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卜新民:高考带给我的,是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在大学时留影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两次高考
恢复高考30年后的2007年，凤凰电视台《鲁豫有约》请了三位访客参加“高考：77、78级”节目。三人中，两位是当年上山下乡知青，一位是工人，清一色城里人。我当时的感受是，凤凰台有失偏颇，1977、1978年参加高考的1180多万考生中，说少了也有500万是农村孩子，他们的心路历程有别于城市青年，怎么就不找个农村知青呢？比如搭上我，这档谈访节目的代表性就全了，自己可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参加了两次高考，三次入围，一次录取的考生啊！
怎样得知恢复高考信息，如何决定参考，哪里报的名，许多事特别是细节已无从记忆。翻看一些报道，知道1977年10月底政府发出恢复高考通知，到正式开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省出题，开卷考试，语文、数学、政治为公共科。理科加考物理、化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加考科目每科50分，五科满分400分。
可以带书本进考场，这是自己头一遭听说有这么便宜的好事，这也是敢于报考的重要原因。我花了5天时间复习功课，把大哥从学校借回来的历史、地理、政治课本翻了一遍，主要了解什么章节有那些具体内容，以备考试时能翻看抄写答题。晚上复习数学，把学过的定理定义重温了一下，一条练习题也没做，也没时间做。语文则只字未看，当时也不知要看什么，然后抱着书本上了考场。
文革前高考，全县考生集中县城一个中学参加考试。12年后再开科取士，人多得只好每个公社都设考场，我就在家门口的溪南小学参考。小学十几间校室，满满当当的都是身份各异、年龄参差的考生。没有人送考，更没有人陪考。考生两人一桌，如同平日上课时排列，我的同桌记得是位矮胖姑娘，每科都没怎么动笔。两个成年人坐在一张小学生课桌上，如要誊抄作弊确实不难，但大家安分纯朴，整个考场秩序井然。
考题不难，自己或多或少都能作答，但翻书是抄不上来的，带去的课本一个指头也没动。记得作文题为《大治之年气象新》，自己写的是水利工地热火朝天的场景，不似以往磨洋工了。语句虽顺畅，内容却寡淡无味，十几年几乎不动笔，连书信都没写过，以农村人的识见，真描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没把日常的中国字都忘了，算是平日偶尔还翻看书报的回馈。
最终成绩290分，每科72．5分，参加了入围体检。录取放榜没有自己的份，以为读书梦就此完结时，县教育局又发通知，高分考生再次入围，重新填报志愿接受挑选，曙光重现，咸鱼或许翻生。折腾一阵，最终还是排名孙山之后。
当时不足200分的考生都有可能入读，自己290分未能录取，想起来应该是客观条件有硬伤，输在起跑线上了。
当年公开的招生条件有三：一是政治历史清楚；二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三是身体健康。条件看似宽泛且虚，但附加的年龄要求却相对较硬，要求不超25周岁，未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在文革刚过不久的政治氛围下，相信还有不为外人道的，内部具体规定和细则，或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样，招生的自由裁量权就很大了，招谁不招谁都没有错，都可以说出道道来。
据现在一些文章披露，1977年高考政审非常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备案。
考试时自己28岁，一个老婆三个孩子，专长只能是农活干得不错，还有木工技艺，都是不入流上不了表册的苦力标记。加上非贫下中农子弟，又有不安心农业生产，出门搞副业走资本主义的“案底”，大队公社的评语肯定也不怎么样。这种背景，让参加录取的学校几次拿起自己的档案又放下，顾虑到招录的条条框框，最终还是舍弃了。
自己高中一年级后期，文革开始荒废学业，差不多12年没接触课堂上的书本知识，相应的也就在农村田畴劳作了10多年。其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结婚生育，为人夫为人父，心里整日耽着柴米油盐过日子的大事，从回乡的那天起，就认定农民是自己一辈子的营生。对于突如其来的高考开禁，自己并没有像鲁豫访谈的，几位城里人那样激动雀跃。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把高考当作脱离苦难，走向辉煌的背水一战。更没有把高考看作是人生路上唯一的独木桥，挤不过去，也宁愿摔死在桥下。
对自己而言，更多的是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态走进考场，既没下什么功夫，更没有必胜的决心和把握。真能跳出农门，那当然最好，考不上也没什么，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现实生活的严酷重压，木然的心早已失了幻想。更何况，根原本就在农村这片泥土中，从小早已习惯了乡下人卑微的生活，就当什么也未发生就是了。这应是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三届学生，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类似考生的一般心态。
紧随而来的1978年高考，全国统一出题，闭卷考试，文理科均考五科，每科100分，外语分只作参考。主要据成绩入读大学的考试，让广大学子看到了凭本事，自己解放自己的希望，极大地催生了全国的读书热潮。上次落榜还想翻身的考生，那些刚刚醒悟也想一试身手的学子，加上应届的学生，都在新的一年努力或懒慵地复习功课，以图鱼跃龙门，乘高考祥云扶摇直上。
因了1977年两次入围不成功的尝试，认定学校不可能招收像自己这等条件的学生，对招考事宜也就没放在心上，每天照常吃饭睡觉，出工劳动。
生产队四位高中毕业两三年的姑娘，整日叽叽喳喳的聚在一块温书，有时向我讨教问题，简单幼稚到让自己觉得，当她们的老师绰绰有余。村里人说，卜某人都不考，她们温习参考无非是借机逃避生产队劳动罢了。
在镇上中学民办任教的大哥总劝我，求官不着秀才在，真考不上也不损失什么，应该再试试。几个高中同学，有时赶集碰面也不时谈到，是不是要去考场碰碰运气的问题。
作为农民，自己过于务实，不掺乎没有把握的事。平日随遇而安，没有人生规划，无所谓理想，也不懂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看不透高考这惊险的一跃，如若成功，可能带来的难以计数的人生收益，更不敢想象抽走自己这根顶梁柱，家庭大厦该如何才不会崩塌。但恢复高考燃起的，心中渴求读书求出路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抱着最多再瞎折腾一次，或许出现奇迹的闪念和梦想，在犹豫纠结中决定报考。
自己在学时，数、理、化成绩都不错，如若不是文化革命，相信报考的应是理工类。而现在，离开课堂12年，高二高三的知识没掌握，备考时间又太少，只能报文科去拼功底了。但公开报名的时间已过，幸亏大哥利用学校渠道给自己补报了名，搭上了参考的末班车。
当时农村正是夏收夏种，俗称“双夏”的大忙季节。报名后白天劳动，晚上复习功课，真正放下驶牛的活计坐下来复习时，离七月的高考还只剩23天。其中又因叔公从印尼首次回国探亲，陪同祭祖、扫墓、探亲访友花去了3天，真正用功的时间为20个白天和30多个夜晚。
这是一辈中学习最为紧张的20天。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每科平均5天时间温习，语文照样只字未看。晚上主要用于自学高中阶段未读过的对数、三角、解析几何知识。每日，天亮后起床，老婆已出早工走了。为三个小孩侍弄好早饭，两个小的送托儿所，大女儿自己上幼儿园，喂饱猪鸡鸭和自己后，大约八点多钟开始温习，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中午照常小睡，一天埋头苦读十一二个小时。
和其他考生不同，那时自己没有订阅任何复习资料和提纲范围之类的东西，也没人点拨，只是把每章书先浏览，然后合上书再想想这章的主要内容，重点把握那几个问题，以理解的方式串读，没专门去背答案，也没有这个时间。数学花功夫最多，主要用在自学新课程上，把定理定义理解弄懂，没工夫做练习题。
这是一辈子学习效率最高的20天。考试组织答案时，脑子里总像过电影似的，出现读过的对应篇章，并勾联起记忆深处，不知何时储存的相关知识。到现在仍引为自豪的是，一辈子只解过一条数学对数题，就是在这次高考考场上做的，而且做对了。
又一次高考入围，填报志愿时，自己仅填写了当地的梅州师范专科学校一所院校，原意就是只要能跳出农村，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就行了。县招生办专门派人到公社指导，退回了我的志愿，说这是最后录取的学校，你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浪费了前面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其它好学校的录取机会，要我重新填报。
当年招收文科学生的学校和专业不多，想想重点大学更不会招录自己这般年长的学生，心思都放在填好普通大学的身上，重点大学的五个志愿只是按地域远近填列。中大过后是武大，当时忽然记起早年邻村有人考入过人民大学，于是人大排在了第三位，接着是西南政法，把北大放在了最后一位。专业更是胡乱选择，交完表后也就记不得报的是什么玩艺儿了。
录取放榜前，我和四弟正在县城给大姐打家具，偶遇公社中学抽调到县招生办的古老师，得知自己的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发下去了。我满脸愁绪，第一反应是家里以后日子如何过，一直不敢深究的现实难题摆在了眼前，连说考这么远怎么办，竟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在招生办，古老师让我看了考生成绩表，才发现所谓自己考了高分也不过才364分，是当年梅县两位考分上了360分的考生之一，排在现为梅江区的一位考生之后，每科平均分仅比上年多0.3分，水平够稳定的。
若按新的行政区划，这点分数竟然是现行梅县区的文科状元，可见当年广东成绩之差，促使人民大学把部分招生指标从广东抽调到了北京，这是进校后到广东招生的赵老师亲口对我说的。
古老师知道我家境况，理解我的心情，说北京的几所重点大学，优先挑选招录学生，中大等学校还未进场，你考少一点分就好了。第二天，路过县政府，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县府大门旁的红榜上。政府以喜讯形式，公布县里各有一名考生考入了清华、北大、人大，名字后面是录取学校及考生所在乡镇，心中又有了些许金榜题名的喜悦。
非常规时期考上大学，自嘲自己是邓小平从垃圾桶里捡起的废物再造。当时13届的考生同场竞争，残酷程度可想而知，自己能脱颖而出，成功里面也包含了不少偶然。
由于备考时间短，考生原有的基础更显得格外重要，和在文革中度过小学中学的年轻人同台竞争，我们相对扎实的功底就凸显优势了。考分高低除智力因素外，非智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这次录取主要按成绩取舍，而熟知的一些当年读书不错的同学，因了各种原因没有参考，角逐的高手相对也就少了，便宜了我们这些上位的幸运儿。
那些没有赶考的同学，一些已在体制内有了一份稳定工作，或为老师干部，或是工人职员，少了参考的冲动。更多的人在农村，离开书本太久，怕生疏的知识难以捡拾，其中许多人早已婚嫁生育，是家里的顶梁柱，不敢再提踏进学堂的事。而一些原本欲望萌动的同学，少了点断然，犹豫彷徨中机会就溜过去了。
偶然里面也包含了必然，自己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排在前几名，如若高考没有中断，并按成绩录取，上大学就是十年前的事了。
恢复高考，成为国家得以重新复兴走向繁盛的拐点，同时改变了77、78级考生的人生轨迹，自己最终没有错失时代和命运的转机，成为了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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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