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归根结底还是分配问题

武汉突然之间变成了全球无人出租车第一大城，与之相伴的是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请愿，恳求保住饭碗。因为成本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价格是碾压式的，10公里只需要4—16元，而普通网约车18—30元。

正因为便宜，百度在武汉投入1000辆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没多久，就拿下超过600万个订单，单车单日超20单，要知道目前武汉网约车日均订单才13单。刚入局的无人出租的生意这么快就超过了传统网约车，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武汉市民对于这一新兴出行方式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极高。

有机构做了调查，70%的美国民众不信任无人驾驶，但72%的中国民众选择信任它。表面上看，是因为之前的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应用中国都跑在了世界前列，所以国人对共享经济等新领域似乎有着更开放的心态。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成本低，无人出租车给了一个更加公平的交通环境。

最近无人出租车的几起交通事故，基本都是因为电瓶车和路人闯红灯，或者是对方汽车加塞等，无人驾驶秉持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原则，最后基本无责。以前很多蛮横不讲理的人仗着自己的时间成本低以及所谓的弱势群体，在马路上无所忌惮，酿成数不胜数的交通事故，最后无过错方大多要承担部分过错，科技的进步起码能改变这种投机风气。

除此之外，新技术还能倒逼出租车和网约车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比如之前某些从业人员拒载、绕路、车内抽烟、不愿开空调、骚扰甚至给女性同胞造成人身威胁等等，在机器面前，没有这些问题，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

百度发布消息：第六代无人车成本已经降到20万一辆，预计2024年底萝卜快跑在武汉就能收支平衡，2025年实现盈利。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资本的胜利。要知道号称无人驾驶技术最牛的美国特斯拉还在等着8月8日发布它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而我们已经跑出去一大截了。

照着萝卜快跑在武汉展现出的行业前景，无人出租车在全国推广应该是很快的事。毕竟资本只要看到利润，就会爆发出强烈的扩张属性。我们本可以沉浸在遥遥领先的快感中，可出租车行业的一封《巡游出租车已到死亡边缘》的请愿信，让这个事情突然变了味。

信中说：许多出租车司机被逼退出了这个行业，司机一天的流水只有二百多元了，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目前全国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700万本，同时正规出租车139万辆，按照每辆车配备两名司机计算，全国大约有280万出租车司机，加上无证经营的网约车，就意味着至少上千万人正在从事传统出租车行业，而这背后，就是千万个家庭的生计。

从武汉的例子可以看出，性价比等优势让传统出租车毫无招架之势，如果顺其自然让资本继续扩张，这些传统司机的结局会怎么样，几乎没有悬念。有人说新技术在消灭部分行业的同时，也会催生新行业，司机们可以转行嘛！

的确，就像高速公路的ETC，虽然收费员少了，但是收入更高的运维人员多了。无人出租车也能创造新岗位，高端的比如软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低端的比如车辆维护检修、安全监控等。但普通出租车司机恐怕干不了软件工程师，倒是培训之后能干车辆维修等，不过一个运维岗位至少覆盖几十台车应该没问题吧，新岗位哪能接得住那么多司机师傅。

网约车司机就更不用说了，本来这些人很多就是被裁员，被动加入了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个“新时代铁人三项”，但这些行业早已饱和，这还不单单是网约车司机暴增等供给侧原因，这些暴增的网约车司机之前可能也是打车的客人，多了几百万网约车司机就意味着少了几百万潜在乘客，这更是需求侧的问题。过去短短半年时间，广州注册驾驶员又增加1万，日均流水下降到311元，也就是说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就算一个月无休干满30天，月流水也不到一万。再除去各种维护保养和租车费用，还能剩下多少？

本来网约车是灵活就业的蓄水池，如果说之前是僧多粥少让池子满了溢出来了，那么这下可以说是直接被无人出租车行业给掀翻了。也许这些司机要再降级到收入更低的“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那要是“吉祥三宝”池子也满了呢？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仿佛中国的劳动力只能向下去选择，而大多无法向上选择，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假，但短期所造成的失业阵痛对很多家庭也是灭顶之灾，这也是事实。

无人驾驶取代司机只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小缩影，对于人工智能到底会打翻多少人的饭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包括 AI 在内的新兴科技将让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万份工作瞬间消失，很多重复的工作必然会被机器取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称：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中，将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

2019年的618，京东启用了亚洲最大智能物流仓，机器人在一分钟之内，可以拍照三万两千次、抓取两千次商品、打包5120件包裹。在需要工资和“五险一金”的人类面前，机器人完胜。我们可能要通过20年学习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AI一小时就可以学习我们一生的数据量。

但也有乐观派，比如百度李彦宏表示：未来的确有很多工作有可能被AI取代，但是科技进步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中国的失业数据不好评论，但在人工智能同样发达的美国，按照悲观方的逻辑，应该是人工智能越发达失业率越高。但美国这两年的就业情况很理想，所以“人工智能越发达失业人数越多”可能并不正确。

不论怎么说，AI的时代刚刚开始，到底会对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但我们不能只看总体情况，对个人来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肩头都是一座大山。总量只是一个数字，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却是活生生的日子。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失业阵痛。

1776年，英国的瓦特发明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1801年，英国采矿工程师理查德驾驶着一辆他发明的小型蒸汽车顺利上山，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汽车，因此19世纪汽车率先开始在英国发展。但是汽车的出现让马车失去了存在价值，于是一些马车夫用打砸汽车的方式来抗议。

那时候马车夫是很体面的工作，绝对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认为汽车夺走了自己的工作，于是到处抗议闹事。最后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出台了《红旗法案》，为了延缓失业，要求每辆汽车必须有三个人操作，还得有一个人在五十米前拿一个红旗引路，而且汽车速度不能超过马车，否则牌照将会被吊销，现在听起来非常荒唐。结果英国虽然暂时保住了马车夫的饭碗和尊严，但英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停滞了。

随着1886年德国人戴姆勒发明了第一辆四轮汽车，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相继崛起，英国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仅保护不了落后，连先进也没跟上。后来很多人批评英国格局太小，说马车夫失业了可以去学开汽车，或者去汽车厂当工人，工作强度更低，收入还会更高。而且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会提高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效率，英国的国力也会更强。但历史没法用“如果”来演绎，当年马车夫的阵痛让他们短暂拦阻了汽车工业的前进，但最后该来的还是得来，这听起来很残酷，一部分社会精英推动科技进步，必然会让一部分没有选择权的普通人被滚滚前进的车轮碾压。

但故事并不应该到此为止，因为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将动摇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了普罗大众的就业和消费能力，只靠一部分精英，经济无法持久繁荣下去，那这个难题到底如何解决呢？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解决办法是向上选择，用收入更高的服务业去承接面临失业威胁的劳动力，但前提是这个社会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因为只有有钱人足够多，才能成就有足够吸纳就业能力的服务业。对于剩下的实在无法吸纳的劳动力，则用国家的税收和发债来照顾他们，保证他们基本的生存。

科技进步会让劳动力升级，但像前面所说，运维人员一定少于汽车司机，升级的劳动力数量一定小于传统劳动力数量，这就是为什么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长期依然有大约12%的末端人口需要国家的供养。但说归到底，承担就业的主力不是国家，而是掌握技术和资源的富裕阶层和广大高收入群体。如果他们靠着科技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就应该由他们的税收和消费来补偿那些被替代的人。

那么中国当下在科技发展和千万司机的饭碗之间到底如何抉择呢？

有人说让无人出租车定价跟有人车一样，这样大家公平竞争。如果真是那样，无人车的优势会大大缩减，有人车虽然有缺点，但重在灵活，这样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因为缺少有效商业化落地而被无限拖延。

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让千万司机没了养家糊口的饭碗可行吗？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已经在不断下滑，但至少是一份收入，一旦离开了方向盘，他们中的大多数估计短期内没法找到收入相当的工作，想想今年应届毕业生1179万，找工作已经非常不容易，更甭提年龄学历都没有优势的出租司机群体了。他们大概率只能被迫接受更低的薪水，或者彻底失业。

且在目前的环境下，立刻产生千万级别新的就业机会恐怕不太现实。本质原因，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习美国模式，我们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客观来说还没有培养出足够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基层，消费能力不足就不可能培养出足够体量的服务业来承接因为科技进步而失业的劳动人口。

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就业人口转换成本低，能迅速吸纳就业。就像之前地产从业人员失业了，可以去开网约车，但这些人却不能去造网约车。所以制造业在短期吸纳就业方面有天然的短板，说白了就是中国之前制造业起步发展阶段恰好处在一个全球科技大爆发的时代，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承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一千万大学生嫌多，一千万新生儿嫌少”？一边喊着人口下滑，一边还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我们到底是嫌人多还是嫌人少呢？

我们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人均创造的财富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学里有一个衡量劳动者生存压力的指标，劳动供养率，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可以养活几个人。用全民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全民的总消费，就可以得出劳动供养率。欧洲是6.8，也就是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6.8个人。美国是4.8，日本是3.8，而中国只有1.5，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年轻人除了养活自己之外，无法再养活另一个人。如果想结婚生子，夫妻双方就必须都有工作，才可以承担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如果还有父母需要供养，就非常有可能面临拆东墙补西墙的焦虑。抗风险的能力很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巨大破坏。为了维持脆弱的平衡，他们不能停止劳碌。

所以对中国来说，保护就业的压力其实更大，因为真的是输不起。

这样的话失业的压力只能靠国家去兜底，如果既希望技术能快速发展，不像英国那样错失机会，又不让失业者面临生活困境，恐怕只能用税收来补偿那些短期受到冲击的司机了，比如发放失业保障金，提供技能培训等等。

但这在我国还有另外一个痛点，大家有没有发现长久以来我国缺少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意识，这是因为自古以来集权色彩浓重的地方都喜欢靠“销售”来实现财政收入，因为集权体制之下，卖给民众东西来获得财政收入一定比税收效率要高很多，古有“盐铁专营”，现有“土地财政”，这某种程度上就使得双方在经济意义上更像是交易对手方，而不是利益共同体。此外，财政收入大面积花在了诸如基建等“集中力量办大事”等长期领域，短期对普罗大众的收入惠及比较有限，同时大量的负债使得对失业人员的托底意愿和能力也非常有限。

我们曾幻想“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实是“先富们”带着资本跑到了更富的美国，这也是造成我国劳动供养率比较低的直接原因之一。这一点再次证明了，我们在科技发展中承受的阵痛以及就业保护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长远看，科技进步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带动收入增长。比如我国的产业升级使得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3年的5300万人下降到当前的3800万，更多的人转向了收入更高的新经济和服务业，大家的总体收入水平提高了。

就像当年蒸汽机革命，让一些国家农业的就业人口从90%降到了个位数。所以科技进步解决的长痛大于短期造成的短痛，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让清政府长期执迷于成本高效率低的内河漕运，表面上的就业维持加速了行业的亏损、财政的浪费、海运技术的阻碍。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汽车普及淘汰了马车夫，纽约街头的20万匹马彻底消失了，但不少马车夫学习了新技术后成为了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他们又重新活跃在了纽约的街头。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工作机会不是取决于时代，而是取决于自己，保持学习能力是任何时代的基本功，这没错。但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也要通过收入分配保证失业者基本的收入，毕竟学习的时候也要吃饭。

苹果CEO库克说过：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反而担心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

这话其实是告诫人类，永远不能失去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永远不能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表现出麻木不仁。如果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它会越来越成为科技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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