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尔班用铁丝网终结自己的历史 | 子夜@北纬49゜

Original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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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篇

欧尔班用铁丝网

终结自己的历史

冷战期间匈牙利边界的铁丝网（复制）

【提要】

欧尔班以冲破铁丝网走向政坛，然而却以重建铁丝网终结了一段历史。川普想复制欧尔班的模式，却被历史终结了。近年流行重新转向和选边站队，但大国要转身，不会像匈牙利那种小国那么容易。像民粹主义这类东西，犹如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人们要转向去迎合它，实在是应该要考虑风险成本的。

文：乡庐子夜

笔者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不约而同都提到了一个名字，就是匈牙利现任总理维克托·欧尔班（Orban Viktor）。前几年，欧尔班的名字曾借着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名字闪光了一阵，现在川普因败选声音渐小，但欧尔班的名字却继续活跃在人们的关注之中。很有意思的是，欧尔班是早于川普成为政治明星的，而在川普下台后却还岿然不动，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同川普以筑墙为标志相反，欧尔班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是以冲破铁丝网获得的。在《他们的野餐，离我们很远》一文中，笔者提到“泛欧野餐”发起人是一群学运人士，欧尔班是其中的灵魂人物，“泛欧野餐”目的就是冲破冷战期间的铁丝网，这个事件在结束冷战的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因为冷战铁幕被摧毁大都是以柏林墙被推翻作为标志的，而“泛欧野餐”事件比柏林墙被推倒早了几个月，可以说冷战结束的第一线曙光。

欧尔班当时才二十六岁，这位学法律的大学生，那些年积极参加欧洲统一运动，并参与了“青年民主联盟”，以组织和培养年轻人而使政治充满了朝气。欧尔班不但参与策划了“泛欧野餐”事件，而且在此前为纳吉安葬的仪式上发表演讲，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建设一个统一欧洲。几年后，当福山谈论“历史终结”时，“泛欧野餐”事件肯定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符号的启发意义的。在福山心目中，欧尔班实在是“历史终结”时期应该期待的人物。

当时，欧尔班太年轻，野餐事件的光茫都被政坛头面人物沾去了，欧尔班在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除了参选外，并不怎么出名。欧尔班被人引起注意，是后来几年的事。其中，就有笔者在《把我们的鞋子也放进去》一文中提到的，公众抗议布达佩斯自由广场二战胜利纪念碑企图掩盖匈牙利政府作为纳粹帮凶，直指“这座纪念碑由匈牙利政府，或是更准确的说，由权力不被约束的维克托·欧尔班总理下令，在夜色掩映之下偷偷竖立起来的”。这个时候，欧尔班已经成为“权力不被约束”的总理，应该是他很厉害的年代了。

但是，这个以冲破铁丝网起家的政治人物，真正引起人们注意，并担心成为未来欧洲政治“麻烦制造者”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他的一系列动作。其中，去年五月的一天清晨，正处在抗疫中的匈牙利，警察从一户人家中带走了一个名叫安德拉什（András）的男子。他被指控的罪行，就是在Facebook上写了一篇文章，称呼匈牙利总理为“独裁者”。这个被称为“独裁者”的总理，正是时任总理的欧尔班。而稍微了解欧尔班历史都知道，他年轻时就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也被警察带走过。一个曾被警察带走的人又利用警察去带走其他人，这正是人们最不想看到的政治逆转。而且就欧尔班的政治轨迹来看，这种强烈对比当然是很有讽刺性的。新冠疫情一年多来，欧尔班逆民主潮流而动，悄悄搅动着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匈牙利是一个小国，我们之所以把欧尔班拿出来说事，是因为他同川普一样具有政治素人的性格，而且所受到的质疑也几乎相同。尤其当川普的政治命运出现戏剧性的逆变时，同欧尔班比较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上面提到的那位被警方带走的安德拉什，后来媒体一直锲而不舍地跟踪和分析事由，普遍认为他对欧尔班的批评并不过分。欧尔班在赢得2010年大选后，修改了匈牙利宪法和选举规则，使反对派几乎不可能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同时系统性地瓦解了匈牙利的民主制度，在法院布满亲信，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体机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尔班的亲信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赋予他通过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并设立了一项新的罪名“散布虚假信息”，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非自由主义民主”，绝对是让人们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具体行为方式上，媒体认为欧尔班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埃东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一样，是反自由的民粹主义者搞坏了自己国家的民主，通过建立自己威权主义的统治，例如通过任命自己喜欢的人去控制法院，排斥和威胁独立的媒体，胁迫商业领袖停止支援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恐吓公民团体压制他们的异见，甚至企图对执法机构和人员用政治鉴别进行清理。在美国，川普因为下台所以在事实上并没有成为“独裁者”，而媒体认为他如果成功连任，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相比而下，欧尔班在匈牙利做得顺风顺水，即使被批为开民主倒车，也始终居于较高的民调数据。这本来不奇怪，民调数据和民粹主义基本上是同步体现的。

凭心而论，作为政治人物，尤其作为执政党的领袖，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界别。欧尔班不一定本人背叛了原先的理念，尤其从他的政治生涯来看，他具有浓厚宗教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毕竟以宗教为理念，这种思想基础不但具有一定的牢固性，而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这自然就涉及了选票的问题。在自由主义近几十年来风起云涌之时，欧尔班以“基督教民主”作为政府的方向，他重视家庭和传统的性观念，被保守派人士认为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事实上，欧尔班政途通畅的年代，全球性尤其是欧洲等地，保守主义势力正在重新组织力量并斩获不少。美国的保守派一直期待能出现欧尔班式的人物来领导美国，结果在2016年大选中川普如愿赢得大选。

欧尔班在前几年的新闻焦点中，经常是和川普挂在一起的。很多人都说，欧尔班是欧洲版的川普，其实按时间顺序来说，应该说川普是美国版的欧尔班。欧尔班比川普出道早，所以有时人们甚至会说他是川普的祖师爷，但后来川普得势，欧尔班又以川普作为自己的政治偶像。这两个人互为师兄弟，实际上是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找到了同路人。澄清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欧尔班现在仍在掌权，我们可以很从容地观察或讨论目前世界出现了什么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前，欧尔班刚去美国见了川普，两人一起表达了反移民情绪。当时，欧盟正在经历选举，选举结果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势不可挡。有些评论直接指出，在欧尔班的带领下，匈牙利正在走一条与三十年前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愈来愈像一个高度控制的国家，就像它的前宗主国苏联一样，而欧尔班就像一个学生领袖一样，成为反对欧盟统一的急前锋。当英国脱欧成功后，一个所谓的“新欧洲”，其要取代的就是欧尔班和他的学生盟友三十年前致力开放和进步的“旧欧洲”。于是，可以想见，当年积极推动“泛欧野餐”的欧尔班也许从此走上不归路。当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人们认为全球性的民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这种兴奋很快变成疑惑甚至是忧虑，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记闷棍，到充满惊心动魄的2020年美国大选落幕，胜选的拜登在就职典礼上说“我们的民主是脆弱的”时，人们已经真实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这不是欧尔班的第一次转向，而且看来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转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重回铁丝网并且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这位当年以冲破铁丝网为资本而走上政坛的人，在他年过知天命之龄，头发有些泛白身材有些肥胖后，早在2015年就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开放边界的方针，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南部边境修建了新的铁丝网，以阻止难民进入。这就是欧尔班最引起世人注意的行为标志：以重建铁丝网终结了自己冲破铁丝网的历史。

匈牙利这个国家，在许多人的眼里，转向和选错边站队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这个特点，其实也表现在欧尔班的身上，而且非常明显。欧尔班在年轻时曾接受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办的基金会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一件事在欧尔班的个人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索罗斯提倡的“公开”和“开放”文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奠定了欧尔班当时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泛欧野餐”就是欧尔班实践索罗斯主义的成功杰作。但是，掌握大权后的欧尔班，却很快转向民粹主义，在祭出了反移民大旗时，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对自己具有启蒙意义的索罗斯。匈牙利国会曾通过一个《高等教育法案》的修定，增加外国注册大学须在原注册地设校舍等规定，而匈牙利近三十所海外注册大学中，只有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中欧大学不合资格。这唯一的一所学校恰恰就是索罗斯创办的。中欧大学以自由学风为宗旨，关注议题包括民主转型、原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人权和新闻自由等。也就是说，欧尔班倾国家之力立法，唯一目的就是针对索罗斯，要把他的影响赶出匈牙利，所以气得索罗斯直斥欧尔班想借此建立一个“黑手党国家”。

欧尔班是以反对索罗斯的移民文化完成自己向民粹主义转向的。欧尔班在大选中用索罗斯的思想吓唬民众，说他自己是代表匈牙利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而索罗斯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这个亿万富翁和欧洲领袖携手合作要放手让移民进来，而“大规模移民和恐怖威胁增加是分不开的。当有大量移民，女性会面临暴力攻击的威胁。”他的竞选海报就是“禁止通行”的红色交通号志，背景是绵延不绝的移民涌入的照片。欧尔班的政党和他的盟友，都视索罗斯的“公开”文化为敌，作为所有政治活动中的打击对象。欧尔班领导的政府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除了下令兴建边境围栏堵截难民，还进一步加强立法方面的阻吓措施，订明凡协助庇护申请者将受刑事惩罚，并以此政绩顺利连任。

欧尔班与索罗斯的恩怨固然有着个人关系的因由，但这种转向反映了从匈牙利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一种潮流转向。匈牙利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在政治地缘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时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欧尔班转向威权和民粹主义，为正因移民问题焦头烂额的欧洲制造了新的麻烦。欧盟成员国以自由人权为标榜，认为匈牙利是坏了“门风”，所以一些成员国提出了要出手“修理门风”。但是，当去年进行新冠疫情后，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

人们可能记忆犹新，当疫情刚开始时，欧洲曾爆发了几个大学教授围绕口罩所进行的论战。因为意大利政府宣布对某些地区采取“隔离”措施，哲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地区。他担心“例外状态”会成为常态，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而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为了满足这种安全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结果，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茜（Jean-Luc Nancy）就发难，发了一篇题为《病毒性例外》文章，认为由于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的“例外”，因此，不能以目前的“例外状态”指责政府，“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后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时，印度的哲学家也向阿甘本挑战，直指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因为特定种姓而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是“例外”。

这场辩论突然无疾而终，原因在于疫情突然失控，整个世界都陷入空前恐怖之中，人命关天之际一切政治和哲学思维都要面对“特例”的现实。但是，人们也眼睁睁地看着，有关“隔离”的问题早已超出了防疫手段，这可能恰恰就是本次疫情中暂时被掩盖的一个潜在矛盾。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以英国脱欧为象征意义的冲击，预示着全球一体化运动已经开始逆转，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极右主义暗潮汹涌的摊牌准备，国界、关税、退群、脱钩等关键词，几乎都同“隔离”“区分”是同一层面的哲学意义。疫情爆发前，世界几个发达国家都怒吐着对全球化的怨气，即使没有新冠病毒，企图推行“隔离”的思维也许早已萌芽。每年世界各地大规模抗议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同环保团体、各种维权主张汇在一起，早已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生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尔班的转向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他只是在一个小地方领跑了。我们观察欧尔班的转向，也不过想知道里面是否存在国际形势和走向的风向标。非常明显的是，新冠疫情催发的最大效应就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很可能是后冠时代一个重要的政治标志。欧洲历史上民粹主义是长盛不衰的，从古罗马所谓“大众意见”，到英国和法国革命中的反精英统治和民众治国论，一直到二次大战德国和意大利等，都能看到深远的民粹主义的历史基因。2008年的经济危机、2014至2016年欧洲的难民危机，甚至欧洲许多原来持左倾的政党也转向了民粹主义。观察家认为，随着欧盟多重危机的并发，民粹主义在继续挤压传统政治发展的同时，正在向主流政治靠近。欧尔班以铁丝网终结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显然是一种精心观察和选择的结果。

当然，欧尔班是主动终结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而川普却是被历史终结了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命运。从匈牙利到美国，全球性的民主化进程都遭到了质疑。欧尔班在同川普打交道并形成了互为师兄弟之后，才公然无忌打出民粹主义旗帜的。问题在于，美国一直是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起到典范意义，美国的政治风向当然比匈牙利更具有影响力。针对欧尔班，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东欧政治转型的幻灭。但是，这种转型中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世界政治潮流转向的框架中去分析，人们很可能会忽略问题的严重性。电视上面对移民大量进入，难民在车站公路像潮水般涌来，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美国，绝对都是能在国内撩拨人心的火种，只要有人拨乱一下，星火就会形成燎原。欧尔班和川普共同串起一条民粹的链条，这也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结果。

许多国家以美国的民主作为典范，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民主实际有他们自己的国情特点。他们所穿的鞋子，就是适应他们自己走的路。美国现在虽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现代工业和科技强国，但仅仅二百多年前还是一个分散的不易统一的农耕社会。这就是美国至今为什么保守主义经久不衰的文化背景，而且是根基性的。因为这种农耕文化，作为以联邦主义为中心的美国政体，实际上充满了自治和分散的碎片，针对这种不同的权力架构，美国政治中始终存在着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思潮阵营。而再从美国的大部分移民都是从欧洲过来的，如果深挖美国的历史，隐性的民粹主义实在不比其它国家差，而且几乎是每隔二三十年就会一次大规模的矛盾激化式的运动。美国民粹主义有它本身的几个特点，如反精英和建制主义，反智主义，有时也掺杂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而且美国的民粹主义有时往往难以从左和右去进行辨识，这更说明民粹主义在美国有一定的普遍土壤。美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分，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但在制度行为和思想文化上，基本是一致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处理得好，就可以把民粹主义最大限度地去除或压制，而美国在此前长时期内，民粹主义确实得不到大规模抬头的机会。在政治不是极端分裂情况下，美国在涉及基本的民主体制这一点上，应该是具有相当的共识。这种源头，至少从目前还看不出政治独裁在美国会发展到欧尔班在匈牙利能得心应手的环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也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土壤产生的民主，本身就具有修复和平衡的功能，才能在一些重大事件或事变中都有惊无险。

问题是川普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民粹主义在美国还是有深厚根基的，当这个土壤被深翻出来后，原先的共识就会被分裂所代替。川普的“美国优先”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不干涉主义，而真正的土坏就是来自原初的民粹主义。美国的民主制度一方面仍然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同时，它实在也无法永远地“免俗”。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民主逆差”现象（Democratic Deficit），或称民主赤字，是指在表面上按民主程序产生的国家机器或社会机构，在实际运作中利用强势的权力，削弱或排除原本应有的民主过程，形成民众与民主机制的脱节、疏离或无奈。民主作为社会治理的模式，很多机制都有明确的规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经济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的进步，在近几十年内却不断产生新的权力侵蚀，例如，社交媒体的强大功能和话语权力，实际上是逐步地逼挤了原本民主机制的话语公平原则，金融巨头、媒体巨头、政治精英的三位一体，表面是民主社会的产物，但反作用于这个社会的，却是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新的专制，也即民主的脱节。这种由“民主逆差”形成的民主的脱节，就给欧尔班和川普得以在国内煽起民粹主义提供了破洞，而且能把它撕裂的越来越大。美国民主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思想行为的自然模式，具有很大的习惯性或默契性。美国从来没有一部所谓的“民主法”，一些必须要有明文规定的，则分布在不同的实体法律中，既然有不同的针对，也就存在各自解释的漏洞。在此之前，因为冷战结束，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共同分享或主导了建制派的精英统治。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把福山刚给人们带来的某种欣喜和期待，一下子被戳破了假象，一直处于“沉默大多数”的中产阶层，突然发现自己不但成了金融巨头和政治精英主宰下的“悲哀的乡下人”，而且自己赖以生存的伦理和文化已经被新世俗世界包围了。川普走出来，代替“政治正确”下的“受害者”发声，就此彻底打破原先两党政治中许多不成文的默契和礼让，“沉默大多数”变成了奋起抗争的街头活动家，这里有大批基督徒、中产阶级、企业主和制造业工人，大部分是白人，他们既反抗全球化中不公平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而且也不再想对传统保守文化受到逼压而保持沉默。而在这种对抗中，最好的武器就是从民族主义到民粹主义的本土化旗帜。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尤其是在面临公共危机的时候（例如疫情大流行）。

因此，所谓美国处于分裂之中，不但是政治的分裂，而且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民主本身就同美国立国之初的基本伦理出现了脱节。尤其是原先隐含不露的民主本身具有的脆弱、变异甚至自毁机制，都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全球化民主过程中的丑陋一面抖出来，人们还可以在两党政争中寻找替罪羊，但是，当2020年全球卷入新冠疫情，所有执政者都手足无措，原先的民主机制已无法应对这种危机时，重回威权的简易统治便成为潜在的选择，而且在特殊时期此类威权在“紧急”“秩序”“人命关天”等借口下，几乎是畅行无阻的。从最初的封关锁国，到后来的疫苗民族主义，都直接把最原初的民粹主义的土壤给翻了个底朝天。这里已经很难去分辨什么党派、什么主义、什么政见等分歧，展示的只是政治回归到最原初的本质，即权力的追求和统治的机会。政治是人的政治，于是也是回归到人的最初本质。欧尔班是重回铁丝网了，试问，哪个掌权的领导人不羡慕他的成功，或没有这种心态？

一方面是为了选票，快刀斩乱麻比科学论证来得快，一方面从金融巨头、社交媒体巨头到政治精英的介入，已经跨过理想性的界线而直接谋取更具现实性的权力，这已经不是什么两派的纷争了，因为哪一派也代表不了民主。而且坦率讲，哪一派都具有欧尔班式的冲动，只不过有的被斥为威权或专制，有的则以“秩序”或“安全”的名义，而相同的一点则是，至今为止的所有民主模式，都是在检验过程中暴露脆弱的，这种脆弱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毁机制。美国社会运作的模式基本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法律层面体现的工具理性，美国法律事无巨细繁而不琐在全世界都是著名的，另一个在民主运作中却又充满了价值感性，例如在选举方式和言论出版方面，都存在大量以自律而不是它律的特点。美国人民以二百年的民主默契而自豪，但正是这种价值感性，在二百年后才发现，感性一旦和理性争战，有所准备的理性早已经拿下了许多城。在残酷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民主早就无意识地启动了它的自毁机制。

这里有一个细节。当欧尔班把安德拉什抓进警察局时，美国一位名叫查克·波尚的专栏作家就在报上说，这是一个警示，告诉人们右翼民粹主义者在获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时会做出什么事情。然而在美国部分保守派中，欧尔班并没有被视为一种警示。因此，我们很难说，民主的自毁机制应该由左派还是右派来担责。现在这个年代，保守派和自由派，激进派和温和派，甚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概念上都已经混乱而模糊，因此这不是什么路线之争，而根本就是整个美国的问题。就欧尔班来说，从理论上他应该是属于共和党保守派的阵线，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人士都吹捧甚至崇敬他。前几年从美国前往匈牙利“朝拜”欧尔班的大部分都是保守派的人士。但是，即使吹捧他的人，也经常在必要的、适当时机时与他划清界限。例如，《美国保守派》高级编辑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他曾与欧尔班会面，就声明“我不希望被理解为赞同欧尔班的一切行为。……我对欧尔班的认可是一般性的，而不是具体的，就像有的人不同意川普的一切做法，但他们普遍认可他一样”。面对欧尔班的强势，自由派会说他是左转，而面对欧尔班的民粹主义，保守派会说他在向右转，事情往往就让人难以捉摸和区分界别。当一个国家或全球的民主进程面临自毁程序时，是不分左和右、不分保守和自由的。而且非常诡谲的是，本次疫情为民主的自毁程序恰当其时地扔下了最后一根稻草，在所谓“封锁”“隔离”“强制”“秩序”等敏感事项上，人们几乎无法再去分辨左和右的──人命关天，谁敢挑战这种价值中的价值？

欧尔班走向极权和民粹，是一种权力傲慢的共性，就像他的政治对手塔马斯（Gaspar Miklos Tamas）所批评的，欧尔班是以通过民主运动上台的，他以动员（mobilization）开始，却以遣散（demobilization）告终，不想再要有运动，像所有的独裁者那样要“安静一点儿”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这个塔马斯当年就是同欧尔班走在同一支游行队伍中的，当塔马斯遭到警察殴打时，是欧尔班挺身保护了他。现在，作为匈牙利当代最知名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欧尔班的统治下，塔马斯却无法在匈牙利的大学里拿到一份教职，在生活上非常贫穷。这是何等讽刺！

欧尔班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从冲破铁丝网到重回铁丝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面对世界潮流的被迫选择，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无论如何，几百年来的民主这架机器之所以会如此脆弱，就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自毁机制。这种自毁机制以前曾给人类带来过教训，例如德国的民主机器制造了能彻底摧毁民主的希特勒纳粹帝国。人们仅仅十几年前，还在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出事，所以福山就敢大胆预言“历史的终结”。2008年的金融危机掀开了民主盛世的丑陋一页，然后2020年的美国，疫情下的混乱，街头动乱的烽火，大选的惊心动魄，国会大厦的暴动，都会让人们去质问，民主社会的最大表征是开放，如果重新走回铁丝网，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是要终结什么？

假如说世界会重新进入所谓新的冷战，那么它的标签最主要的几个元素就是激进右翼和名正言顺的反民主、反移民，民粹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默契的动员力量。欧尔班重新站队，就匈牙利来说，这个小国家“人少好吃饭”，转身相对容易。但现在整个世界也在重新站队，百年大变局首先是一个大乱局，这个转向所带来的绝不会像匈牙利那样转身容易。像民粹主义这类东西，犹如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人们要转向去迎合它，实在是应该要考虑它的风险成本。匈牙利历史上多次选错边和站错队的教训，这个历史还是应该读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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