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恢复高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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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孟天运：高考“三进宫”，考前10天才开始复习
作者摄于长春人民广场
孟天运，吉林大学历史系78级、硕士研究生84级，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青岛大学，二级教授。“山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科学名家”“大学高贡献学者”。专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2020年退休。
原题
我高考的一波三折
作者：孟天运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高考，尤其是新三届的高考，结局虽然都幸福，却是各有各的故事。我的故事也比较曲折，高考这一波，经历了1976、1977、1978三个年头的三折方才圆了大学梦。
谁都知道，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怎么我在1976年会参加高考呢？
1976年的高考，严格地说，并不是后来恢复的那种高考，还是文革旧式高考。说是旧式，也不是电影《决裂》里面凭手上的老茧子论资格的形式。我当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石门公社信用社做会计。这里由于是朝鲜族自治州地方，所以朝鲜族比汉族人多，我所在的信用社，和石门银行一起办公，一共9个人，就我一个汉族。就是整个公社的公职人员，也没有几个汉族人。
1976年的大学招生，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群众推荐，社来社去的旧的一套。说是群众推荐，当然就是地方干部起主要作用，让谁去不让谁去，都是他们提前勾兑好了的。社来社去，是说念完了大学，还要回到原来的地区。当然，工作和身份会变的。可是那年我们那里却出了新道道：居然加考文化课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石门中学是数学老师，他是1956级吉林师范大学（现今东北师范大学前身）数学系毕业的老大学生，他自然还是挺在意这个的。有一天回家，对我感叹道：“你整天不知道关心什么，人家大学考试今天都进行了一天了！”
什么？大学考试？我一下子呆住了。
因为那时候上大学名额极少，我确实没把自己和上大学做什么联系。但我又确实觉得当时生活得挺无聊。我这人天生对农村事务不感兴趣，在农村下乡，干了两年农活，对于农业技术根本就没学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季节该种什么。生产队里买了个手扶拖拉机，书记暗示我可以优先开，这是个技术活，有些人很想开，但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我到信用社做会计的时候，一天天记账、点钱，也很乏味。
我这个时候因为有时间，就找些感兴趣的事做。比如，那时候街面上总有一些主要的建筑上要写标语，我就先是在自家单位墙上写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大字标语。我数了两个窗子之间有几块砖，从窗子上部到下面总高几块砖，然后安排笔画，先写白字，后再用蓝颜料勾边，写完一看，居然有板有眼，挺像样子，也不比那些老手写的差多少。从那以后，许多墙面都成了我的创作园地，公社机关也常找我去写标语。
那一年评“水浒”，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水浒传》的内容，我就根据我看过的《水浒传》和报纸上批评宋江投降的一些内容，画了一种大连环画。就是把一张大纸折成四开，画四幅内容连贯的画，下面用毛笔字注明内容。一共二十几张百十幅画，我把它挂在单位的走廊里，来办事的人就会往来浏览。虽然也没引起多大轰动，但是也体现了我的志趣，说明内心深处还是不安分的，希望能够继续读书，寻找合适的舞台。
现在我父亲说公社里上大学开考，这忽然触动了内心的念头，对啊，这就是改变工作环境的机会，而上大学我也是有机会啊！我问了父亲之后，才知道那天公社组织了一批青年搞了一天考试，而且第二天继续考。这个考试究竟是上面的要求还是我们本地独出心裁，我后来也没有问，也没听到其它地方搞过。但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就长草了，进而觉得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因为我们家里既不是“黑五类”，也不是什么历史反革命等受到限制的成分，要组织升学考试，没有理由不通知我，为什么就把我拉下了呢？
我闷闷地过了一宿，当然也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去找公社管文教的马干事。我问他：公社组织这个考试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我合不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他是真的无言以对了。他说，我符合条件，但是确实忘了通知我，但昨天已经考了一天，今天已经晚了，怎么说也是误了。我不干，就与他去找公社党委闵书记。闵书记是朝鲜族人，第一把手，胖胖的，听了我的陈述，他很干脆地说：“让他考！”于是我就参加了当天的考试。
你说有这样的吗？人家考了一天了，你来参加第二天的考试，这怎么算呢？可是书记就批准了参加考试，那时候也没有国家严格的政策，就是他说了算，他让考就考啊！录取就另说着了。那时候我们考试，试题都是石门中学老师出的，也是他们批卷评分。我记得数学题中考了三角函数、解方程的内容，如果我考得不好，领导们借口你考的水平不行，那就没什么事了。但是，据阅卷老师们反映我考得居然不错，这让公社有关领导犯了难。
公社的第三把手金泰振书记当过我的初中老师，还教过我朝文课。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跟我做了工作。说是今年虽说也考试，但是仅是参考，公社其实已经初步定了人选，是公社书店的一位朝鲜族姑娘李某莲。我也就明白了，弄这么个考试，也就是搞个名堂，走个过场，其实就是为了给一个人名额，披上更堂皇的外衣。公社朝鲜族人多，就一个名额，按人口比例也是朝鲜族人上啊！但是既然搞了个考试，明说是择优录取，我这么横插进来，就是搅了局，给公社出了难题。后来他说，如果明年还有，明年争取让你去。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人选没定，我还会争辩一下，但是他把人选说明了，我和那李姑娘也熟悉，平时也说说笑笑的，就不好意思了，觉得要是把她扳下来自己去，损人利己，也有些不合咱的为人，何况翻盘的可能性也不大，也就算了。
如果1977年还是继续这样的推荐考试办法，也许，我也可能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上的是另一个大学，学的是另一种专业，结识的是另一帮同学，工作也是另一种环境了吧？
谁知道第二年就天翻地覆了呢？
1977年居然恢复高考了！这对于那些适龄青年，尤其是学习比较好，对念大学有念想的人来说，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那时候我对于高考也没有什么了解，我倾向于考文科，因为我自从高中毕业后就没看数理化方面的东西，由于不感兴趣，中学里学的也忘记了，想到如果到了大学还要学那些东西，我就头疼。可是我父亲坚持说，学文科容易犯错误挨整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啊！就这样，我就准备了考理科。
石门中学举办了高考辅导班，我也去听了，可是仅听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我这人脑子反应慢，那些老师就好像要教许多东西，讲得很快，我听了反应不过来。于是就自己看书，我的数学忘得差不多了，化学也要从头来。我学习上有个问题，就是看到字母就发懵，不能直接地转换它指代的概念，要把它先转换成汉字概念，然后再理解和计算。这样既吃力，还容易忘记（这个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我对外语的学习效率）。我几次发狠：就这么一本化学书，我从头扎实学起，怎么可能学不会？可是学着学着，就又糊涂了。数学呢？也好不到哪里，因为数学也是许多字母和公式，到后来我都后悔考理科了。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这次考试考的很狼狈，语文政治是不说了，这是我的强项，可是其他数理化可就吃力了，连蒙带算的把卷交上，自己也不知道对错，有的人会复盘自己的答题，估算分数。我佩服他们，可是我向来不愿意再回首，所以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好在高考分数终于出来了，在公社里，我就去问了成绩，227分！别人告诉我，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分数，肯定有学上的！我哥哥也参加了高考，他的分数是196，也属于不错的分数。
接下来是填写志愿。那时只填写三个志愿，一般都是从高到低。由于我考的是理科，我第一志愿填写了长春光机学院。为什么填写这个志愿呢？因为那时又是学习蒋筑英，又是开科学大会，向科学进军。长春光机学院那时候是明星学校，大名冠于全国，王大珩校长是优秀科学家的代表，就觉得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转来转去看光学仪器很酷。第二志愿我报了吉林师范学院，为了兜底怕被漏下，特意报了个档次很低的学校——延边财贸学院。
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因为分数比较高，一开始还有自信，对于那些被录取的消息也不太焦急，但是后来一批批从高到低，连财贸学校都录取完了，本科录取线180分，财贸学校135分，都发通知了，可就是我们杳无音信。不但我的没有，我哥的也没有。怪哉！难以理解啊，我哥俩一商量，别再等了，去州里问问吧！
于是我们就到延吉找到了州招生办。办公室里有几个人，似乎很清闲，因为录取已经结束了。我们报了名号，说明来意，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被录取？他们回复说，今年录取已经结束了，档案都已经发回到县里了，你们来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我问他们我的分数不低，怎么连个财贸学校都进不了？他们回答是：只要第一志愿没录取，档案就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我说，要是这样，让报三个志愿还有什么意义呢？
还能说什么呢？我俩心有不甘地转身下楼，迎面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正上楼，一见我们就问：咦？你们哥俩干什么来了？我们一看，这个人原来是石门公社的文教干事，后来调到县上去了，叫裴仲亿，他认识我爸爸，也认识我俩。我们垂头丧气，就是跟他说了考试没有被录取的事情，并说材料已经发回县里，今年没戏了的话。他说，你们考了吗？为什么没和我说呢？我一时没搞明白，为什么还要和他说呢？他看我们没说话，就说，我管咱县里的招生啊！我们一听，这才大悟，忙问还有什么指望没有。他说，今年已经录取完了，确实没办法了，但是卷子档案还在这里，没有返回县里。
他建议我们看看卷子，也许能看出原因。就拿了钥匙开了档案室，因为都录取完了，所以档案不多，他很快就找到了安图县的一个麻袋，打开把卷子倒在地上，而且很快找到了我们俩的卷子。看了一会，他对我说，你这个分数虽然挺高，但是数理化成绩不高，所以人家不愿意录取，再说，你没经验，怎么报这个学校？太热门了。如果我早知道，你这个分数调整到吉林师范大学还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对于录取结束的局面他表示今年已经无能为力，只好再等来年，明年如果还考，务必提前和他说。
本来以为，1977年录取已经过去了，再也不抱希望。没想到，过了十几天，大队里让我爸去接个电话。电话是裴主任打来的，他说，现在县里又接到了5个名额，是延边高师班的。由于县里许多人都在盯着，所以只能给你家一个名额，你看让你哪个儿子去吧。
这可让我爸犯了难。给哪个儿子呢？事关每个人的命运前途，谁也不会轻易让啊。他神秘地把我拉到一个房间里，郑重其事地和我商量：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只能去一个。你哥哥年龄大，基础不如你，工作也不如你，他到明年再考还不一定会怎么样；你呢，学习基础好，分数高，当然也该去……，我一听就明白了，我说，让我哥去，你别为难了。他很抱歉地说，你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决断，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复。我说，不用考虑了，就这么办，我不会后悔的。他说，明年什么形势，谁也说不准啊！你后悔了再和我说。
有什么后悔呢？事情明摆着的。但是我当时，也确实还有自信，只要高考还进行，就不信还考不上个学校。确实也从没后悔。
如果1977年恢复高考具有震撼性效果的话，1978年人们已经清醒了。大批的人上年还惊魂未定，到了1978年就开始早早准备复习，希望圆大学梦。这一年，恐怕是高考历史上人员最杂、知识水平最参差不齐的一年了。1977年，是一些学习好、对自己的学习基础比较自信的一些人参加高考；1978年，除了上年没考上的人，一些反应比较慢、比较保守的人就参加了，还包括一些碰碰运气的人也参加了，这一年肯定是“新三届”里考生最多的一年，而考上的大学生里，也是年龄最参差不齐的一年。甚至父子同校、舅甥同学的也出现过。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考，因此对于考试范围做了一些规定，规定了各门课程考试大纲，有些辅导学校还印刷了各门课程的复习资料。这就明确了考试范围，对于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许现在的考生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要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学的教学陷入混乱，各地学校都参加串联和文革行动，有些领导老师都被揪斗，教学秩序已经无从谈起。而教材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数学课的题除了量粪堆就是挖水渠，间或要引用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还要夹杂着地主资本家如何用算数坑害工农。有人就会质疑，你说这些不是小学的算术内容吗？呵呵，你不知道，那时的中学水平不见得比现在的小学高呢！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的中学没有统一教材，水平参差不齐，教的内容千差万别，要全国统考，没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让考生怎么复习呢？
1977年的高考，是在1977年底进行的，录取完毕后已经快进夏天了。1978年的高考，要在7月举行，实际两次高考相隔也就是半年时间。一些考生早早就全身心投入了，他们参加辅导班，到处找复习资料，做习题，还有一些模拟考试。在高中学校里，更加重视。我所在的单位其实是很体谅我的，我表示我当年要考试，领导就表示支持。但是我觉得时间还早，不用下手复习这么早，就该上班上班，该工作工作，时间一久，单位领导就把这件事忘了。
当时中国有个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目标，要建十三个大庆、全国转变多少个大寨县，目标宏伟。大庆离我们很远，长白山也没有油田，可是这大寨县却是任务当头。不知道县委马瑞亭书记怎么头脑一热，竟然领下了我们安图县一年变大寨县的任务！当时安图县真是穷山荒岭，亩产才400多斤，一个人工工分值也就是两三毛钱，而大寨县的指标又那么多那么高，觉得一年变大寨县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你质疑是质疑，任务压下来是真真切切的。各生产大队分派任务，把山坡子地变成梯田。本来，顺着山坡水平方向起垄种庄稼，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是农民千百年的经验，但是现在要求把地挖平，做出平台状梯田，每块地都要这样，这根本就是完不成的任务！
公社里机关单位都要派出教育工作队，我也被派到了一个兰泥大队。这个兰泥大队确实是个“烂泥大队”，在深山沟里不说，所居之处又低洼，一下雨村子就成了烂泥潭，山上的地许多坡度很陡，要做梯田难度很大。村民们在做梯田时应付了事，仅仅是隔了三条垄，就挖掉一条垄把土培到条垄上去了事。我太年轻，对村民这样应付很不满意，每天晚上还要开会强调质量，坚持标准。于是白天重体力劳动，晚上开会开到九点，一个年轻人，困劲还大，回来几乎连脚也懒得洗就倒头睡下，哪里有精力看书呢？
眼看着时间渐渐逼近，下队时接受任务的严肃誓言，使我没有勇气提出撤回来复习，觉得就像火线逃兵。后来就剩了十一天了，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就给领导打电话，小心表示还要复习考大学呢。领导一听就说，你原来还要考大学啊！我见你不提这事，还以为你不考了呢？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还赶趟吗？我说努力争取吧。他说，你就马上回来，不用来班上了，上边我给你去说。于是我才正式进入了复习。
由于已经剩了仅十天时间，我必须科学规划利用。我早已拒绝了我父亲考理科的劝告，这次我要考文科。
这年文科考五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是这样安排的：语文我自觉基础最好，所以不看了；数学我最糊涂，放弃，也不看了；集中精力要拿下的就是三门：政治、历史、地理。我家有一个没有窗子的小仓房，平时里面是漆黑的。我把复习地点放在这里，一是不会影响家人休息，二是可以集中精力。我买了一个200瓦的灯泡，把小仓房照得铮亮，精神高度活跃。我准备了一块小黑板，两盒粉笔。我三天要搞定一门课，也就是背过那一本本复习资料。
那年的复习内容比较少，一本复习材料还不到一厘米厚，32开的小册子。复习历史时，我眼睛看着，嘴上念着，手上画着，哪年发生了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念一遍后，我把小黑板擦掉，在上面列出各个年代，然后在年代后填写事件、人物。然后我把年代擦掉，在事件前面标出年代。因为要赶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就一遍过。复习地理，我发挥我善于摹画的能力，在黑板上画出地图，在上面标出城市、铁路、物产、气候特征等各种知识点。标完之后再确认一遍，就过了。
复习政治时，我总结出了里面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实践和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答题都是一个模式，即前者是基础，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前者决定后者，但在一定情况下，后者也会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就是一堆教条。既然都是一个模式，就没有必要去一一记背了。把它们归类，套进一个个模式解决之。
我的作息时间是这样：早上9点起床，洗脸吃饭之后进入小黑屋。除了吃饭和入厕，不出来也不休息，直到凌晨两点，大约十六七个小时，周而复始，非常规律。当时精神高度集中，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十天之后，我把三本书的内容已经吃进了肚子里，定神一想，历历在目。我把那些复习材料一把划拉到一起，直接扔进了灶坑，因为我估计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当时，就在高考之前，报纸上已经公布了当年的参加考试的考生和录取的数据。我算了一下，吉林省文科生录取率是1：60，就是说，六十个人才能留下一个，这个数字是非常残酷的。7月20日我走进考场时，忽然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考上了，这三个考场的考生可就都白考了，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想自己会被淘汰。
这次考试，考数学时遇到了一个题，我父亲曾断言必考，而且给我分析过几种做法。可惜我当时昏昏欲睡，没有听进去。这时果然出了这个题，而且是13分的大题，可就是没有能做出来。
考语文，我心平气和，首先把事先准备好的写着几个提醒的纸条放在桌角，主要是提醒自己认真审题、注意时间、答完后仔细检查等。监考老师发现了，他把纸条拿过去，和另一个老师嘁嘁喳喳了好久，还把纸条上交给更上级的领导们研判，最终又还给了我。语文题中，有一个古文翻译，内容是《资治通鉴》里的一段话：开头两句是“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太宗责问他，他就搪塞说，现在已经“野无遗贤”了。现在我查到了原文，引述如下：“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耳，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度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地理题，最后有一个15分的大题，意思是一个人，春分时从北回归线向南走，半年走到了南回归线，问这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季节？实际上由于地球围绕太阳的旋转，等于原地踏步，在气候上一点没变。前面看到一篇新三届的文章（邵秋霞《一儿一女的母亲，一波三折的求学路》），说一个地理老师给学生解释某道题，说他“竟然连南北半球在同一时间季节不同的区别都忽视了！”说的应该就是这道题。
我所在的考场，有好几个都是我公社的人，也认识。他们交卷出来后就问我，那段古文怎么翻译，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们讲了我的理解。看他们沉默不语的样子，恐怕是都没答好，因为他们都不懂“上”的意思。当时我一回头，看到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是不认识的，也在听。
回去到公布分数的这些天，我马上投入了工作，还抢着多干一些，以表示对同事的歉意。有些顾客知道我参加考试了，就来和我说起，他们那里的某个人，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的；转而又有另一个人来说，我们那里某某某太聪明了，肯定会考上的。这样说了四五个之后，我有些焦虑了，因为我估计我们公社也就能考上三个左右，这些人都肯定能考上，哪还有我的份啊！
终于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分数下来了，可以到公社文教办查看。我还没有到，就遇到一个人，记得是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人，他对我说，你考的最高，361分！真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直接蹦了一个高，然后撒腿往回跑，看来是跑的太狂野了，路边的一个朝鲜族老乡吃惊地看着我，嘴里说“占兰的呀！”
后来确切消息是，我政治83，语文76，地理83，历史91，数学28，总分361。那年本科录取线好像是280分。确切消息也证明：没有那么多聪明人，也没有那么多肯定考上的，公社第二名，是一个姓王的，我高中时下一年级的，他考了261分。后来有人说，我的分数是全州文科第11名，但是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其实，虽然总分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因为自我感觉，我语文考的最好，回想一下，当时都觉得每个题都答案明确，答的也无懈可击，应该不比历史分数低，怎么也不至于到76分。
下面就是填写志愿了。那一年的分数已经公布，录取线也明确了，实际上自己可以上什么学校，基本就也明确了。以前那种填报方式，太坑人了，不但让一些高分学生没学上，还给一些人提供了暗箱操作的机会。这下好了，明明白白，填吧！当时一来是地域限制了我的想象，二来是给分数一个有把握的选择。我选择了当时东北名气第一的吉林大学。据说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到校之后还有说是综合大学全国排名前三的。在报什么专业上，我和父亲有点分歧，他认为我将来要当中学老师，教历史可以轻松点，教语文的往往要当班主任，要辛苦许多。但我还是喜欢中文，就报了吉林大学的中文专业。我问父亲，是不是还要和裴主任说一声，他说，不必麻烦他了吧，他现在肯定很忙的。
俗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据我的经验，好事也是一波一串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这信来信地址写了北柳二字，然后就写着我的名字。拆开一看，一张信纸，还有几张邮票。信上写着：你去我家里，给我要十斤粮票寄给我。给你的邮票，我们通信用。没有落款，没有家庭住址。有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看到公社管治保的老崔，说起这件事，他听了我说的内容之后肯定地说，这是有个姑娘看上你了，你琢磨琢磨是谁吧。我忽然醒悟，想起了一个虽然身板单薄，但很精神、很会说话的姑娘，她姓张，是当时我们公社的卫生干事，当时正在北柳蹲点（帮扶调研的意思）。但是，当时我马上要办理上学手续，未来还不知道叶落何处，也就无意在这时候留下瓜葛，好在人家也没有挑明，于是就适当电话婉拒了。
通知书终于来了，但是通知我去报到的是吉林大学历史系。大约因为我历史分数考的较高，中文分数较低，就给我调整了吧。报到日期是1977年10月12日。记得入学通知书上还提醒，长春冬季气温有时会达到零下三十度，这样的天气正好就让我赶上了。那天之前吉林省下了大雪，下了火车，长春也是白雪铺地，奇寒彻骨。我到站的时候是凌晨五点钟左右，更是最冷的时候。门前有校车在接站，问题是他还要等后来的车次，避免浪费运力，暂不发车，这个等的过程实在难熬，冻得跳脚。车外冷，上车也坐不住，那时候的车就是租的公交车，车窗都大开着，可能也关不上，就那样等到了7点多钟，才送到学校。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不去小摊吃碗馄饨？为什么不打个出租去学校？对不起，你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那时候还真没有。
来到吉林大学的时候，在鸣放宫墙外，大红纸上公布着录取者的名字，我也找到了我的名字。到了宿舍，有位老兄对我说：“是你小子361分啊，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压了我一分的人是什么样子，现在成了室友了！”这位学兄叫王占阳，他带来了成套的《马克斯恩格斯全集》，还有列宁的《哲学笔记》和一些马列的书。后来知道，此人的马列功底深不可测，那套马恩全集，他都通读过，有的还看了不止一遍，《哲学笔记》看了就至少三遍。书上画了铅笔、红笔和蓝笔的三种标记，有的句子下边就同时有三种笔迹，书都被他画遍了。后来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大牌教授。
我们寝室当时是12个人，住在吉林大学七舍220。除了6名历史系同学之外，还有6名考古专业的同学，当时历史系有考古和历史两个专业。当时和我们同住一室的这六名考古班的同学，现在个个都是学界名人，有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者丛文俊、中国人民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魏坚、复旦大学文博专家高蒙河、出版界名家翟德芳、吉林大学辽金契丹女真史专家韩世明教授。
班级同小组同学留影
我们历史班是个大班，有77名同学，最大的出生于1947年，最小的出生于1963年，最大的比最小的同学正好年长一倍，这是那个一届的特殊现象。这77名同学毕业后也都开枝散叶，各有成就。还有，我们历史系的同学男女比例悬殊，历史班只有11朵金花，个个金枝玉叶；考古班更绝，只有一名女生，不过大约全吉林大学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虽然个头不足一米六，但是那年在吉林大学承办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却风头无两，所向披靡，同时拿下100、200、女子跳远三项第一！
我在读研时，曾经参加过高考阅卷，有点明白了我的语文分数为什么那么低了。阅卷任务非常重，每个人分几本，按时完成，就听刷刷刷翻页，我还没阅完两本，人家有人已经完成六本了。然后核分，加错出入十分的并不罕见。若是我的卷子遇到到这种场面，少加了一道题的分也不是不可能。后来听人说在自己档案里可以查到原始的高考卷，我曾经去翻过我的档案袋，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揭开一个几十年的疑惑，但是没有找到。
还要说一个小插曲：第一年放寒假，我去明月镇的公共浴池洗澡，正在擦干的时候，忽然背后一个老兄问：“你考到哪所大学了？”我看了看周边，没有认识人，觉得他是在问我，我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他说，那天考完语文，他跟在我后面，听我解释那段古文的翻译，就觉得我说得很对，一定会考上大学。原来他就是当时走在我身后的那位！很佩服这位老兄的记忆力。
这就是我大学高考的一波三折，看上去很不顺，但也许冥冥中有一种力量，让我与78级的同学们结识，聚在一起吧。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这些波折，我的人生之路，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右侧是作者、中间是班长马志龙、左侧是王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