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见钟情–––作曲家是怎样炼成的

▲王婕《第一交响曲》封面。

本文由作曲家王婕授权【乐迷心窍】转载

  王婕的音乐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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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婕从4岁起师从中国现代音乐先驱杨立青。虽然王婕无缘上音附小和附中，但她是杨老师留德回国后唯一留在身边亲自培养的学生, 前后共14年。出人意料的是，王婕在重点高中繁重的课程压力下偷偷地自学音乐，1999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2001年获奖学金留学于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作曲系。2007年以荣誉毕业生获硕士学位，同年被世界音乐学院首府–––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师从著名作曲家理查德•丹尼尔泊（Richard Danielpour）。

纽约歌剧院、底特律交响乐团、布法罗爱乐交响乐团、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美国作曲家交响乐团、阿斯本音乐节、音戏团、朱利亚现代音乐团、国际作曲家联盟交响乐团、德州沃思堡歌剧院等演出单位陆续在卡内基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米勒音乐厅等演出她的作品。她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单簧管协奏曲》及其手稿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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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音乐演奏家都擅长作茧，把不堪入耳的练琴阶段锁在琴房里 。当他们走上舞台，一个鞠躬便标志着破茧成蝶，化作一场真理与美的际会。而我是搞作曲的，我这行业上所有不堪入耳的偏偏都暴露在公众面前，暴露在我敬佩的演奏家和我关心在乎的人们面前。

即便如此，每次我的作品公演后，我仍会被叫上台去鞠躬。这些公演十有八九是世界首演。当我鞠躬时，这些作品是我经历数月、甚至数年酝酿而来的成果，就感觉自己刚从一场和死亡的肉搏中幸存下来，哪里还顾得上赢输，唯一庆幸的是：这场仗终于打完了。

按照常规，我先向演奏家们鞠躬表示感谢：你们辛苦了。我知道他们对我作品中的种种问题一目了然，却仍然全力以赴地诠释难度极高的新曲目。接下来，我转过来再向观众们鞠躬，感谢他们花了15分钟认真倾听我的新作。

我的鞠躬充满了诚意，并且姿势规范，因为我的鞠躬技巧是由令人敬仰的作曲家Christopher Rouse亲自传授给我的–––他说躬永远要从臀部开始鞠。躬鞠得再好，也改不了我的老毛病–––不知为何，我老是在掌声还在不断高涨中就匆匆溜下台去了。

我不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我当然也想留在台上与众演奏家们共同体会那份成就感。但是我总觉得观众席中有人缺席，是谁呢？就是当年给我灵感催我写出这个作品的缪斯们。我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渴望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鞠躬–––向我的缪斯们鞠躬。总有一天缪斯们会现身的，他们会飘在音乐厅厢房上方边点头边说，“这孩子，这次写得马马虎虎，还行”。而当他们不出席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孤儿。我只好自我安慰：如果又有演出机会就一定要好好修改，这样的话他们下次会来吗？我深知，一个作品能遇上第二次演出太鲜有了，即便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也不例外。

这常是我在鞠躬时脚底抹油下台飞快的原因，我对自己的作品如此失望，我无法忍受与它多处一秒 。我无法改变这个冲动，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在过去的28年里，在40––50首作品的首演过后，我依然在众目睽睽，掌声不断之时夹着尾巴溜下台，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才会结束。

▲1999年，王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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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活中没有一只可爱小白狗打下手的作曲家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活下来。我最珍贵的宝物中，有一件是Pilot，一只罕见的西里汉梗（Sealyham Terrier）。我家的Pilot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狗。而在Pilot出现之前，我就有幸受到最专业的前途忠告，比很多人都要早。

“别像我这样。一赚不了钱。二出不了名。没人在乎你搞不搞作曲。学其他任何专业都比这容易。”我的第一位老师杨立青，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主任，他所说的是有良心的作曲家都会说的那句话–––他劝我放弃， “长得挺顺眼的小姑娘，你今后出路多着呢。”

刚过四岁生日后，我就加入了他留德回国后第一批学生的行列，当时他住在西安路的一幢法式阁楼里。自从人生的第一堂音乐课后，我就开始崇拜他。即使他的咯咯笑声都是音乐的源泉。

他是我的英雄，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他的翻版，一个也会咯咯笑的克隆人。所以我不知不觉误解了他的话–––“长得挺顺眼的小姑娘，你今后出路多着呢。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像我一样的作曲家。”

▲导师杨立青老师

若干年之后，我兴冲冲地拿着曼哈顿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奖学金通知书给他看。他一边看着我莫名其妙的兴奋异常，一边把慈爱的笑容藏在烟圈里。他告诫：“远离125街、免费毒品、还有第一次排练。我就没能熬过刚到Darmstadt后的第一次排练。”他顿了顿，叹出一口烟圈，“还没完我就跑出去吐了一地。”

他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跟他学了十五年，他每周都会见到充满锋刺的我。我情绪差的时候会大发脾气。然而他有着刚硬的躯壳，不被世间任何恶劣的行为左右。时而咯咯地笑，时而慈爱地笑，他一直尽己所能地教我，一有机会就继续作曲。

我的主要任务是跟他学钢琴–––父母花的是钢琴课的学费，我也只能乖乖听命。但在练琴的空闲，我倒是一有机会就假装自己是杨老师，写一首关于兔子的小曲，其中一只还要和乌龟赛跑。我写出第一个曲子时大概是五岁，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这辈子一定要定居在小说般的虚构世界。

只有在这个秘密乐园里，我看着自己在奢华的五线谱纸上一个音一个音地记谱，乐谱在温暖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十五个寒冬只有这样才能熬过。呕吐和我对作曲所抱有的朦胧画面格格不入。所以，在进入曼哈顿音乐学院时，我身上带有一种盲目的竞争感：我是驰骋苦海的生物后代，我确信自己一定比杨老师更坚强！

▲王婕的工作室，空白的谱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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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股劲，我来到了我在纽约的第一次排练–––一个钢琴三重奏，最后一个乐章在好听的交替和弦中缓慢结束。我这次的导师是Richard Danielpour。那个晚上，在他温和的教导中，我们17年的友谊也拉开了序幕。

他建议，只要曲速再多一点流动感，最后一个乐章就能成型了。他让演奏家们示范给我听。

伴随着越来越快的交替和弦，我的心脏开始抽搐。我尽力地坚持，但还是忍不住在排练中跑了出去。我冲进最近的洗手间，门还没关，泪水就迸出我的眼眶。这是一种被幽灵袭击的感觉，我整个胸腔里的肋骨被它们一根接一根地撬出来。

没错，Richard和演奏家们是对的：交替和弦这么慢，听起来太机械了，没有一丝生机。我写在在曲谱上的音符怎会如此死板？当它们被实际演奏出来时，我甚至没认出我自己的作品。

认真的作曲家们都会同意：学习作曲的唯一方法是把作品放到演奏家眼前，利用他们的时间、技术感悟、注意力、再加上公众的参与、音乐厅的传音环境、给演奏家们发工资的行政机构、慷慨的捐赠者们、还有成熟的作曲家们的点拨–––只有整个村的人都倾巢出动，才能保证刚入门的作曲家获得一次练琴的机会。

练琴，练琴，练琴。无论从事任何音乐专业，练琴等同于生命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作曲家的人生任务不是修改就是重写。独自谱曲的作曲家，就好比一个没有乐器的演奏家。作曲家真正意义上的练琴是从第一次排练开始。

排练一开始，大量的问题浮出水面；例如，一个在我钢琴上发出完美共鸣的和弦，写给弦乐四重奏话会听上去萎靡不振。一段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的旋律，不小心的话会造成长笛演奏家窒息，慌忙拨打911（注：美国报警号码）！有时，这也伴随着一些趣味：哇，演奏家们居然可以奏出其他那么多的音！

然而一旦乐团学完了新曲目并开始排练了，只有局部的微小调整才是现实的。有时候演奏家向我提问，我会像车头灯前的麋鹿一样，呆站在那里。不仅因为我对我写的音符从纸上跃然飞起而激动不己，也因为我对我刚刚听到的音响充满了懊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修改！修改！修改！

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年，我的修订版作品从未获得演出机会。不是我不努力（争取演出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我现在的作曲学生们和他们的挣扎感到极大的同情，因为第一版就必须写出成功之作（以免当众出丑）的压力以前也常使我陷于瘫痪状态。Samuel Beckett写道：“再试一次。再败一次。下次一定败得更好。”在最佳情况下（而我也拥有着最佳的情况），我每年能有三个（15分钟左右的）作品被公演。而对公众来说，三个作品加起来也到不了一个小时的音乐演出。

数百小时的后台劳动压缩成一小时的公演时间。虽然这种磨炼都在公众视野之外，但这是作曲家生活的永恒主题，没有捷径可走。我们是凡人，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挑战。我们都是被大自然设计成最紧靠地面的“石材”。

久而久之，我们的感官被分为年、月、周、日、小时、分钟和秒钟。一小时有60分钟，没有讨价还价。在学会了足够多的物理知识后，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时区中牢牢“扎根”下来，而无法感觉到自己在银河系中穿行的速度。相比之下，在缪斯居住的天上，时间体验会发生变化。我可以证明这一现象。

▲导师Richard Daniel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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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我都会开车走市西高速公路，去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教课。也许是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和完全寂静的驾驶环境，让我进入了缪斯们的波段。每当开到Chelsea码头的第三盏红灯那一时刻，几乎毫无例外地，一个全新的交响曲会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交通堵塞时，我会听到一部新歌剧。虽然瞬间闪现，但却无比完整–––配器、叙述弧线、真实的开场和收尾，甚至包括了高潮部分的几种不同方案。

我对自己是个凡人而无法一口气把所有音符记录下来感到无比的沮丧，在剩下的通勤时间里，我埋怨自己就是个健忘、备受限制又惯于分神的肉包。当我教完课回到家时，缪斯的魔法只剩了一个空壳。我埋头写几个小时才能记谱几秒钟的交响乐编织，而我脑海里接受到的本应是连续数分钟的旷世伟作。常年累月，这整个过程让我感到又累又饿，还充满了失落。

时不时吃上点美食，我又会开始盲目自信：这次一定要把缪斯们的旨意完美记谱下来！更现实的描述是：我祈祷，当演奏家们第一次排练时，不会太嫌弃这团糟。我希望他们把对我作品的意见咽下肚去，因为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虽然我这作品的最后一页画好了双杠的终止符号，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比起我当时在去学校的路上听到的原样要差远了。

一个又一个周三过去了，数小时的优美音乐无法未被记录下来。多年来，缪斯们差不多已经赋予了我十几首胚胎中的交响曲，好几首待出壳的歌剧。即使每小时开60英里的速度，我也永远无法赶上他们。有时候我会因为精疲力竭而哭泣，迫切希望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肯定，希望听他们说我走对了方向，希望他们以我为荣。

和许多前辈们一样，我意识到我的能力不足。在我的脑海中的音乐要好听得多。有些时候，我和同行们会说自己厌恶作曲。能责怪我们吗？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在糟糕、更糟糕和最糟糕之中的选项。 

如果你认为我的沮丧感过于极端，不如去想象一下如果缪斯们决定再也不理我了，那就更惨了。最糟糕的情况，（我每次提到这个都很心痛），是眼看着许多同行们都先后放弃了作曲。

▲王婕在谱曲之余热爱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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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会在某个时刻问我，“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你继续前进？”

我过去常说是因为我热爱音乐，这当然是事实，但这同时也是一些人放弃作曲的原因。

如果你请我一杯红酒，坐下来再问我一次，我会向你坦白，我迷上了有史以来最成瘾的天然药物。有人称之为“心流”（flow），亦有人翻译为“神驰状态”，甚至有一本关于“心流”的畅销书。Igor Stravinsky生前曾称之为“食欲”。

注：《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作者：Mihaly Csikszentmihalyi

每天醒来，眼看着那些搁浅在耳朵里的音符就快要逃走了，你必须有那种非要打猎追捕的冲动。要打猎，就得有必要的技术，并能毫不费力地驾驭这些技术。你一年到头都得勤奋认真。但光光勤奋认真不一定能达到“心流”。如果你能找到一位尝到“心流”的滋味却还放弃作曲的人，那就是大新闻了。

如果你给我升级到单一麦芽威士忌，我会告诉你，我所爱的人都回我以真爱。

如果没有一个传统并支持传统的社区， 创造力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杨老师一向了解我，所以他可以把逆向心理学的技巧用在我身上–––这就是一种真爱。之后的每一位导师都同样支持和鼓励着我。前辈作曲家们的在天之灵则通过他们留下的乐谱来点拨我。我时常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欢迎着我：“你是我们一伙的。”

如果你给我的威士忌续杯，我可能会开始炫耀–––从事我这样的工作是一种特权。每天早上醒来，我所面对的挑战是给我想象力冒出的小泡泡和它们最佳的声乐方案牵线搭桥。当工作顺利，星星会排成一行，这样我可以触摸到神灵，亲吻天使的手。这是一种战胜死亡的感觉！我住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度，我是一个绝对自由王国的公民。这样的特权，无论是名利还是财富都无法买到，只有真爱和“心流”才能通行。

但星星很少排成一行。即使发生了，我也不会收到预告，所以我必须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意味着孜孜不倦地创作，忍受写作中必经的孤独和不确定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滴水般的缓慢进程。当我坐拥美食，我幻想缪斯们也像我一样好吃 。当我在狩猎音符时，他们飞向“心流”的每一丝气息、真爱的每一朵火花。正如一盘盘热腾腾的青菜滋养着我，缪斯们也被我们最好的精神产物滋养着：人类共通的语言–––艺术。我相信每次我成功达到“心流”时，他们就会悄悄地飞到我头上。我相信他们尝到我真爱的火花时，也会欣享美味！

我不再是那个孩子，满足于一盏暖灯下，一部小说般的虚构世界。我当前的信念必须是：缪斯们热切地需要我。

（虽说给这些捉摸不定的神灵们打工艰辛难熬，）如今的我在踏进工作室前收拾好情绪；我独自作曲时，小白狗Pilot躺在我脚下。这也许是一张完美的“某某作曲家正在创作”的照片。可惜作曲家不能独自生存，即使有一只可爱、蓬松的小白狗作伴也不足以为继。我也许被缪斯们所青睐，但我不是神灵。我的创作进程和随之而来的障碍都植根于人性。缪斯们从未提供过指南，这不同于自己在家组装宜家家具。

▲王婕的小白狗Pilot正在谱曲

由于演出机会太少，我的大多数作品仍在襁褓中等待着被唤醒。尽管我不时给自己开脱：将缪斯的魔力引入世人的耳朵里，这样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艺术。纵观已出版流通的几十部自己的作品，很难忽略那些我亲手创造的种种缺憾。每次开始写一部新作，到达终点线时，我都能感到自己又有进步了。然而，我怎么也琢磨不出如何能像自己被爱着的那样，去爱我自己写出的作品。

从音乐创意的初次展现，然后十月怀胎，到挣扎中的分娩，到最后的诞生（打谱装订成册）–––完成一部作品是一个孕育的过程，是母性天然的力量。要走作曲这条路，一只脚必须踏着韧性，另一只脚是勇气。如果我们的创意果实确实是缪斯们喜爱的食物，我猜他们不会在意你是男是女，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年幼或年长，或永久性瘫痪在床上，只能靠一只左眼皮的颤动来著书的超人。

注：著名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作者Jean-Dominique Bauby中风后全身瘫痪，仅仅剩下左眼可以活动，他通过眨眼写下了一生的回忆录

我已决定这辈子跟随我的缪斯，修炼成一名作曲家。我的韧性和勇气不断与各种退堂鼓抗争。我将这种决心归功于那些铺路的人们，是他们给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虽然总会有一些人会以封面来判断一本书，但我运气好，一向与那些坚守艺术信念、信任艺术家的音乐机构合作：愿意花时间倾听音乐的，兴许能听出那些一般人没听到的名堂。

虽然我的外表是一个华裔女性作曲家，但我拒绝被归类为一个流派。我的育儿袋里装着的有各种现存的、数不胜数的世界音乐传统：西方古典乐、德奥前卫派、京剧、印度斯坦传统音乐、非裔古巴音乐，等等。当然还有历史性的音乐形态为我打下基础。这些音乐机构发现我的创作乐趣在于多元化的作曲理念，戏剧化的思维方式和兼容性的美学观，就如操纵变速杆一般的果断。像这样的作曲家不止我一个。

艺术圈常被一般人被认为是一个小而独特的领域，再小再独特也无法避免不良行为的侵蚀。许多我周围的男女同事们没我这么幸运。比如，我还没有遭遇到#MeToo事件，从来没有一个委约合同要求我去写我不相信的主题，我鲜少遇到恶劣或缺乏耐心的听众。如果努力回想，有一年我在西安旅游时曾被一只骆驼欺负过，它唾弃我的原创诺基亚铃声（一组十二音序列），于是朝我的脸上怒吐口水！最幸运的是，我受到的挫折都是美学上的–––当代音乐中的美学差异是迄今为止唯一值得我去参战的战役。

我的许多同事和我一样有野心，有毅力，可是能像我这样到处收获艺术发展养分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而那些致力于当代作曲家的组织和领导人员，不是人手不足就是薪水过低。我在职业生涯中能走下去的唯一原因，是某个评审团中的某个成员决定给我放点水。对此，我常怀感恩。

感恩归感恩，我担心“伟作”这个词被贬成那种随手牵来的默认形容词，被推动古典音乐票房所利用。我担心古典音乐会的组织者们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份心去倾听音乐了。如今，政治角逐和票房的重要性远超艺术审美。“音乐产品”这样的词就像电影院里的爆米花一样，在会议室里被人扔来扔去。一听到这个词我的耳朵就发痛。我担心有一天在地上找到一片被踩扁的爆米花时，叹息那以前是我胸腔里的一根肋骨。我担心那些花时间认真聆听的人们赚不到点击率。这年头，坏消息才能得到点击率。我担心今年在水牛城爱乐乐团（The Buffalo Philharmonic Orchestra）经历的典范性的合作，未来很难会再遇到了。

▲王婕和水牛城爱乐乐团指挥兼音乐总监JoAnn Fall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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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除外，美国的交响乐团在常规音乐会演出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时，通常没钱请外地作曲家亲自出席。但水牛城爱乐乐团做到了。

第一次排练一开始，指挥兼音乐总监JoAnn Falletta请我站上她的指挥台做介绍。就在这两分钟–––乐团上空所有隐形的障碍、主观的假设和难言的疑虑都转化为集体信任。演奏家们显然都拥护她，只要是她挑出来的作曲家，他们都愿意接受。这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我确信，这曲子要是在哪里又冒出个乱子，这个舞台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果然，这部交响曲已到达第五次（！）修订，仍然问题重重。排练时，我只顾自己，都没注意到JoAnn和乐团的高度秩序和敏感的反应，说明每个演奏家来上班之前都在家花时间练好了我的谱子。JoAnn不单单在指挥，（问我问题时）尽管我措辞笨拙，她还是反复询问我的意见，倾向于满足我的愿景：即便是一个弦乐弓法的小变动，这里力度轻一些，或那里爆发力大一些，整个过程的难度堪比谱写一个新乐章。

▲第五版《第一交响曲》第20页，这一页的总谱等于8秒钟的演奏时间。上面有我在水牛城爱乐乐团排练时做的笔记，准备在第六版修订时用。

虽说这首交响曲的技术难度相对偏高，交响乐团近一百名男女成员们都没有退缩。指挥台上的JoAnn脸庞严峻而温柔，收放自如并对陌生情况控制有致，就好像她只是简单地想要能帮得上忙。在某一刻，她转身对我说：“你写的交响曲听上去五彩缤纷。我就是那么喜欢。”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缪斯们终于露面了。在2018年2月10号，在我修炼为作曲家的第28个年头，他们显现在我面前。他们正是十年前催我写出这部交响乐的缪斯们。我看到他们飘在包厢席上方朝着我点头！

按常规，我鞠躬致谢，首先感谢乐团无可挑剔的演出，然后转身向听众鞠躬，谢谢他们专注聆听了我的交响曲。那晚，在音乐厅一千多人的见证下，我最后向缪斯鞠躬致敬。一个额外的鞠躬。

中场休息时，我找到最近的厕所，门一拉上就哭了起来。整整十年的反复修订后，我终于听到了，我的《第一交响曲》。我能听到它完整的呼吸。它远没有缪斯交付给我时那么完美。我需要接着做第六次修订。但我能爱它，我能感受到它的生机，与它共存我心里说不清有多自豪！

在这次水牛城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前，《第一交响乐》经历了四次修订。柯蒂斯交响乐团，美国作曲家交响乐团和明尼苏达交响乐团都曾演奏过这个曲目。虽然这些乐团当时都不在水牛城，但当JoAnn挥出这个作品的第一拍时，所有这些乐团仿佛聚在了一起。

缪斯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我这次奇迹般地发挥超常。他们的到来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支乐团的先后投入，这首交响乐被提升到了某种水平线上。它并不完美，但已经足够好。我的肋骨早就不见了，这样缪斯可以与我心贴心地会面。他们听到的是我的心在狂喜中轻轻哼唱。和过去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作曲家们一样，我也有幸目击到这些神灵的身影，即便是我，这个看上去还挺顺眼的上海姑娘。

杨老师几年前去世了。我猜他一定会为我的第五版《第一交响曲》感到骄傲。我见到他最后一面时，他眼看着我的总谱封面咯咯地笑出声来。封面上，一排倒挂着的雨伞从天空中垂下来。

“这封面是最漂亮的一页，”他说。“这曲子还能听，但不足以称它为交响曲。温习一下你的铜管写作技巧，重新修改。“这个意见很刺耳，但他是对的。

我有义务提醒后来者们：远离125街，免费毒品和西安的骆驼；第一次排练时，别忘了带上你的肋骨、坚韧和勇气；修改；开写一个新作品；继续修改。

就这些了，我能说出来的都告诉你们了。

▲水牛城爱乐乐团《第一交响曲》演奏结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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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由王婕提供

本文由【乐迷心窍】欧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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