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云枋， 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正月赴安徽插队， 1977年毕业于滁州师范留校任教， 2010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绘画硕士，2016年被选入澳大利亚水彩画学会，新获2022年加拿大水彩画家协会97届年展卡· 谢弗（Car Schaefer）奖。现居悉尼。
原题
柔弱的父亲
作者：王云枋
柔弱的父亲 两问三不知
那一年，我16岁，父亲58岁。是1968年的夏天8月，一个星期日下午，父亲单位两个中年男人登门，找我父亲谈话。就在我家的14平方屋里，当着我母亲的面，当着我和年幼的妹妹的面，咄咄逼人的询问我父亲的个人历史问题。那当儿我偷偷地瞅了父亲一眼，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老头衫，倚坐在墙角边的小床上，手臂手指细细的，摇晃了几下, 说，辰光长了，记不清了。来人又说，一般人对最近的事情可能记不得，但是对过去的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啊。父亲还是摇着手掌说, 真记不得了。就这次谈话以后不久，父亲被单位的人隔离了，我们不能去探望，全家人都不知道父亲在那里，吃啥穿啥。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被隔离的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人也不声张的。这一种状态后来有人称它为灰牢，因为他不同于黑牢或者白牢。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说，那座旱桥上，经常有人跳下去。声音是低低的，那时候家里人或者要好的朋友在说圈里话时声音都这样。日子就这样默默的继续着，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写有一份自传的，和其他一些什么私秘的东西，放在小小的写字桌的抽屉里。那是在一年前，1967年，学校继续停着课，我在家整天整月地闲得慌呵，便把家里能看能读的东西翻个遍，当我寻找到这一本自传时，兴奋得不得了，15岁的少年么，心田像海绵，连忙捧着它坐在窄小的楼梯上细细的读。父亲的钢笔字写得好，文章也整洁，感觉非常的亲切。就这样，对父亲的印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的前半生就如小说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这个少年的眼前展开，并且深深地刻在脑子里了。读完之后，我就悄悄地把它原模原样放回那抽屉里，没和任何人说。事实上，我也不可能跟别人说，家里除了母亲，哥哥住校，而妹妹还小了很多。如今，父亲被关了，于是我又去找那份自传，但是，这一份写在硬壳笔记本子上的自传，却再也找不到了！这份自传，对别人也许是几页废纸，但是对我，感觉很珍贵。我现在写父亲，也主要是从这份自传里梳理出来。而自传之后的父亲，正接上我的出生。50年多年过去了，我没有细想那本自传的笔记本去了什么地方，但是在我的大脑储存空间里，父亲的印象因此而清晰了，也理解了我的父亲。这种理解不仅是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在平等层面的深刻的体恤和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了解了自己。上海是也
如今40岁以上的上海人，一定都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建设。整个城市和郊区铺天盖地是工地和手脚架, 连夜间的嘈杂也成了市民们的生活常态。每个星期你都能看到有一两栋崭新的大楼在褪去了外面的手脚架，矗立在上海滩上。那时我住的地方很冏，但是当我走在大街上时，心里却充满了自信和希望。90年代初，还出版有一本影集：《1840s至1940s上海百年掠影》，我很喜欢，买来打开看，可以直观20s-30s那个的年代上海变迁之巨大，它一跃成了世界东方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巴黎的时装到上海只隔一周，好莱坞的电影一星期以后就在上海上映，当然，这不是老百姓的生活，但是这个花花世界的外貌是却是普通人能够看到的。把这两个年代的城市建设相比较，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是这般的忙碌，手脚架满布全市。聞名的外滩万国建筑群从老城厢外沿着黄浦江西岸一路向北矗立起来，这是商业建筑群，而由独特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则由东向西一排一排地形成了街道而延伸开来。古县城以北的泥土地一片一片地被开发，建设成了地底下铺水道，地面上压沥青，头顶上有路灯的十里洋场。想象当时20岁的父亲，从烂泥路走到水泥路上，看着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也一定对未来充满希冀。掐指间正巧一个甲子轮回，却让我能够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看着上海大建设的欣喜。父亲是10来岁的时候和妹妹一起，跟随着爷爷奶奶从宁波北漂到上海的。那时候父亲已读了三年的私塾，我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妈则裹着小脚，这般的童男女模样说明我父亲祖上家境尚可。一家4口坐了一夜沉闷的船，在上海老县城的东门外十六铺码头上岸。我想了，爷爷奶奶从宁波到上海一定是想讨个更好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的好日子。而上海，也正是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阶层的人参与建设，才成就了这座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当时的十六铺码头是上海乃至全国的对外贸易的集散中心，四方大包的茶叶，半人高木箱的丝绸，还有像用竹䈼麦杆编成的草帽，篮子等等的散货，每天不断的被搬上蒸汽海轮。紧挨着码头，有一个全市最大的自由市场，所有的生活日用品那里都有，吃的、穿的、用的，还有玩的，有新的也有旧的。我的爷爷兴许就是从那得到一点什么启发，便从入门门槛很低的买卖旧货入手谋生了，他租了一处带有水井的房子，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而爷爷的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了父亲，父亲的人生和思想又影响了我。父亲开始外出找工作了，他去了工厂，但是不喜欢上夜班，退了回来。按时起床，吃饭，上班，下班，娱乐，睡觉，这是工业时代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特征之一。在我看来，父亲这方面比较弱，也许是在宁波自由惯了，也许是天性使然，尤其是他的早上时间的安排。瞧瞧我们家的座钟，它的分针被拨前了10分钟，一直到父亲退休以后才恢复正常。父亲跟随祖父祖母，一家子来到上海，想过好日子。那么什么使得父亲个人历史上有了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父亲在那份自传里写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宝山县西塘桥乡做警察，是警长。他的这段经历在那个要命的年份可是遭殃了，国家公安部出了一个公告，简称公安六条。其中有一条，要求对1949年以前的从政（甲长），从军（连长），从警（警长）以上的人员进行管制。父亲则正够上条件，于是被单位找去隔离了。而事实上他做的那个警长就领导两个人，这个警署一共就三个人。而父亲的这份维持一方治安的差事做的不差，否则也不会在当地找到他的媳妇—— 我们的母亲。那年我父亲35岁。至于他为何能够做上警长，而不是普通的警察，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他有点文化，能读会写。我查看上海历史档案，三年私塾相当高小文化程度，在当时的上海人口中占的比例是49%到50%，相当于现在年轻人中有个大专学历吧，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混饭吃的一个小小的优势。总之我不认为做警察这是他的错，只是一个人谋生的考虑而已。我想，要是把过去从事过这些工作的人都管制起来，都进行隔离，那么，和他们的家庭人员加起来，仅这一类，全中国得有1/5人便没了自由的正常的生活。父亲在1949年以前一直做警务，只是以后工作到了市区。对此我还看到了一纸印刷的信，它和这本自传笔记本放在一起的，是当时中共地下党给他的一封信，淡红色的纸，信中有这样的文字，希望和要求他完整地保护好他工作范围内的一切档案，迎接上海的解放。后来的事实似乎表明，父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得以被新政府留用。父亲在新政府的区工商科工作，工资70以上，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是高的，供一家子人生活很可以了，那一年父亲他39岁。父亲的自传中有一段让我非常惊奇的记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说他去找苏南抗日游击队，他去了常熟，就是有春来茶馆店的那地方，然后一路寻到丹阳，以后又折回了上海。对父亲的这段记事，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父亲，这么一个柔弱的人，会想拿命打仗？直到有一天我看了1937年813淞沪抗战期间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电影，知道当时有成千成千的富家子弟，都踊跃参军，献身于抗日宏流。又有一天我看到文化贵族木心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也是非常的积极，游行卡车跳上跳下，穿上军装扭秧歌打着腰鼓做宣传。于是我才相信一个不到30岁的单身青年，在那个时候是会有这股子的热血耿劲的。我们的家，从我出生到我去安徽插队离家，十七年间从未见添过新的家具。但是这也好，让我能够从家里的每件旧物上看到过去的过日子的痕迹，看到父亲过去的生活形态，以及与其他家庭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我们家有一个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外壳和颜色特别，无锐角的面包型，带着一种宁静的果绿。这个玩意儿在那时我不曾在周围的家里看到过，比较的稀少，父亲喜欢听新闻，母亲喜欢听沪剧，我则喜欢听小说连播。记得那年容国团在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获得第一个国际冠军杯的时候，大白天里大舅舅不知打那里气喘喘地赶来的，憋着大号跑上我家，坐上马桶，就叫我快快打开收音机，神态就像之后电视机刚出来的时候，几家子人挤到一起瞅着屏幕的兴奋样子。第二，在我家大床底下，有两个木箱，一箱是书，一箱是无线电零件。那都是我喜欢的。尤其是那书箱底还有两张衬底的黄黄的申报，我十分小心地掀将起来，慢慢打开。报纸上面七七八八报道的都是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事，不太平的年代，原来日寇还不是直入内地的，这国军也是在各地抵抗着的，还见有湘贛一带剿共的报道。而书，倒没有一本是我想要找的四旧书，都是革命的书，比如，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胡绳翻译爱泼斯坦写的《毛泽东印象》，还有回忆录《上饶集中营》，还有《毛泽东文选》等等。这些书都是繁体字竖排本，有的是1951年出版的，有的是在这之前出版的，我就猜测了，这个书箱子在父亲手里，前后至少有10年，而其中的书已经被置换过了。父亲读了这些书吗？但是记得有一个情景，那是在我和我哥哥很小的时候，在家里那不亮的灯光底下，父亲晚上举着书给我们读《上饶集中营》的故事，很是严肃认真的样子。第三，也是当然的，我们家照片和别人家不一样。那本写有自传的硬壳笔记本里就有几张照片，要知道拍照片——不管是在照相馆还是外景休闲生活，在那个年代都是稀罕事儿，一张是在西塘桥，母亲抱着我哥哥的合影，一张是在川沙县父亲母亲和我哥哥的合影，感觉父亲那时候喜欢在上海市郊各处停留或游走。还有一张是在区政府的花园与同事们送友人离职还乡的合影，人不多也不少，大家微笑的好像还很自然。另外一张单人照引起了我的关注，略带昂视中的父亲立像，三分之二的侧面，身着浅色的人民装站在区政府内的花圃边带着几分憨笑，眉心舒展，头发向直，感觉和我印象中的新中国一样的朝气蓬勃。
不知为什么，我把这张照片和他向组织递交自传，申请入党的形象疊合在一起，那种满怀希望，为自己找到了依靠而高兴的样子，那种争取信任和重用的执拗姿态。我不知道现在的程序是怎么个样子的，在我父亲的那个时候，想入党必须先上党课写自传的。那份自传一定是在那时候，在1951-1952年间，在我出生的前后，为了一个积极的目标但绝对没有一丝非分之想而写的。那一年父亲他41岁。我也记得我曾被爸爸带着去区政府办公的花园洋房玩，就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旧址。我中午不睡，偷偷地从爸爸的办公桌下爬向门外，去室外的大草地上玩。那个时候，父亲帮母亲找了工作，那个时候父亲帮助大舅舅大姨妈来市区生活和学业，那个时候父亲还帮着丈母娘家的亲戚写状子打赢了官司。那个时候的我，则喜欢看父亲用一张纸，放菜碗上，然后用手指以折纸边的方法沿着碗口周转一圈，平整严实还带着一圈花边的盖子就成了。我喜欢看父亲用刀转圈圈削苹果皮，削成以后的皮都还妥妥地在苹果表面。看着我仰头望着他，父亲似乎頗感得意。家是什么，就是让我能够感享到这些角角落落的乐趣的地方。自那之后便是父亲年年被退步的历史了。从1950年到1968年的18年间，有22个政治运动，除了其中两个运动是专对农村以外，我父亲几乎每次都要被人从头到脚用专政的目光审视一番，之后要是没有被修理乃是大幸。想想真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认同，社会资源就是派这个用场，历史由此才可以向前走。却不曾想过，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的头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我们只从母亲的怨叹中得知一二。比如说，大炼钢铁那一阵子，父亲不声不响地把家里的洗脸盆铁架等捐了出去。在毛主席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1963年，父亲又被感动了，默默地每月匿名寄点钱帮助一名还乡职工。没想到一年之后，当锤子似的运动来了的时候，你就是一颗钉子。天真的灵魂被扣上挪用公款的黑帽，谁会在日常家用都缺钱的情况下掏钱送人，档案里写的他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么，叫人无从辩解，父亲落得家里家外不是人。写个还钱的计划吧，领导说了。运动是个不存在诬陷、只存在立功的游戏。我出生和成长在红旗下，真正不懂为什么父亲会有这些遭遇。而父亲则是从来不说的。父亲有两个结拜兄弟，其中的一个就住在我家附近的石门二路上，好像是教师，北方人，嗓音浑厚，伯父伯母有一独子叫俊华，长我三岁, 我哥哥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伯父给起的。家境看似比我们强，伯父伯母都很慈爱，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去玩，但是从不见他们来我家，文革开始就断了。另一个，我只见过短短的一面。时间大概是让人饿肚子的1960年，他是被选送入读大学的，毕业了，国家分配他去洛阳拖拉机总厂，后来还就任了总工程师。临行之前他来了我家，记得是中午时分，父亲赶紧嘱我去里弄食堂买一碗排骨面端给叔叔，叔叔并没有吃的意思，也没有坐下，寒暄了一番以后便离开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但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精美的正式照片。他们夫妻俩端坐着，前面立着一个可爱的养子。这般摰熟的朋友关系，想当初结拜的时候一定是莫逆之交或者预备那样的，但是解构的悄无声息，仿佛一切不曾有过。在父亲的中年，他还经历了爷爷奶奶相继离世，长子重病，长女夭折等等的不幸。人性都有脆弱的一面，除了没心没肺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绝境的时候，那么绝境中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熬过去的？父亲曾自残自己的左手半截食指，我也看到父亲敬请和尚在庙求佛的两张善款收据，也许和这有关。世上没有人会去故意磨砺自己的，而绝境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接着1968年继续写少年的我，夏秋时节，那一场全民运动的还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斗争的锋芒涤荡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年少的学生们已经退出了这个舞台，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我，每天上午和其他三位男同学一起练举重，几个月下来，前臂和颈脖子一般粗。身体结实了，非常能提高自信心，加上我私下通读了雄文四卷，《语录》270页背得烂熟，于是头脑里自然就琢磨了，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应该改造客观世界，我下决心去救隔离中的父亲。憋到一天的下午，我徒步去了父亲单位的办公室，它位于在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口，泰康食品店的楼上。走进办公室，有三四个男的，我记不得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我和他们辩论，我说了，我父亲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把领袖在1957年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和处理的方法背出来，然后责问他们。我心充满激动和自豪，我背诵的，是最高指示，是正确答案，是无可辩驳的，因此他们怎么回答的，我记不清了。16岁的少年此刻特别兴奋，我终于能够和他们面对面为父亲辩论了。但到后来，他们其中的一个用食指指着我说，你是六八届的毕业生吧，马上就要分配了，你这样会影响你的分配！一句话，把我的底气打掉了。的确，父亲被隔离后的不久，我们也就进入毕业分配的阶段。那年冬季，最高指示下来了，所有的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学校里立即举办了三天期的班干部专题学习班，我第二天就举了手，报名上山下乡。两个月后，1969年农历正月初九那天晚上，上海老北站的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人声鼎沸哭声震天，我站在车厢上下处的门的后面，透过门上的窗玻璃，看着那遍因衣服和表情都一样而显得模模糊糊的场景，任随火车慢慢启动，向黑夜中驶去，没有一丝表情。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七个月我的哥哥也要插队去甘肃了，我于是匆匆地赶回上海，家里人团聚一下。这会回来我见到了父亲，脸色苍白，神态迟疑。母亲说一起去拍个合影吧，留个纪念，“好呵” 父亲都听着母亲了，接过藏青色的人民装穿上，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去照相馆。“一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聚了。”只是这句话大家都没说出口。为了让我好好活着，父母偶尔地寄钱给我，但又怕从邮局汇款，我取钱得来回走36里土路，再者，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有一次就把一张五元钱夹在信里寄给我，结果连信一起没了。我心里疼啊，父亲对此写的一句话说，破财消灾。千里之外让我心里安定了下来。父亲过了六十就退休了，生平第一次有了和别人的一个样，有了一个像奖状似的镜框挂在了墙上。身体好起来了，每天的事排的比之前还多。因为我们的好母亲，父亲个人保持的很整洁，穿着干净，头上一顶灰呢鸭舌便帽，鼻梁上架着一付赭色的墨镜，那时候还没流行戴墨镜呢，他为什么喜欢？也许是可以看到一个和谐的世界吧。皮鞋也是赭色的，鸡皮面用色粉刷得非常的爽，再把一对厚厚的海绵鞋垫塞到皮鞋内。父亲喜欢外出，每天，在楼梯的上下空间，一个跨步的姿势，非常认真的完毕外出前的准备。如果是骑车，他就用金属夹子把裤管夹住，最后左右手指将两个袖口互相拉一拉，然后径直下楼去了。隐隐约约让我看到了他年轻时一丝不苟和风流倜傥的样子。离开单位以后的父亲做些什么事？一是买张月票去公园习拳健身学京胡。二是站马路做协警（那时候还不叫协警，不知道叫什么）有钱可赚，揣着小旗在交通灯下，红灯亮起便举旗示意，潮水般涌来的自行车群便一下子停在他的脚下。表面看，这是一虚一实的两件事，但是，我猜想第二件实事情是从第一件虚事情中派生出来的，于是让我知道了，父亲其实蛮有人缘的。只可是没多久，这项工作岗位就让给了新疆回上海的待业青壮年了。也好，像父亲这个年纪在马路上做事情太危险了。这时候，里弄干部上门来请父亲去教邻里居民舞太极剑了，于是，父亲耳边时而会响起了街坊邻居客气地招呼他王老师的声音。我观察到，父亲的生活一半有了转机起色，另一半还在那种无法诉说的，他本人并没有觉得异样的神情之中。社会历经震荡, 转眼到了1978年，全国开始了文革冤假错案的平反运动。我，当时转身成了一所专科学校的教师，感觉自己又有点底气了，又使起了性子，用了学校的信纸信封给静安区政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对我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给予平反或者有一个类似改正的文字说明，但是这封信就如没寄出的一样，结局还是像我少年时去父亲单位一个样。我多么地希望历史像一个成熟的大人，当他看到了真相，知道错怪了孩子之后能够起身向他道歉，使彼此都获得尊严，可惜不是。而看似曾经的受迫害者通过平反运动，心灵得到了解放，加害者的心理上会遭受到冲击，内疚自责背上包袱，其实也不尽然，一场场群众运动，受害者与加害者，其心灵上的受损程度是同样的，或是受虐或是侥幸……，种种的心理阴影仅仅是类别侧重不同而已。一个令人惊诧的无意识的心灵变化成一个有直觉在幕后操纵的心灵，如果任其很长时间的反复的沉浸于非正常的行为和言论之中，便会默默地改变了人原本对社会对世界的健康的态度，使之缺乏自信和对人生价值的怀疑和无感。人格上的扭曲是无形的，是完全可能会传以后代的，逐而造成了对一个民族的整体伤害。所以对文革的批判和研究可以说是一场集体心理的平复治疗。不管怎样，革命的旗帜已徐徐地降下，经济建设的机器隆隆开启。强制的树干终得解放而舒展，异化的情感开始趋于自然。父亲年过古稀，说话行动很实惠。人说吃喝嫖赌，是男人过不去的坎儿，偏偏父亲从来不抽烟，问了，说是年轻时候也抽过几支，感觉味道一点也不好。酒是逢场做戏啜呷一口脸便红的那一种。赌最恨，看到别人玩牌都会来气。好色的事情我不敢问，反正自我懂事后不曾聞之。终看起来，父亲对人世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恩，大悲大喜，只不过是一些负气和兴致。命也好，运也罢，大概率自己都知道了。于是乎，头趟地铁去坐坐，短程飞机去坐坐，旅游，这是他的最爱。
父亲去了我哥哥那的天水待了不短的时间，也看了麦积山，回来开心的说，云辅能照呼别人开车出去啊。父亲也到我的滁州来了两次，登上醉翁亭，再登南京中山陵，不说腿脚累，就求逍遥自在。我们做子女的常谈起父亲的长寿在于保持运动，而我在后来的后来才知道身体内有内啡肽这个好东西，正是父亲喜欢行走和运动，这给他身心带来许多小乐趣的同时，也注入了大量的不断的这种神经递质，它不同于多巴胺的兴奋，是须要即时奖励和表扬的外在刺激，它是一种更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嗨，回首看这般生活的图画又犹如一部黑色电影，抽去社会内涵，在分割的画面之中，有几块的情节还是赏心悦目的。我在滁州的时候经常能够收到父亲寄给我的美术方面的书，一些是应我的要求在上海买的，一些则是他自个儿看了好，买了寄给我的。80年代的中国人还不晓得代沟这个词，老少男女关注的是知识结构。就我个人来说，是恨不得把这二三十年没看过的书都看过来。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每次放假我回上海，父亲还会时不时地塞给我几张稀罕的内部电影票，让我狂看了几部西方电影，这类闷声不响的文化饕餮让我心里直呼：上海伟大。也正在这当口，四川的罗中立画了幅农民肖像《父亲》，震撼了全国上下，我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这幅和伟大领袖同样大尺寸的父亲肖像第一次真正的描写了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的朴实形象。我头脑里一开始把它归到农民群，后来细想不对，大惊恐，觉得这个《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中国的父亲，农民也好，城里的人也好，都是这样，父亲们过的日子是那么无奈，柔弱和隐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终于，哥哥一家回了上海，有了新房在远远的七宝，是六楼，要走楼梯，父亲竟然能够来去上下不累。妹妹一家买的新房，有电梯的，父亲立在能够照人的地板上，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赞叹不已。一个从宁波到上海的北漂客，终在他年迈的时候看到了历史带来的转机。我在上海的最后六年，是我人生中最忙的六年，但是奇怪，我一点不记得我父亲跟我说了些什么。有时候，我会很有兴趣的问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但是他都摇摇手，没啥諴没啥諴耳。侬现在这样蛮好。我们之间话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偶尔笑一笑。1997年，我临走的那天晚上，出租车停在弄堂门口，父亲和母亲送了我和女儿出来。母亲忙着帮我张罗行李，他则靠着墙站在路灯的阴影里，他不再高大，他一直在那儿看着我，我几次回头，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25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清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的。那一年父亲87岁。在我落地澳洲之后，父亲和我保持着通信。一个明朗的下午，我接着父亲的来信，我习惯性的将信封外表前后先翻看一下。这一看，让我一惊，我一下子督見了信封背面的封口处贴着一条纸，父亲用剪报的方法把一条报纸上的标题黑体字像是不经心似的贴在上面，那一行黑体字是“妈妈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 不知道为啥，顿时，我的两大颗眼泪止不住地滚出眼眶。环顾周围，知我者竟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感受人生的场景和时间的经验的某种转换与相契，和父子之间的夹肌沦髓的爱。一挥间又是两个十年过去了，我给自己定位的第二人生还是没离开88岁的父亲。现实生活暗流汹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也有难以启齿的秘密。他们若即若离却又无比珍惜对方的存在，可能就是父亲的智慧，能够将一个家庭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和哀痛表达的既心酸又温暖了。一个开开心心的家庭，父亲回家，抱抱小孩，童儿回家，拥抱父母，一家子和和气气，生活蒸蒸日上，那样的画面经常在我们的电影小说中出现，但是那不是现实，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美满的家庭。我可以告诉你，在真实的家庭里，总会有一个人在守着冤枉和委屈。从1997年到2004年，父亲人生最后的七年。朝去暮来，似沧海桑田。父亲远足的时间少了，渐渐的也不走远了，再后来只在弄堂里蹒跚而行, 黄昏时分，毫无顾忌地大声地呼喊着我的小名。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应该离开当时87岁的父亲，七年之中的四次回沪实不足以付诸除了伦常之外的精神交流。第五次回上海，我没有赶上在父亲身边和他诀别。在那个年代，人去世了，关系还属原单位，所以追悼会的时间，父亲原单位的工会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按着时代标准版宣读了悼词。我谢过之后就便向她打听了原单位的那些头头的现况，她说道，都已经过世了，虽然都比老王（指我父亲）年轻。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见到父亲，他会在最后告诉我什么呢？我的父亲，他或许说，“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每次我听到《如歌的行板》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的一生，18年过去了，看现在的人，对自由的渴望比以前强烈了，但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这一条并没有变。2021-07-24
2021-08-18修改
写完以后的感想：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宏大历史的一片切片，稍作观察就能知道我们的前世，现世和来世，稍作分析就能修身改运，只是，人都习惯好意的把不愉快的记忆抹掉，注重成败得失于伦常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