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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尚建:上山开荒,房东大娘总在我饭盒底塞煎鸡蛋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一个知青的高考



作者:尚建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高考之前,我是一个知青。

1975年7月1日,我离开杭州到了插队的地方,那里当时称为临安县高虹公社陈家坎大队。我和另两个知青被分配到五小队,是一个山岙里的村子。村子三面环山,坐北朝南,共有三条小路通往外界,故而得名“三口”。

“我们知识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干革命”,这是我在下乡那天代表知识青年发言时的说辞,但去了之后,每天想得更多的是早日回城。

房东一家八口,三儿三女,长子是小队长,长女与我同年。没多久,我就和房东一家以及村民们相处很好。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每天劳动时就像开会听说书,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常常让我忍俊不禁。三个知青的到来,给小村庄带来了新鲜感,而村民们淳朴开朗的笑声也冲淡着我们想家的念头。田里的蚂蝗、山上的蚊子,一关又一关,都咬牙坚持着过来了。

中间这位男士是我的房东;右边这间就是我住的房子。摄于上世纪80年代


那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个知青可以挑100斤的担子了,哪个知青插秧割稻干农活和农民一样而涨了工分,还有哪个知青可以赤脚在山路、田间快步行走,真的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最让我佩服的是三队的一个女知青,干活比村里的女人都厉害,当上了妇女队长。我看到她挑着满满一担秧苗,赤着脚在田间小路快速行走,真是飒爽英姿,佩服得不得了。而我自己挑80斤都走不远,很是沮丧。那时候要“表现好”才可以抽调回城,——我也很想表现好,但能力不够。

大队开展安全用电宣传,要在一些住房的墙面上写宣传标语,我接下了这项对我来说很是艰巨的任务。那字要写到二楼以上的高处,长长的竹梯子斜靠在墙上,每走一步都会弹跳晃动。这本身就很不安全啊!但这任务毕竟很光荣,我不能退缩!于是近乎勇敢地爬了上去。

爬到梯子顶端,双手必须放开梯子,去拿挎包里的尺和笔,双腿就开始打颤了,但颤抖着也得完成这任务!——其实我只在中学上过几堂美术字的课,除了在出黑板报时练习过,写那么大的字没有任何经验。之所以一直记着我写过宣传标语这件事,还因为我写出了令人难忘的字。如“苦战三年”,“苦”字下面的“口”占了一半比例。一个村民对我说:“你写的这个苦字真苦啊,那么大个口,没东西吃,看来我们真的要苦三年。”

许多年后我回到陈家坎,还看到这些字留在一些没有拆掉的老房子上,红漆退色了,字也残缺不全。在四处都是新建的楼房边,它们为曾经的苦日子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记。

生产队唯一的拖拉机,摆拍的


房东大娘对我很好。每次上高山开荒,她总是在我的饭盒底下塞一个煎鸡蛋。那个鸡蛋总是被我分成三块,我和房东的两个女儿各一块,因为在她们的饭底下没有鸡蛋。——一个鸡蛋分三块,吃着其中一块时的幸福感,估计现在的孩子都不会相信。

那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咸菜,用地瓜藤腌制的咸菜。每当土豆收获后,桌上有煎烤的小土豆,那便是很幸福的一天。房东大娘经常把土豆放锅底,上面放老南瓜,煮熟后南瓜的糖汁在土豆上十分香甜。我们把土豆放在衣兜里去出工。中途休息,坐在田埂上,用衣袖胡乱地擦去脸上的汗,急着掏出衣兜里的土豆,闻香剥皮,放入嘴里。看着村民们嘻嘻哈哈地打趣,嚼着香甜的土豆,日子也是快乐无比。

我喜欢这些村民。我们虽被称作“知识青年”,但除了比他们识字多,可以为他们读报,并没有更多的知识。他们在生活中的聪明才智,让我觉得城里人毫无优越感。

在作为“知识青年”的日子里,我走近了农民这个群体,了解了他们的智慧。比如我房东的长子,思想敏锐,处事精明,个子不高但气场十足,说话两眼炯炯发光,被大家称为“邓小平”。一日,公社放电影《决裂》,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他不无忧虑地说:“这样的电影就是说读书没用,文化没用。那么城里的大学生和我们农民有什么区别?”他的话让我们几个知青忧心忡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对工农兵上大学是肯定还是否定。

村里有一位徐姓大伯,平时说话慢条斯理,不时有成语典故脱口而出。那时正好发表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词的结尾是:“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拿着报纸说:“这种字怎么可以入诗?”然后问我:“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不须放屁’,而不是‘不许放屁’?”

我傻眼了。我从懂事开始就知道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即便是这样奇怪的诗句也不会去质疑。我说:“这是革……革命的浪漫主义吧!”

徐大伯显然不以为然,在那里继续看一边摇着头。

我常觉得三口村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只是这片田地束缚了他们。

1976年春天,公社干部来找我问了家庭情况,说是要确定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我下乡还不到一年,所以最终落选。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大学”这两个字。

从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大多时间都在野营拉练、学工学农、开批斗会中度过了。学期结束也不考试,学好学坏都一样。有时候去做社会调查,写一篇调查报告,就是最正规的写作课了。教室里经常是乱哄哄的,没有人想过上大学的事。从城里到乡村,没有什么人让我觉得他(她)就是大学生。

一日,我和房东女儿去高虹镇,就在公社旁边,房东女儿指着一人对我说:“那个人是大学生,会修拖拉机,公社什么机器坏了都叫他修。”大学生?!我看到那个被称为大学生的人,大约三十多岁,穿了一件退尽颜色的中山装,拿了一本很破旧的书在拖拉机边上琢磨什么。他好像听到我们的话,回过头来,没打招呼也没笑。正当我把这个人与大学生的形象做联系的时候,房东的女儿又补充了一句:“他是右派!”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但这次他没有再回头。

这让我对“大学生”的想象又模糊了。

之后每次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能看见这个大学生,他属于“五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总是和地主富农们提前到会场扫地、搬桌椅。他很少抬头,忙完就坐在角落里。也有些村民会坐在他边上聊天。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大学生说过话,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 

1977年10月,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制度,是扭转十年“文革”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正常教育秩序的开端,从而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我在那个小山村里,并不知道那个时代正风起云涌,百废待兴,但知识青年们全都忙碌起来了,因为有一条回城的路展现在他们面前:高考。

作者(前左)和陈家坎的知青们


带队干部马上组织知青开会,要求坚守农村,一边生产,一边复习。

问题是怎么复习。我已经不知道任何物理化学的概念,也不会因式分解。我手头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马上和五六个知青联系一起复习。大家在晚饭后都集中到二队知青的住所,我从杜甫的诗开始,仔细讲解给她们听,很认真地。第二天当我到达二队时,却没有别人来。二队的知青说:“她们说这唐诗用不着,都想补习数理化。”

回来的路上我很郁闷:怎么会没用呢?我很喜欢啊!我就要考中文系。

当然,一本《唐诗三百首》是无法复习高考的,没多久队里的知青全回城了。又过了几天,我也放下生产,回到杭州来备考了。              

杭州到底是杭州啊!每条巷子都在谈论高考的事。路上随处可见夹着书、拿着笔记本的人。看他们个个都要成为“大学生”的样子,我心里慌了,我的知识太少了!

母亲为我联系去杭州第四中学复习。

每天晚上,杭四中的大礼堂里挤满了来复习的人。有应届学生,也有下班后赶来的青年。我在后面踮起脚,也只能看到老师的头发。老师讲的数学题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每个人都踌躇满志,每个人看上去都比我懂得多。这种氛围让我兴奋,也让我紧张。

我实在听不懂,但我不能离开。我坚持踮起脚两小时,直到结束,生怕自己早退了就再也回不到这个队伍中了。这时候不再把高考作为回城途径,我真的想成为一名大学生,一个真正有知识的青年。

高考真的开始了!高考很快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村里。公社的广播响了,播报着被录取者的名单。但其中并没有我的名字。我的房间坐满了人,大家静静地听着广播,没有人说话。一个青年猛然起身把广播关了:“不要听了,下次等你录取了再听。”

房东的女儿对我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考上,但是你没考上我们也很高兴,你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我对他们笑了,应该是笑了。我很感激他们。

我又回到杭州,参加了市教育局组织的高考复习班。经历一次高考之后,也知道了复习的方向和重点。静下来,从各种复习资料开始。恶补数学之外,历史、地理也是重点。

每堂复习课让我大开眼界,有那么多不曾学习过的知识!

当时,一些能够运用代数公式的人,在我看来非常厉害,但是我更喜欢能熟读唐诗、知道名著的作者、知道诗人、作家生平故事的人。对我来说数学解题的快意是有限的,而了解文学、文学史的乐趣却是无穷。

记得给我们复习历史的老师有五十多岁,剃着光头,手里的芭蕉扇不停扇他那件快湿透了的白汗衫。他对着我们满满一教室的人说:“你们中间只有两人能够考上,你们要拼死努力才行!”

回到家里,我在每个房间的门上都用粉笔写上一个“2”,我要拼死努力!励志!励志! 

1978年7月20日,我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考场在县城中学。

七月的天气很闷热。教室没有电扇,窗户大开着。考试中途突然暴雨,那雨水像是从窗外被泼进来的。我们坐在窗边的考生都本能地护住了考卷,衣服湿了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考卷上的每个字都是我们向大学进军的宣言,必须清晰完整。我这里说宣言,是因为当时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已有了信心。

通知入学通知书是寄到杭州家里的。父母写信告诉了我。我又去公社办公室核实了。

从公社回到小队有两里路,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向我祝贺,而我唯一的回答就是一句话:“还没一定呢!”

还没见到通知书,我不敢肯定答复,我害怕万一乐极生悲。

那天一路上,我想起了那个修拖拉机的大学生,我希望他也可以回到学校,他应该站在讲台上。但我没有看到他,之后也没有他的消息。

我终于要上大学了。我父亲和姐姐搭乘教育局的卡车来接我。很多人来村口送别。

房东大娘抹着眼泪说:“我为你高兴啊,但我舍不得你走。”

大队长的女儿拿了一包葵花籽肉塞给我,不说话扭头就走。她母亲在边上对我喊:“她昨天晚上剥了很久呢!”

我在卡车上向他们挥手,心里突然难过了。这个每天都渴望离开的地方,此刻却眷恋不舍。卡车很快加速了,村口的人越来越小,我看见他们还在挥手。

再见了,三口!我去的地方叫杭州大学中文系,是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的地方。

作者(前右)工作后回三口,和房东的女儿们


【回音壁】
尚建:@黄仕忠 我记录了一些考大学之前的事,总觉得比较乏味也啰嗦。你若有空帮我看一下行吗?如果还行,我再修改一下加些照片。如果不行就不作数了,也算我对你的工作支持过了。
黄仕忠:写得很动人,读后令人感动。你的文字很简洁清爽,有余味。有幸先睹为快。也让我更多了解了你。你对房东家和村民的观感、记忆,其实是大多知青共有的经历,但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这般共情。
尚建:我的下乡记忆与大多数人的记忆不太协调,会被觉得对时代感觉愚钝、或者装着很革命的样子,所以也很少提及。下乡三年真是我难忘的经历。确实苦啊,现在想起手抓猪粪撒到田里(还不戴手套)都想哭。每次干完活这样的活,都要跑到小溪边,把手在沙地里使劲搓。但是那片土地上的人对我很好,从未忘记。
黄仕忠:下乡苦,那是一定的。但在吃苦的时候,还能看到、发现他人的美德,充满同情,保持赞美,甚至有一份感恩,那必定是先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这是真实的记忆。知识青年下乡,只是政治家一时的想法,让城市青年去到一个完全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若是有积极的心态,能够正面回应,最后发现也还是可以有所收获的。或许是因为我们那时正值青春,处在学习与观察、接纳世界的时期,在无可选择之中,勇敢地面对了吧。
尚建:上次任晓岗写下乡时杀猪的故事,我说:“那时农民家里杀猪也经常看到,记得三个男人都抓不住一头猪,那猪拼死反抗,最后冲出门去 ,你想想,猪也是知道的呀!”——说的就是我房东的故事。
任平:文章简朴而感人。
陈建新:尚建写得很真实,也很动情。尤其是她对农民的情感和考上后农民们对她的依依不舍,泪目。爬上这么高的墙写字居然没有人帮助?有点匪夷所思啊。
王琳:文如其人!和尚建三年多的上下铺,尚建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冷美人”,而是不冰冷也不太灼热的“温暖美人”。她心态非常平和,善解人意,和她相处非常舒服自在,而且富有情趣。她给我讲在农村里,早上起来看到豇豆开花了茄子结果了的那种惊喜,眼睛亮亮的,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一口气看完她的文章,觉得她把乏味的日常琐事写得很有味道,很有感情。喜欢她的文章,喜欢她的为人!
魏丁:差不多的知青经历,也有上墙写大字标语的时候,乡亲们的淳朴是一样的。
任晓岗:想不到深山里的三口小山村民,有这么敏锐的时代感知力和表达力。我看电影《春苗》时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好玩,春苗真漂亮,[捂脸],丝毫没有政治觉悟。房东大妈捂在荷包蛋里的那份温暖,会让人记一辈子的,包括那个揪着猪尾巴嚎得比猪还惨的房东。
董小军:@任晓岗“马尾巴的功能”台词出自《决裂》,不是《春苗》。
任晓岗:@牧野 你看你看,只剩下美女的念想了。
任平:@王琳 的评论也是平实恰当。上高架写四个“伟大”,我也干过,至今还可以看到字迹。当时画的伟人像竟还在。
钱志熙:@尚建 文风朴素,却有生动的趣味。从中看到真实的知青生活。还有,您在进中文系前,小队长和徐姓大伯已经给您上了很好的文艺课了。看到广阔天地真的还是“课堂”。不过,还是迟到四十四年祝贺您走进了真正的大学课堂。
尚建:谢谢同学们看我写这些往事,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善待过我,不敢忘怀!
幸好我写的那些标语没有被你们看到,尤其是任平、金健人等等书法家们。
董春晓:这张照片上你的房东大娘让我想起我下乡时的房东大妈。我们知青宿舍就在我房东家旁边,开头屋里的灶头不太会烧,房东大妈就端来她烧好的菜给我吃,以后每次去她家借农具什么的,她看着单薄瘦弱的我,眼神和话语里总是充满了关切和慈爱,让我感受到常年空白的母爱的温暖。
我的房东大妈就是我们小队长的大嫂,有时晚饭后受邀到房东家场院上喝茶谈天,更多的时候是在田里干活时,小队长就总是大声说,“春晓,你看我们家侄女阿琴给你做老婆好不好?你看她人又漂亮,做生活又好,哪里比你们城里姑娘差啊?”
确实,房东女儿长得修长匀称,脸盘很好看,待人接物也是落落大方,说心里话真的很让人动心。但我只能说“好的好的”,从来也不敢透露半点真心思。因为明摆着配不上啊,麻杆一样的细胳膊细腿,手无缚鸡之力,在农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哪敢想长远的事情啊。
房东大妈则很是善解人意,每次都给我打圆场说,你们不要总是拿老实人开心好不好,人家总归要回城里去的。然而话虽如此说,以后每次去她家有事或坐坐,她还是以充满关爱的眼神对我嘘寒问暖,把家里的一些蔬菜等东西塞给我,让我心里既感激又惭愧又遗憾,要是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母亲,那该多好啊! 
亲生母亲去世后,军人父亲不懂儿童心理,本人强烈的情感需求和各种现实生活的支持,只有母亲才能给予,没有相同的经历或者很难体会……
尚建:春晓说的很有感触。
吴朝骞:@尚建 泥土屋的照片很有泥土味、年代味。当年大杭州的农村有这样的屋子,“从来唤作小杭州”的温州,农村也有这样的屋子。岁月流逝,社会发展,泥土屋逐渐成为过去,成为记忆。尚建在此住了那么年,记忆会更生动,更鲜活,更有温度。但是奇怪,你怎么会没有泥土味?
尚建:@吴朝骞 这间房子就是个牛棚,隔成三间给我们三个知青,里墙粉刷了一下,然后砌了个灶头。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好几天牛走过这里,站着不走,还想进来。
如果是现在,谁肯住进去!想想有多少细菌!但问题是当时也没生病。
黄仕忠:那是你们城里来的知青力量强大,净化了细菌!
吴朝骞:那些牛们如果有法律意识,会告你们侵占私权、非法改建!@尚建
尚建:可惜那几头牛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申诉权,就被宰了 。
黄仕忠:搞得牛们流离失所。那牛群站在门口,定住不动,大大的牛眼,满都是泪啊!
尚建:不能再描绘了,罪过罪过。
任晓岗:@尚建 这张牛栏照绝对是顶级奢侈品。那年头拍照多不容易,胶片要省着用,镜头一举,所有人瞬间宝相庄严,哪里有谈笑风生的放松自然,更遑论只露个侧面!
应沪晨:读大学的时候,只感觉美女姐姐高不可攀。毕业后,尚建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机要秘书,而我在县检察院当文书时,曾去探访过她,感觉更高不可攀。想不到漂亮的神仙姐姐还有一段落入凡尘的经历。
王琳:@应沪晨 这种高不可攀是因为跟其他人相比,她比较完美,其实她本人很接地气的,高不可攀,是你自己不自觉制造的感觉。尚建很会照顾人,照顾别人的感受。印象中她对林妹妹很好,很会照顾她。
应沪晨:@王琳 对。只是从我这个还是未长大的少年眼光来看的。
尚建:@应沪晨 什么时候高不可攀 ?你当时到省院来有叫我一声姐姐吗?
应沪晨:@尚建 现在叫姐姐也不晚吧?
尚建:哦,不晚吧。
应沪晨:即使是面对手机,可能还是和当年一样要脸红呢!@尚建 
尚建:很好很好,部长同志还是当年十组那个伢儿。
任平:@尚建 高虹这名似听到过,郑鸣也在这里吗?还有史晋川?
尚建:@任平 是的,不在同一大队。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郑鸣也在那个县中学的考场。
陈建新:我们三天高考火热了三天,考场中还放置了机冰。没想到你们临安山区还有暴雨啊,真是水火两重天那。
吴朝骞:@尚建 和杭州不同,温州1974年之后就没有知青上山下乡。在杭州的尚建1975年下乡,于是有了一段独特的经历,有了一个上帝的视角,有了一个知青高考的故事。尚建笔触细腻,情感真挚,记下房东大娘的好,记下队长女儿的瓜子仁,记下高空作业写标语的壮举,记下想离开又依依不舍的心情,都给人以心灵的震动。一个女孩,3年的知青经历,既有苦涩,也有温暖,若时间再延长,苦涩的成分会加重,回城的难度会放大。
文章里照片非常有意思。那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光荣证时代感极强;如果不是摆拍,拖拉机上的姑娘肯定是最美的女拖拉机手;第一次看到陈家坎那位伟岸的女知青,一个不一样的尚建。
我和尚建同在7组,大学时交往较多。毕业前,尚建、朱承君和我3人曾结伴游黄山,尚建给我和朱承君拍下在黄山的合影,俩小伙青春的靓影定格在那一刻。摆弄120相机我们不会,什么光圈距离对焦也不知道,给尚建给拍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清晰的,当年二十四,拍成四十二,真亏太大了!
黄山的游览证和车票都还在啊

尚建:吴朝骞的档案管理有我提供的文物。他去黄山的照片全被洪水冲了。是我找出来给他的。问题是我把他们拍成帅哥两枚,他们活活的把24岁的我拍成42岁的妇人,而且模糊不清,不知道啥意思。
郑广宣:@尚建 这是有相机的人经常碰到的事。你给人拍得好好的,人家拍你总会有各种毛病,不是对焦不准,就是构图潦草,甚至全身照少了脚,身子有可能是歪的……
钱志熙:朝骞兄说温州74年就没有知青,应该是对的。但我记得,我们县中75毕业的四位同学,曾经主动要求到城郊生产大队插队。后来真的去了,还弄出了一定的新闻效应。再后来又都离开了,好像也都考上大学、中专。现在一位在美国,回到本市也是有名的侨领。
吴朝骞:@钱志熙 老三届之后,温州成批量支边没有了,后来有去浙江兵团(乔司一带),或是插队。
金树良:没想到尚建这么文静的女孩子也有过三年的下乡经历。看到她用手抓猪糞在田里抛撒的情节,顿感十分亲切。
在农村里写标语的事情我也干过,先是在路边的房子墙上写,后来为了造声势,让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就爬到屋顶上去写。我们那边农村里那时还没有楼房,都是平房,虽说不是很高,但拎着一大桶石灰水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也不容易,最怕踩碎了人家的瓦片。还好,我农闲时学过泥水匠,砌墙盖瓦都干过,所以即便是偶尔踩碎一、二片,也能马上修复。没挨过骂。不过我们那时都用石灰水凃写,当地的平房现在也都改建成了楼房,那时写的标语已没有一点痕迹了。
尚建能不断发现农民身上的智慧和亮点,并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是我很敬佩的。我们当过知青的都忘不了许多农民朋友的好。
任平:农民朋友至今还在交往,以前一起斫柴的小兄弟,最近还邀请我用餐,得知其他几位已经不在。
金树良:现在重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当年的茶馆没有了,赤脚医生站没有了,做过零时工的供销社也没有了,平房都变成了楼房。最感叹的是当年一起干活,一起打篮球,晚上一起走上几里路去看露天电影的伙伴们,许多都不在了。不过他们的子女都还记得我,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还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热情地邀我进去喝茶吃饭。难忘。
金树良:75年下乡,应该是最后一批知青了。我们那边也有,不过数量不多。
林柔吟:@金树良 金大哥,我是76年下乡的,之后还有一批。
尚建:我们公社76年也还有几次下乡的
金树良:@尚建 @思兮 哦,76年还有?看来我是记不清楚了。[捂脸]。
方一新:76年有的,在我下乡的海岛,76年还有知青下来,不过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了。
林柔吟:我所在的福建邵武,77年最后一批。
方一新:那真是最晚的一批了,我们那里77年没有了。
陈建华:我们组的林晨好像就是77年下的乡,也是临安。
魏丁:75年以后的知靑,余杭这边的政策是拨给大队建房费50元,第一年知靑每月有5元生活补助。我住社员家里,住宅没见动静,5块钱给房东当伙食费和房租了。后来做代课老师,每月有5块钱代课费,公社中心学校给的。每月都有10元,俨然生产队里的李嘉诚了。
陈建华:读尚建的文字,感觉她应该当个剧作家。惊叹于其文字的画面感和冲击力,许多的场景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像看一部老电影。 
“知青”这两字好沉重。那可能是1971或1972年,那个炽热的夏天。生产队里组织把我们住的老屋正间打扫清爽了,说是大队里可能安排两个杭州的女知青来住。当时我想,怎么可以这样啊,因为那间房就我看到就躺过至少两个过世的老人。传说中的鬼屋啊。幸而尚建没来我们那边,说好的那俩知青最后也留在交通更方便的大队所在村了。
后来,从奶奶口中知道了其中一位女知青的故事。那天放学回家,奶奶说,今天啊我和你五婆她们几位在乘凉聊天,忽然从后山下来一位扎着辫子的姑娘,咿哩哇啦说了很多,她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说的土话她又不懂,她急我们也急,最后连说带比划总算搞懂了,便领她去房间解了急。哪知她不是小解是大解。大解那是要上茅房的呀!
奶奶是当笑话讲的,我听了却想流泪,城里的姑娘忽地下了个乡,那个苦啊窘啊于此可见一斑。如若入乡随了俗,那也好办,管他大解小解,还不是找个地角或树丛就完事?
但,“知青”有泪也有欢笑。尚建的文字在这方面感觉是还原了生活本真。山民是友好的也是淳朴的,人性是相通的,生活哪怕有许多不堪也有值得热爱的一面。我感觉,尚同学“接受再教育”的态度是真诚的,所受的苦终究也成为人生的财富。况且,在那个年代,她还始终揣着大学梦。有梦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何况,这梦最后还是圆了。
感谢尚同学的老电影。生活或因岁月的疏离而美好、而亲切。
黄仕忠:@陈建华 你说感觉她应该当个剧作家。——尚姐姐那时就发表过剧本的好伐。
陈建华:呀,那是我孤陋寡闻了。难怪那么有画面感。
朱承君:写得真好!只有自己善良的人才会始终发现别人的善良,知青生活肯定辛苦,但尚姐姐没有一句怨言,实在难得。
我初见尚建姐,应该是在系办公楼前的道路上,她当时的样貌属于城乡结合型的,乡下人的肤色难掩城里人的气质。只知道她是下过乡的知青,到现在才了解她下乡的过程。她的美丽无需言说,她的真诚与善良却非人人皆知。真是一位真善美的好姐姐!
董春晓:要在广阔天地干一辈子革命,当时大概每个知青都会这么说,我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也同样在想,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这大概是所有知青心照不宣的心声吧,所以后来准备高考真的是“拼死”,而那个粉笔“2”带来的震撼真是让人感同身受。
尚建的文章写得细腻生动,尤其跟房东大娘和女儿们的深厚感情真让人羡慕,而那个让陈家坎当地村民印象深刻的“苦”字标语如果还在的话,那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异存在了,倒是很值得去参观一下呢。
许贺龙:@尚建 写得真好,文笔细腻,真情动人!谢谢尚仙女的文章!以前对仙女们唯有仰慕,哪知她们也通人性、善解人意,从此对华宇清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出生在农村的乡下老鼠,对来自城市的一切都有一种高不可攀的距离感。当年也曾有知青来我们公社插队,住在隔壁村,看他们一个个长得白白嫩嫩,感觉十分好奇,也为他们被发落到穷乡僻壤来深表同情,但心理上一直视他们为过客。读了尚仙女的故事,才明白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原本就是亲戚!
钱志熙:“从此对华宇清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有了更深的理解。”大帅记忆力真好。
尚建:@许贺龙 元帅前面是扯乱了。最后一句是对的: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本来就是亲戚。
吴朝骞:@尚建 好佩服你的知识面,读中文系理所应当!那么早就知道“革命的浪漫主义”,我可是读大学后才知道的,整整迟了一个本科。
尚建:@吴朝骞 怎么可能?在中学写文章不就这几句话吗?
黄仕忠:俺在中学里就没有听到过这么浪漫的话。关键是“革命”“主义”俺是知道的,“浪漫”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郑广宣:我们同学知青考生还有不少。
黄仕忠:尚建很好地写到了她三年中的经历以及与村民的感情,包括用侧笔写了那位右派“大学生”。所以期待着各位还未动笔、正在动笔、有过初稿的,后续书写、补充这样的内容,书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路历程。
任平:尚建的文章最大的提示是,不忘过去,不忘感恩。所有过往都是积累,是财富,成为我们认识人生社会和友谊感情的养份。
曹布拉:那十年间有一千五百多万青少年从城市到农村去做了“知青”。从此,有关知青的话题数十年来延绵不绝,逢五逢十必得东扯西扯一番。
我也知道有些来自农村的朋友因此颇为不平,认为你们不过是到农村混了几年,就有那么多话好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又该如何呢?从人人平等的角度而言,这话确有些道理。但从生存的艰难程度来说,知青是要比农民更苦的。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农民在农村,是在自己的“家”里,而知青在农村其实是个“无家”之人,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无家可依的那种孤独与绝望之苦,是有家的人难以体会的。
而在单靠体力的农业操作上,女生天然较男生为弱,我一直认为让女生下乡是很不合适的——我所在的知青点里 ,后来生活得最难的就是一位女生。而尚建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趣味盎然的知青生活图景。这大概应和了一句话:曾经的艰难困苦,经过岁月的过滤,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任平:布拉的话很有道理。女生下乡,更为艰苦,有的顶不住,就早早嫁当地农民,有的则遭不端干部凌辱,有的遭到不测,又得不到救助。我中学一女同学,去黑龙江才两个多月,不幸被马车压死,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
曹布拉:@任平 我们知青点最早离世的就是一位女生。还有一个女生嫁到深山老林,后来就与其他知青失联了。她们虽然不致于到铁链女那么惨,但生一大堆孩子,终年操劳,与昔日的城市完全割断联系,是大概率的事。我们现在插友聚会,经常要提起这位曾经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生。
尚建:@曹布拉 @任平 我们当时下乡的境况,已经比老三届们要改善很多了。由单位与公社挂钩,下派带队干部到大队。苦是不用说,但我当时确实是想只是苦几年,而农村的孩子要苦一辈子。
虞卓娅:尚建的文章很感人。以前也听过有人说她是冰美人,但我认为是美人不假,但她一点也不“冰”啊。尚建的眼神和笑容自然地透出一种妩媚,温柔和友善。大学时我和她有过几次谈话,感觉她是真性情的人,她这篇文章对村民对房东一家的感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尚建文中提到在农村墙壁上的大字我无缘得见,但我第一次看到她钢笔字时,是有惊艳的感觉的。她的字劲健有力,刚胜于柔,我想,是不是意味着她内心的一种力量呢。
林柔吟:@虞卓娅 你的点评极正确,尚建美而不冰,善而不露。她对我这个傻妹妹的关爱,永怀在心。
沈卫东:@尚建:姐,你真了不起。
尚建:@虞卓娅 @沈卫东 不能再说了,都已经了不起了,再说找不到北了。
陈建新:城乡差别大,无论家在农村的农民还是半途落草的知青,都很苦。一怨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二怨学苏联坚持剪刀差让农村更苦,农民更穷。三怨改革开放没提前二十年到来,否则,农民纷纷进城打工,知青想去农村都无路可走 。
袁昱明:第一次读到尚建的文章,可读性和画面感都很强。所写知情下乡和参加高考都是“宏大叙事”,用的却是白描手法,就是有功力的表现。其中的细节很经典,比如写美术字把口旁写大,村民感受把字写 “苦”了(罗中立的《父亲》嘴大、碗大,手粗成为符号);比如干活一滴汗珠摔八瓣,吃东西一个鸡蛋分三块;还有没文化的村民“邓小平”倒比有文化的知青更担忧读书无用;听辅导课连续踮脚站两个小时;考试遇暴雨考生拼命护住卷子的深长意味……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都很有符号感,而且这些符号串出一条时空隧道。可能女生感觉细腻吧,不用惊天动地的火爆场面,却能记录那个大起大落、历史车轮急转弯漂移的年代和命运。
沈澜:尚建人美心善,文笔温婉细腻,令人感动,难怪仰慕者众多。
吕立汉:好文!那个爬上两脚梯刷标语的女知青,跟现实中的尚建怎么也对不上号,感觉摁到张凌燕身上比较合适。说真的,大学四年与尚建没什么交往,给我的感觉是话语不多,非常文静的一位美女同学。
很难得尚建插队能很快融入贫下中农大家庭,并与村民建立起如此真挚的友情。读到告别村民一幕,有些激动,大队长女儿剥了一晚的那包葵花籽肉,足以见出村民对尚建的依依不舍。对房东家长子、徐老伯以及那个“右派”大学生的描写虽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一下子就记住了。
但有一点小小的质疑,那大学生若是右派的话,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他的年龄不应该是三十多岁,至少也得过不惑之年了。抑或那大学生的长相给尚建的感觉特别年轻?
董小军:@吕立汉 完全可能,有15岁被划为右派的,到七十年代中期,也就过去十七八年,如此算来,才三十出点头。
吕立汉:若是15岁上便划成右派,那他笃定上不了大学。
董小军:@吕立汉 即使20岁入列也不到四十呀。
魏丁:57年20岁左右,75年也就三十多嘛。
黄仕忠:百度检索,《反右派始末》称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时年19岁。但四川东北某地有一位年仅12岁的右派分子张克锦。
又,1958年3月,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发配到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局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总计875人(中央机关725人、军委150人);中央国家机关发配到853农场的489人。两项合计1364人。按年龄结构统计:50岁以上15人;40-49岁131人;30-39岁449人;20—29岁556人;22岁以下41人。总计1192人。其余没有年龄记载。这就是说,这一批人中,绝大多数是30左右的年轻人。年龄最小的是一机部17岁的打字员戴菊英,最大的是1903年出生的54岁的聂绀弩。
吕立汉:对这段历史我没研究。据我所知,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我分配到丽水师专所在部门的领导是18岁被打成右派,他中专毕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碰上了这倒霉事儿。就有一点不明白,当年的高校在校生,若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能否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呢?
曹布拉:@吕立汉 在校生打成右派后即被劳改,不可能再让读书的。
吕立汉:@曹布拉 刚百度了一下,林希翎当年读大学时成右派,很快就被发配劳动改造去了。
任平:@黄仕忠 当时北方对右派的惩罚很重。我同学父亲原是辽宁大学教授,祖父是尹昌衡,辛亥元老,四川总督,收复西藏有功。辽大教授搞经济学,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夹边沟”,后惨死在那里。几个子女都不错,是学者、企业家。
方一新:尚建的知青生活写得真好,白描勾勒,细腻传神,写与房东家以及众乡亲的交往和深厚友情非常感人。我也下乡4载,不少情节感同身受。如手抓猪粪、牛粪,我是在初高中学农时就干过了,当时我所在的临海一中,每个班负责一两亩田地,从插秧到割稻,全都由老师带着我们干。挑担也是,我们下乡时都向壮劳力看齐,咬牙挑起比自己体重还重的一百多斤的担子,不甘落后。尚建写爬高梯写宣传标语的事,对一个女生来说,是有危险的,真不容易。我想起三国时书法家韦诞为魏明帝曹睿陵霄观题字事,去地二十五丈,用辘轳吊上去写,非常危险,下来后头发都白了,告诫子孙“绝此楷法”。尚建在拖拉机上拍的照片很美,可惜厂家当年没看到,不然应该找你拍广告的。
钱志熙:@方一新 韦诞这事真可怕,每想起来不寒而粟,幸亏我字写不怎么样的。[呲牙]。我想起我读小学那会见到的一件事情。学校里两个都有问题的、灰不溜丢的老师。其中一个有历史问题,一个是右派。他们一起担梯子在学校的柱子上写大字。有历史问题的这位堪称书法家,字写得很好!他直接用巨笔在柱子上写斗大的颜体字。那位右派老师替他打格子。有一次打格子老师从高梯摔下来。摔成重伤,送到镇上,再也没有回来上课。后来听说调到山区的小学教书。有两兄弟特别调皮,学习特别差。但这位老师认为孩子都可以教好,不歧视他们,并且尽心教他们。后来这两兄弟做生意成了富豪,在山里专门为这位老师盖了一幢房子。
方一新:是的,志熙,本来应该先题榜,再上挂,结果因为“误先钉榜”,只好把书法家吊上高空题写。古代书画名家与其他艺术家一样,地位不高,供君王使唤消遣而已。
兄所说的小学书法好的老师摔成重伤,是因政治问题而影响社会地位,被指派干高空题写这类危险工作,以致重伤,令人唏嘘。
钱志熙:一新兄,那小学校是祠堂,所以柱子很大、很高,摔下来可想而知,当时都说不行了。
方一新:是的,祠堂的门柱都很高大,爬到上面去题字,相当危险。
张玲燕:下午第一时间看到尚建的文章,奈何我马上要出门看娃去,然后一下午就在看娃与看各位发帖中度过,现在终于回到家里坐到了电脑前。
出门第一句话告诉陈建新,看到尚建的文章了,第二句话,喜欢尚建的文笔。但下午发现我想说的大多被各位说了,我就捡别人没有提到的说哈。
关于撒猪粪,有几点补充,一、撒猪粪虽然臭到洗手很费力,但撒过猪粪的手很光滑,因为猪粪在发酵的过程中已经有相当的酸性,所以对手的皮肤倒没有害处。二、比洗手难洗干净更可怕的是,撒猪粪的时候别人送来田间点心而你又饥肠辘辘,农民告诉我,其实也不难,用两个手指撮住饼照样吃,就是吃到最后剩下手指这一块丢掉好了。三、撒猪粪最有利于树立知识青年的光辉形象了。我楼上的70年女知青长得很美,属于一种劳动的健康美,县文化站摄影记者曾经拍过她的照片,就是站在田中央,捧着一大块猪粪,裂开嘴巴笑得很开心。这张照片贴在县城的宣传橱窗里,这个女知青后来就是作为知青典型招工回城的。
虞卓娅:@张玲燕 厉害啊,你的经验之谈。
郑广宣:@张玲燕 其实撒猪粪的手用肥皂都是洗不干净的,得用土搓。
张玲燕:@西湖老农 对,洗不干净,用土搓是不错的办法,我们还有乡土特色,平时用橘叶搓,秋天用橘子皮搓。
吕立汉:@张玲燕 “双抢”时经常有卖麻糍的挑到田间地头,那麻糍有红糖馅儿,撒过猪粪的手在水沟随便一洗,便拿捏着麻糍,美滋滋地吃起来了。说吃麻糍要“拿捏”,这是真的,只有用手拿捏后,麻糍里面的红糖馅才会均匀分布。但捏来捏去后,麻糍的猪粪味道也更浓了,但依然吃得香。
张玲燕:@吕立汉 哈哈,你这个境界更高了,我们的仅仅是红糖馅饼,两个手指撮着就能完成的。
吕立汉:这有点儿像一个“老农”的经验之谈。
张玲燕:你只是把我和尚建一起归类为知识青年,但实际上我和尚建还有天地之别啊,我是知青中的 “可教育好子女”,我必须付出比普通知青更沉重的代价,才能被“教育好”,这就是我74年本来下去就可以当民办教师而我坚决不当,要下田去劳动的根本原因。@吕立汉
吕立汉:你也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啊!@张玲燕 
张玲燕:@吕立汉 除了“可教育好”,我的外公一族都在大陈岛,那年岛上的亲戚们,有钱的自购飞机票去了美国,没钱的领两块大洋漂到对岸,剩下我们,除了“可教育好”之外,还有“美蒋特嫌家族”这一块标志。
郑广宣:@张玲燕 看来你已经教育好了,现在把这个吕老汉归你再教育。
张玲燕:@虞卓娅 同意对尚建书法的评价,我当年上课和尚建坐在一起,上课经常走神看她做笔记。尚建的笔记很干净,几乎没有涂涂改改的地方,她的字也是女生中让我佩服的一个,当然还有你卓娅的字。你的字潇洒而飘逸,最让我向往。尚建的字端庄而灵动,最让我佩服。
虞卓娅:@张玲燕 尚建的字真的好!我的字你就别表扬了,我乱写一气的。
张玲燕:@虞卓娅 别客气啊,这个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你的字我排我们班女生第一位,第二位给尚建,第三位朱晓平。
虞卓娅:这只能说是你对我的偏爱,偏心。谢谢张玲燕!惭愧惭愧!
张玲燕:@尚建 你笔下的知青生活很艰苦,但村里老乡对你很温馨,这个我深有同感。总的说来,农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明明在整体上知道知青下乡就是抢他们口粮,但落实到我们这些具体的知青身上,他们又都可怜同情我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逢年过节,但凡家里有吃的有喝的,总是大碗大碗地往我们屋里送。
我对门的一个小女孩,那年家里新种了一棵梨树,结了两个果子,她早就跟父母说好了,等梨子成熟就摘一个给我。后来果真送了一个给我。需知她家有兄弟姐妹四人,两个梨子四个人都分不过来,她的父母还同意送我一个。
尚建:妈呀……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表扬。又慌了……
郑鸣:@尚建 看了你的大作,又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岁月,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曾经,那里有许多少不更世的悲欢。上个月我带着房东经高虹进石门大山,这是我们曾经呆过的穷山恶水?分明是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
我在横畈,但知道陈家坎。其实我早就认识你,在临安中学那个风雨交加的下午,你,还有外语系的某某在暴风雨中凌乱。
尚建:感慨感慨!还记得那个去外语系的女孩叫安妮。
郑鸣:那时候许多同考场的人后来都在杭大见了面,有外语系、地理系、化学系,多年后见面,感慨万千。
尚建:其实进了中文系也不太认识。很多年后一次同学会,才知道在考场早就见过了……
王云路(浙江大学):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载入文学体裁和民族记忆的大事,喜欢看。
周松芳:@黄仕忠 宜结集出版,主编您责无旁贷,因为全由您引发。
吴存存(大学同学):写得太好了,感动!有平常心感恩平常人的人其实都不是平常人。
金红(大学同学):真是位美丽得完全的同学,令人常常会想起。
张涌泉(杭州大学77级):房东给她饭底下放了一个鸡蛋,而她自己的女儿却没有,我们的农民太伟大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我们确实不能忘记他们。
赵家滢(杭州大学老师):我曾是农村大队联办中学的老师,隔壁住的便是知青,作者所记述的事几乎都在我身边发生过,感到特別亲切。文字清新朴实,很感人。
洪朝辉(杭大历史系78级):我以为闻名杭大78级的男生追求连连长,应该是两个字的标签:美、艳,但看了文字,才发现是另外两个字:朴、实。美与朴、艳与实,高度耦合。看来,文与名、字与人,经常出现悖论?
张丽萍(杭大历史系79级):很完美的一位姐姐。
胡晓真(台湾中央院文哲所):好感动呀!
李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77级):这篇写知青生活和高考经历的文章写得生动平实、情真意切。令我不禁想起遥远的往事,感同身受啊!我上初中时曾随父母去干校——在湖北省崇阳县,和通山(李自成终了之地)接壤。那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我在那里上中学,农忙时学校放农忙假,我们下水田插秧、在旱地挖花生,上山采松果等,干过不少农活。高中毕业后我又作为知青独自下乡,到武汉市远郊汉阳县,直到77年高考才回武汉上大学。
我去过的两处农村,村民很善良,对我们很好。所以,虽然农村生活艰苦,但回忆起来,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人和给人温馨感受的事,终是难忘。这些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在崇阳时我才13岁,那位生产队长,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总是神情威严,每天分派活计干脆利落,自己身先士卒,让人尊敬。那位妇女队长才16岁,长得非常漂亮,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村里的妇女也都服她。
彭小瑜(北京大学77级):江南风景,即便在知青的回忆里,也很温良美好。我等于错过了下乡。高中毕业刚刚赶上高考。不过左邻右舍很多朋友去了,故事听了很多……上学后,由于同班同学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养成依赖大哥大姐习惯,影响了进步。不过有很多好处,比较省心,还养成拉第二第三小提琴习惯……比较开心和轻松。
尚永亮(武汉大学。77级):文字朴实真切,感情深挚动人。代向我的家门致意,羡慕她斯时斯境竟能讲唐诗三百首,讲杜诗,真不简单。[强]。
孙立(中山大学。77级):写得很好!我在农场下乡,很少接触贫下中农,少有的接触不是跟附近农民因争水源而“寻衅滋事”,就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属于劳动锻炼、自我教育。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读了,感慨万千!这好像是本系列中第一篇“资深知青”的故事。只有深入农村生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农民。而且纯正农村出身的人也不会有这种视角,因为他们对农民的淳朴与善良习以为常。而且很少有人会像她这样体会到农民的睿智和眼光独到之处。
钱洪流(厦门大学。78级):我也有一段三年的农村生活和参加补习班高考的经历,看了两篇文章,唤起很多回忆。我高考时,刚好有一位知青,她舅舅家住在镇上,我沾光也住她舅舅家,解决了我一个大难题。可惜的是,这位知青考试第一门没考好,情绪收到很大影响,整个考试都失败了。
我还记得她名字叫何勤。我当时是把关系转到我姐姐的化工厂里,插队是去化工厂的知青点。何勤是因为他舅舅的关系,来我们知青点。她父母是南京华东电子管厂的技术员。真的是命运安排!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出大力气鼓动,有了很多回报。也就是读中文系的,所以效果特别好吧。
李越深(浙江大学。78级):每一个知青考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故事。这位女生的文章,直接涉及考试的情节写得简要,知青生活艰苦,但她取舍有度,尽可能展现美好的一面,文笔还蛮温润的。
黄仕忠:单纯写高考,意义不大。因为最后都是考上了的。意义在于记录那时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如果我们不写,后人就不知道了。而且一个人写的可能性不大,一群人一起,就容易一些。
李越深:就是这个意思。考试大同小异,借此却翻出一段人生经历,也折射出时代大潮中的各种颜色。杭州那时有补习班,我们兵团可没有这样的机会。
刘勇强(北京大学。78级):我是78年6月下乡的,那个时候下乡的已很少了。所以,我即使不是最后一个知青,也是最后之一。虽然我只在农场呆了4个月就上大学去了。
阙真(广西师大。78级):不仅温暖,而且内心丰富,比如遇见“右派”的复杂心态,情感细腻,比如房东女儿的送别……细致朴实,娓娓道来。
何桥(温州师专78级):朴实无华的文字,宛如那三口村的田地、山水和出水芙蓉般送瓜子肉的房东姑娘,简单纯粹、本真可爱……
杨卫东:一个仿佛已逝去的年代!
邹双双(中山大学):作者人美心美。
顾歆艺(北京大学):都是珍贵史料!
宋月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各有各的幸与不幸!我儿子91年出生,还说不如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
徐行(79级):当年当知青大哥大姐们的故事,是我们这辈人特有的时代记忆啊!
蔡依萍(浙江大学80级):“徐大伯显然不以为然,在那里继续看一边摇着头。”是说一边看一边摇头吗?看到后面好像眼睛会湿,可能是感动。
曾建辉:@黄仕忠 让我联想起看《十月》《收获》时,张抗抗、张贤亮等作家的小说。刚看好文章下面,你们同学们的点评,同样生动感人。
陈一萍(西南师大80级):女性文字很温润细腻,一边读脑子里唤出了许多我姐当知青的画面……江浙美女被弄到农村去干农活?
周丽娟(西南师大81级):在自驾去西藏的旅行途中,因早醒窝在酒店床上看《尚建:一个知青的高考——一个年代与一个时代的故事》。平实的描写,娓娓道来,那个时代下个体的人,画面感很强,细节很有感染力。房东长子和徐姓大伯在那个时代的疑惑之问,不由感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清醒的思想者。文章后你们同学间的点评跟贴妙趣横生,不论现在何处,各自的境遇如何,对知青岁月、对那个时代下的高考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的点滴记录与回忆,在今天都是那么珍贵。感谢分享 。
杨苗燕(中山大学81级):写得真好 。朴实的文字充满温情善意。这位姐姐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姐,也是下乡知青,居然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可以肩挑200斤。苦不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可我从没在她言语里听到过,听到的都是温暖的回忆。大姐后来当了工农兵大学生,78年考上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86年赴美留学成了博士。人的潜力和忍耐力真的不可小瞧,但必须有真诚和善良做底色,才可能走得更远。我虽然从没做过知青,但对关于知青的文字也看过一些。这位尚建姐姐能把磨难变成和她外表一样的温婉美丽,让人心生感动和敬意。温婉美丽的文字。
李舜华(广州大学):那个时代的文字到今天依然克制,是因为反思已多。只怕对十年后的书写,恐怕是不得不克制。或者被选择性遗忘。
陈志勇(中山大学):我生也晚,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日子,但我父亲曾当过生产队长,有知青在家住队。也许有过饭里埋煎蛋的待遇,后来有知青隔了很多年还回来看望过父亲,也曾帮过其他乡亲很多忙。那种纯粹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地位的变换和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王丽雅(浙江理工大学):这个作者长得动人,写得也很动人!看到卡车来接她回杭,房东和村民们与她送别时的情景,我都感动得差点要流泪了。
曾佳妮(中山大学社科处):写分别的那段,我热泪盈眶。
陈慧(中山大学):我想起父亲的知青经历,房东也是对他很好,好吃的都先给他,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让人感动。还有文中那位大学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
李莉薇(华南师大):近日在想,老师是因何契机写作过去的事情的呢?然后近来我又因为某种契机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真是太不一样了。不过话说回来,八十年代还真挺好的。难怪很多人怀念。那时我还在读小学[破涕为笑]。七十年代没啥印象。
莫崇毅(南京大学):在回忆上山下乡的经历时,还能呈现出这么多让人感动、喜悦的细节,真是特别的文字。这篇文章和以往电影里面表现出来的下乡环境,区别蛮明显。或许因为临安离杭州不远,民风也温和些吧?看到后面回音壁作者说施肥时手掏猪粪的回忆让她至今都想哭,更可见作者在撰文时非常克制,且积极了。
读到回音壁里曹布拉的话,下乡这件事对女生来说真沉重。
张蕾(广州大学):知青下乡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太遥远,诚如老师所言,这段历史有很多面,以前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看到比较多的灰暗、压抑甚至扭曲,像这样和睦温情的回忆好像真的很少见到(当然可能还是自己孤陋寡闻)。文中令人动容的情景,还有高考恢复后社会普遍对大学的向往、对知识的崇敬,对比之下,今天很多人对自己面前的那张书桌太不珍惜了(比如我自己),惭愧惭愧!
尚丽新(山西大学):尚建老师是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感恩的人啊!善良的人才会温暖。为我本家骄傲!
嘉福(嘉兴书友):@黄仕忠 这篇很好,温文如玉。以前看过类似回忆文章,有个知青说的好,人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人家农民就要在农村在辈子。
贺贺(广东作家):看完挺感动的,那个时代混乱,方向混沌,但下乡的知青和村名们淳朴又质朴的感情让人动容。房东把一个煎鸡蛋藏在作者的碗里,作者又分成三份。这种质朴和温暖的情谊现在何处才能寻觅?
杨惠玲(厦门大学):读完了,文字朴实、生动,而有力量。其实,下乡的不止是知识青年。我外婆、外公,我母亲和舅舅,我和兄长,都下过乡。我跟随母亲下乡时是还不到两岁,当时父亲在湘乡的一家兵工厂工作。75年邓公恢复工作,落实政策时,我们才回到城里。很有感触。记得是外公、外婆先下乡,然后是母亲,最后是舅舅。只有舅舅是知识青年,他应该是最后一批下乡的。很少琢磨那一段生活,现在想来,有不少疑点,外公是江西人,原属国军程潜部队,曾在广西抗战,与日本兵拼过刺刀。长沙和平解放以后,他被分配到我们县医院食堂工作,后来又调到县林业局。外公和母亲为什么会被下放,时间和地点为什么不一样,都不清楚。我先问问母亲,然后写一段感想,发给您。您的工作很有意义,历史必须被铭记,尤其是记录普通人命运遭际的微历史。个人常常只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
高薇(中山大学):谢谢老师分享这么温情的文字,读到房东女儿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考上,但是你没考上我们也很高兴,你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可能最近刚好毕业季,想到大家各奔前程,日后不能时常见面,情绪突然有些触动。而回到文章里,我想到的是:艰难的生活、困苦的年代、疯狂的岁月里,其实善良的人们,也一直都在。能够发现善良,记住温暖,真好。
唐琼(中山大学):作者有美的心灵和眼睛,于艰苦的日子中发现美好。
王芊(中山大学):真的是性格很温婉平和的人儿才能有的记忆,才能写出的文字。剥去时代印痕,其实这般类似的记忆和感受,在我大学暑假时去贵州山区支教的经历中很能共情。我们社团一行十几个人去贵州凯里织金县的一个山中小、初中学支教月余,出发前大多抱着传授知识、改变山区儿童命运的志向,可是回来后,很多队友都表示,感觉反而是我们自己被山里孩子、家长们的淳朴温暖给治愈了。
张诗洋(广州大学):题图中的“光荣证”第一次见到,许多故事也是第一次听说。“房东大娘对我很好。每次上高山开荒,她总是在我的饭盒底下塞一个煎鸡蛋。那个鸡蛋总是被我分成三块,我和房东的两个女儿各一块,因为在她们的饭底下没有鸡蛋。——一个鸡蛋分三块,吃着其中一块时的幸福感,估计现在的孩子都不会相信。” 这段虽是淡淡地讲,却别有风味。房东大娘从一家人的口粮中省出鸡蛋,还煎了给我吃,自己的女儿却没有。我知道大娘的情份,把它与那两姐妹分享,这鸡蛋便像皎洁的月亮,在三个少女心中三潭映月,各美其美。
吴晓佳(中山大学):“温暖的女生。克制的文字。”好喜欢这种评价。
陈慧(中山大学):我想起父亲的知青经历,房东也是对他很好,好吃的都先给他,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让人感动。还有文中那位大学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
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写的太感人了!大队长的女儿的一包葵花籽肉仁最让人动情。
骆阳(浙江日报):蛮有味道的,回忆当年的求学梦。后面的评论也蛮有意思。你们同学联系紧密感情深。
裴雪莱(浙江大学):认真读完,令人震撼。虽是黑白老照片,仍可感受到流光溢彩的青春。
郭丽娜(中山大学):这个故事我爸爸和我叔叔能看懂 。我还是不行 。故事需要留下来,不仅教育我们,教育后代,而且真可以考虑外译,这不仅是个人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  。
曾莹(云南大学):好好看的女孩子 。文字确实很有温度。
林峥(中山大学):确实很动人!长得也美,后面同学间的互动也很有意思
陈建华(青岛农业大学):这篇文章的味道很特别。基调无疑是酸苦的,但又在绝望而艰难的岁月里写出了淡淡的甜味。老乡们的单纯,生活的质朴,人和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奋斗路上的哭和笑,令人难忘,成为灰暗岁月中的一抹光亮。正因为灰暗,这道淡淡的光亮才变得耀眼,令人难忘。文章让人五味杂陈:一个畸变的时代,毁掉了多少人的希望和青春,谁应该为此负责?作者真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激烈的谴责和控诉,而是要在斗室之中寻找广阔的天地,在苍白的生活探索人生的多面性,在苦涩的汗水中探求泉水的滋润。这种苦中作乐、自我排解,既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更多淡道极处味方甘的人生智慧。文章就像是一枚怪味橄榄,吞下去,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肖田田(丽水学院):文字简洁清爽,非常感人。虽然我是85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这篇文字描写得生动形象,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这是一篇读了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文字,真的很温暖细腻。回音壁里的讨论包罗万象,也学到很多。读完忍不住想:自古以来,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上是农民(或底层各行各业的老百姓),但我们读到的历史却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知识分子有了这根笔杆子,某种程度上就掌握了话语权。这么一想,突然对“知识就是力量”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知识不仅可以改变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改变历史,所以知识分子是肩负着其他群体的期许的,是要有责任和担当的。感谢老师们又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历史片段。
陈佳宁(中山大学博士生):写得很细腻,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情,黄老师的这个栏目做得真好。
杨伟业(南京大学博士生):我这一代离这段时光已经很遥远了,但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颇为动容。“我们当然希望你考上,但是你没考上我们也很高兴,你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多么朴实而真诚的情感!
李凌云(北京大学博士生):尚老师文字细腻,质朴中见真情 。印象最深的细节是那个“口”写得很大的“苦”字:“那么大个口,没东西吃,看来我们真的要苦三年”——没想到这样的历史金句,竟是从当地村民口里说出来的。
非常感谢老师们能够记录下这些鲜活的故事,让“文革”与“知青下乡”对我来说不再只是历史书上那几行简洁冰冷的文字,不再是因无法触碰到具体细节而只有模糊感知的教条。通过这些故事,我终于能清晰地体悟到“知青下乡”的历史语境及知青一代的人生际遇(无论是苦难还是收获)。令我感慨的是城与乡之间、城里人和乡下农民之间的巨大差别,其实无论什么时候都一样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需靠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来继续推进啊。
任珂旻(中山大学本科生):感谢老师分享。文章中写的下乡生活很生动,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令人对过去艰难感到慰藉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没有被困难击倒,还有高考可以改变命运是多么幸运,文章中描写的每个人都努力复习的场景令人感动,处在一个认真追逐希望的集体里,就算踮起脚坚持两小时仍是兴奋。好像无论何时,高考总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
谢程程(中山大学本科生):黄老师组织不易。号召大家记录当年,留作时代的声音是非常有价值的。知青的故事是多声部的,不止一种声音、一种感受,男性与女性的体会或许也是大不相同的。看到尚老师回忆知青队长和自己冒险写标语,想到外婆回忆她在溧阳做知青时候,有个女孩对她很好,经常帮她搬东西,插秧也快,体力过人,却不幸早死。虽然下乡只是一代人人生中的插曲,但也在心灵中深处留下了印记,在记忆、肉体消散之前,书写便是抵抗无情时光的姿态。
张照丽(中山大学本科生):感谢老师的分享!深夜阅完全篇,只觉尚建老师“淡然以对,坦然处之”的精神令人景仰。担苗走山路,徒手抓猪粪,爬梯写标语……我不禁低头看了看自己“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双手,想来若是让现在的我去做知青,定是无法像知青老师们那样坚强、刚毅的。阅及“回音壁”诸位老师旧年回忆处,备感新奇,也颇为感动——纵然历尽坎坷与艰辛,但心中常怀感恩,记忆中满是温情的回忆,令人动容 。

【黄仕忠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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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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