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发言的三位专家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和防扩散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Ami Bera）
美国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两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的亚洲、太平洋和防扩散子委员会就最近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兰德公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流行疾病专家和政策研究者Dr. Jennifer Bouey、Dr. Jennifer Nuzzo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政府协调负责人Ronald Klain参加了该听证会，向国会介绍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情况，并向国会提出美国政府如何在流行疾病领域与中国政府加强合作、如何在美国国内防范应对疫情等的建议。
以下为三位专家发言和提出的建议要点。
1. Dr. Jennifer BoueyFrom SARS to 2019-Coronavirus (nCoV): U.S.-China Collaborations on Pandemic Response
首先，中国正处在与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全面斗争的前线，医护工作者精疲力竭，检测工具和个人防护用品如面罩、护目镜和手套都严重不足，不得不定量供应。在这个许多中国人民饱受疾病、焦虑和不确定性折磨的时刻，美国公共卫生人士和医护专业人员主动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并提供人道主义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是重要的和及时的。这些支持将鼓舞中国同事的士气，成为医护人员在疫情第一线工作的国际见证者，并有助于为最新抗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技术支持。听说美国疾控中心北京办公室近期将组织医疗队，我很受鼓舞。其次，在这个紧张而敏感的时刻，美国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对来自中国和武汉的人群的歧视和不友好姿态，这些举措都将增强美国的软实力，使中国人民对美国有更多的善意。相反，歧视、偏见和任何惩罚性的言论将消灭所有的善意，也很可能削弱中国政府现在愿意接受的透明度。最后，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2019-nCoV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够阻止病毒传播的卫生保健系统同样令人担忧。在最坏的情景下，当疫情在中国和美国消退时可能会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考虑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CIDCA)合作，制定可能的合作计划，帮助这些可能陷入困境的国家。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对国家响应系统和全球流行疾病管理的研究工作将开始，那时美国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评估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中国未来能做些什么来改善面临新的公共卫生风险时的沟通?可以通过哪些措施来增加疫情爆发和严重程度披露的透明度?如何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具可持续性并改善多部门的沟通?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国家。为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构建一种现实的、连贯的美中未来在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协作的政策，并寻求与中国就共享哪些数据和遵守哪些规则达成共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在2002~2003年SARS和2019-nCoV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并肩努力应对流行疾病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两国都受益于其现有和未来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在目前的情况下，贸易战第一阶段的解决可能是一个重新启动美中经济、外交和安全对话的好时机。我希望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卫生和流行疾病预防方面的合作能从两国未来的这些各领域对话中受益。Dr. Jennifer Huang Bouey简历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唐氏基金中国政策讲席研究员（Tang Chair in China Policy Studies），乔治华盛顿大学流行病学博士、硕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博士。作为一名受过临床医学和定量方法培训的流行病学家，Bouey的研究重点是全球卫生战略和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在加入兰德公司之前，她在乔治城大学教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和中国领导了多项关于移民、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少数性群体和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健康风险和医疗保健可得性障碍的研究。2015年至2018年期间，她组织了一个国际多学科研究工作组，研究对美国和中国的全球卫生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流行疾病预防、全球卫生治理和南南移民的卫生风险。Bouey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DA)、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和福格蒂中心(Fogarty Center)担任研究小组成员，并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China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香港艾滋病理事会(Hong Kong AIDS Council)和香港政府研究基金(Hong Kong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担任专家评审。我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高级学者。我今天陈述的内容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大学或中心的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使命是保护人们的健康免受大型传染疾病和灾难的影响，并构建（这种防护体系的）韧性（Resilience）。我们主要研究卫生安全体系需要准备并能响应突发事件的组织、体系和工具。我指导着一个（疫情）爆发观察站项目，专门从事可改善（疫情）爆发响应的操作型研究。我以前也从事过公共卫生领域的实际工作，例如担任纽约市公共卫生流行疾病专家，从事流行疾病的监测工作。我和卫生安全中心的同事花了近20年的时间分析传染性疾病的爆发, 包括区域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疾病的爆发, 试图更好地了解预防、减弱和控制流行疾病所需的资源、做法和政策。自去年12月底中国首次宣布冠状病毒疫情以来,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分析了解该病毒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构成的风险, 并向决策者、立法者和从业人员提出应对建议。2019年1月，我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同事、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以及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评估全球195个国家的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GHS Index）。GHS Index是一项持续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将GH SIndex发展成一个能够完整地、可复制地理解和比较各国卫生安全水平的框架，收集信息和衡量哪些国家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们的资源和能力足以应对流行疾病。GHS Index基于WHO的同行评估（Peer Evaluation）构建，但也覆盖了非WHO成员的国家。首个GHS Index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具备完全充足的准备。更为严重的是，很少有国家显示出在真实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运用这些资源或发挥这些能力。如果给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基于100分满分打个分数的话，首个GHS Index中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仅40.2。即便是那些有更多资源的、主要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得分也不超过50。另外，各国普遍缺乏应对流行疾病的必要资源投入，只有5%、总数不超过10个国家在卫生安全的资金支持方面得到66.7分。因此，各国均亟需采取切实行动来改进应对潜在后续影响深远的流行疾病爆发的体系完备性。目前很难准确预测2019 nCoV疫情的最终发展轨迹，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无法控制这种疾病，必须为2019 nCoV导致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做好相应计划。我对加强应对2019 nCoV全球传播准备工作的优先行动建议分为国际参与和国内准备。阻止从中国来美的人群不是控制2019 nCoV蔓延的正确方法，也不太可能将病毒隔离在美国之外。病毒隐秘且快速的传播使我们无法及时知晓可能的病例都在哪儿，有许多其他国家来美国的人也可能携带了病毒，美国尚未出现确诊病例的地区也可能有其他感染者，在我们开始旅客体温检测和禁止旅行之前的数周内已有大量人士从中国进入美国。随着全球病例数的持续增加，仅以是否来自武汉或中国作为检测旅客的标准可能不再有效。同时，单独对中国实行旅行禁令实际上是对中国开放通报疫情和共享数据的一种“惩罚”，这种针对某一地理区域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损失，降低有关政府愿意接受的疫情动态和数据共享的透明度。我们应该通过主动提出帮助或协助来奖励那些主动报告疫情的国家。2. 与中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对话，以确保继续获得数据和关键的医疗用品供给。旅行禁令可能使有关国家政府不再愿意接受美国科学家和医疗专家前往参与疫情应对工作，这会使我们无法追踪了解核心疫区的相关数据。中国是医疗防护用品的主要生产国，也是许多常用药品的原材料产地，美国的疫情响应工作非常依赖于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例如，美国最近出现肝素短缺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应对非洲猪流感时缩减了猪的数量。中国已经对数千万人口实施了严格的流动限制措施，这本身就会影响生产制造，我们应该帮助中国抗击2019 nCoV以确保中国的医疗防护用品等的生产和供应链不受影响。1.确保卫生部门拥有进行疫情监测所需的资源，以促进实施各类控制措施，如在医院外尽可能隔离病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还有许多未知，美国必须考虑2019 nCoV会进一步在国内传播乃至社区传播的可能性并有所准备。2.确保医院和其他卫生设施拥有安全治疗大量患者所需的资源。如果2019nCoV持续传播，国会可能需要批准适量资金帮助州政府，HHS（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等联邦机构很可能也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3.加强政府领导力和部门协调，便利医疗专业方案的改善，如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案。国际合作对于继续监测和了解这种病毒及其造成的流行疾病至关重要。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基于证据进行响应和行动。如果没有证据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加剧这一流行病导致更多人死亡。在评估如何应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还要验证和评估其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虽然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保护健康，但我们不希望采取的措施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比病毒本身更大的损失。我们必须不断评估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否与病毒造成的威胁水平相匹配，并在获得新的信息时相应调整做法。尽管各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因此有必要改变做法，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我们努力的重点不应该是阻止病毒进入美国,而是控制病毒的潜在传播和影响，如确保联邦、州和地方卫生机构、医院和诊所有充足的资源可以有效实施诊断、安全隔离和治疗,推广社区预防控制和组织传播的实际行动。为此，需要政府的领导和更多的资源投入。Nuzzo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她的工作重点是全球卫生安全，重点是疫情检测和应对，与全球卫生安全、国际和国内生物监测以及传染病诊断相关的卫生系统。她指导爆发观察站与一线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合作开展业务研究，以改进爆发准备和应对工作。Nuzzo博士与核威胁倡议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同事一起，共同领导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制定，该指数衡量了195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能力，它们对国际规范和全球卫生安全融资的承诺，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环境。此前，她进行了与《平价医疗法案》、结核病控制、食源性疾病爆发和水安全相关的研究。Nuzzo博士是同行评审期刊《卫生安全》的副主编。Nuzzo博士还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她曾担任国家生物监测咨询小组委员会顾问、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饮用水咨询委员会(NDWAC)成员、以及NDWAC水安全工作组成员。她还曾担任美国水工程协会研究基金会(现在称为水研究基金会)的项目顾问，该基金会是美国饮用水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她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台湾地区的流行疾病响应规划工作提供过咨询。2002年和2003年，Nuzzo博士在纽约市担任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在那里她参与了与纽约市水传播疾病风险评估项目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她在纽约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该市的药品销售监控项目，以监测腹泻疾病。她还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ityof Cambridge)的一个地方气候变化项目工作。她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彭博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环境卫生硕士学位，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环境科学学士学位。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教训：如何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拯救生命并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对这种流行病和病毒的了解仍然很有限，处于初步阶段。与2014年的埃博拉相比，我们今天对冠状病毒的了解要少得多。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工作，以增进我们对该病毒及其传播途径的理解，每天都有新的论文发表。尽管如此，关于这种病毒传播的速度有多快、传染性有多大、致命性有多强以及其他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对我们如何应对有巨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国家政府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和合作，这是有望得到改善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因为科学需要时间来了解关于一种新型病毒的关键事实。作为协调制定和实施流行病应对政策的人，我知道这些信息差距令人烦恼：许多决定迫不及待，必须根据现有的最佳信息做出决策。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这一限制，理解政策选择将不得不随着我们的事实基础的变化而改变，并且当科学不能证明这些说法合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做出确定性或陈述性的声明。简单地说，目前我们不知道这场疫情会有多严重，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会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我们自己的国家受到的威胁有多严重。缺乏知识并不意味着缺乏行动，实际上也许恰恰相反，要意识到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在政策选择上做出改变。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方式与担任白宫埃博拉应对协调员时的任职方式相同：抛弃党派关系和政治纷争。冠状病毒在感染之前不会询问任何人的党派隶属关系。没有党派之间与传染病作斗争的不同方法之分，只有健全和不健全的措施之分。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在奥巴马政府对埃博拉病毒的应对中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布什政府抗击非洲艾滋病和疟疾的努力中吸取的教训和专业知识。埃博拉疫情应对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历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老兵们。奥巴马总统的紧急资金方案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们在国内的措施包括与两党的州和地方官员合作，以及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国会议员的投入。拯救生命，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需要把政治放在一边，让科学、专业知识和明智的决策来指导我们的行动。需要明确的是，埃博拉病毒的应对并非没有问题和错误。特别是在早期，对非洲和世界的危险被低估了；2014年春季在控制疾病方面取得进展的早期迹象导致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2014年之前的埃博拉疫情从未涉及超过500个病例，这一事实也导致了一种错误的信心，即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疫情。早期的行动倡议缺乏对那里具体执行工作的复杂性的掌握，也缺乏对文化和宗教障碍的充分了解。2014年9月下旬，当第一例埃博拉病例抵达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时，混乱和缺乏准备导致了失误。但最终，美国迅速响应，调整和改进了方法，并对响应人员在非洲和国内的行动进行了调整。奥巴马总统召集各国政府应对这一挑战，首次授权首次部署美国军队抗击疫情(“联合援助行动”)，任命我在白宫领导一个由敬业而有才华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来协调这一努力，在旅行检查和监测方面实施新颖和创新的政策，并与国会合作制定54亿美元的紧急一揽子计划，以抗击国外的疾病并改善我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应对未来此类流行疾病威胁的准备。西非的疫情是悲剧性的：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超过11000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必须考虑这次生命损失的背景。2014年9月，专家预测潜在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万人，因此，这些应对措施成功地帮助减少了高达98%的潜在预计死亡人数。作为全球响应的一部分，美国的行动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非洲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理应获得最大的赞誉，其医疗保健工作者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这是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成就。在美国本土，在达拉斯最初的失误之后，没有人在美国本土感染埃博拉病毒，被撤回到美国接受医疗的人被成功治愈，只有一人死亡。我们的监测系统成功地确保了该疾病在国内没有进一步传播，在这些患者可能感染之前，将疑似病例分送到准备好的医疗机构，并为成功的检测和应对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这一应对措施也具有很大的持续性影响。在国会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全国医院和医疗设施组成的四级网络，至今仍可随时识别和隔离危险的传染病病例，并为感染者提供治疗——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2001年炭疽袭击后的许多早期投入都被撤销了。从2014年9月起，具备检测和识别埃博拉等疾病的能力的美国实验室从3个迅速增长到2014年底的近100个。我们开发了快速诊断工具，结束了让患者等待数天来了解他们是否生病和/或感染的危险做法。我们测试和研制了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这种有效的疫苗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我们还发现了新的疗法，帮助大幅降低埃博拉的死亡率。毫不奇怪，这种努力丝毫没有减少疫情在西非的破坏，但在今天被视为巨大的成就。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去年写道，西非埃博拉病毒是(奥巴马总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他没有得到多少赞誉，恰恰是因为政策奏效了。这表明，如果没有美国作为四分卫[1]，以合理的代价拯救生命和促进自由的重要事情往往不会发生。”从2014年10月中旬到2015年2月中旬，我很自豪能够领导白宫的协调行动。我们看到西非的每周新病例数从约1000例下降到不到5例，随后总统宣布联合援助行动结束，并开始撤出参加行动的美军。2014-2015年，美国的响应和协调使超过10000人--士兵和平民、政府工作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团队、承包商和志愿者——到达了西非。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引以为豪的故事。为了使这一努力有效，并与国内的预防保护工作相匹配，在华盛顿、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政府机构和全国各地的私人医疗保健机构，都派出了有才华的团队，各级各类公务员昼夜不停地工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国会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迅速批准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60亿美元援助的大部分要求，这距离提交给国会还不到五周。当然，即使不用我说，奥巴马总统也应该为这一成功受到赞扬。他经受住了针对他在应对埃博拉期间的行为的尖锐批评，不得不无视压力将他从顶级科学家和医学专家那里得到的某些建议搁置一边。他对我们在国内外采取的行动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公开且直接地与美国人民沟通，并在响应方案形成期间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方式(在埃博拉患者尼娜·范出院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公开拥抱她来消除幸存者的耻辱感)，授权向西非进行大规模部署、亲自调动众多世界领导人的资源并支持应对措施、敦促国会领导人批准他的紧急支出计划，等等--他为取得这些成果做了很多工作。[1]注：美式橄榄球术语，四分卫处于进攻阵型的中央，大部分进攻都由四分卫发动，是球场上的临时领袖。应对埃博拉的经验教训如何应用于我们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现在构成的威胁去年年底在中国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与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带来的挑战有很多差异。考虑到许多差异，仅仅重复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是错误的。但是同样，鉴于相似之处，我很高兴有机会讨论我认为从这次经验中最适用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在当前情况下应用。在我们所看到的疫情复杂、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白宫的协调和领导无可替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应该有一名官员，该官员在适当的团队支持下进行全职工作，监督我们的行动和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病毒沙皇”来扮演我在埃博拉疫情中扮演的同样角色。在我担任埃博拉应对协调员的任期结束时，我说事实上，白宫不应该再有一个具体的“疾病沙皇”。相反，我建议奥巴马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大流行病预防和应对委员会”，由一名助理国家安全顾问领导，根据需要直接与总统接洽，以监督为应对未来传染病威胁而正在进行的工作，并在威胁到来时协调应对措施。奥巴马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2015年成立了这一机构。特朗普总统继续推进这一组织，任命长期受人尊敬的海军上将蒂姆·齐默(Tim Ziemer)担任这一职位。如果齐默上将仍然在位，我相信美国在应对今天的冠状病毒威胁方面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不幸的是，在2018年7月，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接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时解散了该部门。因此，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督流行病的准备或当前的应对措施。考虑到内阁政府的性质、官僚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内阁成员时间精力有限的现实，没有一个部门负责人能够领导这样的响应。出于这些以及更多的原因，应对像冠状病毒这样的挑战的有效措施应该由白宫的一位全职高级官员来领导。理想情况下，这一决定将由行政部门做出，但实现这一结构的另一个途径是国会推进由康诺利众议员和夏博特议员提出的《全球卫生安全法案》(HR 2166)，因为该法案将通过成文法创建这一机构的大部分。美国必须“前倾”去到海外抗击这种流行病，使用它所能承诺的所有力量。与2014年的西非不同，2020年的中国可能不需要也不会接受数以千计的美国救援人员在当地治疗患者、测试新方法、进行研究、提供基础设施并帮助控制疾病。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但这不应该让我们掉以轻心，或者让我们坐以待毙地认为我们唯一的行动范围只是美国本土。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托尼·福西博士公开敦促向中国派遣医学研究人员和调查人员，国家和白宫的主要行政领导人应该（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鼓励尽可能最开放的准入。不如中国先进或资源充足的国家可能会经历重大冠状病毒爆发，需要美国提供更直接形式的援助，类似于我们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提供的援助，尽管规模较小。我们应该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到他们能提供帮助的地方，并让美国援助署决定在哪里可以有效地部署灾难援助队和其他援助。同样，我们现在应该在低收入国家加强防范——在疾病进一步蔓延之前——以避免在当地防控努力可能失败的地区蔓延。我们的外交官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授权和参与，我们的政府必须敦促世卫组织——谭德塞博士的领导下，世卫组织的领导能力比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更强——做正确的事情。这是一项全球挑战，美国必须提供全球领导力，没有孤立主义或退缩的空间。确保美国人安全的最佳方法是在海外遏制和抵抗这种病毒。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它是慷慨的或人道的（尽管慷慨和人道都是美国的重要特征），而且还因为它会使美国更安全并减少在国内爆发更多疫情的风险。政府必须确保科学和专业知识、而不是恐惧或政治指导我们的行动。传染病流行中出现的第一个损失就是恐惧、偏见和糟糕的决策取代了理性思考。我们在2014年曾看到这些，有人呼吁不必要的旅行禁令和毫无根据的检疫限制；奥巴马总统拒绝了这些误导性的呼吁，并根据他从顶级专家那里得到的科学建议，实施旅行和监测政策。面对冠状病毒，旅行警告和建议是有意义的；告诉人们现在除非必需不要去中国旅行是明智的，这与禁止人们（例如，在中国的美国人或美国人的家庭成员）回家完全不同。国会应敦促美国政府了解最近宣布的隔离和禁止非美国公民赴美旅游背后的科学依据；国会还应询问正在实施的措施是否有效。完全禁止往返中国将阻碍医疗援助、专家调查或其他关键响应功能的必要流动；此外，关键供应（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至关重要的供应）来自中国。未来几天和几周将有许多政策决定要做出。科学、医学和专业知识应该指导这些决策。美国人民很幸运，在他们的政府里有世界上领先的传染病专家，他们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服务，并以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帮助总统拯救生命和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各级政府的决策中，这种专门知识应该是最重要的。政府应迅速召集并向国会提交一份紧急资金计划，以确保在应对冠状病毒挑战方面不会出现延误。在国内与冠状病毒作斗争将需要更多资金投入。虽然国会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埃博拉病毒的资助请求做出了迅速响应，但即使是短暂的拖延也对我们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批准“寨卡病毒响应”的资金方面拖延了几个月造成了重要影响。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提出要求之前，国会甚至不太可能开始考虑这些资金需求。特朗普政府拥有我们在2014年所缺乏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值得国会赞扬的是——它有一个新的紧急基金，政府可以（而且已经）提取。但我预计这还不够，明智的行政当局应该立即提出要求补充资金。五、提升国会工作的灵活性与效率，并延续对流行病预防机构的支持国会必须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动的重担并不完全落在行政部门身上，国会也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从我上面提出的观点开始：一旦政府提出紧急拨款请求，国会就应该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当然，任何使用公共资金的提案都应该得到审查和核对。但是，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推动这一进程，各党派或议院之间的分歧不应导致拖延。事实上，国会最好现在就开始，甚至在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前就为它做准备，考虑可能的资金需求。但国会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在紧急资金问题上采取行动；响应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国会关注。像今天这样的听证会很重要，有助于确定回应的进展情况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国会去年明智地资助了公共卫生应急基金，应该考虑增加这笔资金，并通过公私合作为专门用于诊疗方法和疫苗研制的额外紧急基金提供资金。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该以此为警示，完成我们在大流行病的全面准备工作。最近，美国纪念了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死亡事件：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100周年。死于这种流行病的美国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和还要多。一方面，自1918年以来，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全球旅行的增加、人类对动物栖息地的入侵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增加了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场“大流行病”的风险。目前，冠状病毒似乎不太可能对美国构成这样的威胁，但我们不能确定。此外，即使目前的疫情不是即将到来的“大流行病”，它也提醒人们，这种危险潜伏着，我们对此缺乏准备。正如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的Ashish Jha博士经常说的那样，“在所有可以迅速和意外地杀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事中，流行疾病也许是最有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投资最少可以预防的一种。”《全球卫生安全议程》、《HR 2166》等法案、《蓝丝带委员会报告》、该小组委员会成员的提案以及我在过去五年中撰写的大量文章都提出了我们需要为这类活动做哪些准备的详细议程。这些号召两党采取行动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目前公众对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的关注应该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现在是就这项工作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等到灾难性的全球大流行到来，那就太晚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华裔在我们国家受到的歧视，并强烈反对任何这种由恐惧驱动的种族主义。这种冠状病毒攻击的是人类，而不是任何特定种族或种族的人。在美国的华裔或中国人并不比其他任何群体更容易感染、携带或传播疾病。然而，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些人成为歧视性恐惧的目标——其中一些人已经受到骚扰，面临被开除学籍或其他虐待的威胁。随着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恐惧加剧，这些事件也会加剧。 这种歧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使得与疾病作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美籍华人社区的一些成员觉得自己可能面临敌意，他们就不太可能与当局密切合作，也不太可能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1961年出生，哈佛大学法学院、乔治城大学优等毕业生，美国政治活动家、律师，曾任《哈佛法律评论》主编、乔治城大学兼职教授，曾参与八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及众议院、参议院候选议员的竞选活动的辩论准备工作，《华盛顿邮报》长年专栏作家，技术孵化器高地实验室主席，现为Revolution LLC投资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Klain先生常年致力于公共服务，2014-2015年担任白宫埃博拉病毒应对协调员，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克莱恩承担了多数人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在他领导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的过程中提醒了全世界——是什么让美国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