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需求和空间分布分析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 2020-08-23

编者按

为持续跟踪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进展，亚洲金融智库开展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研究员、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担任课题主持人，并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由王志峰博士担任课题协调小组组长。其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喻奇、方堉豪、朱伟豪、赵一迪参与了课题研究和报告撰写。课题成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在2018年11月20日在亚洲金融智库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正式发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9）》课题已启动。

本文选自《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第二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融合的进展研究”中“第三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需求和空间分布分析”，文末附有报告购买和征订信息。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研究员、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融合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课题。本章通过政府政策、产业、金融供求和空间积聚以及区域内金融中心建设等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及金融科技运用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金融融合。在金融融合路径选择上，建议在整体规划中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枢纽，以金融科技发展为推动金融融合的抓手以及重视金融风险的监测。

第三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需求和空间分布分析

粤港澳金融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经济实力强劲，跨境贸易往来密切，金融业总体规模已达到世界级水平。粤港澳金融融合发展首先应当服务于湾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一方面是满足湾区11个城市当前产业布局下的资金需求和金融服务诉求，降低资金成本，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对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引导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逐步实施，内地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三地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高度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将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金融服务。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具有不同的制度特点，适合于不同的产业，与整体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龚强等，2014；易信和刘凤良，2018）。银行体系支持更能满足低风险产业的融资需求，更有助于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而资本市场体系具有更强的风险分担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更能满足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过程中风险分散的需求，更有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林毅夫等，2009；Lin等，2013）。在收集和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和非正规金融则是小微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在法制环境优良以及合约执行效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能得到提升。

一、“9+2”湾区城市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更趋平衡

由本章第二节内容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总体来看制造业成熟，产业体系完备，目前初步形成了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服务业主导的产业集群格局。而从单个城市产业发展特点上看，则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的金融服务供给和需求。

（一）间接金融供给和需求

存款余额保持增长，前三位城市占比近八成。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项存款余额达27.75万亿元，同比增长5.68%，自2007年（9.81万亿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各项存款年均增长率达到10.96%。2015年至2017年间，湾区内11个城市的存款余额都保持增长态势（详见图2-6）。

图2-6：2015-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存款余额

其中香港存款余额在湾区各城市内排名第一，在2017年达到10.64万亿元（12.75万亿港元，按1：1.2汇率折算，后文统一按此处理），深圳和广州存款余额分别为6.45万亿元和4.93万亿元，存款余额前三的城市占大湾区存款总额比重达到79.35%。

贷款余额增幅较大，各市贷款与存款之比的差异逐步缩小，供求更趋平衡。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项贷款余额为18.8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1%，高于同期存款余额增速。2007年末粤港澳大湾区贷款余额折合5.35万亿元，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3.45%。2015年以来，湾区内城市的贷款余额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澳门、江门和肇庆增幅较小，见图2-7）。

图2-7：2015-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贷款余额

其中香港贷款余额在湾区内排名第一，达到7.77万亿元（9.31万亿港元），深圳和广州存款余额分别为4.10万亿元和3.33万亿元，贷款余额前三的城市占大湾区贷款总额比重达到80.49%。从粤港澳大湾区间接融资供求的整体分布来看，比较集中于核心城市。

图2-8：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2015-2017年）

2017年，大湾区整体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为0.68，各城市贷款与存款之比偏离均值的情况可以用标准差衡量。港澳回归后，大湾区的银行业资金流动加快，各城市贷款与存款之比标准差逐渐减小，从2000年的0.126下降至2008年的0.104，再到2017年的0.062。目前各城市贷款与存款之比也仍存在差异，从近三年平均值看，香港该比率较高，达到0.71，企业使用银行体系融资的效率较高，其他城市中比值较高的有惠州（0.75）和佛山（0.68），而比值较低的城市有澳门（0.55），深圳（0.58）和东莞（0.58）。

（二）直接金融供给和需求

香港和深圳在大湾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专业化优势。前文对香港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股票、债券和期货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情况已做了介绍，本节以湾区11个城市在沪深股市和港股上市公司的情况为例，作为各城市企业直接金融需求的反映。目前注册在香港和深圳的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显著高于其他九个城市，截至2018年8月末，香港和深圳在沪深股市和港股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247家和379家，总市值分别达到了12.1万亿元和12.6万亿元（见图2-9）。广州创新型产业比重较高，但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明显低于香港和深圳，说明本地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仍有一定空间待填补。

图2-9：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沪、深、港股上市公司数量

图2-10：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沪、深、港股上市公司总市值

香港和深圳私募基金业务发展活跃，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多，基金规模总量大。香港的基金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合并称为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截至2017年12月底，香港持牌法团及注册机构经营的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规模为17.51万亿港元。而香港私募股权基金实际资金管理规模更大。根据《亚洲创业投资期刊》2018年7月的数据估算，香港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1410亿美元（约为1.1万亿港元），位列亚洲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

截至2018年7月底，仅注册在深圳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达到约4600家，国内仅次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数量约为1.36万只，管理基金规模约1.84万亿元，体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深圳平均每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资金4亿元，平均每只基金管理规模1.35亿元。

注册地在广东省（不含深圳）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约为1600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数量约为4100只，管理基金规模约5300亿元，平均每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资金3.33亿元，平均每只基金管理规模1.31亿元。从私募基金类型看，私募基金分为私募证券基金、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其他私募基金三类，其中私募证券基金和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合计占比90%以上。从广东省九市的情况看，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数量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数量略多一些，如深圳市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约为2400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则约为2000家，较前者少约400家。

表2-11：广东九市私募基金管理、管理基金数量分布表（截至2018年9月9日）

澳门除政府参与设立文化产业基金、科技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发展基金外，较少有本土注册的私募基金。但澳门对国际基金进入持开放态度，澳门金管局允许2300余只国际基金在澳门宣传推广基金业务，具体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地产基金、机会策略基金、产业基金等各种类型的基金。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下的金融发展需求

金融业是最具规模经济的行业，往往聚集在多样化的大城市当中（Au和Henderson，2006a和2006b），能够有效地覆盖邻近城市，乃至全国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优势主要在于通过抵押和清算更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道德风险，以及发挥规模优势进行有效的事先筛选和事后监督，避免个体监督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相比资本市场体系更能满足低风险产业的融资需求，更有助于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而资本市场体系相比银行体系对创新项目短期亏损的容忍度较高，对非标准化的高风险项目融资信息处理效率更高，具有更强的风险分担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更能满足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过程中风险分散的需求，更有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龚强等，2014）。

深圳和广州是大湾区中的具有产业多样性和综合性的超大城市，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孵化。两个城市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较高，深圳的前四大支柱产业按照比重分别为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及相关产业，广州的支柱产业包括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和先进装备。金融业发展方面，深圳和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三年分别超过14%和9%，间接融资的供需总体平衡，仅存在短期失衡和行业间分布不均的情况。深圳的直接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基本满足本地企业和境内其他城市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而广州创新型产业比重高，但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以及创新企业获得创投风投资金量明显低于香港和深圳，说明本地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仍有较大空间待填补。

将大湾区其他8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以传统成熟产业为主。正如本章第二节提到的，佛山、东莞、中山、惠州和珠海的支柱产业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及医疗器械制造业，以及纺织、灯具、家具、家电等传统制造业为主，未来有望向新能源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发展；澳门旅游业高度发达，博彩和酒店业为其重要支柱；江门、肇庆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未来可能以新型农业和现代旅游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在这些城市中，间接金融（银行体系）能发挥规模优势，相比资本市场体系更能满足低风险产业的融资需求，更有助于传统成熟产业的发展。从上文金融供需分析可以看出这八个城市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供需关系均基本匹配。

二、金融业空间分布由香港单中心向港深穗多核心演化

区域内金融行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内各城市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匹配效果。因为区域内市场的开放以及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会推动产业形成具有规模经济的集聚中心，尤其是金融业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很强的行业，在区域市场整合与统一的条件下会集聚在区域内规模较大的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满足周边城市不同产业的金融需求。因此，报告本节将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金融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变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金融业在大湾区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来判断大湾区城市群金融业的供需匹配情况。

（一）产业集聚的识别方法

产业集聚是产业在空间中均匀分布的现象，要描述金融产业在不同城市的分布情况，通常需要使用该地区金融产业占地区全行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金煜等，2006），具体测度公式为：

对于任意年份，vi表示城市i的金融业增加值，Si表示城市i当年金融业增加值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金融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各城市金融业规模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用于判断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中金融产业集聚在哪些城市。本研究采用一种类似聚类分析的思路来确定金融业的集聚城市。具体方法是根据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从大到小对各城市进行排序，依次比较规模大小相邻的两个城市的金融业规模，规模变化越大，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金融业集聚差异的可能性也越大。

本研究在此定义一个规模变化率的概念，两个城市金融业规模变化率的计算方法为：

式中，v是各城市金融业的平均规模；k是排序，即1到10的正整数；N为城市数目，即11。根据产业集聚的基本概念，产业集聚城市与非集聚城市之间在产业规模上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产业集聚的城市有n个，那么在排序为n的城市和排序为n+1的城市之间的规模变化率应该非常大。通过识别规模变化率非常大的点，本研究可以找出金融业集聚的主要城市。

（二）金融业集聚城市的识别

运用前文构建的产业集聚识别方法，本研究运用粤港澳大湾区2000年、2008年和2016年三个年份11个城市的金融业增加值数据对大湾区金融业集聚的城市进行了识别，三个时点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规模变化率如图2-11所示：

图2-11：2000年、2008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金融业规模变化率

图2-11分别显示了2000年、2008年和2016年三个时点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金融业规模变化率。2000年中只存在1个非常明显的峰值点，即金融业相对规模第1大城市（香港）和第2大城市（深圳）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规模占比高达73.46%，此后的广州等九市与深圳的相对规模变化率相对较小。因此可以判定，在2000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集聚的城市主要是香港，其他城市集聚水平相对较低。

到2008年，深圳和广州的金融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此时第1大城市（香港）与第2大城市（深圳）金融业相对规模的差距仅为35.31%，较2000年的62.92%大幅缩小，两者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规模占比达到81.71%，且第3大城市（广州）的相对规模仅为8.81%，不足平均水平（9.09%），因此可以判定，在200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主要集聚在香港与深圳，其他城市集聚水平相对较低。

进一步来看2016年的情况可以发现，此时图2-11中明显的峰值点在第3大城市（广州）与第4大城市（东莞）之间的规模变化率，此时，前3大城市（香港、深圳、广州）金融业相对规模之间的差距较2008年进一步有所缩小，其余8市之间几无差别。因此可以判断，在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主要集聚的城市是香港、深圳和广州，其他城市金融业的集聚水平较低。

（三）城市金融业集聚与金融业专业化的关系

在描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空间分布特征时，前文仅从集聚程度这一视角来描述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间分布，本研究接下来将进一步结合各城市金融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综合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金融业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金融发展的特征。

1.城市金融业相对专业化的识别

产业规模占比可以反映出不同城市在产业规模上的绝对差异。但是这种方法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总量上的差异。相同规模的产业部门，分别位于一个经济总量大的城市和经济总量较小的城市内，对城市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为了将各个城市在经济总量上的差异考虑进来，经常使用的是区位商指标（王等，2012）。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vic是城市c产业i当年的增加值，j代表各行业。该公式的实质是在计算行业占比时，将城市经济总量作为加权值放入到计算式中。如果区位商Lic>1，就表示城市c在产业i上的专业化水平超过整个地区的平均水平。以1作为标准，本研究可以区分出哪些城市的金融业更为专业化，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2.四种类型城市的划分

根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金融业集聚以及专业化的计算，本研究建立起以金融业规模占比为横坐标，金融业区位商为纵坐标的坐标系，将11个城市按照金融业的相对规模和区位商大小归入到4个象限中。其中，金融业专业化程度高（区位商大于1），同时金融业集聚程度较高（金融业规模占比高于大湾区均值）的城市归入第一象限；金融业区位商大于1，但金融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城市划入第二象限；金融业区位商小于1，且金融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城市归入第三象限；金融业区位商小于1，但金融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划入第四象限。一般来说，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中，产业规模是促成产业集聚与专业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城市大多会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然而，考虑到不同时点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相对不高且相对专业化于金融服务，那么该城市极有可能出现在第二象限；反过来，如果一个城市各产业比较均衡且各产业经济总量均较大，则该城市有可能出现在第四象限，即该城市并不专业化于金融行业但其金融行业相对规模较大（见图2-12）。

图2-12：2000年、2008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金融业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以上分析框架对2000年、2008年和2016年3个时点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11个城市分布在第一、第二和第三象限，其中仅有香港处于第一象限，深圳和澳门处于第二象限，其余8市处于第三象限；到了2008年，深圳进入了第一象限，其金融业的相对规模也与香港相比有所减小，而澳门的金融专业化程度有所降低跌入第三象限，其余8市仍集中于第三象限；到了2016年，香港与深圳居于第一象限，而广州则同时实现相对规模的扩张以及金融专业化的提升进入第四象限，其余8市处于第三象限。

总体上看，从2000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间分布从香港的“一城独秀”发展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核心集聚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在这期间，香港金融业的份额一直在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73.46%到2008年的58.51%，下降了14.95%，再到2016年进一步下降了20.66%，仅为37.85%，但仍居第1位。香港金融集聚中心的功能主要分散到了深圳与广州（这两个阶段金融业占比增长最高的2个城市），形成了3个城市辐射其他8个城市的效应，因而其他8个城市基本上都经历了金融业规模占比提升的过程，特别是东莞和佛山。到2016年，东莞与佛山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集聚程度第4和第5的城市。

（四）小结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区域内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总量的发展息息相关。自20世纪末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加强，市场趋于统一，有效地推动了大湾区内金融行业向广深港三地集中。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城市规模的提升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都将进一步发挥集聚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以及金融行业强大的正向外部性，有利于核心城市金融机构实现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技术和产业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城市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产业结构差异化实质上有助于实现各城市错位发展与湾区整体最优。目前，在东莞、佛山等地已具备一定规模，需要在金融市场上进一步融资的企业可以选择到最近的深圳、香港等金融中心上市融资。成功孵化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可以在大湾区内资本市场的支持下在广深落地量产，或基于东莞、佛山等地良好的产业链环境转移到附近的东莞、佛山、惠州、江门等地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湾区内金融集聚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可以推广来自金融核心城市的成熟的金融产品，优先发展本地化和个性化的金融定制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方向不应是消除差异、整齐划一，而应是求同存异、协调发展。考虑到中国和欧美金融体系（尤其是直接金融体系方面）在较长时期内将保持明显差异且将并存运行，粤港澳大湾区若能对湾区外保持金融体系、交易制度和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同时在湾区内实现资金融通和交易惯例对接，则有条件成为中国和欧美金融体系之间连接和转换的关键平台。

三、金融融合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支撑与引领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必将转向科技创新、环境友好、可持续性强的“三新”经济，也将带来相应的新金融需求。这些金融需求通过大湾区内现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跨地区调配仍难以满足，需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实现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和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向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转型升级。接下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四个重要方向，阐述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相关需求和可行举措。

（一）以金融发展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壮大

2018年全国“两会”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珠三角城市制造业基础雄厚，2017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发展迅速，逐步构成了支撑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下一阶段，优化大湾区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8年，香港交易所完成了20多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一次上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孵化器功能，为创新型产业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为粤港澳发展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金融支持。香港金融机构可以在银行贷款和项目贷款等传统领域，以创新方式向大湾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通过税务优惠及设立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②，激励和引导市场资本投资于研发及创新活动，共同推动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也为香港金融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商机。

近年来，广东针对科技创新产业的特点和需求，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建立以政府为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银行、证券、保险、创业投资、产权交易等为依托的创新重点领域和中小微企业投融资体系③。下一阶段，广东将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投贷联动和专利权质押等融资服务模式创新，并将打造国际风投创投中心④，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具有丰富科技企业投资经验的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注入活水。

（二）以金融配套实现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支撑世界级都市圈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要素良性流通和有效配置的前提，是实现“9+2”城市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基础。高铁/城际铁路网络逐步完善、跨海大桥相继落成、港口和机场进一步扩容都将会使大湾区的“一小时都市圈”覆盖面更加广泛、居民及商务往来将更加便捷、经济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同时，构建规模强大、功能完善、网络发达的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水电煤管道等设施建设将衍生出巨大的基建类融资需求和配套服务需求。根据广东省的规划，“十三五”期间要新建成轨道交通大约2100公里、高速公路超过4000公里，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4万亿元，可通过新型城镇化融资和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海路、空路、陆路交通网络通达性，未来将粤港澳11个城市全部纳入“1小时城市圈”，切实提升湾区内人才生活工作的便捷性。2018年5月4日，广东与澳门合作设立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澳门财政资金以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方式汇入，主要投向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三）以金融创新推动大湾区绿色产业集聚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全国“两会”提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各地区的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在此目标下，大湾区各城市应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色低碳能源经济，引导城市产业结构向环保、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升级，推进大湾区整体生态文明的建设，为全国作出表率，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债券发行的先导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把推动绿色债券发展作为施政重点。未来可通过发行基准“绿色债券”、完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绿色金融项目和证券设立“绿色金融标签计划”等途径，为建设绿色低碳湾区提供资金和融资支持。

2018年，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以培育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探索建设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和加快发展绿色保险等多项有力举措，加快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绿色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拓宽大湾区绿色产业的融资渠道，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制。在试验区积累经验后，可复制推广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建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生态体系，促进智能制造、新能源、生态农业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技术革新和集聚发展，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助推经济和城市绿色转型和升级的作用。

（四）以民生金融便利大湾区居民在各城的生活

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化群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主导的坚实基础，也是大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望。

目前有研究表明，自“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和内地跨境婚姻人口已接近百万，有30万香港同胞长期在内地工作或求学，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区域。2017年香港同胞到访广东的过夜旅客高达2222.6万人次，约占广东全部入境过夜旅客的60%，内地访港旅客达到4444.5万人次，内地访澳旅客达到2219.6万人次。除此之外，大湾区内部的金融跨境支付活动正在快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的五年间，广东与香港金融账户跨境支付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2.2%，占全省与境外金融账户外汇收支的一半以上，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尤其是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小额跨境支付。以上各方面的指标均表明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生活的融合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这也对大湾区民生金融服务的便利和协调提出了新的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内理想的民生金融应能够满足好大湾区居民在区内各城市的生活便利性，提供便捷的开户、支付、理财、融资等基础金融服务。内地资本账户尚未实现完全开放，应通过拓展金融IC卡和移动金融在区内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为粤港澳居民跨境往来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适当简化港澳居民个人货币兑换手续；逐步增加珠三角与港澳居民个人跨境投资的渠道，满足大湾区居民资产配置的诉求；加大力度推动大湾区内两地跨境征信互通。目前，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地就金融监管法规差异和便利化改革中遇到的障碍进行协商解决。预计将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为港澳居民在珠三角提供跨境金融便利化服务，如开立账户、日常消费支付、公共事业缴费、医疗教育款项，乃至置业、汇兑、理财等方面的需求，再尝试由单向逐渐扩展至双向，促进大湾区民生金融的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编委会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

学术支持单位：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课题协调小组：

王志峰 (组长) 谌　鹏宋　昕姚　飞

课题执笔人：

孔　颜胡未名白海峰郑伟一刘　璇

李瑞雪喻　奇朱伟豪方堉豪钟凯扬

唐时达孙　旭徐　亮王　珂陈　昊

冷　冬黄泽娟胡文韬赵一迪郑嘉伟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课题组简介

2018年7月，考虑到金融发展在全球大湾区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持续跟踪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进展，由巴曙松教授担任课题主持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研究项目启动，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由王志峰博士担任课题协调小组组长。课题成果于2018年11月发布。其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喻奇、方堉豪、朱伟豪、赵一迪参与了课题研究和报告撰写。

征订信息

由巴曙松教授担任项目主持人、由亚洲金融智库隆重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已上市发行，这被视为第一本由金融专业人士担纲、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组织推出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专业研究报告。本书定价58.00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请有意订阅者与出版社联系订购。订阅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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