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一）||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创新的跨学科思考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

/ NIE ZHENZHAO

聂珍钊

NIE ZHENZHAO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外籍院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会长，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s（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A&HCI收录）及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ESCI，SCOPUS收录）主编，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第一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其俄文版与韩文版已分别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和韩国外国语大学出版社出版，代表性论著多次获教育部、浙江省、湖北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在国际学术界被誉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国际知名学术期刊TLS，arcad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tyle，CLCWeb，Kritika Kultura等纷纷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研究和推介。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理论之后建构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目的在于回答新世纪理论之后的理论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文明三阶段（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前提下建构伦理选择基础理论，在伦理选择理论基础上建构话语体系，从理论和批评层面对新世纪理论之后有关文学形式、功能、价值等文学基本问题做出回答。

一、理论之后的理论

理论终结、死亡了？

什么原因导致理论终结和死亡？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有一个需要先回答的问题：

理论是什么？

21世纪不是缺乏理论，而是缺乏新理论。20世纪留下了大量文学理论遗产，如后期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原型、伦理批评、复调理论等。尽管某些主义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伦理批评等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但大多数主义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退出历史舞台，仍然还在以某种形式发挥作用。虽然旧有理论在解决新世纪文学领域某些问题时还能够提供一些思路，但有效解决新世纪的文学问题已经力不从心了。旧有理论作为理论存在的价值不能不遭到质疑，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运用科学思想研制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武器。因此，新世纪是一个缺乏新理论的时代，也是需要新理论的时代，更是需要创建新理论的时代。

美国《批评探索》杂志在为2003年4月召开编委会全体会议撰写的邀请信中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纪元，以及目前永恒的危机和非常时刻的状态下，批评和批评方法的概念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①这种变化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命运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开始了，它以“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死亡”、“文学的死亡”、“文学的终结”等问题表现出来。早在1968年，当代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就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观点。30多年后，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2）一书中更进一步提出“文学已死”的观点。两种观点遥相呼应，突出了文学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当下文学的问题。

2002年，希利斯•米勒的《论文学》出版。它的中文版以颇能吸引眼球的设问“文学死了吗”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文学已死”和“文学终结论”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批评家、理论家、文化学者、作家和读者各执己见，有人为之叫好，有人严词批驳，有人为经典正名，有人替经典喊冤，更有人为新媒体导致文学危机而忧心忡忡。无论哪种心态，都是文学理论在新世纪遭遇危机的表象。

在《文学死了吗》一书的开篇，米勒就提出是否会告别文学的问题。尽管他认为文学是永恒的、普世的并且能够“在历史和技术变革中生存下来”，但他还是说：“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②为什么如此？米勒认为是“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在导致“文学逐渐死亡”③。

文学终结的观点体现的是文学的危机。西方学界比中国学者更为敏感，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危机，开始了关于文学危机的讨论。当然，有关“文学已死”的讨论有其时代背景，即被视为精英文化代表的传统文学在现代传媒冲击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领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网络文学很快成为读者的新宠，精英文化在新世纪面临巨大的困境，一些中国作家也不得不无奈地宣称“文学已死”。这可以看成对西方观点的回应。尽管有些中国作家也对“文学已死”、“文学边缘化”等流行论调进行了反驳，宣称“文学还会有黄金时代”④，但在新媒体文化不断攻城略地而导致精英文化专属领地不断缩小的事实面前，他们的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关于“文学已死”的原因，米勒的观点值得深思。他说：“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⑤他一再强调“文学理论促成了文学的死亡”，“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⑥。他甚至举例说两种批判阅读的形式，即修辞阅读和文化研究“促成了文学的死亡”⑦。

米勒把文学理论看成导致文学死亡的原因是引人怀疑的，因为在他的观点之下我们看到文学还存在，看到文学还没有死。因此，重要的并非在于他提出了文学死亡的观点，而在于他提出了文学理论的价值问题。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并非是文学是否已经死亡，而在于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解释“文学死亡”话题引发的问题。显然，目前的文学理论要回答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需要文学理论变革，需要催生新的文学理论以解决问题。

无论“理论的终结”还是“文学的终结”，无论“理论的死亡”还是“文学的死亡”，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都是理论问题，都是理论失效导致的问题。“理论的终结”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理论终结、死亡了？什么原因导致了理论的终结和死亡？但是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个需要先回答的问题：理论是什么？

关于理论的解释，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所讲的理论。”⑧《辞海》中关于理论的解释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现代汉语词典》的“理论”条目说：“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韦氏新国际大词典》认为，理论是“用于研究领域建构基本框架参考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假设、概念和语用原理”。《钱伯斯20世纪词典》关于理论的解释是：“理论是对事物的解释或是事物的体系，它揭示一门科学或艺术的抽象原理。”简而言之，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理论是通过实践推导出来的概念或原理，它由成体系的观点、概念和术语组成。理论是解释事物的思想体系。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创作、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规律的概括，主要用于文学文本以及与文学相关问题的分析、解释和评价。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说：“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⑨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和沃伦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⑩，简言之就是“关于文学的原理与判断标准的研究”⑪。

理论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如果用理论的体系性和系统性特征考察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理论，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不得不质疑它们究竟是不是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借助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在中国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西方各种所谓的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果对这些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细加分析，就会发现我们可能陷入了西方理论的误区。例如，当我们定义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等这些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在学术会议上讨论、在学术写作中运用的所谓西方理论时，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所谓的理论了。

这些理论是什么理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们，怎样定义它们？我们显然无法完满地做出回答。如果对这些我们往日追捧的理论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是某种有体系的理论，而只是一些貌似理论的文学理论思潮、文学批评思潮，或历史思潮、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所有这些思潮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得到了我们的认同，有时甚至主导了我们的思想，但是它们也许是缺乏体系的，没有形成系统，因此还不能视作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一些所谓的理论或主义，尽管提出来一系列社会主张或政治主张，获得广泛社会认同，但它们也都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理论而只是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潮。

思潮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思想倾向，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群体的共同利益、要求和愿望。思潮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思潮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思想而非个人的观点或看法；思潮提出观点和看法但不能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思潮是非工具性的，不能用于解释而是被解释的；思潮不是原理，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形成或者消失。思潮促使理论生成，但思潮并不是理论。思潮提出问题，但思潮不能解决问题而需要理论解决思潮的问题。因此，理论同思潮是两个性质不同但有紧密联系的概念。

把思潮和理论区别开来，我们就容易理解“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死亡”等问题了。从思潮同理论的区别看，上述问题是对理论的误读、误解导致的。尽管理论终结论者使用“理论”（theory）这个术语讨论所谓的理论的终结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不是理论而是思潮。在20世纪，不仅许多思潮出现然后消失了，而且之前的许多思潮如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无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文化思潮或者文学思潮，实际上早已终结、早已死亡。即使后来有些思潮如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等打着新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旗号借尸还魂，但已经不是从前的思潮而变成了新时代新环境中的思潮了。

思潮永远属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尤其属于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思潮是有一定生命周期的，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的环境中存在。如果时间和环境改变了，思潮就会终结和死亡。但是，一种思潮的终结或死亡，往往伴随着另一种思潮的诞生或流行，如19世纪现实主义被浪漫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被现代主义取代，等等。同思潮相比，理论的生命周期要长得多，如进化论、相对论等理论，一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因此，在讨论理论的终结或死亡时，需要把思潮同理论区别开来，以避免掉进将思潮误读为理论的陷阱。

我们需要在思潮流行中关注新的理论的建构，关注创建新理论并运用它们解释思潮的死亡和新生，解释社会的更替与发展，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现象，解释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学与艺术。但是，创建理论需要一个支点，即理论的架构。它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理论生成的最基本规律，也是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没有这个基础架构，理论是无法创建的。

二、建构理论的基石：理论架构问题

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架构的路径：

一是要坚持科学引领，

二是要打破旧有架构的藩篱，

三是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

1982年，史蒂芬•奈普（Steven Knapp）和沃尔特•麦克斯（Walter Michaels）发表《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强调“整个批评理论事业就是被误导的，因此应该被抛弃”。他们在论文中说：“文学理论——我们这个世界的思想——似乎已经来过，又走了。‘崇高’理论的时刻已然结束。”伊格尔顿也说，随着许多伟大思想家的去世，“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⑫。无论是理论的结束还是理论黄金时期的结束，都是“理论终结”或“理论死亡”的不同表述而已，都是思潮被误读为理论的结果。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思潮没有孕育出多少理论，也许理论还没有诞生就随着思潮的过时而夭折了。但是，思潮无疑是孕育理论的沃土。思潮在一个时期涌现出来并流行传播，从逻辑上说应该催生出不同的理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思潮只是可能滋生理论的土壤，但不是建构理论的基石，更不是修建理论大厦的地基。建构理论，尤其需要理论的架构。

文学理论架构（literary theory framework）是文学理论的基础结构，是一种有关文学理论系统的观念，也可以称之为文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具体来说，它是文学理论的底层逻辑形式，是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原理，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观点。它是寻找文学新解释、孕育文学新观点的研究路径，是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文学观点以及批评话语的前提。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架构。没有理论架构，各种理论观点就缺乏立论基础而不能构成理论体系。

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架构的路径，一是要坚持科学引领，二是要打破旧有架构的藩篱，三是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在当今的科学时代，只有在科学引领下，突破旧有理论束缚，才能建构新的跨学科文学理论架构。

长期以来，文学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领域理性思辨的主观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性质，传统上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观研究逐渐转变为以科学原理探讨和技术分析为特征的科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的科学转向，可以看成文学研究科学转向的先导。因此，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架构必须考虑科学的因素，需要在科学引领下思考和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架构。与传统的伦理架构、审美架构、文化架构最大的不同，新架构是在科学引领下建构的。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芯片、人机接口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将促进文学研究转向科技人文研究。在科学的时代，文学理论的新架构必然是在科学引领下实现，在脑科学、神经认知、人工智能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产生。

当前文学基础理论架构的创新首先需要突破伦理架构、审美构架和文化架构的藩篱，要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审视原来的理论和方法，用批判的精神反思原来的观念、观点和结论，用科学的观念建构新的观点并追求新的结论，从而在科学引领下寻找文学理论跨学科新构架，如伦理选择架构，从而在文学、伦理学、哲学、美学、语言学、计算机与神经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实现文学理论及其观点的突破与创新。

在中国，“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核心伦理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文学创作及评价的伦理标准。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长期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五四运动之前延续长达20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儒家伦理的某些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社会主义新思想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在西方文学界，伦理传统一直是主流思想。自19世纪开始，大量涌现的现代思想逐渐成为主流。20世纪下半叶，文学明显出现了伦理回归的倾向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伦理转向。虽然，以习惯为基础形成的伦理传统已经落后，不适合今天的文学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伦理不会消失，必然会在数字人文的大潮中发生向科学的转变。

在文学领域，审美的观念无疑是20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不仅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想，甚至被看成文学的本质属性。尽管也有人对审美意识形态论表示质疑，但质疑的声音很快就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大潮中被淹没了。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被看成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创新成果，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架构，许多文学理论观点与思想都是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在许多文学理论家看来，都应该坚持审美意识形态的立场、坚持审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标准。

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批评界开始注意用文化的视角分析文学作品。90年代，亨廷顿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出版著作《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强调当下“文化”的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认为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化批评不仅关注对文本和符号的分析，而且将分析的对象同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既分析文本的内部结构，也考察文本环境、生产与再生产体制以及传播和接受，展现出文学研究新的空间。90年代，西方的文化批评进入中国，很快发展成为中国文学界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之一，它不仅催生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无论伦理批评、审美批评还是文化批评，它们都是在内涵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传播和接受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学术界对它们的热情，也没有影响它们成为文学理论的架构。伦理批评、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三大文学思潮，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三大架构。不可否认，它们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有着长期影响和重要地位，也不可否认它们是孕育文学思想和观点的土壤，但是它们与生俱来的理论缺陷决定了很难在这三大理论架构上生成完美的理论体系。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需要突破伦理批评、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束缚，建构新的理论架构。

三、理论之后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

以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为基础，

以伦理选择为核心，

建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于理论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青年学者陈后亮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用力颇多，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理论是不是真的终结了？陈后亮指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否则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理论终结的话题。但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终结？这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悬而未决的问题。”⑬理论的生命周期较长，思潮消失了但理论还存在。其实，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理论的终结问题而是缺少理论的问题，“理论的终结”讨论的是理论即思潮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建构新的理论。新理论，是旧理论终结之后理论的创新与质变。

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并在更新中得到完善并用于解释历史、现实或未来的问题。只有建构新的理论，才能获得新的发现、理解并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伦理批评思潮中诞生的新理论。它以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为基础、以伦理选择为核心建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使其同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的伦理批评思潮区别开来。它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运用新的学术观点和专门术语解读文学文本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分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发掘文学的教诲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

伦理选择阶段是人类文明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伦理选择是做人的选择，是人类道德化的选择。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中，伦理选择是核心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和批评术语，都是在伦理选择的基础上建构的。

中文术语“伦理选择”既指ethical selection，也指ethical choice。由于在中文表达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合适术语，只好用“伦理选择”表达ethical selection和ethical choice两种含义。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我们把ethical selection称为伦理选择过程。伦理选择过程（ethical selection）是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相对应的概念，是单数，指人类整个伦理选择过程。就个人来说，从出生到死去的一生就是伦理选择过程。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构成的。无论人类还是个人，都需要通过无数个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完成伦理选择过程。人类或人的所有活动，无论是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情感活动、精神活动，都是伦理选择活动。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人类伦理的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伦理表达形式。人类为了表达伦理创造了文字，然后借助文字记载生活事件和人类对伦理的理解，将文字组成了文本，创造了文学。文学的产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文学的价值在于记述了人的伦理选择。文学作品以人为书写对象，通过伦理选择写人、叙事、抒情，叙述人生中一个个选择事例，评说做人的道理，因此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也是文学理论的基本架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话语，实际上都是关于伦理选择的理论和话语，是关于伦理选择的阐释和建构以及伦理选择的分析和解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借助自己的批评话语并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阅读、分析和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选择活动。简而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使用自己的批评术语和观点撰写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说明书，为读者正确理解文学作品和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提供参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于道德批评，它从历史的角度强调对文学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评判。它重在分析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避免由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好恶倾向导致文学阐释中出现主观审美评价和道德批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体系有六个要点：1.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2.人类文明三阶段论是它的理论基础；3.伦理选择是它的理论核心（理论架构）；4.文学文本（文学作品）是它的主要批评对象；5.批评的主要路径就是进行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分析；6.批评的目的是从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中获取教诲。

作为文学理论，我们可以在伦理选择基础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再做归纳：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但是需要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人的本质。伦理选择就是做人而不做兽，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伦理选择的方法是教诲（教导和学习），教诲的工具是文学（文学文本）。如何使用文学工具需要阅读工具使用说明的文本，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写作如何使用文学工具的说明文本，作为阅读、理解文学文本并从中吸取道德营养的阅读指南。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文明三阶段论基础上建构新世纪的伦理选择理论，在伦理选择架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表达论、文学文本论、文学教诲论、语言生成论等一系列观点，通过斯芬克斯因子、人性因子、兽性因子、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环境、伦理语境、自然意志、自由意志、理性意志等术语建构其批评话语，形成新世纪理论之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用新的观点和术语从源头上探讨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等问题，把文学同伦理学、哲学、美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认知科学等结合起来，回答理论之后的理论问题，探讨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在科学的推动下，新世纪的文学形式、内容、风格必然要发生重要变化，某些旧有文学形式会消失，某些新的文学形式会诞生，并导致文学观念的更新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文论、概念、术语被大量翻译介绍进入中国，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空前繁荣起来。但是在中国学界构筑的这道以西学强势话语为主色调的眩目风景里，明显缺少了中国元素。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诞生打破了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开辟出一块属于中国的学术领地，为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新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必须有益于道德，必须为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服务，必须为净化社会风气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服务，必须为创造和谐、富足和美好的生活服务。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要促进我国民族文学的繁荣，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责任。这些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责任，也是其追求的崇高目标。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坚持开放的精神、包容的胸怀和虚心学习的态度。任何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完善，都需要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与奉献。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众多国内外学者参与和奉献的结果。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在国内外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的开展，有力推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将文学同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与法律、计算机科学、神经认知等不同学科结合起来的倾向，开始了跨学科转向。这种跨学科研究必然会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曾巍

【注释】

①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②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③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6页。

④张光芒、王冬梅编著：《铁凝文学年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⑤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6页。

⑥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83页。

⑦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第18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39页。

⑨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⑩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1页。

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1页。

⑫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

⑬陈后亮：《理论会终结吗——近30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END】

责任编辑 | 任洁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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