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

材料一：

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这棵大树的底部是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孔孟老庄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

当我们理性冷静地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从尧舜以来，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看待中国儒学，我们不能说因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就只从孔子开始讲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中间位置。孔子学术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传述，就是继承，就是发扬光大，孔子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述而不作。

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就是学习先贤。学习先贤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孔子还思考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小区域，进而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

除此而外，孔子还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层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儒家的“儒”字，很像一个人在洗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其实这个儒，在商周时期就是相礼的人，也就是古代举行礼仪活动时，别人不懂的礼仪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是一种职业。

但到孔子创立儒家的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孔子不但要洗净身体，也要洗净心灵。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尧舜禹汤文武等先圣之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而君子儒应该致力于素养的提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影响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为政者正，则天下不能不正。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人不自私就是公，这就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一个人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个人才是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天下的人都这样，天下为公，那便一定是大道之行，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为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这种公共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追求成为一个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人。

（摘编自杨朝明《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光明日报》2020年6月27日）

材料二：

从孔子创立儒学一直到董仲舒确立儒学为一尊的这段时期是儒学登上历史的主旋律舞台的时期。儒学的创立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传统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发展，孟子和荀子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孔子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完善，奠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格局。

春秋时期没有统一的主流文化，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多元文化的一元”。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解体了，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空前激烈，对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因而以对人的价值和德行为诉求的儒学就遭到了冷遇。在那个各国追求迅速强大争取霸主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没有统一、稳定的时代儒学是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儒学更适合在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中发展成为治理理论，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或者动荡时期是会被冷落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才宣告结束。到了汉武帝时期，制度稳定发展国力进一步强盛。这样一个稳定强盛的国家急需要一个统一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来适应当时的专制统治。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自此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成为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儒学适应于中国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的需要。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一种集权的统治，统治者需要这种绝对权力、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思想。儒学还具有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的功能，在不动摇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情况下，让统治者适当地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让人民被这个“仁”迷惑，甘于受统治者统治。在封建社会，一个稳定的时期内没有什么理论思想比儒学更适合的了，儒学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统治。

（摘编自赵颖《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