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魏丁：新兵训练三月，回归当知青赶上高考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魏丁，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毕业后做期刊编辑、助理研究员，后转行金融，在一个小众行业“商品期货市场”混迹三十年，见证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原题

我的高考“前事”

作者：魏丁

我在军队大院里长大。少年及成年以后曾几次问过父母，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吗？回复是“没有”。就是笔画简单、叫起来响亮而已。如果还要深究的话，可能还有魏家的壮丁的意思吧。

十几年前在我大伯家里看过一本家谱，知道我们魏家是从中原迁居南方的客家人，清代同族六兄弟携同家人，又从广东韶关迁居四川自贡（所谓“湖广填四川”）。直到爷爷辈家里还讲客家话。绵延下来，有的混出了名堂，是民国时期自贡盐业银行的股东老板，有的拥有了盐井，只有我父亲祖上这一支好像混得不太行，虽然也是围绕盐业打转讨生活，但做的事情却是行镖、盐枭这类的舞枪弄棒的体力活，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啦。后来，最厉害的前辈，也就是川东军阀的高射炮连连长。这个职位在那个年代应该算高技术兵种，所以授衔少校。其他就没有值得夸耀的了，养家糊口很艰难。

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举全家之力供养支持我大伯去重庆读建筑，等他工作成家后，又把我爸接出来。我爸说他十五岁时揣着哥哥的信，沿成渝公路徒步走了七天。神奇的是，这个又饥又疲的乡下小子，走进大城市，见到的第一个建筑工地就是我大伯做施工监理员工作的“重庆人民大会堂”，他哥俩就这么遇上了。

然后就被当中学老师的嫂子领回家，在歌乐山上读初中。

后来我爸工作领薪水了，再将他的弟弟从自贡乡下接出来，供读书，最后考上武汉的大学。

我父母当年参军主要动力，就是想找既能免费读书又能够吃饭的地方，部队的卫生学校是当年最好的选择。毕业后，他们都留在了当时由解放军三野和四野的卫生学校、几所野战医院合并而来的第七军医大学工作。地址就在解放重庆时接收的原国防部总医院的地方。国防部总医院很多没有离散的医护人员换了一身军装，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一员。所以我每次填履历表的出生地一栏，写的都是重庆。

我和我父亲，当年的小中尉

父母亲的工作一直都很忙，从小就“散养”我们。我半岁就被送托婴室，一岁进周末才能回家见父母的幼儿园，六岁前跟幼儿园老师、园长相处的时间远比跟父母多。等到1966年该上小学的时候，八一小学已经撤并，我背上书包走进了高滩岩小学。

“文革”初起，上学就是疯玩，看高年级的斗校长，暴力批斗地富反坏右，那些大孩子拿拆下来的课桌腿打人，朝挨批斗的老师丢砖头。

没有课上，不去学校也可以，那就下小河沟摸鱼，钻树林打鸟，逗动物实验室的山羊兔子，摆弄实验用的蟾蜍，去养猪场骑母猪，结伙到后勤加工厂讨麦芽糖吃，还去食堂后坡的地里拔胡萝卜、花生来吃。

到了饭点，拖着弟弟去食堂打饭，碗筷都是固定放在那边的。如果正好碰到父母下班，就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1967年夏天，重庆的两派武斗升级，连续几周，除了航空器、坦克、军舰，连重炮都用上了。夜晚，我们在家门口能够看见双方的炮弹划过天际；白天，则能观察到远方炮弹落地击起的烟尘。武斗的轻、重伤员成批地往部队的医院送，我们一群孩子爬上过驶来医院门口来当护卫的两栖坦克。——怕红卫兵抢枪，当时门口的警卫战士都徒手站岗。

现在很有名的“红卫兵墓地”当年还在修建的时候，我就跟着大孩子跑到现场去看过，打磨一块块新墓碑的人，多是被俘的对立阵营的人员，被人拿皮带抽。至于各类口径的炮弹壳、子弹壳，都是我们的玩具。邻居大哥还私藏有一枚捡来的手榴弹，后来去小河沟炸鱼用掉了。

在中央“文革”下了死命令，驻渝部队收缴两派武器之前，市区里的争夺战十分惨烈，成片的办公楼、民宅毁于战火。有一天，一个邻居中学生拎来了一箱的连环画，是64本全套的《三国演义》，说是跟城里逃出来的一位大叔拿馒头换的。这套连环画可能是我最早接触的系列少儿读物了，我用姨父送我的塑胶美军飞机模型换了10册。

1969年父母奉命调往上海，全家随营乘登陆舰顺江东下，五天后在东海舰队的吴淞码头登岸，入驻宝山县五角场镇。短暂假期之后，我进入了上海六一小学，成为三年级一班的学生。

班主任杨美铃老师是一位极具爱心的和耐心的上海女性，当初因为语言沟通的关系，闹过不少笑话。有同学上课时举手：“老师，我要粑粑！”杨老师眉头扬得老高：“你爸爸在上班呢，你为啥要你爸爸？”

杨老师对我们每一个山沟沟里来的孩子都倾注了关爱，像母鸡呵护一群小鸡，使我们慢慢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遇到父母出差的，她就把同学直接带到家里去了，上班再带来学校。全班的同学都对杨老师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80多岁的老太太这些年每次去海南过冬，一堆的当年的学生张罗送机，有的还陪护到三亚，跟母子、母女一样。

很快小学读完了，接着上中学。

上世纪30年代，国府曾有大上海建设计划，在江湾五角场一带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政府楼群。“文革”前，琉璃蓝瓦的主体建筑划归上海体育学院，同济中学另外占用了其中雕梁画栋的一部分。我们就在这样的旧政府建筑里上课。

初中的课程，除了政治、数学、语文，学工学农、体育课之外，还有英语课。

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得牛高马大，是学校篮球预备队的成员。曾经短期被送到江湾体育业余学校篮球班，但是两周之后就被赶出来，淘汰了。不过我们中学的球队当时打遍上海的十个郊县无敌手，高年级的主力队员平均身高1.80，最大的个子1.96，后来有队员入选了上海市青年队，成为专业球手。

有意思的是，负责球场这边打扫卫生的大伯，也是篮球爱好者，浙江永康那边的，居然是当年徐蚌战场徐州剿总的联勤中将司令，成了俘虏被释放后，安排到我们学校就业。我们训练之余，经常要求他讲故事，他总是说他是管后勤的，没打过仗。倒也没见小伙伴故意为难他。

同济中学的教学楼，我和我弟弟，兄弟俩性格完全不同。他跟我们中文78好多同学走得比我还更近，喝酒次数更多

当年同济中学政工组的邬老师，写的一手好字，会画领袖标准像，一看就知道有专业的底子。他把我们几个叫去跟他学美术字，然后分配我们不时脱课在校园内刷各种大标语。我很乐意领受这样的任务，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坐在教室上课了，而且在写标语的时候，经常被人围观，挺荣耀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作为干活的奖励，邬老师会让我们钻进他掌控学校的图书馆，去拂尘翻书。很多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日》《林海雪原》等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初读。我的视力就是那时候开始下降的。此外，当年上海的当红读物《朝霞》，邬老师也允许我们拿回家去看。

北京出了个“反潮流”的黄帅，我们学校也推出一个矮矬矬的同学当典型，所以刚刚有点恢复正常的物理课、化学课，又都改成了学工、学农课。配敌敌畏喷洒，开手扶拖拉机转圈，对男孩子来说还是挺有吸引力的。此外，并联电路，串联电路，装日光灯的操作，也挺有趣。——很多年以后，我结婚分到新房，所有的照明电路设计埋线，贴墙纸，上下水管改造，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全是自己弄，不用请别人帮忙。

那个时候父母还是忙，经常出差下连队。平时我中午放学回家要负责做饭，学揉面蒸馒头，有时候还要骑车去五角场菜场买菜。

煮饭的空挡，我会站在一幅大比例地图前端详，这个地图跟我妈妈带的一个实习生有关，胖胖的有点耳聋的潘塔，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的女儿。她是我接触过的第一个外国人。耳朵是小时候在森林里被美国飞机炸聋的。金边解放以后她回国，据说曾经担任过民柬军队的总医院副院长，死于波尔布特的大清洗。因为她，我熟悉了一般人都不会注意的鹦鹉嘴、豆蔻山脉、洞里萨湖，地理知识大涨。

1971年春节，我们家购置了一台飞跃牌九寸黑白电视机。当时，只有两个台播出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有节目的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的12点。奇怪的是，若把电视机的天线拉出来，搭在日式公寓的铁窗上，这台小电视不时能够收到画面模糊的外国跳舞节目，还有音乐，声音比画面更清晰，里面说的肯定不是英语，但肯定是外国人在说话。这个事情后来我曾经问过好多的专业人士，每次对方都会科普一遍电视广播的原理，然后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它确确实实我们家的电视机里出现过，不止我看过，很多院里的邻居和小伙伴都看过。这台电视机偶尔还能够切入附近空军江湾机场的通讯频道，“洞拐洞拐，请求入场”，“同意洞拐入场，注意侧风！”类似这样的对话清晰可辨。

同济中学的学工课，有两个学期都安排到军工路的上海柴油机厂车间，让我们分别跟着师傅学习开各种标准车床、磨床、钻床，按图纸加工各种零件。工厂居然还要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上夜班，下午四点进车间，晚上十点钟回家。

印象深刻的是柴油机厂的食堂供应的猪油菜饭，两分钱一份，非常的香，以后寻遍上海本邦菜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师傅们的工作态度通常都非常的敷衍，不仅不让我们多干活，还动不动拉我们休息，下跳棋。

高中还是在同济中学，刚读了一年，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了。全家在武汉短暂的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重庆，我插班进了重庆59中学。在这里遇到了冯老师，凶巴巴的河南老太太，教我们语文。调皮的同学一般都躲她远远的，因为她若发起火来真的会踢同学的屁股的！

冯老师是全区的教学权威，尤其是讲鲁迅的文章，抑扬顿挫，每次我们都听得入神。的确是有些偏爱，冯老师经常把我写的作文拿出来当范文讲析，这让我大受激励和鞭策，每次作业都更加用心地去构思遣词造句，还开始苦读冯老师给我的《唐诗300首》。

这个时候家里有另外的书籍出现，父亲的单位下发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专用书，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都是我那个年纪十分深涩难懂的书，勉强翻阅，尽管始终没看懂，对半文半白的文字的理解力，感觉倒是进步了不少。此外，内部印刷的正式出版物，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你要干什么？》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也让我眼界大开。

很快就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了。毕业后干什么？过去真没想过。

政治部主任拿了一根扎红绳的桑木扁担到家里来，说是毛主席指示，要上山下乡。给了两个选择：一是到黑龙江嫩江县星火五七农场，二是去川东綦江县的知青点。

那年夏天，川东像今年夏天一样发生了大旱，饥民逶迤数公里，入城乞讨活命。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亲眼看见衣不遮体的夫妻，以两块钱加十斤全国粮票的要价，向路人求售自己怀里的女儿。汽车连食堂当时就在入城的公路边，看不过眼的司务长，曾经把战士的饭筐抬到了路边，却遭至街道革委会的干预，说部队的同志破坏干扰了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局。

所以川东那个地方不能去！黑龙江则是去不得！但呆在家里也不行，母亲就联系了她妹妹，当时在余杭县三墩区五常蚕种场当技术员的小姨。

1975年的七月，我作为按照投亲靠友政策的插队知识青年，用那根桑木扁担挑着行李，千里迢迢跑到五常公社胜利大队孙家塘生产队来了。

外地小子的到来，在难得有陌生人抵达的孙家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约好的那一天，生产队专门派了一条水泥摇橹船到留下镇接人。

水乡的风光自与内地迥然不同，从平静的河道望出去，土堤外，高的是柿子树，矮的是竹林，浓密处是桑园，再就是大片的水稻田。土堤下，还成排种着城里花坛里美人蕉那样的植物，当地人唤作蕉藕，掘取根茎磨粉做粉丝类食物的。

河湖港汊，圩垸白墙，耳闻目睹都是新奇，河道里长满开蓝花的水葫芦与过江草，不时有大鱼在船头受惊跳出水面。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桃花源记》，感觉莫明的兴奋，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不过植被的茂盛和丰富，还是遮掩不住凋敝，很快，穷厄就大大破坏了鱼米之乡的印象。

当年这边很多社员的家庭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的。每户人家除了吃饭的碗筷，睡觉的竹榻，还有灶间的大锅，一两口旧木箱，几乎就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什了。少数的社员家里用不起电灯，还在使用煤油灯。

所以他们对城里少年的到来十分惊奇，好几个围观的小嫂子、大婶，反复跟我比划强调，我们这里一个工分只有两毛八分钱，两毛八分钱！至于我说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他们要么是理解不了，听不懂，要么是不愿意信。

我被生产队长领进了孙阿毛的家，跟六十来岁的奶奶和四十多岁的精瘦汉子同吃同住。尽管初期语言不通，闹过上茅房拒绝戴帽子的误会，但是房东奶奶什么活都不让我插手，连我换下的衣服都不让洗。我每天能做的家务，就是去河埠头洗脸刷牙的时候，多往返几趟拎几桶水回来，把灶间的那口水缸装满。

七月正是双抢最忙的时候，生产队安排我跟着一帮妇孺割稻，运秧抛秧，捆扎脱粒之后的稻草。后面才落田参加插秧。只是每天早上五点钟就爬起来，晚上九点钟才落屋，说干活不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下午出工的时候，稻田里的水晒得烫人，踩进去居然热得浑身发抖，打激凌，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经历。当然，所有人都是这么在劳作，当时也不觉得有多苦。

即使在每年最忙的双抢时期，社员带到田头的饭篮里也就是小半碗梅干菜配上米饭，若见改善，就是晚餐时另炖一碗自家种的冬瓜、南瓜。很奇怪，河里塘里的小鱼小虾螺蛳成群结队，早晨去河埠头洗脸的时候还会有过来啄手，却鲜有人家捞起来吃。曾经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们去摸了一碗螺蛳当菜，被同村人笑话。

当然我的饭菜跟别人不太一样，除了奶奶专门到供销社去打来的一碗咸辣酱，经常还会碗底下翻出一个煎鸡蛋。

在大家的照顾下，没有觉得插队的生活有多苦，但是很快麻烦也来了。

连续的日晒水泡汗渍，我的后背后腰不久生出了大脓疮，肿起来的时候有碗口大，人发低烧。到公社卫生院去让郎中搭脉，说是水土不服，配了化瘀排脓的膏药，贴消毒纱布，就让回家休息。休息倒也没有休息，继续跟着下地干活。

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后背后腰的脓痈此消彼长，多数时候都请房东阿毛叔帮忙清创敷药，天凉了，情况才渐渐好转。这个期间被派去做些耘田、撒化肥的轻活。随船去仓前粮管所交公粮也算轻活，因为不会摇橹，就坐在船头看风景，碰到前方有船摇过来，就吼一声，对方扳梢，我方推梢，彼此在河道里错开。

在仓前街上的面铺，请一路辛苦的大叔们还有队长吃肉丝面。因为那时候我有每个月五块钱的知青补贴，手头比他们宽裕太多。

在我之前，我们孙家塘还有两个杭州来的知青，不过双抢的时候都见不到面。农闲时候他们倒回来了，也没见下地干活，就依着墙根吹牛皮，晒太阳。

大队小学边还住着一个杭州知青，她也从不下地。她是广播站的播音员，白白圆圆的，每天早晚负责打开有线广播的开关，放送新闻联播节目和本地新闻。估计也会给公社广播站写写稿子。这个活儿让人羡慕。

偶尔有她的闺密从杭州过来，几个疯丫头打开广播在里头比赛唱歌，各种违禁歌曲，靡靡之音飘荡在水乡的夜空，引得一帮小子在各家床头上叫好，也算是当年孙家塘的一景。这种活动不是一次两次了。

大概那年的十月份，柿子熟了，经常自己落下来，砸到在树下挖泥挑土的我们的头上的时候，大队小学的老师出缺了，队里找我去顶岗。教书肯定比做农活松快，我欢天喜地地答应了，每月多了5块钱的代课补贴。

孙家塘小学是个迷你学校，坐落在四面环水的垸子上，跟大队部挨在一起。全校有三个老师，四间教室，100多个学生，设有从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6个年级，还有一个偶尔也给孩子们上课的贫协代表，算是学校的负责人。

我负责全校各年级的体育课，低年级的算术，中、高年级包括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政治，还要负责课间操。那时候我刚过16，我的学生最大的已经14岁了，婆家都订好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朝晖新村的菜场买菜，一位卖鸡蛋的农妇怯生生地冲我叫了一声“魏老师！”把我吓一跳，询问过后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当年孙家塘小学的学生啊。

体育课嘛，无师自通，围着学校在土堤上跑圈，到空地上丢瓦片代替铅球、手榴弹，这就对付了。小学算术也不难教，1+2=3听不懂，就让这些鼻涕娃娃数手指！政治课嘛，吹牛讲故事呗。就是教语文吃力一点，凭着一本教师辅导资料和李老师杨老师的指点，工作倒是很快上手了。

有一天领完课间操，学校旁边理发铺的师傅悄悄跟我说，你讲课比其他老师更有水平！这个超高度的评价让我瞬时信心满满，徒弟这么快就超过师傅了？其实人家是在说客气话嘛。

转年第二学期，公社中心学校派人来检查教学，评价很好。不久接到通知，让我参加余杭县三墩区组织的小学教学骨干培训班，到杭州保俶路小学跟班学习取经。

对那次对口学习的具体内容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对保小的饭菜印象深刻。因为他们食堂煮出来的米饭异常干硬，粒粒分离，嚼起来艰难。带队的老师苦笑着嘀咕，伊拉当讶乡下来的都是饿死胚啊！其实我们又不白吃的，每顿饭每人要交一毛钱四两粮票。

那年八月唐山大地震，这边也是人心惶惶，地龙出眠之类的谣言乱飞。父母来信嘱我注意安全，若发生灾害，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完全不着边际嘛，难道谣言也传到他们那边去了？不过队里有人真的在桑园里搭铺过夜，可家里的稻谷却被人背走了两袋，急得女主人哇哇大哭。

1976年的冬天，西溪下了很大的雪，河道都冻上了。学校继续上课。那段时间放学的时候，我经常背上背一个流鼻涕的，后面跟一串学生，小的走前面，大的押后，沿着深雪覆盖的河堤石板路，踩着脚印往前走，经过摇摇晃晃竹桥，送他们回家。我这么好的人设，被队里的大妈大婶当成了青年榜样，拿来教训忤逆的子女，却没有人写通讯稿，那段时间大队广播站的美珍留在杭州没回来。

放寒假我回家过年。坐了52个小时的沪渝特快到达重庆火车站，再坐吉普车回家。就在除夕夜前，某天下班回来的父亲突然问，想不想去当兵啊？当然想，于是当天晚上就爬上了一辆卡车，摇摇晃晃地被送到了陈家湾基建工程兵指挥学校新兵训练队。

基建工程兵是当年解放军序列里面的一个特殊兵种，始建于1967年，到80年代全体裁撤。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深圳速度”，就是由集体在深圳转业的原基建工程兵第35支队干出来的。

其中几个主力支队（万人左右的师级单位），由当年国务院几个相关工业部的下属公司集体转制而成，也有县建筑公司接到通知，全员发军装，戴领章帽徽，经理党委书记转任营团长，工人变班长战士的故事。

指挥学校是养成该兵种各单位基层军官的地方，我们这些补充进来的经过新兵训练之后，大致就是学校的警卫连勤务连的去处，或者被分派到各学员大队的饮事班。

新兵训练，无非是集体队列，枪械射击，军体拳器械训练，政治学习，内务学习等等，少不了后半夜吹哨紧急集合，打背包在黎明前的公路上疯跑。我们还提前被派去学校大门口站门岗，朝每一位进出的干部立正敬礼。当学员大队的小工，装卸建筑营房的水泥砖块钢筋，坐卡车到很远的山区后勤仓库领取枪械弹药。做的事情挺多的，每天都填得满满的。

印象最深的是造宿舍楼，采用不搭手脚架的“内砌法”，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抬着水泥预制板，踩着窄窄的圈梁上三四层楼的高处。当时心里不害怕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每趟扛运砖块的时候脚下都在打颤。所以我知道年轻人的恐高在注意力高度集中，强迫的情况下是可以克服的。后来这个没有安全保证的危险作业“内砌法”被禁了。

新训队期间，我还曾被抽去给水电班打下手，为干部宿舍安装自来水。带队的排长介绍，领我们干活的老班长曾经是水利部八级水暖大师傅，曾作为援外专家率队出国修过王宫的。

可能是老师傅看我工作认真，干活卖力，有一次他把我拉到一边，偷偷地告诉我，镀锌水管的接头处，除了缠绕麻丝、涂油漆防水之外，还要抹点盐，这样，就会让衔接处快速锈蚀密封。这是他的独门绝技。只是几十年后的水暖装潢管路大都使用特种pvc管材了，即使铜管，不锈钢管材，衔接处也用合成胶垫片和生胶带，当年那些材料早都不用了，他亲授绝技再也派不上用场。

新兵队的宿舍跟学校的机械实验室在一幢楼里。北京来的罗主任，穿军装前是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毕业。他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儿子，所以他跟我聊天的次数多。彼此熟悉之后，他好几次直接地劝我：你们这些孩子还是应该找机会去读书，上大学，天天戳在大门口，抱着没有配子弹的烧火棍，也不算个事儿啊。

其实子弹我们配发过啊，打得还不少呢。枪械训练的时候，五六式半自动实弹射击，各个班都在较劲。初次上阵，我们班其他人拉垮得很，表现都不行。我上去，熟门熟路的出枪、压弹、拉栓，第一发就搂了个十环！把班长高兴坏了，马下趴在我边上，使劲的鼓励，表扬。可是那时候我早已近视了，哪里看得准一百米开外的靶芯？瞎猫碰到死老鼠而已。所以接下来打出的子弹，要么挂边，要么脱靶，班长气得鼻子都歪了。——后来我们关系很好，不久之后他就被选中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到重庆大学读书去了，曾经抱着作业回来，让我们帮着讲解。

我们的排长，北京兵，外交部亚洲司王司长的儿子，他也觉得呆在基建工程兵这种部队没啥意思。慢慢地我的心思也有所动摇。有传说我们要成建制调到湖北去建湖北宜化，又说会调去青海建输油管线。趁着请假去治疗后背上又发出来的脓疮，回了一趟家，把想法跟父母说了一遍，主要顾虑是将来退伍还得回到余杭县去，将来做什么，也不知道。

父母支持我自己的选择，反正余杭县人武部那边的手续还没有办妥。就这样，我在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指挥学校新兵训练队呆了三个月之后，揣着证明，又回到了五常公社胜利大队，拿起粉笔，继续做孩子头。

跟罗主任估计的差不多，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邓小平回到中枢掌舵把航，社会风气和潮流为之一变。1977年的10月份，组织各届青年学生参加高等学校招生录取考试的通知就从传说变成了现实。

记得当年被耽误了些日子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延迟到12月份开考。11月初的某一天，我去公社报了名。

恢复招生考试的首届高考，我们公社报名的人好像不多，周围也没有找到一起复习交流的人。整个是懵懵懂懂的，每天在批改完作业之后，就拿起过去的高中数学课本在灯下看一眼。乡下闭塞，找不到什么复习资料。也不知道会考什么内容。

不用担心的是政治，因为天天读报听新闻，天天在教小学高年级的政治课，基本情况还是熟悉的。语文也不太担心。数学可能马马虎虎能凑数，最怕的物理化学，当年这两门课都没有正常上过，都去学工学农了，现在临时抱佛脚，化学元素表都背不全。——我就以这样的状态走进了恢复高考后的考场。

语文试卷的作文大题是《路》，记叙文、议论文不限，这个还能对付，古文解释之类的也不太难，但物理、化学卷子和数学题基本上都不会做，瞎蒙一气。

沮丧中走出考场，无意间听见别的考生坐在树荫下讨论刚结束的考试，意外地发现当年文科的历史、地理题目其实简单，我不复习大概都能做对一半，悔之晚矣！

树上的猴子们，作者右上

隔年又报名高考，但准备时间还是有点紧，好在学生放假了。于是借住在公社蚕种场里，每天坐在丝瓜棚下，光着膀子搭块湿毛巾，埋头苦干，吃喝更简单，一瓢水一瓿饭，足矣。偶尔，有河边的微风路过，那就是额外享受了。

而且跟上回的情况不一样，这回手头有复习资料了！我有本32开108页的铅印小册子“文科高考复习资料”。是哪里编的，忘了，里边涵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和数学，每种分几十个要点，还有练习题。于是就死记硬背，翻来覆去地背。到后来，基本上做到一天内将108页的内容完整默两遍。

为了不耽误考试，在高考前早一天我就提前借住到杭州舅舅家。

十组同学合影，作者前排中

1978年的高考还是在余杭县三墩区三墩中学。

记得那所中学的位置是在一条运输繁忙的河边上。现在那地方都已划进杭州市区，好像已经成了省电大或杭师大附中校区的一部分。

高考的7月21号、22号两天，都是大晴天，高温！

跟上次的高考差不多，这次还是有很多往届生和应届生挤在一起报名应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不过我拿到卷子就释然了，除了数学，文科的其他卷子题目都不算太难，不会做的题目不多。听说文科的题目即使没有完全搞懂，胡乱写几行字，有时候批卷的老师也能给分的。

考完上午场，走出来时太阳光直晃眼睛，汗水一下子就顺着后脊梁骨流下来！那时候的考场也就是间旧教室，连电扇都没有，热是肯定热的，不过大家注意力集中到考试上，暂时没感觉到罢了。

中饭在三墩旧街上解决，抓紧时间翻出我的“葵花宝典”，就是那本薄薄的“文科高考复习资料”，准备后面的考试。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多看一点是一点啦。

还好，几场考下来，感觉都比较顺，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最后一天中午吃面的时候，意外碰见我们同一个大队的女知青小新，她邀我去她爸爸工作的供销社歇歇，可能太累了，大吊扇底下，我竟在木条凳上睡着了。要不是她把我推醒，我差点误了下午的考试。好在下午考的是外语，1978年那次还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我好像只考了21分。不过21分已经不丢人了，听说那年高考英语成绩过30分的不多，绝大多数人得到7分、8分或9分，弃考零分的也不在少数。

鲁迅纪念馆合影，作者右三

没过多久，公社就通知所有参加本次高考的人去集中，坐在简陋的礼堂里，听公社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副书记在台上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回生产队，没念到名字的留下来。这时候坐旁边的人很紧张，我已经很兴奋了，是那种努力憋住、竭力不让它表露出来的兴奋。——因为在来开会的路上，我碰到了知青办的主任，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我说：“倷蛮厉害嘛！”“倷”是余杭土话，就是“你”的意思。

我们公社那年大概有十个知青过线了，留下来开了个座谈会，说了些感谢华主席粉碎“四人帮”给了我们机会，感谢党的培养教育，听从安排之类的话。一周后让我们再去三墩区卫生院检查身体，然后是政审。

我第一志愿填西南政法，第二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西南政法那年在浙江只招6个学生，没被录上，接到的是中文系的录取通知。

为什么报杭州大学？主要是每次进城走天目山路，都要经过杭州大学的正门口，挤在长途公交车里望过去，看得见校门里整齐的梧桐树和大草坪，还有那幢正对大门的图书馆大楼。曾经幻想过走到校门里边去的情形，但每次都马上清醒过来，知道这就叫作“痴心妄想”。现在有可能梦想成真了，何不试试？

1979年4月杭大历史系78级十组合影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入校报到还有点时间。

学校的李老师找到我，说是你马上要走了，能不能留点纪念？他买来一罐红油漆，让人搬来课桌板凳，我爬上去，在学校教室对着河岸石板路的外墙上，写上八个一米高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过往的船只经过时，一拐弯远远的就能看见。另外，他的孩子明年也想参加高考，希望我把卷了边的复习资料送给他。其实，这时候市面上各种高考复习资料已经很多了，新华书店也设专柜出售。我们在乡下消息闭塞，不知道而已。

我离开后不久，李老师、杨老师也都调走了。李老师被区里调到仓前那边的小学当校长，杨老师回到了杭州城里，还是当老师。我们五常公社胜利小学被撤校并到仅隔了几条河汊的邱桥小学。那边要热闹得多，有供销社的杂货铺，卫生站，农技站，粮店，成衣铺，河埠边的小饭馆。二十年后政府要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将本地几万住在大小村垸里的乡民全部迁出，邱桥小学也被拆迁了。

当然，在胜利小学撤校之前，我已加入了由另外的102个青年翘楚组成的杭大中文系78级同学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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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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