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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 | 萧象：毛泽东早期形象的国际传播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崛起于中共党内，并最后成为党的实际掌门人。这也是中共领导武装革命曲折发展、迂回前进、不断壮大的时期。英勇而传奇的中国革命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代表人物而为世所瞩目。
那么，以国际观察的视角，1920-30年代的毛泽东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是以何种形象、用何种方式呈现在国际社会眼中的？
在通讯与信息并不发达，尤其是红色革命尚处于“非法”而有关革命的信息被限制、封锁的年代，毛泽东早期形象的国际传播，也就是国际社会眼中的毛泽东早期形象，不仅在当代毛泽东研究是一颇具价值的学术课题，在一般大众也是令人发生兴趣的一个阅读话题。
日本历史学者石川祯浩在近著《“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延续其一贯的学术写作风格，“以缜密周延的考察、细致入微的文本辨析和不偏不倚的见解”，较为全面地叙述了毛泽东早期形象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其中既有我们已知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第一次将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介绍到国际社会，也有有关毛泽东形象传播过程中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入了解毛泽东尤其是其早期国际形象及其影响开启了一扇难得的视窗。
众所周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早期的一篇名文，发表于1927年3月。但人们或有所不知的是，该文发表后不久即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各种语言版本予以了刊载，俄文版以《湖南的农民运动》为题刊于1927年5月号。这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次被介绍到国外，产生国际影响。
不过，毛的这篇译文没有署名，读者也就不知作者是谁。当时共产国际正不满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温和态度，在对其试图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进行批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的热烈称赞和肯定，与共产国际的观点若合符节，正是其所需要的，因而即予翻译刊登；用一位来自中国一线党员的肯定看法来支持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至于作者是谁似乎并不重要，所以没有署名。共产国际显然没有想到这位被隐去其名的毛同志日后会崛起于中共党内，成为领袖。
毛泽东的文章首次在国外翻译被隐去其名，但在苏联报刊杂志报道介绍中国革命时时常可以看见毛泽东的名字。1930年3月共产国际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专文，但它却是一个乌龙——误报毛泽东病逝的讣告。讣告刊登在用德、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行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随后简单介绍了毛泽东生平，称毛受十月革命影响而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为建立农村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产国际之误报，明显是受到中国方面的误导。当时中国国内媒体出于各种动机不止一次报道毛泽东“死亡”的消息，坊间也反复流传朱、毛死亡的谣言。晚近的一次在1929年11月，《军事杂志》据闽省某师长电告南京“毛匪泽东在龙岩病故”消息，刊发相关报道，被共产国际获知，却未及向中共核实，而信以为真，形成乌龙。
国外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有关毛泽东的专文，竟是报道其去世的“讣告”，实在是令人感到错愕，但比较三年前用其文而隐其名，却也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已具不可忽视的实际影响。
随着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毛泽东的这种影响在逐渐扩展。1934年11月苏联国际时事杂志《国外》第31期刊登《毛泽东——略传》，是国外最早发表的一篇毛传。（顺便一提，国内最早的毛泽东传，据石川祯浩，为1932年7月15日上海《文化日报》刊载署名孙席珍的《共党主席——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文章对毛泽东的出身、年纪、为人和性格作了清晰的描述，以毛泽东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力来做农民运动”而称其为“农民王”。）
《毛泽东——略传》的作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苏联专家爱伦堡（非作家爱伦堡），1920年代曾经访华，后成为苏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其外孙乃是当代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潘佐夫，著有《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爷孙两人都撰著毛传，这种隔代遗传，形为趣话。爱伦堡的毛传篇幅很短，译成中文两千多字，简要地介绍了毛泽东从五四、建党到北伐、国共分裂再到组织红四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革命经历，称毛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并引用了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饶有趣味的是，文章多次描述毛“手持雨伞”，最后结尾时说：“苏维埃中国的这位领袖，是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手持大雨伞的革命家。”
看到这里，中国读者多半会莞尔一笑，联想到文革中的一幅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中毛泽东手上拿着的也是一把雨伞。可我们知道，油画作者是依据安源老工人对毛泽东当年在安源的真实细节回忆叙述所创作而成，而之前的爱伦堡不可能得知这一细节，其所以有此“雷同”的“神描写”，大概是在外国人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出门以及士兵行军多携带雨伞，爱伦堡或受此影响，将这一意象投射到了毛泽东身上。
在《国外》刊登毛传的同一年，莫斯科还刊行过两种宣传毛泽东的汉语小册子，名称分别是《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和《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这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前者实际上为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集，后者由毛的三篇文章所组成，因而小册子标为“毛泽东著”。世间以“毛泽东著”而流传的著作集不可胜数，把三篇文章合为一集的，这是世上最早的一本。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两本毛泽东宣传册的策划和编辑竟然会是王明。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国际舞台上一度积极扶持宣传毛泽东，将他塑造为中国革命的明星。当然，在其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毛泽东的认识和重视，然后才有王明如此煞费苦心的举措。
1935年年底，为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共产国际隆重推出宣传毛泽东，其权威杂志《共产国际》各种语言版相继发表毛泽东评传《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作者为《真理报》记者哈马丹；《真理报》亦同时刊登了该评传摘要——《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该评传篇幅已是爱伦堡的三倍，有不少内容描写与其相同，如毛泽东身体特征——瘦高个儿、体弱多病，在湖南办杂志，领导农民运动等。作为后来者，哈马丹显然参考了爱伦堡毛传，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将毛塑造为理想的革命家形象。但由于资料缺乏和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评传有不少夸张乃至虚构演绎成分，如说毛泽东出身贫农，家境贫寒；又如说到一大召开，有几十名工农来到现场，听了毛泽东发言，激动不已，而陈独秀在毛发言后，紧握毛手，表面上大加赞扬，背后却投去冰冷的目光。
哈马丹的毛泽东评传收入翌年夏刊行的中共领导三人传记集，该集除毛传外，还有朱德传、方志敏传。这也是纪念活动内容一部分。
从1927年的忽视其名到1935年的积极宣传，毛泽东形象的国际传播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共产国际眼中，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与锻炼，毛泽东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身份与地位已然确立。然而，即便如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信息的掌握依然有限，有关资料还相当欠缺。哈马丹毛传的虚构演绎成分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档案馆保存的一张填于1935年11月27日的毛泽东履历表同样显示了这一点。此表由季米特洛夫负责人事的秘书填写，表栏生年为空白，说明共产国际总部此时连毛泽东的实际年龄都不清楚。直到1938年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应共产国际之请代填毛泽东履历表时，毛泽东生于1893年才为共产国际所得知。
共产国际关于毛泽东的第一篇专文是一次失误，而欧美杂志最早刊登的一张毛泽东肖像也严重失真。1934年5月纽约左翼英文杂志《今日中国》发表“当今中国苏维埃全貌”文章，其中附有一张毛泽东肖像画，标注说：“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图一）。这是一张素描，人物其貌不扬，不看说明，没人能猜到画的是谁，离毛泽东本容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知摹自何人何处。此画没署作者名，大约出自某位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左翼人士之手。
就在“其貌不扬”的毛泽东画像出现在纽约的同年，巴黎发行的法语宣传手册《今日之中国革命》上也刊登了一张毛泽东肖像。这是真正的毛泽东本人像（图二），作为插图印在热烈称赞中国革命的文章之间。刊物为王明、康生所编，当然就不会像纽约杂志那样犯那种低级错误。毛像取自于1927年3月摄于汉口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日纪念合影（图三），将头像放大，制作而成。当时国共尚处合作期，毛泽东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因而与会，留下这张罕见而珍贵的照片。
这张国民党精英合影为原型的毛泽东肖像流传甚广，被苏联各种刊物所采用，包括前述爱伦堡《毛泽东——略传》、哈马丹《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和《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都使用了源自合影的毛泽东肖像。连一度误载所谓毛的素描的纽约杂志《今日中国》，后来也更换了由合影加工而成的肖像。一张1927年的毛泽东旧照在1930年代中期的国际社会广泛流传，说明国际社会对有关毛泽东信息的了解不仅十分缺乏，而且严重滞后。
如果说毛泽东早期形象在苏联和欧美社会的传播主要是共产国际出于意识形态宣传与推广，那么，在东邻日本则更多出现在有关政治与军事的情报之中。1926年底毛泽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中，当时国共合作，广州刊行的宣传册被日本有关方面收集、翻译，并送交东京，其中《农村教育问题》一文，是毛泽东在农讲习所授课时听课者所做笔记，毛泽东由此开始进入日本视野。1929年日本每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人士录》对毛泽东记述如下：
内容十分简单，说明毛泽东当时尚未被看作多么重要的人物。
三年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外务省情报部1932年底编纂发行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毛泽东”词条，较之前的人名录文字内容有了更多充实，如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后返回湖南组织农民暴动，与朱德组成红四军，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政府主席等。不过，也出现几处明显错误，误认为留学法国，主修经济学，把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错为在九江等。此时的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领导者之一受到了更多关注。
在日本报刊不断报道中共军事行为的同时，毛泽东的肖像也随之出现在报道中。1933年9月4日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一张同样绘制于前述国民党精英合影的毛泽东像，这是在日本较早出现的毛像，时间比巴黎《今日之中国革命》刊登的毛像更早。在其之后，《朝日画报》（1936年4月）《世界知识》（1936年6月）《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月）所刊毛像均源自于1927年的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6月《世界知识》同时刊登了一篇《“赤豹”——毛泽东传》。作者进士槙一郎，实为研究中共问题的著名学者波多野乾一的笔名，此传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前述中国和苏联有关毛泽东的生平介绍及资料，被称为“一篇非常出色”的毛传。在此之前的1933年波多野就发表过《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对毛泽东评价甚高，称其为“巨星”，虽说当时毛在党内正受冷遇，局外人波多野无从窥知，但却眼光独具，敢称当时的中共为“毛泽东时代”。
就像纽约杂志曾莫名其妙地刊出“其貌不扬”的所谓的毛泽东画像，日本也匪夷所思地登过一张“胖子”毛泽东像，标注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图四），且刊登在日本政府公报副刊《周报》上，时间是1937年8月。所有过往刊登的毛泽东像多显清癯，突兀冒出一张俨然阔佬的胖子，这种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级错误出现在一本正经的政府刊物上，究其因，既不排除某种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亦有信息不畅的因素所造致。
总之，由于中国革命当时处于“非法”状态，国内信息封锁，资料缺乏，国际社会无论苏联欧美还是东邻日本，所掌握的毛泽东信息都十分有限。如此，一方面毛泽东虽已然具有较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但对其认识了解、宣传和报道仍不免片面与肤浅，与其中国革命代表的形象要求不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让毛泽东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作各种猜想。这一情形直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西北突破封锁从陕北采访神奇归来，才得以根本改变。
1936年斯诺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向中共中央提出采访要求获得同意，于同年7月冒着极大危险进入陕北红区。在为期四个月的采访中，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获得了红军长征第一手资料，并拍下大量历史照片，然后返回北平，在英美报刊发表一系列引起轰动的通讯报道，其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最初译名《西行漫记》）刊行于世，斯诺也因此一举成名，迈入世界名记行列。
1936年11月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刊登斯诺《中共领导毛泽东访谈录》，同时刊出摄于陕北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近照（图五）。以此为开篇，《每日先驱报》《生活》《民主》《亚洲》《美亚》等英美报刊陆续发表斯诺一系列有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和红军长征故事与近况动态的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相关照片。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试行出版，3个月后的38年1月在美国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作为第一个进入红区并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斯诺向世人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前半生，从家庭出身、成长过程、求学经历到参与建党、组织农运、创建红军与苏维埃政权，最后是长征抵达陕北，甚至婚姻情况也有提及，因是来自毛泽东本人的口述记录，具有无庸置疑、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同时具有新闻效应的即时性。而斯诺拍摄的那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在《密勒氏评论报》首发之后，又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出，为各报刊竞相转载，成为毛泽东红军年代/早期形象的标准照和代表作。
其后，苏联有关毛泽东的介绍与宣传，从文章到传记到大百科全书，但凡涉及其生平与早年事迹，全都摘自斯诺的《红星》。只不过，由于斯诺自由记者的独立立场，和不满于斯大林独裁的态度倾向，被指为托派，其作品虽被引用，而名字却被隐匿。
日本杂志《上海》《画刊》《改造》《中央公论》等1937年相继刊发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文章及其照片，毛泽东以革命家的全新形象呈现在日本社会面前，引起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既有对革命充满热情与支持的赞扬，也有不满甚至反对革命而提出的质疑与批评，与苏联社会的千篇一律颇为不同。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彻底颠覆和完全刷新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认识与印象。从此，有关毛泽东早期的历史叙事及其形象描绘无不以此作为原型和根据。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