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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方青稚：高考亲兄弟，进杭大成为亲同学
方青稚，浙江省台州中学语文教师，省首批正高三级教师。获得过全国中语会先进教师、台州市高层次人才等荣誉称号。出版过《高中生重点掌握文言词全编》《文体写作百草园》《〈论语〉点校》等书籍20多部，发表过百余篇论文，主持过国家、省市课题近20项，有省精品课程6个，曾为省课程改革指导委员会成员、临海市民进副主委。
40多年前，我在临海二中（回浦中学）读高一，而大我三岁的哥哥方一新已经下放海岛两年了。
那个时代“读书无用论”泛滥，报纸广播上大力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革命小闯将”黄帅，读书也看不到什么前途。记得哥哥难得回家一次，在饭桌上怨怨地说，读英语有什么用？一起吃饭的父母都哑然。（后来我俩在大学都改学了日语。）当时的读书大多是走走过场，几乎无人重视。
和哥哥一样，我也是班干部，任学习委员，但随性所学，偏科严重。平时好多考试是开卷考，考语文也曾代好基友写过作文，以换得化学考试时的分子式（记不住那个，背不下来）。有一次英语考试，卷面上的蝌蚪文我认不全。呆坐了一会儿，头脑一热，写上大名，众目睽睽之中，梗着颈脖，蹬蹬蹬地交了上去，就离开教室玩篮球去了。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心中暗喜，于是陆续有人跟着交卷。后来我们被逐个叫到校长室谈话，校领导金文渊很平和地询问，指出这样做不对，要求写情况说明。
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欠平和、包容的英语劳乃铣老师和班主任朱汝淼老师一个道歉。年少时的幼稚和无知啊。
全家福
6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属于饥荒之下发育不良的一代，同时也属于自由野放的一代。打小屁孩开始就跟在哥哥后面，抓蟋蟀，兜知了，钓黄蟮，捉青蛙，掏鸟蛋……对哥哥的佩服和依赖，从那时就开始形成了。跟着父亲、哥哥和隔壁李叔学游泳，学会后每个暑假与哥哥整日泡在灵江中，练就了一身不错的水性。
两兄弟
当时读高中的哥哥参加县里组织的畅游灵江20公里的活动，从西门浮桥那里下的水，游了三四个小时，到丝厂那边上岸。而我因年纪太小不被组织允许，只能从上游替哥哥拿衣裤到下游。
哥哥下放后，与同学一起游泳，偶尔横渡百来米的灵江；或跟在大伙伴的后面，在湍流中搭个软梯从浮桥水泥船上跳水，激流勇进。那时候退潮的灵江水可是清澈见底的碧蓝。当时在回浦中学新建的游泳池恣意撒欢，被体育老师周勤川看到了，拉进游泳队练练。由于是野路子，练了几天，教练看看似乎没有什么大花头，不过问了，也就不了了之。
训练游泳只是周老师的副项，回浦的体育历来厉害，多点开花，篮球、田径等省内外闻名。当时班中有不少女篮队员，球场上个个英姿飒爽，无比自信。记得有一次，教练让我们这帮常常在球场玩球的小后生王万水、蒋定森、杨剑华、高剑平等，与女生队比一比。一声哨响，男女对赛开始。平时在班上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球场上她们一认真起来，我们也没占什么上风。
除了打球，还迷上由哥哥教会的象棋，放学后常常跟着班长蒋定森到巾山路的四合院里下棋。定森兄那个时候就体现出相当的好学精神和领导才能，而且毅力特强，练就一身腱子肉。四合院里有一个邻居老者，下棋挺厉害的。下到后来，我与老者也有得一拼。再后来，竟可以与小伙伴下盲棋了；只是哥哥下乡插队去了，难得与厉害的他下上一盘。
班中坐在后面几排的同学，常聚在一起玩，除了打球下棋，还溜到军分区（现在的台州学院附中）去玩。王万水是军区司令的儿子，他常邀我们上他家独院，只要父亲不在，万水就是大王，我们唱歌，看书报，大声吼叫。司令员一出现，万水和我们大气不敢出了。那威严，那气场，不怒自威，可真的是杠杠的。我们高中毕业后，万水的父亲离休养老携全家到杭州去了。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属于劳动的一代。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勤工俭学，上高山采摘橡子、黄栀等卖钱筹集班会费。记得自己曾经一个人在野山上上窜下跳，挂到悬崖边，跳到坟堆上，采得果实，卖得几分几角交给班级。
二年制的初高中，学校可算是我们勤工俭学基地，学农学工学军的日子很长。初二时，学校照例安排我们入驻乡下生产队农业学大寨，那一次是班主任叶达文老师带的队，任务是筑水库大坝挑石头。叶老师是教政治的，下课时平易近人；上课时既风趣又严肃，很有气场，掌控力极强。大家都挺服他。他的女儿叶丽萍当时也在我们年级读书，现在早已是知名专家、台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了。
筑水坝的日子，我们白天与当地的青年突击队员一起用扁担挑起大畚箕运河卵石。十四五岁的羸弱肩膀承受着一担担百多斤重的石块，不肯服输，一趟趟奔走在坎坷的大坝上。至今右肩上还驮着一块硬疙瘩，是当年红肿一直没有消退留下的。
晚上住在生产队集体宿舍，大家在叶老师的指导下，写批林批孔、批三字经的体会，当时哪有什么真的体会啊，只不过胡写一通罢了。
那时的食量真是惊人，大家自带铝饭盒，男生一次可蒸下半斤甚至近一斤的生米吃。平时在学校也有农场农田，要安排学农劳动，每周都要抬大粪，做农活。俩人抬一桶大粪，从学校粪坑舀来抬到学校农田，大约有个几里地，一路走一路洒，八分满的桶到了农场也就剩不到半桶了。有一次收割水稻，因为没有人指导，我把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割得鲜血淋漓，也没跟老师和家里说，迄今左手的小拇指指甲边还留有伤痕。
那些日子，不知道什么是苦累，也不明白什么是快乐。串串连着青春的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与此同时，17岁的哥哥已经下放在头门岛，每天田间或下海劳作经历的苦和累，从没有向家里诉说过。
当时母亲想到头门岛看望哥哥，却因父亲在政治运动中所谓的“站错队”牵连到她，领导不让去。十四五岁的我，那一次是跟着一名女知青前往探望的。那天车程几经辗转，最后坐上了一条不大的马达渔船。突突突地一直往海里开，船舱里载满了货物，我们挤坐在甲板上。突然起了风浪，船大幅度地左右倾斜，海浪直扑人身，我揪住了桅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揪住了我的裤管。
到了岛上，哥哥仍然要干活，根本没有时间陪我玩，只是吃饭时间能在一起。一个人呆呆地呆了几天，逃也似地回了家。
探望在海岛插队的哥哥
“文革”后期，我们都属于歉学的一代。全国的大氛围不重教，学校也不敢抓教学质量，教材编得简单，学生无心恋学。所幸母亲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到现在老母亲还是一个书痴，保持着一张字纸片也不轻易丢弃的习惯。大约受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吧，我也爱看书。但当时的精神食粮极度贫乏，除了课本、样板戏，几乎没有其他。
母亲家里世代是教书先生。曾外公程有权是湖州市（当时称吴兴县，湖州城）孔庙小学的教师，还是个民间山水画家和书法家，人称有权先生。外公程以炯在吴兴县政府任一小文员，也酷爱画画和书法。全家在母亲虚龄11岁时迁至杭州，后往嘉兴，再到江苏青浦县章练塘镇。
外公当练塘中学国文老师时，13岁的母亲已考入省蚕校了（因家里经济上不堪重负，考取的是乙等公费的职校）。只是动乱年代，长辈的字画以及书籍什么的没有一点留在母亲手中。
我的父母在建国前均早早参加革命工作，但工作地点老是变动，家中没有多少藏书。我读初中时，母亲因不愿曲意奉承主管，从事业单位被调到离家很远的企业单位做秘书兼管图书。带来的好处是，只要回家，她就带回一些报纸和图书塞给我看。而哥哥下放他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母亲与嘉兴的张穆阿姨是一辈子的闺蜜，张阿姨的弟弟张艺声老师从天台中学调到台州师专中文系，教学科研相当出色，评上了教授。他偶尔抱来一些不大借得到的图书，使我大饱眼福。我当时是把所有能看到的文字都生吞了下去。读大学前，影响我一生的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约翰·克利斯朵夫》。
那个时代的教学，虽不被社会重视，但老师们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回浦的老师在教学上个个都挺认真，即使课堂上学生不那么认真，也都会不折不扣地把教学内容上完。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老师叫陈克欧，中等的个子，微胖的身材，保养得比女子还好的白皙的皮肤，衣服一尘不染，头发一丝不苟，教很多班的生物，但从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他的传统项目是随身带一块小黑板，两面写满了字，上课时往墙上一挂，娓娓而谈，按部就班，下课铃一响，即拎小黑板走人。后来这位有学问的陈老师调到舟山水产学院去了。
传说他不当堂写粉笔字是讲究卫生，我一直想弄明白的是他的小黑板是谁写的，谁擦的。后来我每次轮到值日擦黑板时就观察粉笔的粉尘；再后来使用的无尘粉笔，说是无尘，但似乎还挺有尘的；而如今，完全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写字了。
朱汝淼是厉害的数学老师，思维清晰，语言缜密，而且上课生动幽默。大家既喜欢又尊敬，又多少有些怕他。我是他的数学课代表，不敢怠慢数学，因此每次课前或课中，便集中精力看课本、看例题，提前做课后数学作业。做好以后，就在上课时开开小差。（对不起，朱老师，是我上课定力不够。当然现在看来，预习以及提前做作业，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朱老师是后来接任班主任的，开始时是语文老师李美霞当的，因生病请假离开了班级。李老师是个外地人，也算是引进人才。她上课随和，有一次在课堂上点名让我复述一篇课文，我是第一次听到有复述这回事，有些犹豫，她就鼓励我大胆发言。当时上课很少有让学生发言的，没有准备的我好像复述得挺不像样的，但李老师还是给予了肯定，这鼓励温暖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几位语文老师。初中的卢济遥老师，高中的黄崇楠老师，都算是小有名气的诗人，每年会有几首诗发表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上（那时没什么文学杂志），上课时会摇头晃脑朗诵一些诗，无形中勾起了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记得初中时一次语文测试，我看到试卷上有一处扣分，就拿去问。卢老师说，那是个“耍”字，你写成“要”字了，我定睛一看，果然是个“耍”字。
有几个星期，有个姓邵的中年老师来我们班代上历史还是政治课，他上课身子笔挺，语声沉稳，能将不稳定的课堂气氛稳定住。那一天上课时，邵老师突然将我叫起回答一个问题。那时的上课，大家都是似听非听的，我站起来吱吱唔唔说完，邵老师好像有些失望。后来听人说那是邵全建老师，看了我交的作业，觉得有点意思才在课堂上点我名的。再后来邵全建老师抽调到台州师专（台州第一所高等学校、台州学院前身）当了首任校长。
邵老师也是朱汝淼的老师，朱老师说邵老师才能出众，英语、语文也很专业。
有一次学农，田间休息时，我坐在地头，一位年轻的跟队老师叫王杰的坐到了我旁边。当时教师匮乏，他们十多个是高中毕业直接被学校留下来当教师的，只比我们大一两岁。后来1977年、1978年高考，除了一名尚留在学校当会计，其余的全都考上大学走了，足见学校的眼光。
王杰是在其他班教文科的，这次支农跟过来当辅导员。他是长腿欧巴，瘦高个，看起来有些严肃。他的妹妹叫王亚，在我们班上，也是瘦高个。
王杰同我聊了一会，问：“青稚，你有什么爱好？”
——从来没有谁跟我聊起这样的话题。我浑身上下捉摸了下，说：“文学吧。”
“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会成功的。”——第一次有人给我指方向。
高考刚恢复，王杰竟然选考了理科，考上了浙大，学高分子化学，后来去了美国。
毕业前同学合影（右四）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离开了那间听了无数次课也交过白卷的教室，生活就失去了目标。
哥哥不在身边，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按政策，哥哥上山下乡后，我可安排进国营单位的，却因父亲的站队问题（他已从地区工业局下放到椒江工厂当了一名统计员），连小集体工厂都进不了！
母亲的一个熟人将我领进县丝绸厂，准备去做个临时纺织工。一个憨厚的中年人将我带进一间昏暗的车间，一排排机器轰鸣不已，转速很快，几个女工忙碌地双手翻飞，接好飞梭上断线的丝头，根本无睱顾及我们。我的近视眼，根本看不清线头在哪，梭子又往哪飞。那中年人听说我眼睛近视，颇为不屑，表示难以收留。
后来又到县橡胶厂干了一段时间临时工。两个人对着整大块橡胶打拉锯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锯不动那些橡胶。也曾瞠目结舌地看到有工人从制胶场所钻出来，全身及脸上涂沫得像黑人。
这一年我17岁，而哥哥下放海岛已经三年了。
随后便传出消息，可以参加高考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懵懵懂懂地与哥哥在不同所在地的考场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一看到语文卷中的作文题《路》，我迷路了。路？——故乡黄岩的泥路、校园蜿蜒的小路、家门前的水泥路……真的没有什么可写，那时不知道还有实写与虚写之分。——后来当了老师，看到流传的全国高考《路》的满分作文，有篇通篇押韵的散文，那真叫一个绝。
毕竟还是奋斗海岛三年多的哥哥阅历丰富，走的桥可比我走过的路，他接到了分数上线的通知，然而还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被刷了下来。
1979年春登南高峰，七组争得全班集体第一（前排中）
1978年的夏天，新的高考又快开始了，哥哥请假回家和我一起复习，我很高兴。辞了临时工的活，两人相对而坐看书。这一次县教育局很重视，召集了上千考生，在地区第三会议室开语文、数学专题讲座，请的是当时临海市资深教师。
数学是朱汝淼老师教的，我感觉很有面子。语文老师是哥哥学校临海一中（台州中学）的张宪尧老师和刚上调回城到回浦中学的常相申老师，都很有才华，普通话很棒，也很有激情。一个讲作文，一个讲基础知识，只是大礼堂人太多，具体讲了什么不太记得了。唯记得有一次布置了作文，交上去一周后当众反馈，老师不点名地表扬了两篇文章，一篇说是立意构思俱佳，另一篇说是每句中都运用一两个成语，特点突出。回来的路上，我跟哥哥说，每句话都用成语的作文就是我的啊。心中小小地得意了一会儿。现在看来，也只不过用了些小技巧罢了。
短短的一个来月，同哥哥一块复习，真是快意。互相提醒，互相督促，那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们无法体会的。累了躺倒，醒了挺起。
我们运用的方法是看、读、听、写、记并用（眼到、口到、耳到、手到、心到），大声读出来，快手写出来。这个方法非常有用。我一天竟能在草稿纸上涂写完一支圆珠笔芯（早年那种粗型的）。上考场前，家里留有一小把空笔芯。
复习期间，张艺声教授来探望过我们哥俩，给我们带来一股温暖和力量。对我俩写下的高考模拟作文，看后不予置评，说明尚未入他的法眼。那是火热的夏天，临走时张教授看了一眼打赤膊的我们，感叹我前胸的两排肋骨说：“这么瘦!”他走后我看一眼自己，果然嶙峋。
七组同学合影
1978年7月，我和哥哥联袂上考场，互相加油，没有畏惧，只觉有劲。然而看到作文题，又有点蒙圈了。缩写一千七八百字的长文《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成五百至六百字。谁也没教过！我就用“缩骨法”，将每一句话都紧缩成主谓宾。这是个笨办法。最后语文考了75.5分，也还算不错。
总分出来了。我是370.3分，哥哥是363.5分。当时考的是语数政三门，加化学（地理）、物理（历史）两门。哥哥数学少了我20分，毕竟下放四年，纯体力劳动用不着什么数学，抛下了，一时拿不回来。幸亏英语不计入总分，不然我俩可要大眼瞪小眼了。
当时的高考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多年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挤在了77、78那几年，非常不容易。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是县文科状元之类的，几番求证，没有查实。再后来有远在京城的临海学者转告，远远不是，临海还有考得更好的。毕竟是千年古城。
至于当时全省高考上线的分数是多少呢？杭大老同学杜文庆说自己曾到当地招生办查过，是280分。当年的志愿应该是考前填报的，我和哥哥分别在自己的所在地填报，事先互相也没什么商量。当时无人指点，傻傻的，也不知道该咨询下老师。怎么填，填哪些学校，都是一抹黑。
填报印象较深的有两所，一所是北京广播学院，什么专业忘了；一所是杭州大学，中文系，这是必须的，应该和哥哥通过气的。现在想起来，没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可能是招生人数少，分数不够；还可能是家庭的原因吧，由于播音、主持等职位的特殊性，当时的政审会更加严格……
最终，兄弟俩同时录取在杭大中文系！这在当时的县城有了小小的轰动。以文艺学闻名的张艺声教授也连连感叹难得。
兄弟俩一同到系里报到后，老师和同学才知道我俩是亲兄弟。分在二班七组和八组，住斜对门。从此开启了我“锻炼、看书、听课”的求学模式。有一天，系里的临海籍写作教授余荩老师告诉我，因为你们俩报名所在地不同，表格没放在一块（况且我不叫方二新，才“蒙混过关”），不然起码不会在同一个系……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生活和时代的潮流不知道会将我们抛向何处。回想起特殊年代的那些经历，从高考到大学到工作，一路走来，我想，不惧失败，执着所爱，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毕生追求的。
七组同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一）
七组同学留影（前排左一）
富春江上（左一）。
在西湖边上野餐（左一）
2017年2月，我的“名师工作室”将高中班主任朱汝淼、李美霞老师以及一些中学同学请到台州中学，举办了一场“我们如何培养孩子——名校教育思想研讨”的沙龙活动，大家从各自多年的学习经历、教学经历、家长教育经历出发，溯源各自以及孩子们成长的平台——回浦中学、台州中学和国内外一些大学——的教育理念，老师和同学们探讨、肯定了临海这座千年古城、回浦和台中两所百年老校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的教育真谛，那就是“尊重鼓励、以身作则、教学相长”。这十二个字，是与会者多年浸淫教育事业、对临海及全国教育的目睹、参与、思索、钻研，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得出的结论。
40多年后，跟语文结缘的兄弟俩，一个在家乡的台州中学，成了浙江省首批正高级教师；一个在省城的母校浙大，早已是多年的教授博导。大学老同学郑广宣、陈建新等好友在同学微信群中戏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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