是如此。上虞的冬天很冷。我在当兵前没有穿过棉毛衫裤，也没有穿过绒衣绒裤，更不要说毛线衫裤了。我们那边有句老话：今年还是旧（去）年好，两件布衫当夹袄。我曾想要一条绒裤，我母亲拿出一条高腰大裤腿团起来系裤腰带的夹裤给我。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怎么会愿意穿这样的古董？所以我常常穿两条或三条长裤过冬。天气稍暖和一些，就赤脚上学。好在乡村学校对此并不计较。记得学校黑板报有篇表扬稿，写“最远、最小”却最早到校的事。其中“最远”写的就是我，因为我上学的路途最远，而到校最早，常常我到学校了，老师们才起床，有时甚至还没开校门。1962年的某天午后，我忽然感到内急，赶紧到学校边上的露天粪缸。坐在缸沿上，就是排不出来。边上的同学坐下去不久，就痛快地解决了，那些秽物落在粪水中，发出“嗵嗵嗵”的声音，在憋得满脸通红仍不能顺遂的我听来，宛如一首美妙的乐曲，甚至都有点羡慕别人能拥有溅到屁屁上的那点水珠。同学来一个又走一个，我在缸沿上坐了近个把小时，仍未能如愿。终于有人去告知了我母亲。母亲来了，说，那怎么办？先回家吧。我拉提着裤子，翘着屁屁，跟母亲一起慢慢挪动着。大概是因为这挪动，终于让那秽物出了口，那一刻的轻松，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这囧事的原因，是那几天一直吃狼萁根（蕨菜的根茎）做的食品。当时农村粮食奇缺，村民只好上山挖狼萁根、红藤刺根（金刚刺的根茎）磨粉充饥，味道尚可，就是吃后干结，排便不畅，非常遭罪。关于读书，记得母亲说过，你要好好读书，你小伯（小叔）没读多少书，都做了大队会计，等你有了文化，难道还不能做个大队会计？这话很淳朴，也很实在。临近小学毕业，一次去办公室找班主任，偶尔瞧见老师对我的评语，在是否可以保送一栏，老师填的是“保送”。不过我仍然到镇中参加了小升初考试，顺利考上了丰惠中学。1965年秋，我上了初中，却又碰到了新的教育改革，学校实行“半农半读”。入学通知要求报到时带一把锄头。在之后一年中，每周至少有一天参加劳动，填湖造田，开地种菜。所教的东西非常有限，不记得语文学了什么，数学只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组，生物课为“农业基础知识”所代替，物理、化学则未曾接触。但这半农半读也只维持了不到一年。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学校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破“四旧”，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学校里只留下冷清的教室，寂寞的书桌，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在折腾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回到村里参加劳动。又过了一年，1968年，学校忽然来了通知，让我去拿初中毕业证书。这不仅宣告我中学生活的到此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大学梦的破灭。2017年初，我们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在纪念册里，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做‘老三届’，包括了应在1966—1968年毕业的全部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中的1968届初中毕业生，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无辜、最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只读了一年初中，就懵懵懂懂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运动，糊里糊涂地拿了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无可奈何地回家种地、待业、下乡。”
丰惠中学老照片：食堂、池塘、大樟树。左上为教学楼，建于1960年，故名“六〇楼”（现已拆除改建）
就这样，初中尚未读完，连高中梦都未做成，我就得回队参加劳动了。
其实农村孩子干农活，大多在未成年时。我也一样，十二三岁就在“农忙假”时到队里干活。跟母亲去劳动，在属于母亲的田条后半段插秧，算我母亲的工作量，工分也记在母亲名下。此外还有拔秧、割稻、摘豆等等，凡是母亲做的活，都帮上一把，可以多记那么一两个工分。等我1967年放下书包，正式到生产队劳动时，一切就得按社员的标准了。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没人关照，队里只给我4个底分。到1969年年底应征入伍时，我也只有8分，但干着其他社员一样的活。出牛圈（把牛栏粪挑到田里）、挑猪粪、担人粪、挑草浆河泥，这些担子都在150斤上下，要走过狭窄而又滑腻的田埂，倒在田里，然后用双手抓起这些猪粪、牛粪、草浆河泥，捏碎抛撒。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手上的恶臭则是怎么洗都洗不掉。更恶心的是耘田，那时都是跪着耘的。插秧时一行7株，耘田时就骑跪在中间那株两侧，左右各3株，用手松土、拔草、删稗草。有时耘田前先撒了粪肥，那个味道可想而知。但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干下来的，也只认“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理。每一块田稻都得十天半月耘一遍，到第三遍时，稻苗已经很高，如果前面没有一个用竹子编的苗托，稻叶尖有可能扎到眼睛；胯下没有一个同样用竹子制作的类似骑马鞍那样的苗骑，大腿两侧一定会被稻苗的毛刺割得伤痕累累。当然，最累的还是双抢割稻。弯腰割稻，直腰在稻桶上打稻，一稻桶打满，已经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近正午，烈日当空，气温升高，还必须把一担近两百斤的湿谷挑回队里晒场。至于田里的蚂蟥，到处游走的水蛇，更是司空见惯的，我的双脚，至今都留有蚂蟥叮咬后的伤疤。因上过中学，根据“形势需要”，队里常派我去出墙报、刷标语，参加宣传队的节目编排、演出，有一段时间还被公社抽调去专门搞“大批判”专栏，也算仍然做着与文字有关的事，可以暂时脱离繁重的劳动。虽然上学时间不长，也没多少书可以读，但对读书的渴望却似乎是与生俱来，只要有书读，不管是什么书，都是不会放过的。当时家里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直到去部队，每本都看了有三四遍。有一次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首尾不全的《水浒》，如获至宝，要求三天归还，我三天里居然一口气看了两遍。1968年，我15岁，第一次应征参加体检，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脾脏过大，未获通过。1969年初，再次报名应征，却在体检前患腮腺炎发烧了三天，烧退时，体检也结束了。半年后，再一次应征，大约是事不过三吧，终于通过体检，圆了我的参军梦。当年12月，我离开家乡，北上山西到了部队。我们部队是坦克团，要求甲级身体。同村入伍的伙伴，因身体略差，只能去炮兵部队，对我好生羡慕。新兵连训练结束，我并没有分配到坦克营，而是去了摩托化步兵连。问题是代表“摩托化”的装甲车，直到五年后才得以装备。我们只能进行步兵训练，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练射击、练投弹、练战术配合，夜间的紧急集合是常事，我从第一次紧急集合用时十几分钟，到后来能够在三四分钟内打好背包、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有意思的是一次紧急集合，一位战友竟然把军裤前后穿反了。后来那位当炮兵的伙伴来信告知最近到哪里训练打炮，我感慨我这个坦克兵还不如他这个炮兵。更惨的是我们这个连队一直担任着坦克团边边角角的工作：在太行山上国防施工埋电缆，到部队的“五七”煤矿挖煤，自己动手建造营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正用于军事训练的时间并不多。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有一万个想不通，也必须执行命令。部队的主业是军事训练，站岗放哨，以及国防施工、营房建造等等。当时，战士要获得提职、提干，除了军事素质要过硬，日常生活表现突出，还得有文化知识。所以大家都努力展现各种特长，“要求进步”。部队在吃饭前、开会前、军事训练前必须列队唱歌，行军也会有歌声；八一节、春节都有自编自演的小汇演；有独有的饭堂广播（即根据学习的内容在大伙吃饭时读所写的体会，表扬好人好事等）；还有黑板报、墙报；各人自己的工作总结、思想汇报；等等。但当时的战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文盲，不会写信，也不能读报。记得一个山东兵到卫生员那里看病，说，“卫生员，我喉咙有点痛，是不是流氓性感冒引起的半导体发炎？”连队的几个高中生，因为比较内向，不太积极，也不敢承担。我这个初中一年生就有了表现的机会，如出黑板报、办墙报、参加文娱演出等等。一年后，连队原文书调任，我被推荐担任。之后，我给战士上文化课，为连队写各种工作总结报告，组织战友读书，编导文娱汇演的节目，教唱歌，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提高了组织能力。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来读书。自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就是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那次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要读点书”的指示，以及劝许世友要读五遍《红楼梦》的话，我们所读的书就不只是“老三篇”和“小红书”了。当时所有图书都由我管理，凡是当年配给部队的书，都能拿来读，《红楼梦》大概读了三四遍，鲁迅的杂文选和《呐喊》《彷徨》，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样板”小说，可以经常阅读。但类似后来中文系开的“必读书目”中的书，几乎是碰不到的。记得为了写新闻报道，自己买了语法修辞逻辑的书，这些知识后来在高考中派上了用场。
1973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好像是在火车上听到一个新闻，说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事。于是心里一动，已经破灭的大学梦有些微复活的征兆。伟人作出“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新指示，但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而且提出“学制要缩短，教学要革命”。接下来采用的是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些被推荐者，也有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称——工农兵学员。我心里暗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工农兵学员。1976年10月，我最后一次回家探亲。返回部队时，与来杭州结婚的排长约好在杭城见面。他们夫妇带我爬了宝石山，排长指着北面那一片房子说：那里是杭州大学。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闪过：能在杭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在杭州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想不到的是，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居然在两年之后就成为了现实，也许冥冥之中有定数吧。1977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虞家乡。公社正在搞推荐上学的事，大队书记跟我说，今年已定了推荐某某，你迟早总是要被招工的，所以……我当然只能点头说“晓得、晓得”。接下来在大队也很受“器重”，以各种名义参加外面的活动，曾经为生产大队查账、外出讨债，参加县里组织的《毛选》第五卷的学习，甚至参加在外地举办的沼气池培训，等等。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村里领导总得为村里争取更多的资源。如果我有了工作，村里就少了一个争食的人，而对我自己来说，则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没多久，公社中学要招民办教师，大队里便把我推荐到了教师的岗位。于是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件“牛事”，——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农半读的初中，在部队当过几年文书的复员军人，居然担任起了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教师。
1977年10月21《人民日报》报道高校招生重大改革
1977年10月，报载国家恢复高考。消息突如其来，大学梦忽然就在眼前，我当然是喜不自禁。那时学校一般的年轻教师，大多高中毕业，个个跃跃欲试。但正式报名时，居然都选择了中专，这叫我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人怎么还敢去报考大学呢？于是也稀里糊涂跟着报了中专。
当我走进中专考场时，顿时抓瞎了。中专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我语文可拿到七八十分，政治应该能及格，但数学和理化一点都不懂，只能交白卷。考试结束，我就知道必然名落孙山。连后悔都可以省了，因为没资格。转眼间，1978年的高考，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了。这时候，我打定主意：就考大学。大学分文、理科，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外语，外语不计分（可以不考），即使把数学丢弃，只要四门课每门70分，也可以考到280分。主意已定，我就利用做教师的便利，一边教课，一边抓紧复习。我采取的策略是：不在数学上花太多时间；语文自己在教，不用专门复习；重点放在政治、历史、地理上。我今天把一个洲的教学地图挂在办公室墙上，记地形、记国界政区，明天再换一个洲；接着又换上历朝历代的历史演进图标、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当时我父亲在余姚陆埠中学兼任“工宣队”队长，他为我和应届高中毕业的弟弟搞了一套油印复习资料，资料纸质很差，字迹模糊，但十分紧俏和珍贵，因为七门功课齐全。兄弟俩如获至宝，一个考文科、一个考理科，各取所需，一起复习。7月20日开考。考场就设在隔壁公社的中学里，监考的还是较熟的邻校语文老师，因此比较镇定。待卷子发下，大致浏览后，就开始答题。感觉这试卷并不难，往往一答题就可以连续不停地书写，规定两个半小时，花了两个小时就基本答完，再检查一遍，就交卷了。有意思的是数学考试。我拿到试卷，从头到尾翻一遍，觉得一个变形的圆柱体公式题和一个因式分解题还可以做，其他都不会，没什么可选择的，就埋头做这两题吧，竟然被我做出来了！后面还有一道十几分的平面几何题，曾经听教数学的同事讲过类似题目，他在办公桌上给我们一帮青年教师演示过，感觉这题也可以做做看，就把这题也做了。只是人家七八步做完，我做了近三十步。其他都不会，也看不懂，就交了卷。不想监考老师看我的数学试卷步骤非常清楚，其他试卷也都写得满满当当，一考完就跟我们学校的同事说，你们这位语文老师肯定没问题。——这是同事后来告诉我的。知道高考成绩，是在8月份。那天去村边河里游水，碰到公社植保员，他告诉我成绩已经到了，是330多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还说了几个一起去考的人的成绩。那么消息是确实的了！我抑制不住兴奋，要想掩饰一下不把笑容露出来都难，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喜形于色”。第二天一早去公社拿成绩单，可以根据考分重填志愿。我的成绩语文最好，后来听说是全县第二名，82.5分，所以填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打算放弃的数学，竟然得了21.5分。正是这21.5分，使我达到了杭大中文系330分的分数线，顺利录取，圆了我的大学梦。一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离开学校12年的学生，一个考中专没戏的考生，居然考取了大学，事后想想，确实是一件人生的“牛事”。10月2日，收到录取通知书。10月17日，到校报到。入学后，才知道我的同学有多厉害。在寝室里见到的第一位同学张晨曦，语文85分；后来又知道同组的任晓岗，语文竟达89分，单科浙江省第二名；还有数学90多分的、满分的，地理96分的……
还有一位樊诗序同学，只是小学毕业，据说当他看到有同学还在看高尔基的《母亲》时，说这就放心了，因为他虽未上过中学，但中文系“必读书目”中的书，大部分他都读过了。后来我们同寝室，与我的床铺前后相连。他的床铺是最有读书人特色的：床头、床边的墙上、上铺的铺板上都贴满了日语单词，以保证睁开眼睛就能学习并记忆单词。
真是“牛”人如云啊！而我在进大学之前，却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不了解，可见我在面对这帮牛气冲天的同学时的压力。
我们78级和早我们半年进校的77级的读书热情，据老师的评价，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同学中洋溢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读书豪情。
三十年后，我与我的老师说起来，他们都感叹：77、78级那样读书的盛况是再也不会有了！记得当年同学中，吴存存同学在二年级时就通读了《史记》。最典型的是钱志熙同学，经常读书到深夜，晚上10点左右回寝室，说看书看得累死了，休息休息，背两首唐诗。钱志熙同学后来成为北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确实是刻苦努力的结果。同学们如饥似渴、唯恐自己落后的学习热情无时不在鞭策着我，我唯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读一点，再多读一点，以免掉队。那时候挂着红字白校徽的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买饭排队，还是饭后散步，甚至坐公交车、上厕所，手里无书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情景，终于在移动网络普及的时候又重现了。——只不过当年我们手里的图书，变成了现在的手机。
四十多年过去了，好像很远，似乎又很近。我该庆幸，我这样一个曾经连棉毛衫裤也穿不起的穷小子，居然在不意间实现了人生的两个梦想。特别是我的高考，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牛事”，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结识了我们这一帮牛气冲天的同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感觉更为幸运的是，我们当年的教师阵容相当“豪华”。夏承焘先生还是中文系的教授，王驾吾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姜亮夫、孙席珍等老先生都给我们开过讲座，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等老先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郭在贻、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汪飞白、王维贤、倪宝元等先生正当壮年，是给我们上课的主力。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妙语连珠的演说，带我们走进语言和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学术之门，为我们毕业后各自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老师们给予我的更多。杭大中文系7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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