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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宋文艳：独自夜行十里山路，只为问清高考成绩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宋文艳，1960年出生于东北吉林。1977年高中毕业后，到福建闽北山区上山下乡。1978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82年毕业后在福建农学院（今福建农林大学）任教。1984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后到厦门大学出版社工作。先后任厦大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原题
再见吧，甘蔗田作者：宋文艳
01
1977年7月，我刚刚高中毕业，就来到福建闽北山区——南平巨口公社插队，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批知青。
巨口是南平市最边远的一个公社，与古田县交界。我所在的慕坑大队（今余庆村）到公社所在地则还须走十多里山路。下乡后，我和知青伙伴们先是参加紧张的“双抢”，接着是上山收拾油茶田，整整埋头劳动了四五个月。
12月中旬，我在没怎么复习的情况下，和大队的知青们一起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最后以四分之差落榜。这让老爸好一阵伤心，在他眼里，这个当着班长、成绩也总是拿班级第一的女儿肯定能考出好成绩，却完全不知道学制缩短后高中学的课程有多浅。
第一次高考铩羽而归，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大队继续劳动。冬天是农村修水利的时间，我每天和社员们一起挖土、挑土，整修沟渠，筑牢堤坝。
转眼就到了来年四月，春天来了，桃花开了，1978年高考也即将来临了。南纸中学开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我借机回城和应届生们一起上补习课。此后三个月，我恶补了数理化知识，做了许多从没做过的习题、难题，终于在七月下旬信心满满地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二次高考。
1978年高考是第一次全国统考，或许是为了兼顾全国各地考生的不同水准，卷子似乎出得并不难。进入考场、拿到试卷后，我发现这三个月的补习实在太管用了。数理化考题大多似曾相识，因此，我比较轻松地完成了各科的考试。
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大都留在城里休整，我因为自我感觉不错，并惦记着“大队评语”的问题，便早早搭乘长途车赶回公社，再徒步走回大队。也顾不得复习时“白加黑”的辛苦，迅即投入了“双抢”的后半程劳动。
此时虽是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但知青点的人却大都以参加高考为由跑光了，只剩我和另一位女知青，还有帮我们做饭的一对夫妇，显得十分冷清。每天天不亮就有村民来叫早，时常月亮爬上山才收工，就这样没日没夜、披星戴月地干了一个月。
八月下旬的一天，因为山里的活都干完了，社员们难得在村边的“洋面田”干活，所以收工比往日早。我回到知青点梳洗完毕，到大厨房洗衣服，忽然听到门外一片嘈杂，接着听到有人跑到水槽边大喊我的名字：
“文艳，你的高考成绩出来了，考了全公社第一名！”
“真的吗？”我将信将疑。她却十分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
虽然这次高考自己觉得考得不错，但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还是有些意外。我乐得不行，同时也急于确认成绩。看我着急，大家七嘴八舌地帮我出主意，让我赶到公社去问问。
夏天天黑得迟，虽然已经六点多了，可天还是很亮。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赶紧晾好衣服，就往公社赶。从慕坑到公社有6公里路，如果走山路可以少走一公里，为了尽早赶到公社，我选择走山路。
刚进山时，路上还能陆陆续续看到收工的农民，可走着走着就没人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跟着此起彼落，我心里很是害怕。但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于是我横下心来，硬着头皮往前走。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开始大声唱歌，让歌声盖住动物的叫声，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唱，直到看见马路上昏暗的灯光才停下来。
赶到公社时，公社早已下班，怎么办？我孤独地在办公楼里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一间办公室里有人，便赶紧向他打听，要找谁了解高考成绩？他告诉我管事的人已下班了，但可以去找公社副社长的爱人打听一下，因为这次她也上线了，肯定知道具体情况。
随后，他把我带到这位副社长家，并向他爱人说明了我的情况。他爱人一听也很高兴，她告诉我，全公社包括我和她共有4个人上线，我的成绩最好，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后来，她不仅带我到公社食堂吃了晚饭，还把我安排到公社招待所住了下来。她告诉我，另外那两个上线的知青，他们父母所在单位明天有车来接他们回城，我们可以跟他们的车一起走。
第二天，我和她（我称为大姐）以及那两位知青一起高高兴兴地乘坐工厂的吉普车返城。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地体检、填报志愿。我因为化学分数考得最高，就报了厦门大学化学系。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厦大化学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回公社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时，听公社的人说，那位大姐上了师专，那两位男生一个去了福大、一个去了南航。我心里对那位大姐一直心存感激，彼此素昧平生，却那么无私地帮助我这么一个冒失的丫头，真是难能可贵。可惜当时没有留下她的通信地址，之后无法再联系，至今想来心里仍觉过意不去。
02
1978年秋天，我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厦大。当时的校园还很空旷，林荫大道两旁都是菜地，绿油油的一片，一派田园风光。
我们女生都住在丰庭楼，每天都要穿过菜地到化学食堂吃饭。虽说也有宽阔的大马路可走，但要绕道，而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女孩子舍不得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路上；虽然走菜地可能会让自己的鞋沾上泥土，不大雅观；虽然没遮没挡让太阳曝晒可能会伤了皮肤，留下瘢点，可那时，素面朝天的我们全不在乎这些——对于已被耽误多年的学子们来说，毕竟时间更为重要。
不知何时，菜地里的菜全被摘光了，取而代之的是叶子又阔又长的甘蔗。这些甘蔗的生命力极强，不见农民们怎么关照，却长得特快。转眼间，甘蔗长得有半人高了，要穿过甘蔗田去化学食堂吃饭也越来越困难了。
逐渐地，大家开始改走大道。但我依旧关注着这些甘蔗，因为它就是我梦中的“青纱帐”。从小生长在南方的我，从没见过抗日小说中游击队员们出没的青纱帐，眼前这片随风摇曳的甘蔗也算弥补了我心中的那点缺憾。
夏天来了，农民开始收甘蔗了。很快，女生宿舍里就堆满了长短不一的甘蔗，每个同学的脸盆都成了“垃圾桶”，人人手持一根甘蔗，“咔嚓”“咔嚓”啃得不亦乐乎。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甘蔗也算得上“补品”了。
那时，化学系食堂仅仅只有几个窗口。随着77、78级学生的到来，这个N年以前建成的食堂已显得太小了。一到用餐时，总是排起望不到头的长龙，若不抢先几分钟，就得排它20分钟！想想我们这些在“以粮为纲”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的肚里不缺油水，挨到第四节课，早已是“饥肠响如鼓”；再想想我们这些被荒废多年的“新三级”，谁不惜时如金。20分钟可以多背好几个单词，也可以看好多页的小说（文艺库里有那么多的名著，不抓紧何时看得完）。
为了不虚度光阴，为了不“忍饥挨饿”，大家一下课便都急不可待地“杀”向食堂。一看到有人加快脚步，其他人便跟着学样，于是大家伙儿的步伐便越来越快，手里拎的餐具袋也跟着“叮当”作响，场面十分壮观。久而久之，个个都练成了“飞毛腿”。
每当听到“铛—铛—铛”的下课钟声从大礼堂传来，“群贤二”的阶梯教室里便像决了堤的潮水一样冲出一群学生。他们一个个箭步如飞，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走”比赛，而终点只有一个——化学系食堂。
后来我留校工作，每当我经过化学食堂，似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往里张望。化学食堂早已“物是人非”，没有了匆匆的脚步，没有了长长的队伍，也没有了熟悉的面孔和身影。在宽敞明亮的食堂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慢悠悠地一边用餐一边看电视。在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他们已不知何为“饥肠响如鼓”，更不必事事匆匆，他们可以充分享受浪漫的大学生活。
03
入学后，蔡远智老师便是我们化学78级三班的班主任。她的外表文静秀气，说起话来也十分柔和，但对工作却格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虽然身为师长，但她的年龄也只比我大七八岁，比班上的“老三届”王美大姐还小了几岁，倒像是邻家的大姐姐。在我印象中，她通常都是以商量的口气与同学谈话，从不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
在担任班主任的同时，蔡远智老师还带我们班的无机实验，并配合任课讲师上习题课。带实验时，她对同学们的实验准备工作和操作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允许丝毫的马虎。这种严谨的作风，让我至今受益匪浅。
一到厦大，就听说厦大海边有一座胡里山炮台，那里有一尊克虏伯大炮，号称是国内最大的“炮王”（当时尚不知是世界最大）。于是，我和几个女同学便“蠢蠢欲动”，想找个时间去看看。可当时厦门还是海防前线，前沿公路上有哨所，胡里山炮台门口还有哨兵站岗，这么多重的关卡，可不是一般人想进就进的。这“炮王”就像养在深闺里的大姑娘，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寻常百姓难得一睹其“芳容”。
1979年春的一天，班主任蔡老师向大伙儿宣布了一条好消息：全班同学要集体去参观胡里山炮台。大伙儿可高兴了，只是不明白当地驻军何以对我们如此“开恩”？原来到我们班进修的一位老师是个女军官，她与胡里山的驻军很熟悉，便帮班级走了个集体后门。
那个周末，全班人浩浩荡荡地向胡里山炮台进军，一路上有女军官关照，倒也没遇上什么麻烦。这胡里山炮台果然是个好去处，里面古树参天，战壕密布，扼守着厦金海上交通要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塞。
尤其是那尊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炮王”，静静地卧在专门为其修筑的炮台里，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其身躯之高大、光彩之耀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由于禁止拍照，我们只能用手触摸来证实这一切。看完“炮王”，我们还参观了清兵营和当年国民党兵的战壕。
胡里山的风景真美，不仅海面十分开阔，海水也干净得多，海边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礁石。于是有几位同学悄悄爬上去拍照，先是偷偷的，后来就半公开了。而哨兵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发现“敌情”，马上就冲上前来，不由分说要缴走一位男生手上的相机，并将其胶卷曝光。
好不容易拍到的珍贵镜头，哪能随便被缴走、曝光？这位男生据理力争，不肯放手，两人几乎快打起来了。蔡老师与女军官赶紧出面，平息了这场争执。结果自然是以学生检讨而告终。虽然大家没能拍成照片，但毕竟看到了炮王的高大形象和“清兵营”的十八般武器，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不久，厦门前线成了经济特区，两岸对峙的炮声也已平息，胡里山炮台成了厦门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尊“炮王”也撩去了面纱，将其“芳容”展现在游客面前。后来的游客自然想不到当年来此一游有多么困难，我们自然也想不到两岸关系变化得这么快，否则当初也用不着如此迫不及待以致大动肝火，不就是迟一些拍照吗？
大二后，蔡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但她仍时时关心着班上的每位同学，一些女生也常上她的宿舍找她聊天，说些心里话。
1982年夏天，校园甘蔗田里的甘蔗收完了，我们也快毕业了。望着眼前光秃秃的田野，望着即将别离的同学，我的心情不免有几分惆怅。离开厦大后，日里梦里，我仍常常思念着厦大校园里那片青翠的甘蔗田，也常常回味起那清甜爽口的甘蔗的味道。
两年后，当我重返母校读研究生时，校园里的甘蔗田不见了，有一半“桑田”已变成“沧海”——美丽的芙蓉湖。而今，另一半“桑田”变成了嘉庚楼群——五幢巍峨壮丽的建筑物。美丽的田园风光消失了，厦大已进入现代化，而我却依依不舍地在心里说：再见吧！甘蔗田。
（本文摘自《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四十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文略有删改。）
转载自微信公号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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