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考上大学了
作者：王琳
我参加高考，是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也是为了抚平那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在母亲心里留下的伤痕。十岁那年的夏天，那场伟大的尝试进入到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家的天塌了！我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批斗之辱，跳进幽深的新安江自尽。爸爸的遗体被打捞上来，身上盖着席子，两只惨白的脚露在外面，好像在对天哀叹。那年他才33岁。我知道温和的爸爸再也不可能背着我去采野花，再也不能紧捏拳头让我记住大小有别的十二个月。我记得，当新安江大桥建成后，爸爸是多么高兴，兴致勃勃地借了相机，给我拍照；我很小会认字，这让爸爸有些惊讶，说一定要培养我上大学。可是爸爸你怎么就这样扔下我们走了呢？我和五岁的弟弟站在爸爸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们不明白这清澈的江水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吞没了亲爱的爸爸。我怎么也想不通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走！根据妈妈的猜测，我的房门被打开过，那是爸爸深夜跳江前来和我告别，可是我睡着了！
妈妈一直在哭，哭得非常压抑，哀伤中带着深深的恐惧。她不知道丈夫的死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往前走。隐约听见妈妈和她的同事说，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她也想随我爸走了。这话把我吓着了，她走哪，十岁的我就跟到哪。外面，墙上到处都是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我就像在梦游一样紧跟着我的妈妈。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趴在地上，我妈以为我被绊了一下，哪知我根本无法站立，连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
妈妈被吓坏了，她来不及哀伤，立即带我到浙二医院看病，因为我那病，建德治不了。
现在想想我妈真可怜。丈夫惨死，女儿大病，对她而言，连匆匆离世都成了奢望。
长途车驶进杭州，路过西湖，我妈指着窗外淡淡地说：这就是西湖。
我看着窗外移动的景物，惊异地叫了起来：“这是西湖吗？这些树和山还有湖水，不是和平常看到的树啊湖啊一模一样？”
因为之前爸爸妈妈去杭州出差，总说那是天堂，在我印象里，天堂是金碧辉煌的，怎么会是这些早就看过的普通山水？妈妈没有回答，她已经悲痛得人都变麻木了。
来到浙二医院，医生说必须住院却没有床位，只有走廊里还有一张木板床，床板上有一大滩陈旧的血迹。我们就在上面铺了席子算是住了院。记得医生用榔头敲我的膝盖和腿。一周后慢慢好了，医生说我这病是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刺激造成的。
看病的间隙，妈妈带我和弟弟去西湖边。记得妈妈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西湖边的椅子上发呆，西湖在我眼里惨淡得没有色彩。妈妈带我们去吃面条，给我们点了鳝丝面，她自己点的是阳春面，但她吃不下，只是看着我们吃。我忍不住流泪，把碗里的鳝丝夹给她，我知道这些天她不时胃疼发作，连连问她：胃还疼吗？你吃一点嘛，吃一点嘛！
妈妈和我们三姐弟在奶奶家柚子树下，左下的妹妹刚从外婆家来出院后回到建德，单位要妈妈去五七干校劳动。干校所在地盆柏，是离新安江比较远的山区。当时没有公路，要坐船上山，下船后还要走很长一段的羊肠小道，才算是到了五七干校。干校周围没有村庄没有农户，估计是一个林场吧，自然也就没有学校，我的上学就成了问题。如果在新安江继续上学，就必须住在妈妈同事家。而我妈妈因为出身大地主，六十年代初被下放，后来再回原单位只有临时工的身份，微薄的临时工工资要养活我们已很困难，更别说供我上学了。江山的奶奶知道这个情况，就派小姑夫来接我们，她希望我和弟弟能回江山上学。妈妈挣扎了好久终于同意让我们去江山。离别的那个晚上在我的记忆中是个永恒的黑夜。建德火车站离城很远，在一个叫檀村的地方，也很小。去的路很黑很黑，不知为什么，好像没有路灯。妈妈拉扯着我俩，小姑父背着我们的行李，抱着爸爸的骨灰。一路静默只有脚步声。到了车站，火车很快来了。汽笛响起，妈妈突然蹲下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我第一个哭出声来，接着是弟弟，然后是妈妈。她浑身颤抖，放声大哭，很响，很响。在爸爸去世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我感觉车站里只有我们四个人，车站里也只有我们的哭声。妈妈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反复说：你要照顾好弟弟，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有出息。
火车开动了，我们还一直哭个不停，小姑父轻声地和其他乘客解释，我一边哭，一边想象着妈妈一个人回去的情景：一个人在漆黑的小路上，爸爸不在了，孩子又离她而去，她会怎样地难受和孤独？
这种失去父亲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担忧，每个晚上都会在我的心里折腾，半夜做梦常常见到爸爸，有时梦见他还活着，只是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现在回来看我了，我高兴极了！醒来却是一场梦。我以前那么怕鬼，现在却希望这个世界有鬼，那我就可以见到爸爸了！可是现实却是我再也见不到、永远见不到爸爸了，眼泪一次次打湿枕头，我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后来再不流泪，但痛楚永驻心底，一想起来就钻心般地疼痛。在老家江山，奶奶和我们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妈妈每月给我们10元生活费，在武汉工作的二姑妈每月给奶奶寄15元，我在西北工作的大舅每月给我寄I0元，过年寄20，一直持续寄了8年，直到18岁我到江山丝厂工作。
关于大舅寄钱一事，有一幕永难忘记。那年头，邮递员送汇款单到门口，总是大声喊叫：“王琳，拿私章！”当我把印章拿出来的时候，几个邻居已经围着邮递员在看我的汇款单了，大家七嘴八舌，问我：“谁给你寄钱啦？”我说是大舅。他们说，“你大舅真好啊。”另外的人说，“舅舅好，还要舅妈好。”你一言，我一语。这些话深深印在我心底。
亲人们无私的帮助，让我们避免缺吃少穿的窘况，但是却无法挡住别人的歧视。好像没过几个月，就有同学知道我父亲的事情了，在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几个人结伙在远处骂我：反革命！地主！自杀！为逃避这种谩骂，我不愿意提早去学校，总是等上课时间快到了，才匆匆赶到学校。给我安慰的是，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不错，有老师在场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安全。还有一事我记着，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能不能上高中，由所在居委会负责政审提名。会上有人提出我这样的家庭情况不能上高中，这时，平常没有往来，路上遇到也从不打招呼的居委主任说了一句：成绩好的人不能读高中，难道让不想读书的人去读？
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同桌，性格外向，口才出众，有情有义，又爱打抱不平，我很快被她吸引。没想到她也觉得我人好成绩好，我俩王八瞪绿豆看对眼了。我非常欣赏她的性格。这个同桌故事很多，除了欣赏她的性格和能力外，她语文成绩一枝独秀，又善解人意，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我，情绪低落时，只要和她一聊天就渐渐云消雾散，浑身充满力量。直到现在，遇到什么事，电话一拨就打到她那儿去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话说回来，我和她交往多了，就知道她们一家很艰难。她是遗腹女，她在母亲肚子里时，父亲因为公私合营失去了全家赖以生存的酒店，抑郁成疾去世了。没有工作的母亲靠帮人洗衣纳鞋底养活五个子女，当时她和最小的哥哥因为没吃的，差点被送掉。到初中时，虽然生活缓过一点劲来，但每到姐姐发工资前，家里就没钱买米了。我知道后很震惊，我手头正好有钱，那是在武汉铁路医院的二姑妈给的，二姑妈每月给奶奶寄钱，收到钱我回信，二姑妈觉得我信写得好，学习成绩也不错，就单独给我每个月寄2元钱，说给我买学习用品。她说奶奶很节约，小时候不给她零花钱。我一再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缺，她还是一如往常地寄。她还叮嘱这两块钱不要告诉奶奶，是专门给我的。其实那时候没什么学习用品好买，我一个小孩子，哪里用得了这些钱。正好借给同桌派上用场。而且我跟她说不用还，因为我用不着这个钱。但是只要她姐姐发了工资，她妈就让她还我，并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位妈妈不识字，但非常有文化有修养，平时聊天随时淌出的谚语警句，一下子点透事物的要害，把我和她女儿都佩服得不行。她家里一尘不染，自己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见到人笑眯眯的。当时能借钱给同桌我非常开心，我一直希望成为大舅二姑妈那样的人，她给了我机会。我和同桌都特别喜欢上语文课，这和江山中学有很多优秀的语文老师有关。我记得有一次上许惠民老师的作文课，许老师是我们崇拜的老师，他知识渊博，上课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听他的课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这天他给我们一段文字材料，让我们根据材料当场写作文。有人交卷后他就坐在讲台边当场批。我这次交卷也比较快，交了卷就出去到操场玩了。不一会儿，我的同桌一路冲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叫，王琳，你的作文得了110分，超过了100分，110分！她那高兴的样子好像是她得了110分。在江山中学，我们俩都很喜欢的语文老师还有几位，其中有两对夫妻。一对是许惠民和周晖影老师。他们家我们去过好多次，许老师谈吐生动有趣，周老师则热情洋溢，至今记得，聊看聊着周老师就拿出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一边读一边讲，读到最后，我们个个泪花闪闪。还有一对语文老师杨怀仁和王梅芬夫妇。杨老师慈祥宽厚，王老师文静瘦弱，就是一个“弱柳扶风娇花照水”的林黛玉，每次去她家都看到她用一个小炭炉熬中药。和林妹妹不同的是她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胖胖的杨老师却在十多年前走了。王老师也教我们语文，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调到学校的图书室。有一天，她把我和另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到图书室，让我俩帮她整理图书。她打开图书室的门锁，给我们每人一张图书目录，让我们进去把目录上的书挑出来。我们一进去，她就把门锁上了。看到一排排的书籍，我们兴奋极了！好像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那个贪婪啊！根本顾不上挑书，拿上一本就看。我们当时都知道图书室里的这些书都是“毒草”和禁书，平时根本借不到，现在有机会进去，当然先睹为快。快到老师下班时间了，赶紧去找两本交差。后来我们发现王老师并不在意我们给她挑的书。我们有时很惭愧地告诉她，按她给的目录，一本也没找到，她用她那惯有的悄声细语笑着说：没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下午上完两节课，就到王老师那里报到，然后她拿出钥匙，打开图书室门锁，把我们关进去。周晖影老师（前右）、初中同桌（后左）、一起关在图书室的好友（后右）现在想起来，那个图书室里的书其实也是被筛选过的，没有经典名著，甚至连大部头的书都很少，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后经过革命洗礼的作家写的，像王蒙、王愿坚、茹志鹃、丁玲（丁玲也是后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印象中没有早期作品），还有《宝葫芦的秘密》之类的儿童文学。但对于处于文化沙漠的我们来说，这已是非常丰美的绿洲了。
前些日子，我5岁多的孙女要我给她听故事，我看到喜马拉雅上有《宝葫芦的秘密》，想到当时我曾一口气看完，心想孙女也会喜欢，可是听过了《淘气包埃米尔》《不一样的卡梅拉》的小孙女，听了一个开头就告诉我说不好听。我倒回去一听，果然拖沓无味。可是这就是我们当时无法得到的精神食粮。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图书室也是小得可怜，好像还没有一个教室大，除了有学校老师进去过，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学生去借过书，也许只是供老师借阅的资料室吧。1975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江山丝厂刚刚筹办，要招很多女工。我们姐弟两个，按政策可以选一个留城。家人的意见就是先把我留下来再说，弟弟要五年后读完高中，谁知道那时候政策会不会有变？1977年听说可以高考，非常高兴，但马上想到自己中学都在学工学农学军，课本就是工业农业，没有学过正儿八经的知识，考得上吗？虽然疑惑，但还是报了名，当时好像也没什么时间复习就去考了。记得下午要考语文时，先是认真盯着时间的，也许前面精神高度紧张，后来竟然睡着了。醒来一看迟到了，赶紧奔过去，好说歹说进了考场，赶紧填考卷。当时的作文题目“路”是写在黑板上的，可是我埋头写试卷，居然没看见。然后疑惑怎么没有作文题目，当时也缺少考试经验，不知道问一下老师，又怕时间来不及，自己随便写了一篇。等我交卷时才发现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我一度非常沮丧。我在丝厂做缫丝工，三班倒，缫丝工上班必须专注认真，不然就会出次品，所以上班时间绝不可能复习功课，只有下班才有时间复习，而且麻烦的是没有复习的课本。但是我的妈妈、舅舅、姨妈、姑妈都一再来信：不要灰心，想想你爸当年多么喜欢你期待你，你不能打退堂鼓。我的同桌更是一直给我打气。有一天她听说江山中学办了高考复习班，召集在校成绩好的同学回校复习，成绩比我差的同学都去了，但我还在上班。她非常生气，找到我，说一起到学校找老师去！我不肯去，她说：“凭啥不去？比你差的都能去。”拉着我就走。到了学校，找到负责的老师，她收起了刚才生气的情绪，微笑着问：“王琳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让她进复习班？”自从初中认识她以后，我几乎没有看见她咄咄逼人大喊大叫的样子，但是她给我介绍自己以往的时候，总是说她在底层社会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整天和人吵架，是非常“ki”(第四声）的人，“ki”是江山话，有凶的意思，但不是单纯的凶，还包含了厉害和讲道理的意思。但我很少看到她“ki”的样子，她说这是因为和我以及另一个好友的交往缘故，我们使她爱上读书，是书让她懂得修养和优雅。她后来果然成为一位既实在又极为优雅的大学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她妈妈的耳濡目染。当时我还问她，为什么你不帮自己争取进复习班？她说我要是成绩和你差不多，就两个人一起争取，但我差你一截呢，为你争取是很正当的。其实当时复习班里就有成绩跟她差不多的，后来也考上大学了，但她说人家是本校教师子女有照顾的，她不能去跟别人比。正是因为进了这个复习班，我不仅有了时间，还有了老师的指点，关键是还有了油印的复习资料，那时候我们都没上过历史地理课，也没课本，记得复习地理全靠发的几张油印地图，然后我把老师讲的要点密密麻麻记在地图空隙之处，对照地图来记忆，居然考了九十多的高分。考试结束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考得上考不上都不再去想了。有一天，我正在缫丝车上埋头添茧，车间的机修工走过来，这个机修工的父亲是江山教育局的领导，他一边帮忙添茧一边告诉我，高考分数出来了，你考上了，你是文科第一名，我妹妹是第二名。第二天，高考红榜公布了，但并没有成绩和排名，成绩也好，名次也好，对于当年的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我考上了！我不知道机修工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只是紧张机械地在水里添茧、拉丝、接头，心里却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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