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黄仕忠：高中同届两个班同学, 只我一人考上大学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黄仕忠，男，1960年11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5年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教授获硕士学位；1989年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季思、黄天骥教授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古典文献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等。
原题
我的大学之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同学毕业合影，前排右二为黄仕忠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在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区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那山，远看犹如一张撒下的网，所以人们也叫它做“老网山”，而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叫网山大队。出生时，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我在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这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穆成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琢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嗦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后来想想，这过程中，其实还学会了校对、排版、改稿——— 这些正是我做老师后经常用到的基本功，而喜欢改动别人文字的“坏习惯”，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染上的。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从此一概排除漂亮浮华的字句，只走朴实一路，力求准确。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文字表达。我的作文本上，他有时用红笔给一些字在下边加了圈。我想，这可能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够好，就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圈点”，意思是肯定我那个字用得很好。
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74年，我初中毕业，上了高中了。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
我们实行“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清晨露浓，茶芽齐整，望之令人欣喜，入手感觉亦佳。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汤老师则组织我们撰写歌唱春茶战役的诗篇。
上中学那时，父亲布置家里造新屋了。因为我们两兄弟，家里却只有一间屋。先是平地基，然后从河里挑沙子，到几十里外用双轮车拉石灰。筑地基时，抬石头、砌墙脚，都是请人帮的工。打沙墙，用的是“版筑”法，除最初几圈外，都是我们自己打的。一版版的沙墙，一层层地升高。父亲琢磨着如何垂直与平衡，不知不觉中成了合格的泥水匠。而我和哥哥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视高如低，甚至可以在高高的架子横梁上走路了。
为了造房子，哥哥放弃了高中的最后半年。我则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从夏天到秋天，有大半个学期没去上学。班主任何瑞良老师来叫我去上学，我迟疑着表示不会再去了。后来班上四位要好的同学来叫，我说担心跟不上。同学说：嗨，你怎么可能跟不上呢！于是有了台阶，重新回校，读完了最后一个半学期。
到1976年的夏天，我在懵懵懂懂中，读完九年半的书，还未满十六岁，就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由于那时心思不在读书，完全不记得高中时学了些什么。反正回乡种田，这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在七八岁时就跟着父兄后面，在自留地里干活。每人仅七分的自留地，其实承担了家里三分之一口粮。到初中时，每到周末，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从一日挣一点八个工分开始，到高中时可挣五六分工分——— 全劳力则是每天十分。除了赶牛耕田这特殊农活有专人承担而没有做过外，其他农活都尝试过了。由于从初中时就开始长个子，有体力，高中毕业后，短途挑二百斤的担子，已经没有问题。
高考那年，去国家粮库卖爱国粮，一百四十斤的谷袋子，两手抓住袋角，一甩便上肩头。至于插秧、割稻，当然不肯落在人后。总提醒自己，只要别人能干的活，我也一定可以做到。还努力学习“科学”种田、养猪，例如看到邻村介绍用发酵饲料以助猪崽生长，就尝试着在糠里加酒曲来制作发酵饲料，虽然最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的这种实验。雨天则在家里用揉制过的稻草打草鞋，斫来山上的野竹，削成篾片，编制或补箿畚箕。
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轻拂，波浪起伏，油然而生“良苗亦怀新”之感，虽然当时不知道陶渊明有这诗句，但真的好像感受到了那禾苗的喜悦情绪，于是也心生愉悦。只是看见花草，便总想着能结何种果子，看到树木，则想着可作椽子还是樑柱或是板材，观水塘，想着摸螺蛳，见麻雀，想着掏鸟窝，所以，凡是看到的东西，总想着能有什么用处，从来不会发生“小资情调”式的单纯欣赏。而且，小时候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到了现在，依然不曾有多少改变。
那时，往来活动的范围，不过三五里之间，却是我的世界的全部。所以经常琢磨怎么样用好田头地角，安排耕种。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农活确实繁重，繁重到令人不堪承受。特别是“双抢”季节，炎热的天气，在田坎角落里弯腰割稻，闷热到四十多摄氏度，却没有一丝风，令人喘不过气来。又或是挑着百余斤的柴担，山行数里，垛柱撑着，双膝不停打颤，行至山脚路边，扔下柴担，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
这些时刻，又让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呆下去，我要离开这山村。每当爬上老网山顶，眺望四周，连绵皆山，可耕种者不过是山谷间梯田坡地，唯有北望十五里外的枫桥镇，山峦之间，房屋隐隐，令我常生遐想，不知那山之外，究竟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何种光景。
后来才知道，父亲为我的未来，做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做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我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
浙江省1977年的高考，印象中似乎先有初试，刷掉了许多人。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课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
1977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大学离农村青年依然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三月间，枫桥区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十五六个人，大约都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1977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成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记忆与背诵。
那时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时间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
受此激励，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都会构思几个题目，选择农村的经历、听过的故事、所闻的时事，思考几种结构、几种开头或结尾，然后选一个较为成熟的，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写在四开的白纸上。后来装订成册，居然写了有好几本。现在还有一本留在手上。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所以，我居然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平静地上学，享受学习的快乐。
这之后，我在杭州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留校，然后又考到广州读博士，从此远离家乡，双亲也是这样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
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地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离高考大约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上。
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得有些晚，村里不时有传言，说是有谁考上了。也有人专门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仕忠不在考上的名单里。母亲有些担心地跟我说起这些传言，我平静地说：总要看到正式的成绩单，才能算数。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到82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我高中同届两个班的同学，近一百一十人，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能够考上，也是因为平时喜欢读书，而家里还有一些叔叔和姐姐读过的书，以及偶尔读些姐姐她们借来的书。在农村，想要读书，原本就不容易，那时如果不能在中学里获得知识，即使高考的机会到来，也完全没有竞争力。
录取到杭大后，二表哥专门来找过我，以他的经验，读中文，有很大的危险性，杭大有地理系，文理兼收，最为安全，所以建议我转去这个专业。但我对地理没有感觉，而写文章则是我喜欢的事，想来要转专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行动。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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