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版“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现行“世界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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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版“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现行“世界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翻版

诸玄识、董并生十念生 2019-04-14

欧洲版“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

——现行“世界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翻版

诸玄识、董并生

近代以前的欧洲，既没有历史观念，也没有历史学的概念。

现行欧洲版的“世界历史”为中国历史纪年体系的翻版与拉伸。因其并无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因而我们称之为“世界伪史”。

“世界伪史”始作俑者为16、17世纪之交的法国人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斯卡利杰为文艺复兴后期的神职学者，是真正的“西方历史学之父”。其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

约瑟夫•斯卡利杰

斯卡利杰主要事迹一览

1．按照中国历史年表杜撰世界古代史时限

2．欧洲历法的起源——抄袭《授时历》

3．“耶诞纪年”的由来——出于斯卡利杰弟子的发明(1627年)

4．编造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伪史孤证

5．“古希腊历史”的来历——移花接木

6．炮制古埃及年表——生搬硬套

7．虚构两河流域历史——指鹿为马

8．杜撰中世纪历史——千年倒影

9．引入“自然法”概念——宋明理学

1．按照中国历史年表杜撰世界古代史时限

“斯卡利杰编年”（西方版的世界编年史）是他参照中国历史的编年系列而杜撰出来的；亦即，他用“中国模型”设计了古今脉络的时空框架，其后，西方再依照它来构建了“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1]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人没有时间观念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客观标准的时间序列，不用、也没有年代概念。乃至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确切年龄。[2]人们只是盲目地跟随自然的节律，而无抽象的和统一的时间规律；基督教有一个笼统的、模糊的“象征时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所不包的“创世→末日”模式（譬如：新生的事物就归为“神造万物”，天灾人祸就归为“末日”），基本上是巫术或迷信。阿拉里克·霍尔写道：

在前近代的欧洲，时间是主观的和大量的经验，……而不是客观的和绝对的编年（年代：chronology）。它有一个框框，也可以被测量；但框框和测量的核心，仅是反映个人与社群的生活与经验。中世纪的人没有单独的时间概念。时间是循环、直线和象征。……大部分自然的、直接的时间概念是循环现象。日常生活被决定于一系列异样的短循环，对其预测可以提供例行和安全的感觉。理解时间的循环是基于事物重复和再现的韵律，因而是可预测的……（例如生长和谢落、升起和沉沦。——引者）。

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循环：1.基于自然的重复（例如昼夜、季节）；2.社群的仪式……；3.事物的再现……。不像前两者，第三种不是基于规律性：犹如幸运之轮，它会变化，让人知道将来不同于现在，但在时间上是不确定的。周期性的观念是基于过去几代人的经验……。个人生命的确定性质（从生到死）形成了线性时间的观念，它强调清晰的开始与结束。……基督教简单地把历史视为“拯救历史”，通过神的代理来实施；它以“创世”为开始、以“末日审判”为终结，这两个点形成了“线性时间”……。[3]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整个公元400—1400年的千年，欧洲不存在历史感，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during the whole millennium 400-1400 there was no sense of history even among the educated）。什么叫“没有历史感”？那就是：A.对于时间错乱缺乏感觉；B.缺少历史证据的意识；C.不懂事物的因果关系。[4]一部“中世纪百科全书”称：至少到16世纪，欧洲人尚无计算时间的实践。[5]

17世纪欧洲人的时空观念

欧洲神职学者基于中国的编年史，来铸造“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古典文明”与“古老文明”的编年史；再以被中华文明所打通、联通的全球地理，为其“历史空间”。

在接触到中国文化与历史之前，西方学者（神职学者）基本上是既无时间概念，也无空间概念：在时间上，在中国影响下，是17世纪才形成“公元纪年”的（他们却说是“古已有之”）；在空间上，“巴比伦”原本不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是中世纪的带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欧洲哥特小镇。[6]

背景：“创世纪”纪年法及伊斯兰纪年法

犹太教的“创世纪纪年法”——从创世纪到“末世”共6000年。

“到7世纪末，大家在《塔木德》(Talmud）中发现了赫利家族，其中记载说世界应持续6,000年，2,000年的混沌、2,000年的法治、2,000年由救世主治理。”[7]

按：塔木德是口传经典，其形成书面经典时间很晚，不会早于阿拉伯使用纸张传播伊斯兰教之前。

伊斯兰纪年法以黑蚩拉（Hijra）为纪元（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麦地那）﹐选择了与太阴历的朔日相合的一天定为回历纪元﹐又名穆罕默德历。回历元年1月1日相当公元622年7月16日。特点：只往下数，不往上溯。在中华文化圈外，阿拉伯是最早使用纸张成长起来的统一帝国。

虚构的“古希腊、罗马”纪年

“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使用了几种纪年方法。且看他是如何纪年的：

“翌年，在第93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在新增设的项目双马战车竞赛中，爱利斯人攸阿哥拉斯获胜，在1斯塔狄亚赛跑比赛中，库伦涅人攸波塔斯折桂。这一年，在斯巴达，攸阿齐普斯担任监察官；在雅典，攸克特蒙担任执政官。”[8]

在上述色诺芬《希腊史》这一段记述中，涉及到了奥林匹亚纪年、雅典执政官纪年、斯巴达监察官纪年等几种所谓“古希腊”的纪年方法。[9]

实际上。上述这3种古希腊的纪年法出于17世纪之后的编造。另外，所谓古罗马时代的“罗马建城”纪年法也是同期伪造。[10]

伪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怎样纪年？

编年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第1年记录到第21年。

以第六年为例。我们看到，在这里除了所谓编年的“第六年”及“冬季里”的概念之外，都是“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后来”、“同时”这样相对的时间概念，没有任何概念可以作为历史年代的依据。就像“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的故事一样，这样的故事可以永远讲述下去，却与历史无关。[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典型的伪书，该书应该出现在斯卡利杰“发明”编年史之前，因此没有所谓的奥林匹亚纪年、雅典执政官纪年、斯巴达监察官纪年等纪年法。

中国编年史对欧洲的三个“冲击波”

中国编年史在斯卡利杰前后对欧洲的影响，形成三个“冲击波”：

1.门多萨（1585）中华大帝国史→斯卡利杰＋乌雪的西方编年；

2.卫匡国（1658）中国上古史→福修斯＋佩塔维斯的西方编年；

3.利玛窦(1615)＋卫匡国＋杜赫德(1735)→欧洲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斯卡利杰的编年论著所基于的中国历史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例如“斯卡利杰在16世纪末说，根据旅行者的报告，自从世界开始以来，中国已有八万年了。”[12]所以，对于破绽百出的斯卡利杰模式，被卫匡国所带来的中国信息所修正（17世纪下半期）。[13]

中国编年史“冲击波”的表现

从1769年首次在日内瓦刊印的《阿玛贝德书简》的关键概念胡椒、茶叶、咖啡、丝绸、香料以及卡利卡特（古里）、印度人等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由“发现”东印度而对东方世界感到惊奇。修道士是当时欧洲的主要知识分子，该书简中“他们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来才被造成，而我们的年代却已经是115,652年”这句话，可知当时欧洲人对历史纪年的认识完全不靠谱。

伏尔泰于1741年介绍了一个传奇性故事,借一位在荷兰的中国商人之口讲到东方的历史，说中国与越南（交趾/东京）及日本之间的战争史长达22,552年时间，说蒙古帝国向欧洲天主教会派出使团的时间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50,000,000,000,007,912,345,000年（五万万亿零七十九亿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年），尽管伏尔泰也许是在讲述一个戏弄天主教的笑话，然而这也反映出欧洲在受到中国历史纪年冲击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14]

16世纪的百年纪年法——“世纪”概念的诞生

埃里克·库珀说：皮斯卡托《城区教会记事》（Piscator, 1526年）分为连续的几个百年，这是作者获得了新的历史方法。……首次在历史著述中分为百年，即是《城区教会记事》。但该书是在皮斯卡托死后三十年，被提及于新问世的《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 1559年）；这个历史方法开始出名，以致英语中的“世纪”（century）一词的诞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响。……中世纪后期，存在着多种尝试来实行百年的计算方法。[15]

《马格德堡世纪史》则分为13个百年，每个百年中堆积素材，各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全无联系，也没有具体时间。以致在文艺复兴期间和稍后，即受中国影响的“历史学的创世纪”那几代西方学者，谈及这部糟糕的著述，不堪回首；因而把它当做失败的案列。[16]

“百年纪年法”本身说明欧洲前此无史学

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是这样批评《马格德堡世纪史》的，即：“把教会史安排在诸多百年中，首次被《马格德堡世纪史》所采用。……这在许多方面是绝对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不仅剥夺了读者对历史的兴趣，而且作者未能展示时间的真实联系。它们潮涌而出（教会题材），一个又一个堆在那儿。”[17]

“歌德在他的《颜色论》中说：按照百年来划分的历史……很不方便。没有实际内容，人的生活和行为犹如走过场。韦尔什博士尤指责：……这是最武断的和最令历史无趣的算法，使人分心和烦恼。‘它犹如我们研究地质学，不是连续性地勘察自然层位，而是站在一英里的圈外去观察其空间。’”[18]

这说明，在佛拉西斯著《马格德堡世纪史》之前，即在16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没有历史和历史学，要有的话，都是近现代伪造的。[19]

设计“圣经编年”——欧洲编年史的发端

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人是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他按照自己设计出的“神学编年”（圣经编年），设计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巴比伦和犹太的历史。在学术上，现行的西方的世界历史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Scaligerian history），其时间序列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ian chronology）。

凯利教授在其所著《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一书中，称：“斯卡利杰是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的里程碑性的《编年校正篇》（Emendations of Chronology）是在那个世纪的历史学上的主要贡献。”[20]

掇拾伪史资料，抄袭中国时间

作为现代西方历史与历史学的宗本，“斯卡利杰历史”有两个主要的直接来源：一是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安尼乌斯（Annius），伪造的“泛西方”的历史资料；尽管斯卡利杰先是揭露它，但最后还是采纳之。一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信息（那时尚不准确），他主要是利用中国的朝代与帝王的年表，来设计《圣经》的时间轴和“古代文明”的编年史；尽管斯卡利杰没有注明出处，却是欲盖弥彰。斯卡利杰将两者结合，“相反相成、推陈出新”！[21]

古罗马、希腊、埃及编年都采用中国年代坐标

斯卡利杰在设计罗马、埃及和别的编年系列的过程中，无不效仿“中国原型”——不仅应用中国历法，[22]而且效仿中国历史。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伯克斯说：

在斯卡利杰构思罗马、希腊和埃及等时间线的过程中，“中国的通史编年被认为是相对可信；因为迄今为止，它的基于六十年的甲子循环仍在使用，而且与该国的高度的历史学传统相得益彰，事事有案可稽。[23]

虚构西方世界历史谱系

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朝代/帝王）编年史作为蓝本，创造了西方的世界历史谱系——包括罗马和埃及的朝代—帝王系列。

斯卡利杰在其著述中“隐瞒原型、掩盖真源”，那就是：在这个虚构的“泛西方”的历史架构中，不仅在史学体系上的“中国原型”被隐瞒，而且在文明体系上的“中国真源”被掩盖。后者即“损东益西”——斯卡利杰硬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无中生有地在“世界的西陲”搞出更大、更久的“文明”来。[24]

虚构历史——偷天换日

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牛津大学研究员诺沙夫特指出：

通行的历史的时间轴，是被传奇的胡格诺派语言学家斯卡利杰伪造的，……现在已发现确凿证据，说明“斯卡利杰编年史”是个偷天换日的骗局，它是基于“心想事成”的虚构。……如果查实，我们（西方）的教科书必将重写！”[25]

进而，历史学家米哈伊洛夫写道：

（神职学者）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创造了古代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Eurocentric model），自那以来，它被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政治家视为“古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僧侣们采集了凌乱而重复的中古纪年记事，其时间跨度只是在他们之前的四分之三世纪；精心制作了“历史理论”，在用它来充当各个古代历史的原始编年，其时间跨度拉长至中世纪的四倍，并且胡乱罗列历史事件和人名……。

斯卡利杰还把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拉丁文作者的著述，作为古典文献的基础，这是一系列假的古代文字及其相关材料，……；他企图证明，西方文明从远古就已存在，并且理所当然地征服“不文明的民族”。[26]

17-18世纪持续两百年的欧洲“编年史”热

在斯卡利杰之后，欧洲学术界有着长时间的“编年史热”（the fever of chronology）。耶稣会士尤为积极，其中有法国人佩塔维斯和意大利天文学家里奇奥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 1598-1671年），在新教中，有……英国作家約翰瑪夏姆（John Marsham, 1602-1685年）和荷兰人文主义者老福修斯（GerardusJoannesVossius, 1577-1649年）。他们的事业被……耶稣会士带回的中国编年文献所支持。[27]

从斯卡利杰开始，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两百年中，好几代的西方的“编年史家”，坚持不懈地参照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的时间序列，来设计、修正和调整他们的基于《圣经》的历史学——西方版的世界历史；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来自门多萨、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从相对粗糙到相对精确，而西方的“历史学的创世纪”则随之从草创到臻于“完备”。[28]

定位欧洲编年——以伏羲与尧为坐标

历史学家伍尔夫指出：利玛窦（1552-1610年）……获得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铭记为跨越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鸿沟，……在历史学上是双重绑定（double bind）：在欧洲，中国（历史）记录不仅被用来协调《圣经》，而且被用来协调那被语言学家——诸如斯卡利杰——所开发的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reconciling chinese records not only with the bible, but also with the new chronology by philologists such as Scaliger.）

……卫匡国于1658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把中国远古帝王伏羲定位于欧洲编年之中，那是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以及洪水之前的2400年的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29]

这段引文中所说的被斯卡利杰所开发出来的“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即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希腊和罗马等。这就是说，基于中国朝代系列的“斯卡利杰编年”是西方版的世界历史的“脚本”。[30]

18世纪中叶宋君荣标准确立

如果说，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利用中国朝代年表来重建“圣经编年”和设计西方历史及“公元纪元”；那么，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下半期，欧洲学者在反宗教和俗世化的同时，直接参照中国的时间轴线和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家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写道：

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 1689—1759 年）于1723年4月到达北京……。（这位）18世纪最伟大的欧洲的汉语言学家，……被路易十五任命为皇家数学家。……1751年，伦敦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荣誉会员，表彰他提供有关中国科学的信息。他的比较“圣经编年”与中国历史，包括详细分析的天文学资料，扩大了法国学者在此方面的辩论领域。这部著作为欧洲全面接受中国编年（标准）奠定了基础。[31]

宋君荣的主要著作：《中国蚀的计算》《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

斯卡利杰师徒等将世界古代史设定在

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世纪之间

根据科罗夫斯基威茨等学者：[32]通行于今的官方的历史编年，起源于神职学者斯卡利杰（1540-1609年）。他设定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特洛伊战争和罗马的建立等等；但所有的历史日期都没有被证明，都是将错就错。后来的编年史家均为萧规曹随、以讹传讹，以致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1583-1652年）把如此编年史定型，并且被现代官方所接受。奇怪的是，尽管科学昌明，罕有历史学家来修正那些被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所设定的假的历史日期。

总而言之，按照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及其追随者，世界古代史发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第五世纪之间（包括埃及、两河、希腊和罗马等）。但这样的结论，明显存在着年代的可信度的问题，却并没有被任何独立的学术研究确认过。[33]

2．欧洲历法的起源——抄袭《授时历》

虚构的成说：教皇格里高利历十三世颁行“格里高利历”（1582年），“格里高利历”来源于古罗马“儒略历”。

考证：“格里高利历”就是，元朝“授时历”（1279年）

“授时历”（1279年）比“格里高利历”（1582年）早303年。

所谓格里高利历十三世1582年颁行“格里高利历”，实际上是后来的说法。因此，实际上出现“格里高利历”的说法要更晚得多。

古罗马“儒略历”出于虚构

虚构的成说：“儒略历”出于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尤利乌斯•恺撒）

真相：约瑟夫•斯卡利杰编订了“儒略历”（见1583年《时间校正篇》）

儒略•恺撒是斯卡利杰父亲的名字。[34]只有斯卡利杰的“儒略历”，没有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尤利乌斯•恺撒）的“儒略历”。

虚构的古罗马儒略历概略

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是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即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采纳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计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

儒略历中，一年被划分为12个月，大小月交替；四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366日为在当年二月底增加一闰日，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

《儒略历》比回归年365.2422日长0.0078日，400年要多出3.12日。从公元325年定春分为3月21日提早到了3月11日。1500年后由于误差较大，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进行改善与修订，变为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即沿用至今的世界通用的公历。

（参考文献：百度百科）

儒略历的故事经不住推敲

按照成说，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组织学者编了一部历法，一回归年为365.25天。从此，欧洲开始了儒略历时代。

据黄忠平先生的见解，俄罗斯一直沿用儒略历，即俄历。著名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公历1917年10月，而是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这就是说，误差已累计至13天。根据这个儒略历活化石，我们可以不查任何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倒推。儒略历，一年365.25天，每4年闰1天。今日公历为年365.2425天。那么，实行儒略历，

1、每4年会透支0.03天：0.2425×4 – 0.25×4﹦ -0.03天

2、每133.33年，会透支1天：1÷0.03×4=133.333年

3、透支13天历时：133.333…×13 ﹦ 1733.329年

4、以1917年计算，那么，儒略历的元年应该是：1917年-1733.329年﹦ 184年左右，即中国东汉时期。

显然，如果儒略历真的存在过，那么，它的起始年应该在公元184年左右，与什么凯撒大帝没有关系。

至于耶稣纪元（基督纪元），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诸玄识指出：欧洲“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12世纪”。更加显而易见的是，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167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时，明朝已经灭亡30多年了。[35]

《格里高利历》(1582年)袭取中国《授时历》

“现代世界所使用的‘公历’是《格里高利历》（1582年）。它是怎么来的？说是出自古罗马的《儒略历》。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倒是斯卡利杰根据其所掌握的中国资料，造出来一个‘儒略历’；而且在此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提及在此之前有一个《格里高利历》。那么，《格里高利历》从何而来？

如果《格里高利历》真是1582年问世的话，那么在其后的百年中，从斯卡利杰开始，众多的知识精英设计、修订和批评‘圣经编年’和‘古文明编年’及其相关历法，就应该：A.参照《格里高利历》，而不是依靠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B.聚焦于《格里高利历》，念兹在兹；而不是围绕‘中国标准’，亦步亦趋。C.就会在编年史上有所共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是时间观念的混乱，莫衷一是、各执一词。（最后是中国时间加以协调、妥协）

元朝的《授时历》的精确度与‘公历’（格里高利历）基本一致，而且比更早300年，它在很久以前已经传到欧洲。那么，《授时历》是不是《格里高利历》或《儒略历》的原版呢？

唐纳德·沙普斯说：‘哪一个历法是最精确的？最精确的古代历法起源于古代中国，它是十二年一循环，每一年用不同的动物命名。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建立了太阳年为365.2444天，每月是29.53059天，非常准确……。’[36]”[37]

“公历”起源于《授时历》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公历、公元’的缘起，即：斯卡利杰掌握了《授时历》或以它为核心的中国历法和天文知识、以及编年时序与天干地支（计算方法），由此编造出来《儒略历》（改变一下起始日期而已），它就是‘古罗马《儒略历》’，或是其原型。

进而，基于《儒略历》的‘公历’——《格里高利历》——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应该是在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根据中国的相关资料编造出‘公元’（公元前）之后，即在17世纪中叶以后，《格里高利历》才出现（被冠名于先前的教皇‘格里高利’）。欧洲各国通用它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38]

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

内容：哥白尼“日心说”抄袭雷乔蒙塔纳斯的著作；

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为元朝的《授时历》

时间：1504年

地点：意大利的波隆那[39]

事件：哥白尼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

来历：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

源头：郑和的《星历表》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40]}。

“西历”的来历[41]

约瑟夫•斯卡利杰编订“儒略历”参照元朝“授时历”。

从历法来说，中国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就已经明确提出一年为366天^{^[42]}，杜预《长历》曰：“《书》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1年365又4分之1天说成366天，是因为“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史记·历书》记载了黄帝制订历法：“黄帝考定星历”；三代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43]}以及汉代的太初历等。子曰：“行夏之时”是也。其后经过历代不断修订，到元代所测定、颁行的《授时历》则进一步精确化，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在《授时历》颁行后300多年，欧洲才有了“格列历”（格里高利历），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就是以“格列历”为基础的。然而，这部“伟大”的“格列历”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是16世纪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年代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约1519-1576）与克拉乌（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学者对古罗马“儒略历”加以改革制成的一种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行。无巧不成书，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在第二年（1583年）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详见本书第2章诸玄识先生的考证）

既然不存在所谓古罗马的“儒略历”，那么“格列历”的来历也就成了问题。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44]}；因此，与其说“格列历”是教皇格里高利对“儒略历”的改革，毋宁说“格列历”就是《授时历》的翻版。不仅“格列历”袭用了《授时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哥白尼“日心说”直接抄袭了雷乔蒙塔纳斯，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就是中国元朝的《授时历》。从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而郑和的《星历表》则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45]}。这就是“西历”的来历。

3．“耶诞纪年”的由来——出于斯卡利杰弟子的发明（1627年）

成说：公元（公元纪元，英语：Common Era），以耶稣出生为纪年的开始，因而原称“基督纪元”（Anno Domini）；它形成于公元525年，其设定者是神学家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 约470-544年，绰号：Dennis the Little）。

考证：真假“狄奥尼修斯”

美国学者约瑟夫•惠利斯指出，“基督纪元”和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以及耶稣诞生的时间，都是伪造的。桑德坎也说：“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的著作明显是假的。如果按照该书的算法，整个现代历史编年的大厦就会倒塌。因为伪造者尚未掌握高斯的复活节计算表册，所以才是错误百出的。”

罗纳德•克兰西站在正统西方的立场上论公元纪年和现行历法的产生，他提到两位同名的编年史家。他说：

在公元6世纪，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the Little”），在调查了耶稣诞生日之后，创造了神学编年和基督历法。到1627年，法国神职学者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拉丁文姓名：Dionysius Petavius；法语姓名：Denis Petau，1583-1652年）发明了耶稣诞辰前的事件编年序列，即“公元前”（B.C.＝before Christ）。由此，今人通用的历法及其所体现的时间系统，是被两位相隔千年的编年史家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和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所共同发展起来的。

但实际上，这两位编年史家是一个人：“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与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是同一个人！”（Denys Petau would actually be the same person as Dionysius Exiguus）。亦即，所谓的6世纪的“编年史家”（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就是17世纪的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46]

1400年间的三个历史学家同名“狄奥尼修斯”？

“斯卡利杰历史”（通行的西方历史学）有三个分别在不同世纪的编年史家，他们的名字都叫“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第一个编年史家叫“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据说死于公元265年。

第二个编年史家，即赫赫有名的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 约470—544年），他被称为公元纪元的“创立者”。

第三位编年史家“不是别人，而是著名的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佩塔维斯首次发明了‘公元前’（B.C.）的计算时间的系统。”

最后一位是真实存在的，前两个都是他所“投射的幽灵”（phantom reflections）。

从名字上也可看出明显的线索，（6世纪）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和（17世纪）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是一个人；如下表所示：

假编年史家：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 约470-544年）真编年史家：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 1583-1652年）

名字，拉丁词源：Exiguus→Exigu＝little（小），法语词源：Petau←petit＝little（小），绰号Dennis the Little（丹尼斯“小”），法语名字：Denis Petau（丹尼斯“小”）。[47]

编造“耶稣纪年”的始作俑者：斯卡利杰的弟子

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是斯卡利杰的弟子，他俩都是法国人；佩塔维斯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仅次于斯卡利杰，所以他被称为“Little”（小）。它的法语发音是“petit”（小），演变为Petavius = Petau（v）+（i）us（后缀：博学）；变成拉丁语为：Exiguus（小）。由此，就出现了“古人”（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及其门徒，如此伪造古代编年史家的目的之一是，借“古人”之口来说明基督纪元“古已有之”；尽管如此，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12世纪。[48]

考证：历史上的耶稣是12世纪人

耶稣诞生？“原本说是在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之前的五百年，即公元12世纪；现在就变成了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 约470-544年）之前的五百年，即公元元年左右。”[49]

根据几位国外学者的考证，17世纪的编年史家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被“错当成”古代人。再说公元6世纪，西方全无文字和文献，也没有耶稣。诺萨夫特说：耶稣基督生于公元1152年，被钉十字架是1182年（Jesus Christ was born in AD 1152 and crucified in AD 1182 ）。[50]

“耶稣是中世纪的人，生于1152年，被钉十字架于1185年。”这可以和另一件事互相印证，即：“1887年，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写了一本书名为《不为人知的耶稣生涯》（the Unknown Life of Jesus Christ）,其中有一个关于圣徒伊萨（Saint Issa）的传奇。……圣徒伊萨就是耶稣，他去西藏学习佛教。”如果这个传奇能够被证实，那么，它暗示了耶稣生活的时间，因为，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11-12世纪是繁荣期，与喜马拉雅山两边交往密切。[51]

阿拉伯语中的“伊萨”，到了拉丁文中就成了“耶稣”。

一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发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缅科院士断言，耶稣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个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译者按：贝拉·卢卡奇博士指出：“耶稣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对该事件的直接反应。”[11] ）[52]

4．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伪史孤证

约瑟夫斯著作是早期“犹太人历史”的唯一史料支撑

成说：“从严格意义上说，前现代时期的犹太人几乎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史学与史料（约瑟夫斯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在神学框架主导下的‘历史’意识构成了古代犹太史的独有特征，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相去甚远，而更多地体现为集体记忆的形式。”[1]

按：这里所说的约瑟夫斯实际上更不靠谱，因为约瑟夫斯的“犹太史著作”实际上都是伪书。

考证：虚构古代犹太历史

成说：提图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公元37年-100年)，希伯来圣经中名为Joseph ben Matityahu，出生于罗马犹太省的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犹太古史》和《犹太战争》。在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中他曾经当过犹太叛军的军官，投降后做为参谋和翻译为罗马政府服务，并获得罗马公民身份。

考证：“约瑟夫斯”就是“斯卡利杰”本人，将该著作手稿的作者“约瑟夫•斯卡利杰”缩略为“约瑟夫•斯”，捏造一个年代就成了公元1世纪的“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子虚乌有

唯一能够证明《圣经》和耶稣是“确实存在”和“古已有之”的，是犹太学者约瑟夫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公元37-100年）和他的著述。然而，诸多学者揭露这个“伪证”。首先是哈尔端，斥责约瑟夫斯是一个愚蠢、杜撰和欺诈的作者（a foolish, forged and fraudulent author）。[2]哈尔端指出，作者从未见过耶路撒冷；因为他把耶路撒冷的该撒利亚放置于腓尼基。[3]

约瑟夫斯就是16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

很有可能都是：利用错觉（phantom），为了证明《圣经》和耶稣的存在与时间，由约瑟夫（斯卡利杰）“衍变”为约瑟夫斯（法语Joseph→拉丁语Josephus）；同样，为了证明“公元纪元”的可靠性，由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衍变”为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都叫“小狄奥尼修斯”或“小丹尼斯”，法语与拉丁文的写法差异而已）。显然，斯卡利杰的署上自己的名字的著述（古犹太、古罗马和基督教三者互证），和佩塔维斯的署上自己的名字的著述（论公元纪元），都被他们的门徒放置到了一千多年以前。[4]

约瑟夫·斯卡利杰书斋发现“约瑟夫斯手稿”

署名“约瑟夫”即拉丁文“约瑟夫斯”

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接受斯卡利杰遗赠（中国资料）的葛马如，在斯卡利杰的书斋发现了约瑟夫斯的希腊文手稿。这或许就是斯卡利杰自己的署名作品（斯卡利杰的全名包含“约瑟夫”，它用拉丁文写，即“约瑟夫斯”）。斯卡利杰是个语言学家，希腊文极好。再者，任何一部1600年前的“手稿”都不可能传下来；况且那时也没有纸张与印刷，而且也不可能有文字与历史。[5]

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斯”，原来是“约瑟夫•斯卡利杰”的拉丁文缩写！这一缩写不打紧，时间却差了一千几百年。

5．“古希腊历史”的来历——移花接木

第一个较系统的“古希腊编年史”是被斯卡利杰编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几乎全都知道这是假的，所以两百多年中无人问津）。斯卡利杰是基于乔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 公元800年）的抄本，“重建”希腊编年史的，该抄本中也包含了古埃及祭司曼涅托的关于埃及王朝的列表。[6]然而，辛斯勒和曼涅托及其“古埃及”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安尼乌斯伪造的。[7]再者，“曼涅托版”的埃及第一王朝是在世界创世之前，[8]如果按照它，斯卡利杰就会陷于“时间混乱”；所以，全靠他所掌握的中国的天文历法和朝代帝王年表来“统筹安排”。[9]

11-16世纪希腊和意大利的“巨大幻觉”

为了探讨一下伪造“西方古典”的原委，让我们来综述几位外国学者的研究，如下：[10]

斯卡利杰模仿中国历史而设计出“圣经编年”（世界历史的时间主轴），后来变成了体现主流西方历史学的的“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ian chronology）。它把中世纪发生的诸多事件夸大、并且向古代推了1800年，就变成了“古希腊”了。但那是11-16世纪的希腊和意大利所发生的事引起了“巨大幻觉”（gigantic phantom），以致变成了所谓的“古典希腊”的历史了。这个幻觉比真实的情景要美好得多。历史学家谢尔盖耶夫（V. S. Sergeyev）说：“（古希腊）城邦在更小规模上类似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实际上，古希腊的杜撰者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的。

被纳入“斯卡利杰式的历史模式”中的古希腊神话与历史，总是成功地刺激现代读者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很少人听说，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是发生在“泛希腊”的领土上，这正是“古典世界”的原型！通行的说法是，公元前8-6世纪的“泛希腊”的殖民扩张，是“希腊历史”中的很重要的一段，但这实际上是12-13世纪欧洲的十字军远征的幻觉与夸大。[11]

6．炮制古埃及年表——生搬硬套

关于古埃及的朝代帝王的列表，最早是斯卡利杰根据安尼乌斯伪造的古埃及曼涅托的著述，参照中国历史年表而炮制出来的。

埃里克教授说：“拉•裴瑞尔斯（La, Peyrere）和他的追随者引用极为精确的‘中央王国’的编年史，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相信，迦勒底和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12]此须解释，维护《圣经》权威的神父否认“异教文明”有更悠久的历史，而伪造古埃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裴瑞尔斯及其追随者，则只好使用真实的中国资料予以反驳神父。[13]

斯卡利杰把“历史残片”融为一体

埃里克教授又说：

斯卡利杰收集和评估古埃及学者曼涅托和迦勒底祭司波洛修斯的残片。他发挥其圣经学和语言学的天赋验证它们。杰出的多明我修士，安尼乌斯（Annius, 1432-1502年）伪造了古代世界的历史，发表于1498年，其销量超过希罗多德和狄奥多。安尼乌斯的伪史包括假的波洛修斯和曼涅托的著述。虽然斯卡利杰先是轻蔑地拒绝安尼乌斯的伪造，并且说谁要是认为两者（曼涅托和波洛修斯）是最好的编年史家，那他就是愚蠢的；但是，斯卡利杰自己最后还是证明这类新出现的文献，不是被伪造的。他设法修编它们，把“历史残片”融为一体；如此“成就”令其同仁兴奋不已，却招致那个时代的几乎整个欧洲学者们的批评。[14]

格兰特·伯克利等教授批评道：“每一个相关的学者都千篇一律地使用那包含着32个法老王朝的埃及编年。据说，这个‘历史’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它是基于公元前230年左右的曼涅托（Manetho）所编篡的‘历史’，后者却哪里存在呢！”[15]

斯卡利杰以中国历史为“模板”编造了“古埃及编年史”

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批评斯卡利杰所设计的埃及朝代及其所基于的曼涅托（编年史），都是伪造和荒谬的。[16]

福修斯讽刺：迦勒底人与埃及人是在沙滩上被制作成为伟大的古代（the Chaldeans and Egyptians made to great antiquity rested on sand.）。[17]

斯卡利杰以中国历史为“模板”，而制成了“古埃及编年史”；他却谎称找到了古埃及人曼涅托（Manetho）的残片，从而能够再现这个“古老文明”。结果，他弄巧成拙，自相矛盾，以致备受责难。[18]

虽然西方历史的缔造者（斯卡利杰等）把中国历史作为“蓝本”，但他们只是把它当做工具——作为伪造西方版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参照；这从他们对待中国编年与“圣经编年”及埃及历史的关系上，可见一斑。即迈克尔·罗素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埃及的各个王朝？……最终认为考虑中国的，也就是她的最精确编年史（what lastly, is to be thought concerning the Chinese, whose most accurate chronology）。”[19]

18世纪的神职学者约翰·杰克逊在其所著《古代编年史》书中写道，早期编年史家计算古埃及国王的统治时间是按“中国编年的方法”（all that Year was reckoned to his Reign, which was the Method of the Chinese Annals.）[20]

他又说：

显而易见，如前所述的所有的最古老的编年史，中国的……是被一致认同的，尽管它与摩西的希伯来文本版《圣经》大相径庭。这个差别不被我们伟大的编年史家所考虑，他们是斯卡利杰、佩塔维斯……。他们认为摩西—希伯来编年是天经地义的，而拒绝考虑，迦勒底、亚述和埃及等编年史都是虚拟的、寓言式的。……他们只是以希伯来编年史为标准，来削减其他的编年的时间。[21]

斯卡利杰陷入时间难题

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乔丹写道：斯卡利杰陷入难题：它复原公元前2世纪埃及的希腊学者曼涅托的“拜占庭残片”，计算出从最早国王开始的、共30个埃及朝代的长度；斯卡利杰定位第一王朝是公元前5285年，但是，非常沮丧，因为比“创世纪”的公元前3949年多出一千三百多年。（其后）许多学者寻求设想有不少王朝是同时并存的（从而减掉几千年），于是，就使“曼涅托朝代年表”与“圣经编年”相妥协。随着《圣经》的威信扫地，世俗学者越来越依靠“曼涅托编年史”，反而让“圣经编年”削足适履。……但“曼涅托编年史”也是错误百出，它制造了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环地中海的“黑暗时代”……。[22]

虚构古埃及历史——以13-17世纪埃及、奥斯曼记事为蓝本

荷兰历史学家索赛（Chantepie de la Saussaye, 1848—1920年）于19世纪末写道：“埃及学，似乎给永恒黑暗的古代埃及撒了一些辉光；但它只是八十年前才问世的，开始仅是极少数人的特权领地，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被普及开来，……其内容错误百出。”[23]

极为讽刺的是，这里说的“埃及学”——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支柱——缘起于“汉学”。

莫洛佐夫（N. A. Morozov）指出：“斯卡利杰式的古代埃及历史教科书……是根据中世纪的13-17世纪埃及和14-17世纪的泛蒙古帝国（包括奥斯曼等）的记事，编篡出来的。”再者，“《圣经》中的‘埃及’和现代埃及这片土地毫无关系。”[24]

曼涅托的埃及王朝并非基于原始文献

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教授特罗伊·艾伦指出：“埃及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伪科学和心理萎靡的气候下（Egyptology emerged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climate of pseudo-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malaise），带来了很多问题，从而几乎不可能使欧洲学者了解古代埃及……。”[25]

托夫勒迈博士严厉批评现在通行的“埃及标准编年史”。他说：

比契克（R. Beechick）发现《乌雪圣经年表》的不可信，它把历史延伸到公元前10000年。比契克注意到曼涅托的埃及王朝系列是被吹捧起来的，而不是基于原始文献。公元前的“黑暗时代”也是夸张的。詹姆斯（Peter James, 英国历史学家）在其论早期历史的学术著作中，同样断言埃及王朝系列与“黑暗时代”都是夸张。……不存在原始的“埃及编年史”。……标准的埃及编年史是在20世纪初被发展起来的，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没有同时并存的两个埃及王朝（这明显是不真实的）。关于埃及王朝系列的计算和推演是基于所谓的天狼星周期（这是个没有实证材料所支持的假设）。对照这个……被发明的、基于错误推测和假设历法、因而是很有问题的埃及编年史，……一些“创造论”考古学家（例如中东历史学家维利科夫斯基, Velikovsky）断言，标准的埃及编年史是错误的。[26]

7．虚构两河流域历史——指鹿为马

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的斯卡利杰本想“出污泥而不染”；但却陷得更深，而成为杜撰历史的“集大成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现在的寻找古代和历史的知识倾向，（我）发誓彻底鄙视之”；他宁愿冒险犯错，也不想收集那些无根据的古代废物，来填满脑袋。然而，他和他的同仁都只能是倾向于“人文主义处方”（the Humanist prescriptions），去不厌其烦地模仿历史。[27]这特别是指，斯卡利杰最先揭露安尼乌斯（Annius）伪造古埃及和巴比伦，但到最后却又采用之。[28]

斯卡利杰史学的“虚幻源头”

西方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虚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因而没有历史记载，也就没有历史。于是不得已，不得不从虚构的语言中获取灵感，或者从他者袭取一个坐标，来构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

“原史模式”（Model Urgeschichte）——弗里斯兰寓言

启迪斯卡利杰发生思想转变的“灵感”（从而接纳被伪造的古埃及和巴比伦），是文明与历史的“虚幻源头”。对此，属于主流西方的葛拉芙顿教授写道：

斯卡利杰没有设法拒绝“真的”波洛修斯（Berosus, 公元前3世纪，著《巴比伦—迦勒底史》），他以前视之为假的。没有（莱顿大学）学者指导他，怎么从其大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文献里，找到可信的文字，是什么启迪他的呢？

答案是清楚的和肯定的：16世纪的早期，在荷兰的弗里斯兰附近，一些学者设想了一个“原史模式”（Model Urgeschichte）；他们宣称：有三个印度绅士，弗里索（Friso）、萨克索（Saxo）和布鲁诺（Bruno），在公元前4世纪离开故国，师从柏拉图，并与马其顿的菲力浦和亚历山大战斗；然后定居在弗里斯兰。他们驱除土著巨人，建立了格罗宁根（荷兰地名）。[29]

斯卡利杰接受伪史资料

在1600年左右，上述荒诞的故事惹火了被斯卡利杰所崇拜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埃梅厄斯（UbboEmmius, 1547—1625年），他批评道：弗里索和他的朋友仅是寓言，是源于杜撰的资料。然而，佩特里（Suffridus Petri, 1527—1597）捍卫如此弗里斯兰神话，把它翻译成拉丁文传播；他宣称，古代文献现已丧失，但是大众民歌如早年罗马和日耳曼的《布兰诗歌》（CarminaBurana），久闻于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中，即便是正规的历史学家都不具有（引者按：诸如此类的传说被构想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佩特里主张，即使包含寓言的大众传闻，也不可被牺牲掉；“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因为是寓言，就简单地弃绝古代，而是通过净化寓言来认识古代。”一句话，口语传统需要批判性地吸收。斯卡利杰了解这番辩论，试图提炼荷兰的原初神秘，就像斯卡利杰自己试图提炼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重要的是，他本人的反应：他赞扬埃梅厄斯（摈弃传闻），却模仿佩特里（发掘传闻）。以宽容与折中的态度对后者，于是，佩特里推荐弗里索（印度绅士）预示着斯卡利杰接受了公元前4—3世纪的“传奇人物”波洛修斯（“巴比伦史学家”）和曼涅托（“古埃及史学家”）。[30]

斯卡利杰发表“巴比伦原史”

斯卡利杰（按照弗里斯兰“原史模式”）发表了“巴比伦原史”（Babylonian Urgeschichte），当此之时，他捍卫它，鼓吹其创作至少就像李维所展示的古代故事那样值得尊重。……这是由神话变形为真事。他使用伪造的和幻想的工具，制作出“真实的”古代近东，将其融入西方传统之中（Scaliger……used a forger's and fantast's tool to integrate the real ancient Near East into the Western tradition.）。

即使这回的伪造者是佩特里，而不是安尼乌斯（Annius：伪造了古埃及史家曼涅托和巴比伦史家波洛修斯的残片），那么，他（斯卡利杰）也是一个伪造者，并且从语言学的知识世界提供了征服性的利器。[31]

斯卡利杰将“真、假历史”熔为一炉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越洋冒险之际，放眼偌大的世界，安尼乌斯（Annius）应和新形势，而伪造了一系列西方的“世界历史”。他首先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民族历史与诺亚（圣经）衔接起来，说它们起源于无比优越的亚当的进化线。[32]（而当时欧洲的基本上是“文化荒漠”）。安尼乌斯进一步的“历史拓荒”，是把欧洲的“历史”与《圣经》中“近东”联系起来，溯源比“希腊、罗马”更为深远的“西方源头”。[33]

16-17世纪之交，欧洲存在着两种历史潮流：一是安尼乌斯的假历史（包括欧洲史、古埃及和巴比伦等）。一是中国的真历史（genuine Chinese histories）。[34]然而，斯卡利杰对如此“真历史、假历史”兼收并蓄，而溶为一炉。

进而言之，斯卡利杰在安尼乌斯伪造（埃及、两河）的基础上，还罗列各种各样的传说，拼凑起来，纳入“中国-圣经编年”的时间序列之中，而形成“古代近东”。到19世纪，西方中心论按照“斯卡利杰模式”，进行“科学考古”（定向复原），终于再现西边的“古老文明”。[35]

先以假为真，200年后补充伪证

葛拉芙顿教授写道：……在斯卡利杰之前的一个世纪，有一部伪史，作者就叫“波洛修斯”（Berosus），是一个迦勒底祭司；该书畅销于16世纪，腐蚀了早年的欧洲各国的历史。斯卡利杰曾是“伪波洛修斯”的最尖锐批判者之一，如此情景使他有各种理由抛弃狂妄之伪造……。

（然而）到1606年，他编篡其最后一部著作——关于世界历史的《年代学宝典》，当此之时，他竟填入他能发现的所有的关于波洛修斯的文字，精确设定其资料的日期；甚至用收集到的前所未闻的资料，来夸张其内容，也不加注解……。斯卡利杰捍卫波洛修斯的著述，就像对待曼涅托（埃及史）的一样；他把两者“复原”，并且出版，犹如真正的近东历史。……这些明显是神话般的异教历史，裹着神秘款式的史实（the apparent fabulous histories of the pagans clothed real events in mythical form）。

由此，斯卡利杰保存、保卫了我们现在知道是“第一真实的、大规模的古代近东原史”，从那儿，现代西方一路走来。他的创作是如此的离奇于西方传统，以致他们很难被说得通；直到两百多年后，发现和破译与他的记录相吻合的楔形文字，才豁然开朗。[36]

“考古学十字军”运动

我们怎样才能弄明白斯卡利杰的占卜神算（divinatory prowess），突破他那个时代的偏见，而看中和利用他所得到的近东残片呢？[37]

这就是说，斯卡利杰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话和伪造的材料，充当“正史”；竟然在两百多年之后被“科学考古”都证明都是“真的”。这怎么回事？难道斯卡利杰是“先知先觉”？

斯卡利杰“弄假成真”的成功原因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列强和共济会三者合流，对近东地区展开了“考古学的十字军”运动，掀起了用科学手段伪造“西方的古老文明”的新高潮。

换言之，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这是如何缘起的呢？西方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综合之前的《圣经》内外的杜撰，再承上启下于现代的伪造者——西方中心论和共济会，从而塑造了这个世界文明的历史源头！[38]

伪证举例：拿13世纪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

半发掘、半伪造两个最古老的“近东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它所发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残迹，或是丝绸之路的遗物，都被拿来佐证“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学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们所见的大量的被归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实情相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具有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人们被告知，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39]

通天塔的演变——由神话变成“古老文明”

共济会刊物上这样写道：“巴比伦是第一个城邦国家和城市（文明）中心。在此之前，绝大部分的人类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阶段。苏美尔人奠基了政治与社会架构，但大范围的帝国管理是从巴比伦开始的。巴比伦文明首次凝合大群心灵，实现“集中管理”，从而使大型农业和水利工程成为可能性，这是它的最伟大的成就……。”[40]本书后文将会阐明，这个旨在用秘密手段主宰世界的共济会（和与之相关的光明会），亦是使用“中国模板”——吸取中国智慧来形成其自身的精神源流，而且也用它来参与伪造西方的“古老文明、古典文明”。

通天塔的演变：“巴别塔”（Babel）→“巴比伦”（Babylon）。这是《旧约》——中古后期成书—中的神话，而今则变成了“古老文明”。批判者指出：“著名的创世纪故事和它的神秘定义服务于奠基古今传统和现行社会制度，它的部分内容被伪造成‘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祭司的泥版铭文（楔形文字），凭借它来宣传‘巴比伦范式’（Babylonian paradigm）。”[41]

朱迪思·瑞安，阿尔弗雷德·托马斯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馆长穆斯卡勒拉（Oscar White Muscarella）最近著书《谎言变得伟大：古代近东文明的伪造》（the Lie Became: the Forge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Culture, 2000），宣称：“伪造的文化”是现阶段（文化）的标识。……我们生活在“伪造的文化”之中，所以，这是真实的，即我们的文化是伪造的。[42]

8．杜撰中世纪历史——千年倒影

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是后来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于16-17世纪，开始于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 1540-1609年）的著述。[43]

“寻根之路”死胡同

综合美国作家布莱恩·邓宁和其他几位学者的探索：[44]

“错觉时间设定”（the phantom time hypothesis）是德国历史学家伊利格（HeribertIllig）提出的，关于研究“历史阴谋论”的理论，它揭露公元纪元（Anno Domini）的时间序列是伪造的。亦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西尔维斯特二世，可能还有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通过向前拉长时间的方式，伪造了公元纪元；他们主观地设定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基点——公元1000年（AD 1000），以此来杜撰历史，发明了英雄人物查理曼。[45]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但所有的“寻根之路”都是死胡同；因为我们感到，历史上写的大块篇章实际上是从未发生过的。

“黑暗时代”纯属捏造

“错觉时间设定”意味着，过去几千年的编年史是最近（中古后期）的事件或神话的幻影与变异。整个的诸世纪的假历史，都是被统治阶级与主流学者在事后镶嵌于日历（时间序列）之中的。

“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的前期和中期）的历史更是子虚乌有，全是被捏造的。他们人为地把中古与近代之交的神话，通过幻觉投射到了过去，从而把历史拉长了两千多年，以致我们今天误认为，存在着“公元元年”前后的文明篇章。[46]

折叠千年历史，宛如“时光隧道”

首次揭秘西方历史的“错觉设定”的，是17世纪左右的法国文献学家哈尔端；他确信，绝大部分的有关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文物，都是13世纪欧洲的一批神职学者系统地伪造出来的。进而，一些现代学者借助于时间统计与天文观察，则证明哈尔端所揭秘的只是冰山一角；亦即，神职学者伪造了所有的古代希腊、罗马、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和犹太史，以及中古的欧洲史与“翻译运动”（再现古典）等，都是被杜撰出来，而镶嵌于数千年的“时间序列”之中。耶稣并非在世于“公元元年”左右，而是中世纪的人物；假如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只需九百年的刹那，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关于中世纪欧洲，缺少文献和考古的证据；实际上，历史上所说的事件与人物根本不存在，作为“中心人物”之一的查理曼大帝是编造出来的。[47]

结语

斯卡利杰设计“圣经编年”、抄袭中国时间，是杜撰西方伪史的奠基性人物。从欧洲历法的起源、到“耶诞纪年”的由来，乃至虚构古犹太教、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历史及中世纪历史等，斯卡利杰都是始作俑者。

斯卡利杰作为19世纪欧洲中心论“文化十字军”的先驱，为西方历史学抄袭中国历史、从而为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学”（伪史学）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自然法”的源头也出自斯卡利杰一系，通过承袭宋明理学的概念，派生出近现代欧洲的核心价值概念体系。

欧洲自然法的鼻祖格老秀斯是斯卡利杰的学生。据我们初步考证，欧洲的自然法及自然神学起源于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中学西被的过程中，来自中国的雅言传入欧洲，在欧洲造成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社会革命，并形成了欧洲近现代学术传统。但是，中国的雅言进入欧洲之后，与欧洲本身既有的观念结合、发生了变异；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兴起以及殖民扩张，又将变异了的概念直接地通过传教士、或间接地经过日本和制汉语辗转传回中国，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概念基础。

例如，宋明理学中“天理”与“人欲”的概念，中国文化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概念传入欧洲的衍变：天理→自然法→天赋人权→个人权利→权利，权利概念又通过传教士及日本和制汉语回传中国，输入衍变为：权利→人权→人欲→利益最大化，丢掉了道德之内涵，掺入了人欲的私货。这项内容我们将通过另外的专著进行揭示。[48]这也是西方中心论“话语权”问题的结症所在。

[1]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2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ShulamithShahar，Yael Lotan: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Winter Clothes Us in Shadow and Pai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9.

[3]Alaric Hall: Interface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England, Leiden: Brill, 2010, p.207.

[4]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Edward Arnold, 1969, p.1.

[5]Thomas F. Glick: Mediev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An Encyclopedia, NY:Routledge, 2005, p.128.

[6]A.Fomenko: 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 Chronology 1, p.44.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7][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2页。

[8][古希腊]色诺芬《希腊史》中译本第1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5月

[9]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0]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1]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2]CoursD'étudeshistoriques: Chronologielitigieuse, 5, FirminDidotfréres,Paris, 1843, p.13.

[13]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35页、12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4]林鹏《略论中学西被》，该文是林鹏为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所写的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5]Erik Kooper: The Medieval Chronicle, Rodopi, 1999, p.137.

[16]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7]James GARDNER: Repertory of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Literature, Johnstone& Hunter, 1855, p.285.

[18]Bricker: Reformed and Catholic,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1979, p.194—195.

[19]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0]Donald R.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Language, Law, 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65.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1]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2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2] R. L. Reese, S. M. Everett, and E. D. Craun: The origin of the Julian Period: An application of congr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Amer. J. Phys. 49 (1981), 658–661.

[23]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Time: Science, Philosophy, Theology, & Culture, Volume 1，SAGE, Publication, Inc., 2009, p.186.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7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4]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3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5]C. Philipp E. Nothaft: Dating the Passion: The Life of Jesus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Leidon: Brill, 2012, p.1.

[26]Key to the Vedas, Mikhail Mikhailov, part 1, 2005, p.80.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2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7]Pascal Richet: A Natural History of T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07, p.47.

[28]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6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9]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06-207.

[30]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66-6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1]John E. Wills, Jr: Chinaand Maritime Europe, 1500–1800, p.170-171.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6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2]Investigation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 Historical Dating by Wieslaw Z. Krawcewicz, Gleb V. Nosovskij and Petr P. Zabreikohttp://www.world-mysteries.com/sci_16.htm

[33]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4]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父亲儒略•恺撒•斯卡利杰（1484-1558）。

[35]见黄忠平（生民无疆）新浪博客2017年10月8日博文：《浮云遮不住，大道正回归》。

[36]Donald K. Sharpes: Advanced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for Teachers, NY: Routledge, 2002, p.213.

[37]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8]Brian Nugent: A Guide to the 18th Century Land Records in the Irish, Corstown, 2013, p.31.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6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9]意大利城市，位于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也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的首府。

[40]详见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第456-458页，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6月第1版。

[41]林鹏《略论中学西被》，该文是《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的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42]《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年确定为366天的明确记载。

[43]《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记索隐》：“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44]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报告时，提出在太史院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想法，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14名监候官员分别到各观测点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进行观测。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向太史局进行汇总报告。郭守敬根据这些数据，花了两年时间编出了这部《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不到26秒。这部《授时历》同现代世界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时间上却比格里历早302年。

[45]详见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第456—458页。

[46]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47]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48]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49]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50]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4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51]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52]见诸玄识博客《杜撰的世界历史——外国学者揭秘西方史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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