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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金树良:就让我了个心愿,进一回大学考场吧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金树良,194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平湖。1966年高中毕业于嘉兴一中。1970年插队于平湖农村。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电大,1992年调入浙江电视台,任编辑、主任记者等职。2008年退休。
原题

没想到这辈子

还能进大学



作者:金树良

“就让我了一个心愿,进一回大学的考场吧。”
1978年高考报名前夕,我对厂长这样说。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终于拿起笔,在申请书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并签下了他的大名。
“哦,能参加高考了!”我强压住眼眶里的泪花,下意识地朝他鞠了个躬。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没参加1977年的高考?”
确实,刚一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心中也曾泛起些许波澜,但随即就想:别做美梦了,因为我过去做的大都是噩梦……
记得那是1958年深秋的一天,一艘客船缓缓地驶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那年我虚岁十二,迷茫地站在船舷边上,怔怔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大上海,心里一片空白。母亲告诉我,因为父亲在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家庭成份不好,所以要我们遣散回原籍。从此,我就交上了蘑菇运。
在县城的小学里,因为成绩不错,凡有外面的人来听课,老师总是喜欢叫我回答问题;我的作文也经常被当作范文朗读。小升初的前夕,几位老师都让自己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复习。但结果是他们都考上了,我却没能考上。后来班主任悄悄告诉我:不是你考得不好,是因为成份。因此,每当亲戚们说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有点忿忿不平。然而一位农村里的姨妈告诫我说:“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在别人眼里,你连一只蚂蚁都不如。这就是命。”这句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中。是的,这就是命,就因为这一年的耽搁,让我1966年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0年困难时期,政策宽松了一些。我考上了初中,还当上了学习委员。尽管那是困难时期,我们除了上课就是开荒种地,但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总是认真地听课,在一次全省语、数两门课的统考中,我得了两个100分,那时,老师看我的目光都是笑嘻嘻的,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
1963年中考前,考虑到家庭经济的困难和家庭成份的阴影,我想报考中专。班主任几次劝我报考高中都不管用,最后他去找了我母亲,说是这几年主要还是看考试成绩的,以我的成绩,不考高中可惜了。实在是拗不过他的诚意,我勉为其难地填报了一所整个地区里最好的高中,另外全填了中专,结果却还是被这所省级重点高中录取了。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该校恢复在全地区统招以来的第一届学生,校方在我们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校领导提出的口号是:课堂作业三分不及格,四分不过夜。所以即使是在上劳动课时,老师和学生干着干着就会蹲在地上解起题来。全校上下都憋足了一口气:要恢复学校的黄金时代,80%以上的学生要考入重点大学。正当大学的校门在远方向我们频频招手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教师中间拔白旗,学生中也要批判白专道路,阶级路线教育压倒了一切。
1966年初,我们早早就结束了课程,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复习。突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下来的那天晚上,同学们乍一听到取消高考的消息,纷纷丢掉了手中的书本,高兴得在走廊里乱蹦乱跳,大声呼叫:“解放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等待着我们的命运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低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曾经冲击过学校档案室,看到过文革前对高三学生的政审意见,有保送留学的,有推荐重点大学的……而对我的意见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建议大学不予录取,分配去地方农场。我清楚地记得,他还跟我开玩笑说,我们都要上山下乡了,你还能去拿工资的农场。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根本无需高考,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大学就已对我关上了大门。
1970年初,我下乡了。
在生产队里,我拼命地干活,总想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辛苦的是夏天的“双抢”季节,插队落户的知青都是各自生活的,除了出工还要洗衣做饭,为了积极参加劳动,有时煮一锅饭就吃个两天,饭在锅里馊了,上面长出了绿毛,下面铁锈变黄了,盛在饭篮里,到河里胡乱淘一淘就吃,泡一碗盐水当菜。我们知青管这叫玻璃汤。那时年轻,扛得住,这样吃了也不生病,还能挑200来斤的担子。冬天,那是修水利的季节。记得那年寒冬,已经快过年了,我们还在围垦海涂,每天在漫过膝盖的海水里扛石头。虽然海水是刺骨的冷,但有人管做饭,感觉还是比夏天的“双抢”好一些。
我的努力得到了生产队和大队的认可,多次被推荐招工,可是,上面只要一句话:这种成份的人也能上调?就一票否决了。遇到农闲,尤其是阴雨绵绵不能出工的日子,路上泥泞不堪,只能是一个人待在生产队给我搭的小屋里,隔着没有玻璃的竹栏栅窗户,呆呆地望着空旷的田地。那种孤独无助、几近绝望的感觉,是难以言喻的。今天竟有人还高唱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是信口雌黄,经历过这样日子的人,都知道这到底是无悔还是无奈。

作者(后)与知青伙伴在住房门外


招工无望,推荐上学更是不敢妄想,只能努力谋生。我当过代课教师,教过从小学到高中各个年级的各门课程;当过粮站的零工,扛着二百斤的麻袋走跳板;当过供销社的零工,学会了水产、畜产品的收购和各类商品的买卖;还学过泥水工,帮农民盖房、砌墙。最后,我学会了金工车间的各种机械,学会了开模具,画图纸。就这样日复一日,心里慢慢地沉淀为一湖死水。有时也会和伙伴们一起喝喝酒,胡乱唱一些知青的歌,可有谁能说清楚那湖面下死水中的痛苦和挣扎? 
1978年初,命运之神仿佛想起了这些被她遗忘已久的孩子。我先是被一家国营工厂借调去当技术员,两个月后又和二百多知青一起上调到水泥厂当拉料渣的工人,整天穿件破棉袄,腰间系根稻草绳,拉着几百斤重的翻斗车。好在那时厂里亟需技术员工,当厂长知道我会金工技术时,立马把我调进了金工车间,几天后又在车间主任的推荐下被调到了技术科。成了二百多知青中第一个脱下破棉袄的人。
1978年的高考开始了。听说政审主要是看个人表现,家庭成份不再会一票否决了。77届的榜样消除了我的余悸,把我从噩梦中唤醒。按捺不住内心的向往,我便想去报名。那时,正是百废待兴,急需用人的时候,厂方几次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去考了,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只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我这个技术科的,却报考了杭大中文系。唯有我自己明白,这是因为怀念那位在文革中自杀而死的高中语文老师,他曾多次单独辅导我的课外阅读,养成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只在新华书店里化一毛四分买到了一本地理课本。好在几位高中的同学都在这一届报考,大家一起凑合着复习了几天,就进考场了。对于我来说,走进考场那一刻的印象远远超过了对高考复习的回忆,只记得考场是在县中学的礼堂里,礼堂很大,从门口到我的座位有很长一段路,考场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脚下每一步的声音。考完后,许多人都在对答案,我却还沉浸在莫名的兴奋之中,只觉得天空仿佛特别蓝,风特别柔和。我们六个同学一起赶考,考上了五个,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杭大中文系。还有一个因为紧张,没看作文题目就自顾自写了一篇,落榜了,后来读了电大。
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成份,我可能1965年就上了大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1966年我也上不了大学。回想起农村里姨妈的那番话,确实,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是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简单地收个尾吧: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上大学。
【回音壁】

钱志熙:金大哥的文章,以平静的心情叙述充满了辛酸的个人进学经历,最后以一种再三抑制后的笔调抒发考上后的快乐!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史料,并且已包含着一种历史判断。

任晓岗:金大哥的考前史录,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独立象素。历尽苦难后风轻云淡的述叙,与亿万个苦难象素一起,构勒出那十多年的画面。令人心酸,令人忧心。

董小军:都说一个人只能是一个小世界,但读完金大哥的文章,感觉他高考前30多年的人生,映照的是一段历史。以平静的笔调叙述,却处处显示波澜。

尚建:金大哥比我们年长几岁,所经历的就更为艰难。平静回忆是因为他平和的性情,而平静背后所展示的那个无边苦海,马上又进入任晓岗的瞳孔里了,当然,这次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吕立汉:要不是那动荡的十年,金大哥哪会成为我们的同学啊,应该是我们的老师才是!老大哥若带着方元、小吴彧等逛街去,还不就是两代人?是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个特殊群体。1978年,我是与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同时考上大学的。我的老师是金华一中的高材生,比金大哥还长一岁,录取到杭大物理系的专修班。去年我们初中同学聚会,请老师参加。老师感慨地说:“我跟立汉之间除了师生关系,还是广义上的同学呢!”

朱承君:每次当我向别人介绍我与金大哥是同学时,对方总是大惊小怪。

张玲燕:老三届与新三届,我们与老大哥虽然同班但还是有点代沟的。老大哥的苦难我们大多从书本上看到,今天看老大哥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其实当时是何等的跌宕起伏摧心蚀骨啊!我当年考上大学时,64年的老知青额手相庆,称我是劫后幸存的一代,其实要同考上大学的老三届如老金大哥那样的相比,你们才是真正的劫后幸存。

陈建新:金兄除了比我年长,还因为家庭成分。我家庭成分是工人,其实就是城市贫民,穷苦但那三十年没有受到政治性冲击。不像金兄有能力读大学却又被大学拒之门外。这种痛苦唯有他自己最有感受。邓小平的不惟家庭成分的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因为家庭原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有为青年。思想解放,最早就是从高考招生政策的改变开始的。

金树良:感谢仕忠兄又翻出了我这篇文字,感谢各位同学细心阅读后的理解和点评。

其实,写这篇文字时平静的只是语气,那一湖死水下痛苦和挣扎的波澜,只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才能感受得到。当我自己现在再重阅这篇文字时,那种痛楚仍是撕心裂肺的。

这篇文字一是粗糙,那是我的水平不够;二是浅薄,那是写作时心有余悸,无法展开,只能浅尝辄止。

时至如今,反思起来,感到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的格局不够大,没能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民族的特点,百姓的心态等方面来看待个人的遭遇。如果能修炼到这样的胸襟,才可能坦然地来反映历史的真实,那么,平静的就不仅仅是语气,而是心态了。也才能坦然地摆脱心有余悸的写作状态。

吴朝骞:老金经历使我想起我的二哥,初中毕业时他想报中专,父亲一定要他报高中,结果成了老三届,69年去黑龙江支边,报中专的或是当海员,或是进电厂风光无限,母亲气得埋怨父亲,也无事于补。77年在黑龙江报考,分数过了哈工大,却被录取在双鸭山市师专数学科,途中辍学回到温州。最后学历是广播电视大学。命运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金树良 

郑广宣:@吴朝骞 @金树良 时代的灰尘太多,也太大。吃瓜群众一个不小心就成了韭菜和代价。

金树良:@吴朝骞 是的,个人的命运只能是随着时代的运势而起伏。所以,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段睛朗的时光。

沈小杭:老金是我们一班一组的,我们同寝室四年,一直感慨他的兄长风度。我举两个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年级有人学习理发,让我做个试验品。我不知就里,觉得能省点钱也蛮好,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结果却被理成了一个“阴阳头”,约等于“文革”批斗会的那种,顿时欲哭无泪。后来幸好老金来帮忙,带我去找一个年纪挺大的本系研究生,可能是他的老乡吧,帮我作了精心修理。当时年纪轻,特别在乎自身形象,这件事记得很牢。还有件事发生在刚入学不久。当时,我洗衣服后,不管衣服、裤子,长短、厚薄,都是往绳子上一挂了之,老金告诉我说,要看具体情况,譬如这件家里新寄来的衬衫,这么挂就不太合适。他教我拿来一个裤架,用四个夹子夹起来再晒。一试之下,果然不但干得快,而且更加干净、挺刮。此后,我便一直照他的办法做。我与老金碰面,从来都是亲热地尊他一声“老大哥”,这完全发自我的内心。今日拜读了他的《这辈子还能进大学》一文,对于同学们感慨命运弄人及盛赞文章的清新流畅,我都有同感。屈指算来,老大哥今年已七十五岁了,借此机会,祝他抛却昔年阴霾,活出幸福当下!

曹布拉:把沪晨和树良的文章对照起来读,是迥然不同的两条进学之途。

沪晨的高中与高考,即使是相比于今天的学生,也是令人羡慕的。虽然生活资料的匮乏是那时的常态,但读书生活的愉快,复习阶段的轻松,整个社会氛围的健康,都是后来的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心态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沪晨是在正常的教育环境里参加了一次正常的高考并且考上了。——这样说,我一点也没有否定沪晨为高考所付出的努力与奋斗的意思,而是说,作为一个中学生,沪晨很幸运地能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学习环境中正常而健康地完成了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蜕变。对于沪晨,我只有羡慕并为他高兴。

树良与我是同一代人,经历与感受有许多相近的地方,都曾在不公平的年代里苦熬过日子,考上大学于我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再世为人了。

许贺龙:金大哥是我们同学中最名副其实的兄长,对小同学们发自内心的关照,令人感动!慈眉善目这个词好像就是为他准备的。他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历尽沧桑后的平和,犹如醇厚的米酒,回味无穷。金大哥此文以命运作主题,写了他自己坎坷的经历,一波三折终圆大学梦。以“没有想到”的感慨作结尾,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这辈子我们遇到了多少“没有想到”啊?!幸耶?悲耶?

杜文庆:读了树良兄的回忆文章,仿佛欣赏了一回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陈建华:人或可老、心不能老。在这点上,老大哥金树良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当年,有老金、老何(一枫)及专修班那批老三届大哥大姐作同学,更多是属于我们这些年少者的荣幸,因为他们,我们的校园生活中多了一份凝重与执著。

将老金与沪晨的文章放在一起读,仿佛就是一幅油画,幽深广阔的底色中,幻化出几朵鲜花、几抹亮色,构成了时代的大写意。试想,老金从当年为取消高考的“解放”而雀跃,到后来怯怯求人恩准一考,这中间,包含了多少故事、多少辛酸、多少痛悟!当然,四十年过去,岁月也为我们每个人积淀了厚重,但愿,叠加了时代的底色,我们依然能笑对夕阳,直至地老天荒!

方一新:读完老金的文章,非常沉重,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被剥夺了受教育(上中学)、考大学的权利,不知有多少,老金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已。在过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虽然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在碰到招生、当兵、提干等具体场合,则往往是一票否决,根本没有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苦楚和无奈,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好在这类人往往自强不息,像老金这样,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乡村田野、车间工厂,都能以特别优异的成绩或干劲、技能脱颖而出,令人击节叹赏。78年后在工会干校读书时,跟老金没有太多的接触,但一起上大课,一起学日语,老金、老何(何一枫)这两位年长许多的老大哥那种勤奋刻苦、认真钻研的劲头,绝对是我们大家的榜样。记得老金最初是在电大工作,后来调到省级电视台,以并不年轻的年龄,扛着摄像机,寻找新闻线索,在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进取,令人印象深刻。

郑广宣:@金树良 这是金牌老三届呀!即使不树金,也得树良!老金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

周羽强:和金树良兄大学同窗四年,交往甚多。一是我敬重仰视这位老三届高中生(进校便称他老金);二是在他的寝室里我们可以放心“吞云吐雾”,享受活神仙的逸兴;三是在那个自由的聊斋里,可以听各种八卦,各种少儿不宜的故事。第四学年(宝康兄似亦加盟此寝室),我时不时地去串门。甫一进门,老金笑咪咪地递过来一个水杯,非茶水也,是谓烟缸。于是点上烟,好戏开场⋯⋯。

很多故事色彩浓郁、离奇曲折,却是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这些故事我不便复述,有机会还是让老金亲自出场。

四年交往,我对老金的总体印象是“温良恭俭让”,当然,谦谦君子也有“忠孝勇恭廉”的时候。这些不多说了,还是回到老金写的高考回忆录上。

从电视人看文审片的习惯出发,读完老金的文章后,我眼前浮现的是一部起承转合,音画同构、情景再现的影视佳作。如果让我当导演,我想会是一部不赖的纪录片。来看文本缩写后的几个场景:

场景一、告别上海

1958年,深秋。(上海外滩全景,天色阴沉、汽笛长鸣)一艘客船缓缓地驶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中景)十二岁的少年迷茫地站在船舷边上,(脸部特写)怔怔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大上海……(中景拉至大全。接近景:大船掀起的涌浪让一小舢板剧烈摇晃……音响:浪奔,浪流,滔滔江水永不休……)

场景二、少年得意

(某中学校园)画外音:我考上了初中,还当上了学习委员。在一次全省语、数两门课的统考中,我得了两个100分(考试卷特写)那时,老师看我的目光都是极温柔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中景:老师的眼神、少年的笑脸。音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场景三、运动了

(特写:高音喇叭。音响:拿起笔作刀枪……)(独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下来的那天晚上,同学们听到取消高考的消息,(中景摇移教室,俯拍众人手舞足蹈)纷纷扔掉了手中的书本,高兴得在走廊里乱蹦乱跳,大声呼叫:“解放了、解放了⋯⋯(跟摇:兴高采烈的学生、空中飞舞的纸片。特写:一张不知所措的脸。音响:两只老虎跑得快……)

场景四、下乡了

(画外音)1970年初,我下乡了。

(大全镜:摇移农村田野,小全镜:集体劳动的农民锄起锄落)在生产队里,我拼命地干活,总想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写:挥汗如雨)为了积极参加劳动,有时煮一锅饭就吃个两天,饭在锅里馊了,上面长出了绿毛,锅底铁锈变黄了,盛在饭篮里,到河里胡乱淘一淘就吃,泡一碗盐水当菜。我们知青管这叫“玻璃汤”(中近景一组,知青出工画面,挑担、拉车、海涂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进……小灶台上特写:玻璃汤。音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场景五、风雨小屋

(画外独白)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一个人待在生产队给我搭的小屋里,(特写。屋檐下的雨滴)隔着没有玻璃的竹栏栅窗户,呆呆地望着空旷的田地。那种孤独无助、几近绝望的感觉⋯⋯(阴雨外景,叠加愁苦凝重的眼神。音乐“二泉映月”如诉如泣……)

场景六、命运之神

(独白)1978年初,命运之神仿佛想起了这些被她遗忘已久的孩子。我先是被一家国营工厂借调去当技术员,两个月后上调到水泥厂当拉料渣的工人,(中景,拉车的背影,特写,额头的汗珠,摇下至全身)整天穿件破棉袄,腰间系根稻草绳,拉着几百斤重的翻斗车咬牙前行⋯⋯音响: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场景七、申请报考

(画外音)让我了却一个心愿,进一回大学的考场吧。”

(厂长办公室,内景)1978年高考报名前夕,我对厂长这样说。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终于拿起笔,在申请书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并签下了他的大名。(中景旋转,近景:申请书)

“哦,能参加高考了!”我强压住眼眶里的泪花,下意识地朝他鞠了个躬。(推进“同意”两字。大特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摇下,90度深鞠躬。音响:雪中情)

场景八、考场内外

(画外音)礼堂很大,从门口到我的座位有很长一段路,考场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脚下每一步的声音。(跟拍背影摇至脚下,坚定的步伐。音效:心跳声逐渐加强)考完后,许多人都在对答案,我却还沉浸在莫名的兴奋之中,(主观镜头:仰拍,摇移)抬头望,天空特别蓝;朝前走,风特别柔。(全景: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一群鸽子飞过⋯⋯)

【全片终】

90年代初,树良兄从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调入浙江电视台。扛起了摄像机,成了电视记者。我想他那画面感极强的文字也许是那时炼就的。

曹布拉(杭大同学):树良兄的考学经历,曾听他讲过,特别是在个人档案上那个“不宜录取”的判词,早已残酷地截断了他的进学之途。要不是三中全会,树良兄这样的被打入另册的人是不可能有普通公民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我特别能理解树良兄对邓公的感情。

李越深(浙江大学):在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因出身不好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人确实很多。

贺仲明(暨南大学):沉重的历史。有多少人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啊!

廖可斌(北京大学):我大学同班同学,最大的也是1945年生。

查洪德(南开大学):我当时也是,考过后说:这辈子也考过一回大学!没有想过考上。。

徐迎宾(华南理工大学78级):当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华工,我们公社书记亲自送录取通知书到我家,我们请书记在家吃饭,第一次与大领导吃饭。

高伯齐(中山大学):多么不幸又幸运的一代人啊!庆幸我这个农村娃也有上大学的机会! 

【黄仕忠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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