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教授
学人君按：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长期关注武汉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化思潮等问题，对他长期生活的这座城市——武汉也有着长久的观察与思考。学人Scholar公众号就疫情中的武汉人与武汉文化等问题采访了樊星教授，以从文化的层面更为深入地感知这座城市。
访谈学者：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人：孙绪谦，下文简称“学人”。
学人：在武汉宣布封城之时，恰好您在土耳其旅行，当时在土耳其的所见是否有什么不同？之后又是怎么回国的呢？樊星：寒假之前，我们两家人就预订了跟团去土耳其旅游。为期10天。在离开武汉的1月22日，疫情气氛已很紧张。在土耳其，我们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伊斯坦布尔老皇宫、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博斯暜鲁斯海峡、爱琴海、地中海，还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纪念馆。那么多古罗马、古奥斯曼和伊斯兰文化的美好景观都令人难忘。同时我们也一直关注着祖国的疫情。回国是借道北京，坐高铁回到了武汉。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从北京机场到北京西站一路的冷冷清清，还有到武汉站以后的人迹稀少，气氛萧条，都见所未见，令人终身难忘。
学人：武汉是疫情的中心，而您本身是研究文学与文化思潮的，您怎样看待文学与灾难的关系？
樊星：文学记录苦难，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为他们请命；另一方面体现在强烈的灾难记忆，从加缪的小说《鼠疫》、阿历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到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都是。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人的脆弱与顽强都空前强烈地展现了出来。在疫情肆虐的形势中，我感到有必要在今后的文学教育中，加强“灾难文学”的普及，因为已经有专家在提醒，疫情可能出现反复。学人：您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必要将“抗疫文学”纳入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对此现在是否有初步的构想？
樊星：加缪的小说《鼠疫》、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书是虚构之作，却来源于人类与疫情抗争的苦难记忆。在疫情面前，人们的恐慌、医生的勇敢、小人的居心叵测都得到生动的呈现。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的脆弱、恐慌与勇敢，看出静好岁月里看不到的人性异常表现，也可以看出作家对突发灾难的思考，那凝聚了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终将战胜瘟疫的信念。
学人：据悉武汉市将保存一所方舱医院作为“疫情博物馆”，这个提议让人联想到巴金提到的“文革博物馆”，您认为关于疫情的“记忆”可以怎样保存，对这个博物馆有什么期许？樊星：我们已经有了“唐山大地震纪念馆”，汕头也有过“文革博物馆”，当然也应该有一座“新冠疫情博物馆”。据我所知，疫情期间，武汉快递小哥汪勇以一己之力组织起志愿者团队，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他那记满了往来账目的笔记本已被武汉的中山舰博物馆收藏。还有那些医生的请战书、那些写上了单位、姓名的防护服，那些牺牲医护人员、死难同胞的遗物，那些采访社区工作人员的视频，以及那些有心人记的日记，包括许多报刊发表的有关采访文章，还有许多展现种种世态、相当奇葩的照片，都应当收藏起来，作为这场旷世抗疫的纪念，流传后世。
学人：您长期关注汉味文学与武汉地域文化的研究。武汉既有热干面代表的码头商业文化，又有水城的“水之德”。您认为在这场疫情中，体现了哪些武汉本身独有的文化特色？樊星：武汉文化有非常温馨、非常美的一面。疫情期间，许多人怀念热干面、豆皮的心声不绝于耳，就是一例。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却不得不隔离在家，于是网上樱花开、樱花落的照片才格外令人感伤。还有从为黄鹤楼“戴”口罩到黄鹤楼在武汉解封后光彩夺目的照片，也令人感慨万千。武汉人讲义气，对外地支援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无以为报，纷纷发出催人泪下的邀请，欢迎他们再来武汉，所有旅游景点对他们免费开放，他们的孩子考上武汉的高校，优先录取。武汉人还有性情泼辣，不乏粗鲁的一面。网上曾经疯传的一段武汉嫂子的“汉骂”，就传达出武汉人不信邪、不怕鬼的一面。
武汉同兴里街景：武汉人将里弄叫做“里份”，200多米的巷子浓缩了武汉人最原汁原味的生活
学人：在疫情期间武汉市民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是否是武汉民间“讲义气”文化的一种表现？
樊星：讲义气是中国民间社会最深厚的文化精神。从前，武汉人一直讲“亲帮亲，邻帮邻”，“搭白算数”（学人按：顺口的承诺也兑现），就出于民间义气。武汉有“长江救援志愿队”，十年来在长江上救援落水者，传为佳话。武汉还出了朱伯儒、吴天祥、桂希恩、黄来女、冯圣兵、易勤、徐本禹、孙水林、孙东林这样胸怀大爱、助人为乐、做出了不平凡业绩的大好人，都彰显了这种仁心、义气。这次抗疫期间，多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以身殉职。许多司机自发组织起来，分送救援物资，接送医护人员。许多社区干部苦口婆心，疏导心存怨气的群众。更多的人互相帮扶，彼此鼓劲，传递爱心。这一切，都体现了民间的大爱、自发组织起来的凝聚力。
学人：代际文化差异是您关注的另一主题，这场疫情中涌现了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对于这次年轻人的表现，您有什么评价？樊星：常常听说“90后”、“00后”很自我、很任性、不上进，做事随随便便，其实不尽然。他们中间不乏热心助人、急公好义的好青年。这次抗疫中，武汉大学就有学生回到社区后做志愿者，传为佳话。网上也有海外学子联合起来，先是往国内寄口罩，后来所在国暴发疫情后，又主动向当地捐赠口罩的报道，都令人感动。每一代人中都有传递爱心的人们，都有助人为乐的传奇。年轻一代志愿者自发做公益事业，而且相当低调。相信疫情过后，会看到更多的报道。学人：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知识不等于智慧，也很喜欢阅读并向年轻读者推荐传记作品，您为何对传记文学情有独钟，最喜欢的又是哪本？
樊星：智慧是什么？是不盲从、不轻信、不浮躁的一种定力。我一直喜欢读传记文学，因为从中可以了解那些志士仁人的人生旅程，他们遇到过的困难比常人多，他们的奋斗才格外不易。而且，他们那些闪烁着世事洞明智慧的格言也非常有启发力和感染力。我读过古留加的《康德传》、莫洛亚的《拜伦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还有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也读过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等等。最喜欢的还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喜欢苏东坡的旷达、乐天、多才多艺，还有林语堂的幽默。学人：余英时先生曾说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某些观念“死而不亡”，在这次疫情中，又有哪些传统观念的再次显现是令您印象深刻的？樊星：一个是“官本位”传统。疫情暴发初期的隐瞒，打压“吹哨人”，应对失措，激起了民愤；一个是各种造谣，危言耸听，惑乱人心的阴暗心理；还有那些隐瞒病情，害人不浅的病毒传播者；还有那些不遵守法制、规则，不服从管理，甚至动手打管理人员的狂徒……都体现出“国民劣根性”的根深蒂固：自私、任性、目无法纪，给他人，也给自己留下祸患。学人：作为武汉人，待疫情彻底结束后，您想推荐什么独具武汉特色的景点或美食给大家？
樊星：武昌有黄鹤楼、东湖、武汉大学，汉口老租界、汉口江滩，汉阳归元寺，还有好多美食街。美食有热干面、豆皮、小龙虾、藕汤、武昌鱼、鱼糕等等，都会重新热闹起来。欢迎大家来武汉，感受这里热热闹闹、异彩纷呈的市井生活！
学人·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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