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叶明，1956年在南京出生，江苏苏州人。1974年南京十中毕业，到江浦县插队。1977年4月，成为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研究所工人。1978年4月考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著有《学会学习：享受留学生活》《学会研究：享受科学生活》等，现为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

原题

艰难孕育的梦

终于实现了

作者：叶明

1977年的寒冬，清晨，在第一缕阳光投向大地的时候，每一条道路上都是奔向考场的各种身份的考生。这是奔向自己人生的那一次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次转折。一场阔别十年的考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整个国家也因此有了新的活力。作为当年高考的受益者，不仅在回忆中尽情享受幸运与荣耀，同时，也触发了数年苦难生活的疼痛与酸楚。

第一次见到了大学生

我是1956年出生的。父亲是初中毕业后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学徒，后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一直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时，撤退到华中解放区，曾一度转入由著名新闻人范长江为校长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即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前身）旁听学习，在正式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报刊总编的范荣康、作家高晓声、陆文夫等知名人士。母亲是师范学校肄业，参加工作一直在南京市纺织品公司工作。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从未有过上大学的念头，也不会产生上大学的愿望，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家庭的背景环境也没有提倡与鼓励上大学的意愿。

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的位置图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省级机关大院的宿舍里，南京老城南城隍庙附近一条很出名的小巷——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住着近百户人家。前后三座十分洋气的公寓排楼，前苏联风格。每座都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都有遮雨廊，很适合玩躲猫猫。这里留下我童年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文革初期的所有印象。这是一个文化凋零的地方，房子是新盖的，没有南京城南的风土人情；也没有现代科学理性与学术传统，有的只是商业与官僚的气味。

我们大院的学习气氛确实有一点，只是相对周围用井水洗衣烧饭的市民而言，可惜那个时代有知识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在这个大院里，我从未听说有人是上过大学的，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他们的子女。我们这个机关大院宿舍，大人们好像也没有人上过大学。厅长一级不住这里，主要是厅本部的处长、科长，各省公司的经理，大都是一些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转业干部，他们的孩子基本是小学生与初中生；还有一些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资方留用人员，他们的孩子大都是高中生；稍微年轻一点的大人，大概就是商业干部学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刚上幼儿园。

我有一个邻居，我幼儿园的老师，她丈夫是我认识的最有文化的大人。他是调到厅里来之前，担任过扬州商校的团委书记。几十年以后，我研究生同宿舍的、一个学铸造的研究生，娶了他们的大女儿。他们有没有孩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他家只有一间房子，没有人照顾，可能一直放在苏州老家。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十分严重，不仅看不起工农，更看不起知识分子，上大学完全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

我是一个小学生，遇到的老师，大概应该主要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或者就是一般高中的毕业生。我们一起玩的伙伴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有。关于升学，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入大砂珠巷巷口的南京一中，我经常在那里看露天电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成为我的梦想。我的一个邻居，父母双亡，有两位姐姐，长得像电影《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祝希娟饰）一样的浓眉大眼，一个是66届初三，一位66届高三。她们不仅学习很好，为人极其善良，对我关爱有加，也是我的偶像。文革中期，她们一个去了南海舰队当兵，后来嫁给了海军某司令的儿子；一个去扬州宝应插队，嫁的丈夫后来成为省部级高官。

我的第一次的升学风波，发生在小学二年级。1964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从小学二年级学生招收。每个班选两名同学参加考试，一男一女。我当时是班长，自以为学习成绩很好，肯定可以参加选拔考试，结果没有我。我去问班主任赵家筠老师，她说舍不得让我走，我完全不能理解。若干年后，我去看望赵老师，她告诉我，我的家庭政治条件相对被选上同学相比差一点。我母亲这一支，以当年的立场，政治上有点瑕疵。没有去考外语学校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26年后，南外第一次不设任何条件对全市应届小学毕业生开放，自由报名参加选拔考试，我儿子终于在应届10万小学毕业生，几千报名考生中，成为320人之一脱颖而出，报了我当年“连报考资格都没有”的一剑之仇！

本文作者的小学班级毕业照（男生），看上去最成熟的那位就是本文作者，实际年龄是班上最小的第二位

本文作者的小学班级毕业照（女生）。当时照相机比较差，全班合影居然照不了

我第一次知道大学，是在1968年的盛夏。那时各级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孩子在家无所事事，整天不是攻城，就是游泳，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打弹子、争上游、推牌九。有天，在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酣战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学生，听到的第一所大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礼貌地点头首肯，告诉我，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以前叫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缘由：1958年，中国科学院利用自身的力量，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技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校长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郭沫若。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他的妹妹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这一对兄妹，应该是我们这个贫瘠的土壤中掘强生长出的奇葩。

在我们这个充满铜臭、弥漫官气的省级机关宿舍大院，还有大学生？！他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我从此萌发出以后争取上大学的一丝光亮。

上大学的幻想破灭了

1970年初，因为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被解放出来后，重新被“三结合”起用，分配到江苏省财政厅工作。我家从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省财政厅宿舍，那时银行尚没有独立，也在省财政厅内。因为搬家到华侨路平家巷，进入了南京十中的施教学区。转学时，鼓楼区教育局负责的科长不同意我转进南京十中，而让我去另一所学校。我以一个初一学生的身份，天天去教育局磨，反复申诉各种理由，纠缠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上班开始一直到下班才离开，科长终于被逼得不耐烦了，才同意转学手续，推给了十中。

到了十中，十中负责人也坚决不收。幸好，旁边有位女老师愿意收我。她叫劳元丽，四十多岁，微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的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大学生，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样，我的惊人之举，打破了十中不接受转学生的惯例，成为一位成功靠自己力量实现择校目的的初中生！

一进中学，学校天天组织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校园里，大喇叭震天动地，大字报铺天盖地。为报答劳元丽老师收留的知遇之恩，我也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模仿运用张春桥、姚文元笔法，批判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掠夺。其实，我们既不了解教会学校，也不不了解美帝的阴谋诡计，什么都不懂，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我的阅读水平与范围，小说主要是《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诗歌是《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基本属于“毒草”范围；评论文章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能够读懂一些，其余的几乎读不懂。可能是，张春桥、姚文元没上过大学，比较通俗易懂，有的是极左的评论，没什么学术含量。我是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新街口广场大字报栏上，刊登过我的几篇文章，有调查报告，有学习体会。

我们中学是对外开放的学校，经常有外宾来访。我参加过接待的外宾，比较出名的有曾任燕京大学的教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陪同者、燕京大学出身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黄华；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是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

我开始接受十中老师们的“启蒙”。吴让老师（政治）读给我们听《爸爸教我写文章》，我知道了书也可以“站着读”。林敏（原十中党支部书记），以老革命的道德良心，悄悄地将约我写的书评退给我，千叮咛、万嘱咐将其毁掉。那是一篇阅读周赤萍中将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的读后感，我还敏锐地将《解放军画报》上署名峻岭（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光头读毛著的摄影作品联系起来。她的这一惊人举动，安全地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

很快，“九一三事件”陆续公布了，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给我的震惊巨大。“变相失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没有“我不相信”的气魄，只是有了一点点的怀疑。以后开始对“政治谣言”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在甚嚣尘上“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劳元丽（英语，班主任）、顾荣爵（语文，班主任）、戴玉仙（化学，副班主任）、唐绍密（数学、物理）、孟昭华（物理）、史济芬（数学）、冯世森（语文）、徐美钰（音乐）等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心灵慰籍。还有，在图书馆“改造”的宋家淇（语文，书法家）对我私下开放“图书馆”，孟昭华、戴玉仙对我单独开放“实验室”，开启了我最初的“科学生涯”。

没有教过我课的老师，也给我很多指点与帮助。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刚“放出来”的喻旭初（因“五一六”问题被学校关押），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对我一个人说“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初中毕业证书

我们这一代人，凡属上高中的，并不像老三届那样大都是奔着大学去的。1972年年初，不知学校为什么改制，由夏季毕业改为冬季毕业。我的两年半初中即将结束，按规定有个分流选择。以出生年月为界限，1956年出生的，通常推荐上高中；1956年以前出生的，通常直接毕业分配工作。当然也有不合规定者，自己提出申请可以另选，但需要通过审批。由于当年政策多变，很多人认为，中学毕业就能分配工作，赶快抓住机会；否则高中毕业后，或许那届毕业生可能只能下乡。我选高中并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也没有惧怕下乡的担忧，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同年7月，发生了一场周培源文章引起的风波。在周恩来总理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北大把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还强调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周培源立即撰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隐含提出从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大学生，以此对抗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当年，周培源的文章提出，从中学生选拔一批理科基础好的上大学，几乎是恢复高考的先声，周培源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先驱。这段历史，我们都记得。周总理的批示和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作用，导致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使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一些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我们才有机会，好好学习了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可惜时间太短，只有一二年的时间，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又陷入一片社会动荡恐慌之中。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我们的校长李治中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文革后做过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我的数理化老师都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

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走到昆明蒙自，以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身份毕业，是诺奖得主杨振宁的学长。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那届物理系毕业生一共只有十几人，十分稀少与精贵。不知他为什么会来中学教书，尽管是文革前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教师。

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地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口京腔，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文革结束后，戴老师调进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还翻译过日本的一个部著名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在东课楼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比较兴奋。

在这些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他们从来不敢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这么明目张胆地拉拢青年学生。此时，我对于大学生活，开始有了无限仰慕之情。当然，觉得上大学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973年进行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全国高考。增加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文化考试采取开卷形式考试。考试后由于张铁生的一封信，考试成绩就作为参考，基本上按1972年的推荐制招生。推荐制招生办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推荐保送办法。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与我没有一点儿关系。

本文作者的南京十中高中毕业证书

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南京知青之歌》

我刚到生产队，队里安排我在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二个贫农，他们原来是那个地主家的的长工。我们在一起种西瓜。从选地，翻地，施肥，下种，浇水，看田，拉滕，直至起瓜，装车，一个完整的生产种植流程。

我偶然得到一本书，没有封面，中间也缺几页。每天读几页，一边观察队里的乡风民情与人际关系，读的津津有味，看的透测明晰。很多年后，与一位留徳的社会学博士交流时，谈到“ 差序格局”，我称之为“同心圆波纹”，才知道那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大半年里，我第一次以“贱民”的身份，认真观察到中国社会真实的面貌，了解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到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也是最正常的社会运转过程，特别是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有了与《半夜鸡叫》《收租院》完全不同的认识，感到十分困惑，但是从来不敢对人说起。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地主究竟是是怎么回事。

在看田（防止路人摘瓜吃）时，我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反复读文革中流行的富有战斗色彩的选本《鲁迅小说·杂文选》，以及从地主家借来的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完全读不懂。晚上，抬头望着漫天星斗，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偶然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广新闻》。

1975年，当邓小平的“治理整顿”，重新点燃了希望，也为很多插队知青与工厂青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1977年高考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已经离开老人组，开始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农活。当然经常是带领妇女棉花打农药，挑麦子、稻谷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割麦子、割稻子,这些竞争激烈的弄活，我干不好，几乎跟不上；只能干除杂草，挑河堤，扬场脱粒这些比较不激烈、稍微轻一点的农活。

与此同时，在老干部匡亚明的建议下，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地读完了前两部书。在前两部书上下了一点功夫，《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为后来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此外，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自学数学。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上大学的一丝希望彻底算是破灭了。

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在一个梅雨季节，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热水喝，只好靠青涩的毛桃充饥，留下病根，从此怕吃酸的东西。在一个初秋，发烧不止，浑身无力，连上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在集体户睡了几天几夜，以为就要死了。终于挺过来了。在茫然中感受着命运的不公，甚至是绝望。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一年，两年，还是永远都是这样？

1976年的中秋，我和邻队知青陈宁，我们中学的学长，也是我们插队知青的楷模，将我们省吃俭用结余的口粮（大米与玉米各一麻袋）带回家。我们搭生产队去南京拖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协同抬粮食送到各家。先去的是他家—-南京工业大学的宿舍，见到他的母亲解楚兰教授，她1946年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是范存忠（南京大学副校长，也是我同学范家宁的父亲）的高足与助手。那真是惊鸿一瞥！如今广为流传的林徽因、赵梦蕤等惊为天人的民国女先生，几乎都是那个样子。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摊开几本外文书，旁边有个笔记本，记着学习摘要……

到1976年底，我已经插队两年，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参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虽然是刚到最低年限，但是我在生产队的出勤与表现都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首先被列入招工的候选人。同生产队有知青比我下乡时间早一两年，一位选择了当兵，另一位想去上大学。其实，我完全有条件、也很想争取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在某个环节上有个重要缺陷，我只能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我在省财政厅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招生对象限制在1974年12月20日之前插队或工作满二年，明显是将我们这届毕业生排除在外。1974届学生参加招工，毕业至第二年以后。下乡插队几乎都是12月20号以后才正式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大队知青，争取到上大学的名额，最后在县里终审时被刷掉，他没有听我的劝告。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江宁插队，他是自己联系去了父亲所在变电站附近生产队插队，比全市正式动员插队早几周，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上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学生。后来他不仅成为教授，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避人耳目的地下复习

1977年的春天，招工上调成功，最初被确定为南京东海印刷厂（统一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二一四工厂"）。它在南京汉口路口，附近就是南京大学，这样我就有机会业余时间到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又是军工厂，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以搬运工的名义招到冶金部隶属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我实际上没有做过搬运工。搬运工的名义，是告诫知青这个工种蕴涵较重的体力活，即可能要出野外工作，我实际从事地球物理勘探（重力与磁力勘探）工作。一进来就被告知，我们单位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用重磁重现的理论，发现了梅山铁矿，为上海位于南京的飞地,代号“9424”的工厂——距离南京市中心13公里，是国内距大城市最近的大型矿业企业，是我国重点黑色金属矿山企业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我还到西善桥的814队实习过，我的复习迎考大部分时间就在野外地质勘探队度过的。为此，我的研究组长，50年代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十分有意培养我，要求我读一大堆地质与物理勘探方面的书籍，我还在北京地质学院出身的技术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指导下，学习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大庆油田发现的机理与过程，努力成为一位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当时，研究所有到中南矿冶学院或桂林地质学校委培进修的机会。对于这些诱惑，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隐隐约约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们的机会就终于快要来了。

可是，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复习迎考，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复习功课还需要偷偷摸摸。我被招工进入地质研究所，在各级领导看来，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农村招来，摆脱了苦难的深渊。由于我们单位有野外的工作需求，在文革后期可以有一种特权，招收本系统的子女入职，以逃过上山下乡运动。和我年龄差不大的，都被本单位搜罗吸纳，这是比当年参军等逃避上山下乡的还要好的途径。对外招工曾收过江苏省建设兵团的知青一批数十人，从农村招工只招过我们这一批4人，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我的各级领导们，原本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想离开本单位。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比较高的工资福利，还可能分到房子，会舍得，会放弃？我不能提前暴露准备投考大学的战略意图，每天上班还要安心钻研地球物理勘探。

所以，我的高考复习，是一个地下隐蔽的活动。我父亲的地下工作的斗争经验给了我启示与经验。我的整块时间，主要利用下班后的晚上看书；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回忆、复述，默记有关知识点。模仿清华大学外文系、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穆旦（原名查良铮），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此外，我利用研究所中午有午休的时间，每天中午抢先去食堂吃饭，匆忙吃完饭立即出大门，坐公交车（那时单位配发月票，坐车不用再计费）到几站外的午朝门公园大树底下，避人耳目地读书一两个小时。

但是，很快就被人盯上了。有个江苏建设兵团上来的老知青，我们的团支部副书记，在大门传达室门口遇到几次，都在关心地询问我中午外出干什么。她是岩矿组——“淘金子”的，我是物探组——“测土地”的。她是南京副市长的女儿，正在上职工夜大，也鼓励我去上夜大。由于刚进单位劳动时，被总工程师叫去帮忙，写过批判刘少奇在地质勘探领域“嫌贫爱富”的政策路线，响应华国锋“十个大庆”“十个开滦”跃进路线的文章，党团组织开始关注到我，并有意重点培养。我十分不知好歹，尽量回避与她接触，我完全没有心思涉及党团工作。在社会巨变的一年里，她给过我鼓励，几乎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同事。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又被派去了野外勘探队实习。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还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精神，看一个下午书。晚上因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背书。

最悲剧的是，所谓复习迎考，首先要教材学习，其次是教材的内容应该大致学过。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源，父母不理解，更别指望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与补习机会。“招工上来了还要考大学，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我只能将农村插队时，与地主的儿子用粮票、布票换来的文革前有限的几本中学教材，一页页重头学起。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我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己重学，无人辅导，也无处请教。

当年，我的复习资料除了以前用过的教材，基本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唐诗一百首》，这是我挑河堤时，为转移疼痛与疲劳而找来背诵的小册子；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些与高考几乎无关的“复习资料”，为1977年高考的四门课程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取得好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就是在农村用的农具维修、化肥使用等涉及物理化学的操作手册；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地球物理勘探基础知识，从研究所资料室借到的有关初等数学的小册子。这可能是世界大学招考史上最奇葩的事件，完全不知道考试范围与基本内容，甚至完全不知道考试的要求是按初中水平层次还是高中水平水平？

当正式报名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支持，包括在我们组做制图的兵团战士，团支部书记。她父亲曾做过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是南京工学院的党委书记，都觉得放弃当前工作，失去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要分配到哪里，都不赞同冒此风险。又不是没有工作，还在农村插队，跳出农门，考大学是一条出路。我们单位领导更是威逼利诱，用把我下放到野外地质队工作要挟我放弃考试，讽刺我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上大学。各级领导处于关心爱护，都前来好心劝阻：“我们费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家伙，“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林彪）。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的谈话。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我的好朋友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工科大学物理学课程经验的老师。1975年，马文蔚曾参加了由江苏省教委组织的物理学教材编写组，牢牢抓住了大学物理课程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要发挥基础作用的宗旨。从20世纪70年代编写第一版《物理学》到2020年第七版付梓，马文蔚倾注毕生精力打造的《物理学》为主的系列教材，一经问世，就成为全国销售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物理经典教材。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南京工学院正大门与大礼堂

我们约好在南京工学院五四楼门前集合去马老师家。我第一次实地见到一所真实的大学样子，令人羡慕与神往。我走的是正门，挺古朴大气的，迎面可见大礼堂的穹顶。进来是一条大道，两旁是一排法国梧桐。进门左手方向是五四楼，就是我约定的地点五四楼，与五四运动没有半毛关系。那晚下着小雨，我在门口等待时，有两位工农学员模样的女生打伞进门，一位对另一位指着自己的衣服说“某某说我这条裙子太土，你看不漂亮吗？”我十分鄙夷地看着她们，幸亏没有与她们为伍！大学就应该我们这些人来上，我们不上谁上？

马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

有惊无险的体检与录取

1977年的高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初考，所有报名者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考了语文与数学。江苏省的初试（预备高考）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977年11月中下旬。然后，在划定一定分选线后，将过线的考生再发复试的通知，进行第二次考试。分数上线的考生，参加了1977年12月由省里命题的复试，或者曰正式高考。复试的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两次考试，都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当时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一笔糊涂账。

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而我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复试那天，虽然是晴天，但还是比较冷，南京市白下区的南京第六中，那时学校被破坏的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考完之后追悔莫及，为什么就做不出来，怎么想也忆不出……。

最悲剧的是，我曾在龚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的编写的数学科普小册子里看过一道题，觉得太难，没有去弄懂它，结果出现在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中，如果做对，那么就可以增加20分，为此抱憾终身。考完后，人像虚脱了一样，大脑神经一直在急速震荡，几天都在兴奋之中。

考完之后，每天都会遇到同事来，他们主要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询问考试情况。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做出来，哪道题做了一半，几乎复述出全部试卷的内容。印象太深刻了，试卷就像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出现在眼前的屏幕上。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把握可以考上大学，自我估计应该总分在200左右。当年，不仅不公布考试答案，也完全不知如何评分，尤其是没有做完全的试题，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得多少分。

复试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

我的体检是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碰巧，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是早产儿，婴儿时期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只是没有到哮喘的地步。每天都要来这里打针，直到上幼儿园才有明显的好转。

体检结束后，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

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在复测色盲时，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时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

当晚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上班时，我已经离职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真的验证了我在农村时，一个盲人给我十分智慧的算命：“未来的路上，有小人当道，也有贵人相助。”

当年，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没有本一本二录取批次；志愿只能填三个大学，三个专业，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我填报的志愿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与浙江大学物理系，结果一个都没有考上。我的同学，那位正在南大地质系读书工农兵学员，一位我们一定可以会师南大，再度同学，还去物理系迎新现场查阅我在那个专业。让他失望了，我都不知道发配到哪里了。没有填中专，因为考不上大学，我也不会去读中专。

我们参加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有不少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被无情地刷掉。我有个同学，因为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谎称过继給自己的姨妈。1977年高考就没有通过政审。1978年以400多分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

不久，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录取通知，有南大的、有南工，也有南医的、南邮的。我的姗姗未来，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领导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报考了。

后来，因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扩招了几百人，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扩招一批学生。我作为扩招生，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我不仅没有报南航，虽然与我所在研究所在同一条路上，相隔几百米；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完全孤陋寡闻。如果色盲、高血压，都是不能读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的。

扩招对于高校的师资与校舍都成了问题，于是扩招生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不住校，每天回家住宿。我就自己买张月票，像上班一样，每天坐公交车上下学。我在农村插队挣的几百块钱（一个工分仅值五毛钱，知青开始还要打折，一天都挣不到一个工分），成为我大学四年的主要经济支撑。

1978年4月，我匆匆忙忙办完离职手续与组织关系，还清了因工作需要而暂借的计算尺、图书等文具，以及作为福利领取的登山皮鞋与防护雨衣，我吟诵着“时间开始了！”（胡风），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的班级编号是47741，南航4系，77级，第四专业，1班。学号已经记不得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到附近的午朝门公园了，因为可以大大方方在校园里读书了！

从此，我就成为新时代的“黄埔一期”：77级大学生，81届大学毕业生，即1978年春季入学，1982年1月毕业；我们自己戏称“名为77级，却是78年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毕业”。不过，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之所以纵横祖国大地，写下中国社会变革的鸿篇巨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我们大多数77级学生，欠缺文化的“童子功”，数理化、外语的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活动地域的局限，学术视野相对狭窄。除了极少数人，成为院士、资深教授；走上仕途，当上政府高官；自主创业，成为著名企业家。大部分人，都以普通高级工程师、教授、处长的身份，走到了人生暮年，退休赋闲在家，安享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当然，抓住一次人生际遇，并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位置。也有个别人，被社会飞速发展的列车抛出轨道，40、50岁不到，就以工人身份内退、下岗、失业。还有一些不幸英年早逝，香消玉殒，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令人心里难过。

本文作者的大学同专业同学毕业合影，偶然占据了正宗C位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恢复高考那样竟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1977年复出后都选择了分管教育，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我们在纪念恢复高考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应该以更加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反思这些问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主要意图绝不局限在上大学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

（20220703）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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