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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四十年回眸 | 尉天骄：“四无”学校，陋室也是殿堂，也出人才
尉天骄，1949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78年考入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 。1988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退休前为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出版学术著作（教材）8部，发表论文50万字。另有散文、随笔、评论约20万字发表于海内外报刊及网络。
原题
陋室与绿荫
——大学生活琐忆
70年代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教室，中文系77、78级就在这里度过了4年大学时光
眼看着辅导员老师把我们带到了那座小平房的跟前，许多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挂上了大问号：“这就是我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教室吗？”
还在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有人向我描绘了淮北市这所最高学府的“风采”——一栋教学楼，两栋学生宿舍，我的全部想象力，始终不敢超出这个格局之外。哪里知道，就连学校唯一的教学楼（后来成了附中的教室），我们也没有福气享用。因为要上大课，中文系77、78两个年级的课堂，就只好设在这简陋的平房里。
比我更失望的人还大有人在呢。那一年，好多同学都读过那篇全国获奖的短篇小说《抱玉岩》，不少人知道，故事开头的环境——“北方某师院”，其实就是以我们母校为蓝本的。想想作家的生花妙笔吧，什么灯火辉煌的图书馆，巍峨的教学大楼，还有校园里的月牙湖，春风吹绿了湖畔的柳丝……从小说里也许会唤发浪漫的兴致，而今面对最冷硬不过的事实，除了感叹“文艺高于生活”，还有什么可说呢？
同学中有不少省城来的，还有上海知青，目睹了学校的庐山真面目，我想他们的心理落差应该比我更大。听说就有省城来的同学，行李都没有解开，就直接打道回府了。
再看那座平房，严格地说，只是个瓦搭的棚子，四面篱笆墙（后来才用砖砌上），墙上裂着大大小小的缝，糊墙的石灰泥脱落得一块一块的，好像黑白混杂的羊皮。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口子裂得赛过旱季的农田。屋顶上横着长短不齐的竹竿，上面铺了一层黒巴巴的芦席，芦席上摆几行瓦，龇牙咧嘴的，看起来难保不漏雨。这不明明是个工棚吗？用它当教室，似乎有点超出想象，但却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事实。
之前还听说了学校的“四无”：无围墙，无校门，无餐厅，无浴室（后来才建）。入学以后，“耳听为虚”变成“眼见为实”。校园四面开放，随意出入，跟西边的矿务局总机厂就隔着一片槐树林。吃饭不端到教室、宿舍，就蹲在地上。洗澡要去临近的总机厂，好在不远。看电影吗？只好跑到市里“唯二”的电影院去了。
70年代学校唯一的教学楼，左边的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背景的相山光秃秃的
同学之中有很多“老三届”。“老三届”的一点成熟就是懂得掂量人生的轻重得失，坦然面对生活。说这房子是个工棚，一点也没贬低它，里面放点木材、钢筋、工具，摆几个工作凳，确实就是“实至名归”。可是现在，房子里排得整整齐齐的是课桌，新领的教材摆在桌上，前面砌了讲台，墙上挂着黑板。有人要在这里教大学，有人要在这里上大学，这不一下子就成为神圣殿堂了吗？
很多“大龄青年”都是中断学业十几年后又进入大学，跟幸运感、自豪感相比，房子的简陋就属于“可以承受的人生之轻”啦！不说别的，不少人“文革时期”都经历过连煤油灯都没有的黑灯瞎火的日子，现在单看教室里明亮耀眼的灯光，就觉得那么珍贵，不能辜负。大家亲眼看到，各系的系主任、书记们都在防震时期留下的草棚子里办公，我们的教室还是瓦房呢，还有什么不满足、可埋怨的？
你说大学生活是一首诗、一本书也好，是一首乐曲、一幅图画也罢，或者就用当时流行的比喻——“一次新长征”，它总得有第一句、第一页、第一步、第一个音符、第一笔色彩。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日子，一群时代的幸运儿，就在这陋室里开始了难忘的“第一”！
以后入学的大学生们，常常羡慕我们最早考入的那两届，似乎经历过十余年的风雨、世面，进入大学时已经积累丰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不知道别人，就说自己，临到高考前还对多重复句的划分搞不甚清，上了考场还心里惴惴的，也说不清记叙文和散文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除了《呐喊》《彷徨》之外还有什么优秀作品。10年荒废，什么样的土地上还能长着大片禾苗？
现在好了，不管怎样简陋，我们有了课堂，有了老师，有了书，就可以坐下来滋养干涸的心灵了。从《诗经》《左传》《红楼梦》到雨果、莎士比亚，还有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美学，一连串新学问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五尺黑板，七尺讲台，几十个平方的瓦棚，老师引导我们走进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课堂上余兴未尽的话题，往往在课间休息延伸为教室之外的争论。
迎新晚会让小平房里充满了热气和笑声，小提琴、二胡、笛子、歌曲、舞蹈，展示出那么多的藏龙卧虎。教室后面的墙上，墙报不断更新，诗人、作家、画家纷纷在此显露身手。
在这里，我们还接待过很多讲学的学者名流：红学家、著名作家、名牌大学教授、社科院研究生导师……让我们看到了陋室之外的又一层云天。
某年初夏，杭州大学的一位学者来校讲学，没有更大的去处，讲堂就设在我们教室。里面人挨人，就够热的了，窗户又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学者开场便说：“我是研究美学的，可是一下车就发现，淮北一点也引不起我的美感。”听众只能报之以苦涩的笑声。是的，此地跟人间天堂、西湖风光差别太大了，当然他看不上眼。可是，这位老师指了指屋里屋外密密麻麻的听众，接着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发现，淮北真正的美在这里！”下面立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工棚”虽然不气派，但既然成了教室，就对学生有了吸引的磁力。那时全社会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刻苦学习是无需督促的自觉行为。上课不说，自修课也喜欢到教室来（报刊阅览室只有一个房间，没法去挤）。冬天，不要说暖气，连火炉也是第一年烧过一个多月，以后就没有煤了。夏天，小棚子不隔热，教室里除了不如外面凉快，还多了一个闷。古人说读书是“寒窗”，难道不知道“炎窗”的难熬？装电扇？系办公室都没有，邯郸美梦，想都不要去想了！只有蚊虫，不怕热，又对灯光趋之若鹜，在教室里飞来飞去乱撞人。就这样，很多人还是主动往教室钻。
宿舍不能学习吗？能。但你要看书，可是室友要洗衣服、唱歌、说笑、聊大天、听广播，你也不好意思指责吧！教室就不一样了，正如俗语所说：“旧木头刻菩萨——物件不好神气真”，殿堂的圣洁性无形中约束着每一个人，并不因简陋而降低了权威。每个人走进去都自觉避免大声喧哗，走路轻手蹑脚，隔得远了，打个手势。
班里有位同学，晚上经常端着一个搪瓷大茶缸到教室，里面盛着糖水，很多人包括我，常常悄无声息地走到他桌子边，端起来分享一口，然后，相视微笑，离去。
偶尔也会有人不自觉“犯规”，例如，新买的皮鞋用力踩地球，或者是关门时“嘭”的一响，这时候，一屋子眼光马上就会一起扫过去，吓得他不好意思，赶快溜之大吉。
大概是1980年之后吧，学校管理严格了，教学楼晚上9点半定时熄灯，到时候再用功的人也得赶快收拾书包。不知是线路问题还是领导“网开一面”，我们那排瓦棚却能讨了个便宜独享光明。于是，9点半之后，就开始有人向这里转移。哪个系的都有，哪个年级的都有，彼此之间认识就认识，不认识也很少询问，只要看见有空位，就坐下来摊开书本。时间久了，那些常常坚持到最后的面孔碰来碰去就熟悉了，仍是不知道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有时候，看书累了，或者是大冬天坐着冷了，想站起来伸伸腰，旁边说不定有人举起一个烟盒晃晃，一句不出声的话：“来一支？”（“老三届”不少人会抽烟，我们同班还有一位老兄吸过旱烟袋呢！）对方摆摆手，或是摇摇头，笑笑，什么也没有添，可是心里确实又像是添了什么。过了11点了，还有几位入神太深，不动声色。于是，有人提议：“休息吧，明天再干！”清静的空气里便响起了噼里啪啦合拢书本的声音。
那时，教室的管理权全在班级，你想开一次夜车，或者一早来赶写一点东西，只需从班干部那里要来钥匙，殿堂的进出就随尔自由了。曾见过一所名牌大学的教室管理，那可真叫一个正规，每个教学楼都有专人管大门，九点半一定落锁，次日七点才开。佩服之余，更加理解为什么他们晚上有那么多人在路灯底下、阅报栏前看书。同时也暗自庆幸，我们那个陋室也自有它不正规的好处。
老师与学生在校园里合影，背后是大片石榴园和槐树林
也不是一直猫在教室，周日（那时没有双休日）就常常到宿舍北边的树荫下寻个好地方读书。校园在相山脚下，宿舍楼往北，我们习惯叫“后山”，很多地方还是原生态，起起伏伏的坡地上长着高高低低的槐树、杏树、梧桐树、石榴树，荒而不野，颇有点山林之趣。那石榴树不是一棵两棵，运动场那么大的一片石榴园啊！至少也有50年历史了吧，没见有专人管理，自由自在地开花结果。
初夏时节，榴花红艳，火烧云一般绚丽。当时校报的副刊，名字就叫“榴火”，不知现在依然灿烂吗？“后山”的草地乃自然生成，树荫提供了天然凉亭，林间还零零星星散布着“石凳”，周日绿荫下，看蜂蝶翻飞，听鸟叫蝉鸣，最适宜“闲读”。所谓“闲读”，休闲、轻松意味的读书也，和“硬啃”不一样的。有些“硬书”只适宜在教室啃，要翻工具书，还要做笔记。我见过同学桌上放着黑格尔的《美学》、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那样的“砖头”。郭绍虞主编的四册《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发了书，但没开课，我就是在教室里一本一本啃完的。然而，“闲读”就轻松了，树荫下，榴园里，经常见到捧着书的同学，还有人朗诵诗，背英语。
诗社的几位“骚人”，常常到后面“山林”里转悠半天，新作就诞生了。有一段时间，周日常常约室友结伴去“后山”石榴园里待上半天。带的刊物多是《读书》《当代》《作品与争鸣》之类，我也喜欢把《史记》《汉书》里的人物纪传当小说读。看自己带的书，也交换着看，看一会书，聊一回天，看白云，看蓝天，看蝴蝶飞过，看枝头的鸟儿，花也看，树也看，石榴也看，遇到貌似恋爱的情侣，也偷偷瞟几眼。那时没用过保温杯，也没有瓶装水带在身边，半天都不喝一口水，但绿荫下的“闲读”依然其乐融融。
最后一个学期，5月份实习回来，等待分配，趁那段空闲时间，经常约上室友，到“后山”绿荫下，半坐半躺，吞食了一批外国长篇小说：《九三年》《俊友》《德伯家的苔丝》《静静的顿河》……左拉的《金钱》就是在石榴园里读完的，人物名字和主要情节都不记得了，只留下一个强烈印象——茅盾《子夜》的结构怎么和《金钱》这么相似啊！……
八个学期的时间不算太短，月落日出重复了一千多次，校园里的杏花、槐花、榴花也灿烂了四个花季，可是我们的教室，始终就坚守在那个棚子里。然而，春雨是充沛的，阳光也永远不竭。又一个成熟的夏季来临，门口的梧桐树不知不觉高过了房顶，在教室上方撑起一片葱绿的天空。考完了最后一门课程，教室里开过了毕业分配的最后一次班会，每个人都意识到，可贵的大学生活，到此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毕业前夕，一位同学感叹：一辈子上了一次大学，4年没离开这个小房子！言下不胜嘘唏，好像是惭愧，又带着自我哀怜。是的，要论条件，的确也该叹息。但是，谁让我们赶上了“史无前例”呢？劫难之后百废待兴，又要多出人才，学校初创时期，物质条件简陋一些，又算得了什么？杨振宁回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很多教室是草房子，或是铁皮顶的屋，一下雨叮当作响，屋里坑坑洼洼的泥巴地，墙上有洞无窗，寒风长驱直入。后来去昆明西南联大旧址，站在昔日的旧房子前，本能地唤起了“同感的尊敬”。
特殊时代，陋室也是殿堂，也出人才。虽然母校没有西南联大的名气，同学中也没有出过“杨振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力求上进，合格地进来，合格地出去，该做的事都做得不折不扣，总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成功者，无愧于宝贵的大学岁月，无愧于改革开放的时代！
我们那一届很特殊，省内招生，全国分配，面向煤矿，西南东北。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很多同学就打起背包奔赴四面八方，告别了母校的教室、绿荫，也远离了相山脚下的校园春风。从那之后，瓦棚就再也没有做过教室。留校工作那几年，亲见母校大兴土木，推土机的轰鸣声威武雄壮，瓦棚和石榴园、槐树林很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教室那一片位置，后来成了附属小学，槐树林、石榴园的地面，建起了一栋栋崭新、气派的宿舍和食堂。
同学们从各地返校聚会，看到母校新貌，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人心也很恋旧，想故地重访，很多人连位置都找不对了。但我们的心灵版图上，一直保留着对它的亲切记忆，永远不会“Gong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最近，要编入学40年的纪念册，好不容易才找到老教室的黑白照，还是当年市里记者拍摄的。睹“物”思情，遥远的缅怀在心中再度泛起，怀念的当然不是旧房子和老树木，而是在那里留下青春足迹的一代大学生，是那个年代真诚向上的人心，淳朴踏实的学风，是我们当年的意志、风尚和拼搏奋进的精神追求。
那段大学生活经历，其实挺平静，既不轰轰烈烈，也不波澜壮阔，算不上“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要说在大尺度的历史上，就是在母校发展的长河里，也只能算是一朵小小浪花吧。
历史的河流会记得浪花吗？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明亮的时光。
如今的淮北师范大学（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