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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大学对于我来说,曾经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又成为带点焦渴的希冀与梦想,最终成为了一个现实。
我小时候听到过乡里几个大学生的事。
其中一位是我们村的,他父亲是地下党,临解放时被捕牺牲。由于家里还有未亡人,所以解放初修烈士墓时,他没有葬到雁荡山烈士公墓,而是在村对面的山上造了一个烈士墓,墓上是我们熟悉的方尖碑。这位村里唯一的、烈士遗孤的大学生很不幸,考上不久就得病去世了。关于他的如何聪明,怎样的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的传奇,在好长的时间还被村人诵说着。听说他那时已经有未婚妻,当然也是大学或者高中的同学,曾经来过他家。这就使这个传说更增加了一点凄美的色彩。关于他长期卧病辗转于床笫的倔犟,拒绝家人为他做法事,以及他的未婚妻的悲恻,到了我初长成时,更多了一种回味。我承认,这样的故事对我人生会有一些影响。
另一位是我外婆村里的,上的浙大化学系,后来在衢化工作。我大舅与他小学同学,据说小学时我大舅读书比他好。当然这是我外婆说的。这一位大学生,我恍惚见过一两面。乡里人说到他时,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深度近视眼。
不管怎么说,在童年的心目中,大学生是了不得的,简直跟神一样的存在。我从小喜欢听温州鼓词,故事的主角无非文武解元与状元郎,当时在我心目里,大学生也跟解元、状元一样,只是一种传说。至于“大学教授”这个词,是在读小学时,一次一个同学听到铃声响,还是慢条斯里地往教室走,老师说了一句:某某真像大学教授一样(意即慢悠悠或者是大模大样的意思)。于是,在很长时间里,这成了我对大学教授的一种想象。我无法确定,在我的孩提时代,当听到这些有关大学的传说时,我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去上大学?也许有那么一点,因为毕竟是美好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是朦胧的。
事实上,就在我上小学的那一年,大学就已经停止正常招生的了。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事,好像这件事也与我邈不相关。但其结果是使得我的整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都与考大学这样的事情毫无关系。我们都无法听到有关大学的传说,更别说向往了。这就无怪乎我在小时候不可能就有一个大学梦。一切都和现在的孩子是两样的,或者说都是相反的。现在叫应试教育,当年应该叫“不试教育”,也差不多可以叫不教育,但终归得承认它还是一种教育。
诚然,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老师还是一直教着的。师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小学与高中。小学老师基本上都是正式师范毕业的。小学老师中两种出身的人比较多,一种是地主成分的,一种革命烈士子女。他们共同努力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浙南是游击区,烈士不少。解放后子女都得到党的培养,上学读书,上得最多是师范。
乐清中学则是一所正规的学校,四十年代创办,有传统,老师也都是本科毕业,其中就有杭大毕业的。相对来说,初中因为上的是刚办不久的公社中学,师资就差一点了!基本上文革前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但也都在认真地教,而且有些老师也教得很好。文革中,农村在教育方面是有所普及的,虽然质量大不如前。比我大十多岁那个年龄层的人,上初中还是稀罕事。从前的初中生,在村里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因为那时全县只有县城与大镇(区)才有中学。文革中每个公社都办了初中,先是叫农中,后来还是改为正式中学的名字。这中间,其实也有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有所拨正。
总之,对于我这个年龄层的农村孩子来说,只要在读,家里让读,想上初中基本上不成问题,而且基本上不论出身成份。但要上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县中或区中的招生名额下到公社贫管会,再由他们分配。其实就是公社干部在分配上高中的名额。各村(那时叫大队)的名额的多少,虽不能说是平摊,但的确有个名额的问题。某年这个村初中毕业生多,就不一定都能上高中。其间有个挑选。这样一来,村里即大队的干部,其实也掌握着一种分配权。挑选的标准,除了关系之外,就是看成分了。
记得我的初中同学中,有一两位读书很好的,却因为成分的原因上不了高中。我家是贫农,成分没问题。但我祖父是国民党员,父亲农闲一直做点小生意。母亲笃信佛教也是村里出名,那时叫“迷信”。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我家是带有明显的落后群众家庭的色彩的。所以,在上初中时,忧虑的不是上大学那一层,而是怕上不了高中。
七十年代初大学、还有中专恢复招生,实行保送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大学开始进入我的视野。这时的大学生,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传说了,而且多能眼见的了。但却是一种说不清的既羡慕又复杂的情绪。
保送工农兵学员,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的,有点像古代的乡举里选。当然,古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掌握在州、县。保送工农兵学员的机制,我没有做过历史的调查。但据我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公社掌握着决定权。具体来说,就是县、公社、大队三级的选择权。公社的权限是最大的,但也必须大队的配合。这样一来,就能大体知道被保送上大学者基本的背景条件了。
保送上大学,据说名额定了以后,也有一点形式化的考试。哪里出卷?谁主持考试?这些我不清楚。各地可能也不一样,但是有考试的。有这样两件事情给我这种印象。一是有一次,据说几个人在公社楼上考大学。
回过头来再说上高中的事吧!那年我这个大队里,一共有三位初中毕业生。另两位的关系都比我强些,据说其中一人还拿我祖父是国民党员来说事。我哥就是因为这个入不了共青团的。这件事情在我家是一个阴影。所以,我初中时要申请入团,我父亲就有些担心。他是从不往公社、学校这样地方跑的老实农民。一个晚上,却突然发想,带着我去学校找一位老师问入团的事。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说完全没有问题。他这才释然地领我回家。
这次是上高中遇到困难了!我那时小,完全没有自助的能力。这次主要是我母亲去找人,反正挺险的。最后好像是到姨父村庄“假渡”了一个名额,因为他那个村庄,那年没有初中毕业生。姨父在那村里做会计,多少有点话语权。这里面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一直不太清楚。父母都已去世,也无从问清楚了。上了大学后,我的事父母就完全管不上。所以,我看到现在有的大学生,一直是父母帮着,每个环节父母都想插个手。觉得挺不好的!影响孩子的独立性。但每想起自己上高中这件事情,就能理解几分了。当父母的,对于孩子的事,在他们有能力管、还能够得着地方,他们总是要管的。总之,我上高中了,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的考大学。所以必须叙这一层。
高中时担任学校图书馆的出纳员,杂七杂八读些书刊,也喜欢读小说,除了民国时期印的那种石印绣像本、通常被称为“黄色”的那种之外,就是苏联小说了。但读得最多还是文革时期的小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全都读过的。于是迷上了写小说,一直到高中毕业后还在写。当然多半是些战天斗地式的,回乡知青的故事占大半,按照着《牛田洋》《艳阳天》及一些文革时反映知青的小说撰造的。和有此同好一位同学一起写。他母亲家在山里,跟浙南游击纵队(俗称三五支队)略有瓜葛,就写起革命题材来了。把他妈妈塑造成地下小通讯员。那一段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多少练了一点笔墨。
高中两年还算愉快!高中毕业后就犯难了。
先是学手艺,跟堂兄学锻铁,打柴刀、锄头之类的!后来又做赤脚医生,当春苗、红雨的晚辈。一次温州卫校医士班到我们公社搞开门办学,我们几个“赤医”跟着他们听课、采药、看病。看到这些未来的正牌医生,羡慕之情,无以言表。简直把人家看到天上去了!
一次出去搞活动,带卫校老师走山路。走累了在凉亭休息,说到上大学的事。他们很肯定地安慰说,以后不会只搞保送,会恢复正常的大学招生考试。可惜当时自己见识有限,没有理解这些话。当然即使知道会招生考试,也不知道究竟怎么个招法,怎么个考法。人在某个阶段,总是会为那阶段的见识所限!我想只有非凡的人才会先知先觉,为自己创造各种原本没有的条件。
卫校的师生们走了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恢复高考的信息其实已经出来的,城里消息灵通人士,已经在准备复习了!可是乡下消息实在闭塞得不得了,何况又一个劲地忙着地里的与山上的活。双抢过后,连着一个月天天上山斫柴,将那年小队分到户的一爿柴山都快斫完,像赌气要折磨自己似的。每天挑着一百来斤的柴草走好几里山路,累得身体都要散架。
一天担柴回来,却见几个高中同学等在家里,这才知道明天县里有招收高考复习班的考试。一位家在山里的同学当晚就住在我家,翌日四点钟起床出门,走过有高中同学住着的村庄,把大家都叫上!考大学去喽!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回到阔别两年的母校乐清一中参加复习班考试。那时我们觉得不是在考复习班,就是在考大学了。考上了就很有可能考上大学!实在考不上就拉倒!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考完复习班后我们几个同学走在山路上结伴还乡,一位同学抖着准考证说:“留着这个,将来给孙子们瞧瞧!爷爷当年也考过了!”这话虽然冒点傻气,可是还真的是那时的某种心态的表现。
复习班招生考试,只考数学与语文两门。数学大概是全砸了,我本来数、理、化就不好,更何况又荒废了两年。接着来的就是某某考上复习班的消息!那也是很光荣的事情,不亚于后来考上大学。
我没有及时接到上复习班的通知!以为没戏了。对于接下来如何准备高考,也没一点路数,那段时间感觉有点在耗着。差不多过了两周,居然由我在社办企业工作的堂叔之手,送来一张复习班的入学通知书!那时农村没有详细的通讯地址,什么通知都寄到公社。也不知道这份通知书在公社又耽搁了多少时间,不期然地被有时会在公社上走动的堂叔看到了,才欢天喜地地递到了我手上。
这时复习班已经开班一段时间了。到了学校,找到原来的班主任老师才知就里。他说,是因为扩充复习班,重新阅卷,詹老师看到你的作文,说这篇写得好呀!班主任跟詹老师说,这是我班上,他作文原不错的。这样就获得进复习班的机会。记得那作文的题目是《华主席掌舵方向明》!
上了复习班,却发现早已没有座位了,好多座位已被旁听的占走了,我只能站着听。那年头在县城住宿、生活都极不方便,加上独学无友。所以一个月复习班都没上完就回家了。倒是带回了几本复习资料。这又得怪自己的缺少主动性,不会积极地向老师问学,或者向先进们靠拢。
总而言之,这个复习班是没上好!少半是客观原因,多半是主观上的迟钝!说到底还是对考大学这个事没有什么数!这事对于我们其实是完全陌生的。我相信那些年龄大些,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会自觉一些,也更懂得怎样复习!
现在想来,第一年的高考其实并不难。我认为在同等学力的情况下,其实比的是另外一些条件,也就是说谁知道得早,谁的客观条件好些,等等!用今天话来说,也就是谁不那么菜鸟些!而我,觉得在高考方面,恐怕是菜鸟中的菜鸟!
1977年的高考是落选了,到底考了多少分?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好像只有上分数线才有通知,没考上的一般人是查不到分的。可能也是自己不愿意去查。但从心理上说,第一次高考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多少有这样的自我安慰,大学多难考呀!那能一次就考上?那些一次就考上,那都是超级人才,今天人说的超级学霸,甚至跟天才也相差不远了。
但接下来的复习应考,却不那么轻松了。虽然还不敢说志在必得!但也差不多是这种心态了。家里原本由我负担的斫柴、挑水及田头园角的那些农活,老父亲也都默默无言去做了。蕃薯熟时,几千斤的蕃薯,都是年迈的老父亲自己从山地上挑回家的。而我则静坐阁楼攻书。“公子在书房把书读”,闲常听惯了这句鼓词,此时像是应在自己的身上,只可惜现实情形是如此的尴尬,令人深感内疚!但也许从那时起,我才敢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读书人。
我小时候最爱听“读书人”三个字,羡慕而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那些鼓词、看戏文里的书生。我虽出身农家,但因祖父当过私塾老师,父亲也识文断字,所以从小听惯了乡绅们的故事,又爱听鼓词,所以毋宁说我的思想一直是很旧的。我后来之所以喜欢古典文学这一行,其实是小时候就埋下了这“封建”的根。
再说说复习应考中的一些情节。一段时间,考虑到独学无友的难处,我和两位报考理科的同学结伴复习。方式是轮流着在每人家里住一段时间。各家的父母也心甘情愿地伺候着,不仅侍候他们的儿子,还侍候儿子的学友。甚至衣服都是各家父母洗的。那时真不知道这是一种罪过!
我们家乡中雁荡山上有一个玉虹道观,是宋代一位李少和李真人修仙之地,后来也做了僧寺。我们嫌家里吵闹,发心去玉虹道观复习。楼观东海日,户对瓯江潮,风景又美!到那里一问,和尚们倒是同意的,说你们要住就住吧!也可以搭食,可这地方能住吗?结果在洞中道观的西凉台上只住了一宿,耐不住蚊虫的咬,又加上饮食不便,就又搬回家了。后来读到古人玉虹洞夜宿诗,体会得很真切!总之,这又是一个遗憾,不然的话真能过一段晨钟暮鼓的生活。遥想前贤寄寺读书的故事,又是何等的风雅!
没想到这仅仅持续了一昼夜的道观“修学”,后来不知怎么传遍了山乡。于是,在我家乡就流传着几位因为在玉虹洞攻书考上大学的故事。仙师保佑呀!对呀,仙师当年也是读书人,哪有读书人不帮读书人的?和我一起复习的两位好友,一位后来上了财政学校,在市财税局做得风生水起,现在又成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位上了浙农大,后来考上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专做大豆线虫的研究。先是在农科院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现在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
当年高考,还受一件事的困扰。就是大家都说文科招生少,很难考!至少在乐清县内是这样说的。你考文科呀,很难考的呀!可我不考文科更难呀,心里这样的想。我一直觉得乐清是重理轻文的。考文科是少数派,开头还没有专门的文科复习班,所以一直摸不到边。第二年我上了两周的文科复习班,听一位老师讲世界史。“邓尼金”吗?这个名字你们这样记吧,这是块金子,可掉在泥里了。乐清话,掉下的掉发音为“邓”。就这样记,好像还真管用。
复习那阵,每两天写一篇作文,揣摹遍所有出题方式。到了考场,却发现那年不出作文题,只是一篇缩写,感觉相当的遗憾。这些作文后来订成一厚本,也被后来参加高考的人借去用过。再后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或者被母亲煮饭时当引火烧掉了!早先写的那些小说本子,可能也被她烧火烧掉了。
放榜的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坐河轮结伴到柳市看榜。当时还有区教办这样的机构,我是在柳市考区考的,所以区上也出榜。都怪我们去得太早,直趴在办公室窗台上看里面人写榜。理科榜写完了,我同学的名字在其中。抄榜的人进去了,很长时间不再出来。我们都说抄完了,柳市考区文科一个都没考上!当时甚至连问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与榜上有名这位同学辞别后,蔫蔫地回来。好几铺路呀,不坐河轮走着回了。一路的村庄、山水,像是都改了颜色。回到家后,一夜消黯。
第二天是考上乐清中学的三弟的开学日,他直嚷着不去读了,说这大学也太难考了!读了高中也没用!好歹总算劝慰他定了,并且保证我能把大学考上。这才让他把心理稳下来,帮他收拾篾箱子,送他去上学。
这竹蔑箱子,我们那里叫“脚蓝子”,行脚时用的。我家的这副,是我父亲当年“走宁波”时置办的,算是结实讲究的。先是借给亲戚家两兄弟读书用,后来我上高中用了两年。现在收拾出来给三弟用,日后我四弟上高中,仍然用的这个脚篮子。
我挑着脚篮子把弟弟送到乐中,替他办完入学手续。心里一直默算着明年高考的事情,文科这么难,要不要改考理科?
此时,遇到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她是送女儿过来报到。一见面就向我贺喜:某某,你这次很出色呀!
把我弄糊涂了,我正困顿着呢!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考上呢!
而她却以为我在卖关子。我这个人哪有这种幽默性格呢?何况是对自己的老师?若然,岂不是尾巴翘到天上去!我说,黄老师,真没考上呀!
她说,过县前头时见榜上明明写着你的名字呢!老师性格开朗得很,说完哈哈笑着说:这个人,考上大学,连自己都不知道!那略带后仰的身姿,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晰!
听了老师的话后,兄弟俩赶紧往街头跑,一路仍惴惴然地藏着那份欣喜!直到看到县前头大墙的红榜上赫然闪着“钱志熙”这三个字,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候,自然想起《白光》那个小说。看过榜,领着三弟在小面馆要了两份炸菜肉丝面,自己还要了一碗雁荡啤!考上大学后唯一的庆典!
其实,昨天我离开区教办后不久,那位抄榜的老师又续抄出柳市考区的文科榜了。同去看榜的同学是看到了,只是他春风得意,在镇上亲戚家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一早,他让先从镇上回来的他叔跑到我家报喜时,我已经走在送弟上学的十里山陇中!
这一场误会,这一天一夜愁苦,现在看来是一贴不错的生涯良药。它让我更加地明白,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十分珍惜的、新的开端。因为我差不掉到某个深渊里去了!从今后,我的每一次进学,我都认为是一种侥幸!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必然属于我!
就这样,大学之门向我打开了!没想到呆在这里面就是一辈子!我从来不埋怨它的清苦!即使在当年不少大学老师纷纷地或下海,或从政时,我也是笃定的!我没想过别的,在大学里呆一辈子!希望大学好点,更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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