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外资100%控股中国金融机构，是自主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前段时间，中国允许外资100%持股境内银行和保险机构。很多人对此是冷嘲热讽，其中一个主流的观点便是，最近外资在撤退，我们需要表个态，希望大家不要撤退。

有人甚至把这件事比喻成“客人走了你才上菜，最后只能留给自己吃”。

此外，每一次国家放松外资进入中国都会伴随着“引狼入室”的声音，今天我们纵向拉长时间，横向与欧美国家金融体系比较，重点从银行的角度聊一聊，为什么外国资本100%持股中国金融机构是一种必然。

首先要明确一点，金融开放是个大工程，总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

二是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的开放。

现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外汇管制会长期存在，因此网络上热议的“外资像收割东南亚一样收割中国”之类的话题根本不成立。

至于金融机构的开放，整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想开放，另一方面，现在是真的不得不开放。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是最早“狼来了”声音的源头，80年代，为了能够融入全球化，我们需要外部资金、外部技术和全球市场，光入世就经历了15年马拉松式谈判，其中农业和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开放让双方僵持不下。

在刚刚结束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中国，企业以公有制为主，银行的贷款被视为“第二财政”，抵押贷款这种现在看来最低级的信贷方式，那个时候都是不被人接受的，更别提银行的商业属性和大规模创造信用的功能了。

1986年沈阳公共汽车二厂抵押两套房子，建行沈阳分行为其发放了10万元技术改造贷款，这时候我们才开始探索新中国金融史上的从未有过的抵押贷款模式，银行信贷资金才逐渐成为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九十年代初，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开业，中国开始有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但本质还是为国企融资服务。而西方国家受到自由主义学说影响，认为国有企业和公有体制会严重影响资本的自由流通，他们非常忌讳国家出手干预商业运营。

1987年到1992年入世谈判的时候，议题就集中在了中国经贸体制，中方需要明确回答，中国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1992年，随着邓公南巡，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银行也开始做出诸多调整，1992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也是混业经营，除了信贷投放，也经营证券公司又经营信托，但没有经验，更没有配套的监管和法律，于是证券监督委员会才在1992年成立，分离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能。

1993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家银行与其所创办的实体企业分离，同时剥离了经营的证券、信托、保险等业务，推进了银行业务回归本位。1994 年初，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来，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组建起来，四大行开始集中精力发展商业性信贷业务。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加上国企开始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极速上升，特别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银行业曾一度被西方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

1999 年，国务院统一安排，从四大行中剥离出了1.3 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同时组建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职处置这些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轻装迈入21 世纪打下了良好的资产基础。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都是新生儿，那同期的欧美金融机构，他们是怎么样的呢？

1694年，第一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英格兰银行成为了现代商业银行鼻祖，21世纪初欧美的现代商业银行已经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发展。英国1986年通过《金融服务法》进行"大爆炸（BigBang）”式的金融改革，日本1992年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法》，都放松对混业经营的限制，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

1998年，美国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合并，当时就坐拥7000亿美元资产，有分散在100多个国家的1亿多客户，从事包括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买卖和承销、投资服务、消费融资等全方位的金融业务，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金融航母”之一，也因此推动了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

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大滞胀后，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发现自己单凭借贷业务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为了填补技术停滞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1999年11月，国会最终通过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从此，1933年大萧条时期制订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下美国金融分业体系发生巨变，金融机构跨界经营变成普遍现象，各机构开始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如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对利润的追逐、自身的创新以及竞争压力迫使各家机构开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更深入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之中。

混业经营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利用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的资源，高效地给实体经济提供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在“入世”谈判之前，我们就已经意识到，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模式，与严格分业的中资银行相比，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外资就这样进入中国市场，只会对四大行的垄断地位形成巨大冲击。

即便是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从2013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常年霸榜全球百强银行业前十，近几年在前四的位置上就没掉下去过，但是从业务的角度，和国际银行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中资银行平均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达到71%，国际大行为56%，在长期的“温室保护”下，中国的银行信贷业务量确实做得很大。至于其他业务比如证券类，目前国内43家上市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为1.59万亿美元，加起来仅仅是混业经营的美国摩根大通一家资产规模的41%，摩根大通企业与投行部分的营业收入更是我国头部券商中信证券的6倍。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2001年入世谈判我们退了一步，允许外资银行100%控股收购廉价金融资产，那很可能现在就没有四大国有银行什么事了。总之，中国的银行盈利模式单一，地方债化债和房地产市场的萎靡导致经营压力倍增，比起单纯的借贷业务，现在我们更需要借鉴外资金融机构背后的证券、保险、理财、期货、资产管理等混业经营的金融服务模式。

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把师傅领进门”，让他们通过控股某些金融机构进行手把手的改造。况且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传统信贷业务的流失。中资银行动辄数千家的网点早已让信贷市场趋于饱和，这时候允许让混业经营的外资行进来，言外之意就是“优质客户我们已经掌握，你们要想在中国金融市场分得一杯羹，就去做一些差异化的高风险项目”。这些差异化的高风险项目，正是中国金融机构所欠缺的。

比如，“金融强国”的核心目的之一，其实就是需要将中国的巨额存款从银行引向股票市场，既然中国的证券业做不好这个事情，那就让外来和尚试一试。不过实际上，中国金融业自身也一直在“混业经营”这个方面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主要有两条路径：民营化改革，以及引进外资和国外金融机构。

正式加入WTO时，我国金融业作为保护类产业，有了5年过渡期，银行改革就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大型国有银行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2002年起，工农中建四大行开始着手股份制改革，同时，作为践行WTO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承诺的具体行动，国务院批准了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作为三家综合性金融控股公司试点，三家金融控股集团通过控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子公司，给我国的混业经营留下足够的探索空间。

2003年4月银监会挂牌成立，履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的银行业监管职责，推动了银行的专业化发展，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和人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正式确立。

2003年银监会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明确单个境外金融机构持股中资金融机构不得超过20%，同一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综合不得超过25%。

当时国内多家银行的股东里，就已经有外资的身影了，2004年8月，交通银行股改引入汇丰银行作为股东兼战略投资者，汇丰持有交行股权比例达19.9%，开创了外资行入股中资银行的第一笔交易。继汇丰之后，其他外资行也纷纷入场，2004年开始，我们陆续看到法国巴黎银行成为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荷兰ING银行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美国银行2005年投资30亿美元持有建行9%股份，高盛在2006年斥资25.8亿美元购入工行7%的股权等等，所以20年前，中资银行就已经开始“与狼共舞”攒经验了。

过程中我们在法律和监管上也在渐进式试探，允许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相互参股，进行混业的尝试。到2008 年农行完成了股份公司改制，由此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2010年7月，农行正式在上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四大行至此才全部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初步完成。

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危机催生出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严的沃尔克规则和《巴塞尔协议III》，很多外资银行急需套现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由于当时外资行在我国持股20%的比率限制，靠参股进入中国并不能掌握足够的话语权，且当时依旧未见持股上限松绑的迹象，于是各家外资行纷纷套现出场，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并不是中国主动开金融业开放的倒车。

叠加2012年摩根大通的“伦敦鲸”事件，世界各国监管机构对混业经营和监管进行反思与调整。次贷危机让我们利率市场化改革暂停，同时出现了一个中间物种，就是影子银行。

2012年，原保监会、证监会适当放松了资管机构投资领域限制，理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保险等机构加深了相互连接，2012年被称为是大资管元年。而长期以来的利率双轨制助长影子银行爆发，带来各种乱象，具体可以参考我们2023年12月的节目《解读中国的“利率双轨制”》。

由于影子银行抬高了我国宏观杠杆水平，一些国际组织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可能成为中国式“雷曼破产危机”的源头，2016 年，我国金融工作的重心变成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后银行业步入严监管期，但是金融业改革和引进外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到2016年，我国新批准设立的民营银行达到14家。

2017 年11 月，外交部就宣布过，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在内的金融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同年12 月，银监会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从监管来看，当时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不能满足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自身要发展混业经营的需求，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各干各的，要么导致监管空白，新机构新业务归属不明，例如互联网金融；要么导致监管重叠，比如证监会和银保监会对债券业务都有审批权，但是标准却不统一，造成监管盲区，监管效率低。

因此需要打破金融行业分业的监管，于是2018年4月，中国银保监会正式挂牌。同时混业探索的步伐也在加速，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央行陆续受理了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北京金控、万向控股、招融投资5家企业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请，控股公司通过持有证券、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资产的股权，实现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的转型，由此金融控股时代正式开启，中国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

“入世”二十年，中国玩明白了WTO的规则，从倒逼监管改革到提前部署监管，市场实际上是在主动开放，大家总是说，中国允许外资100%控股银行和保险，比当时的承诺晚了八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原定于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应该是2021年，但我们提前了1年。

2020年，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被逐步取消。紧接着，多家外资机构股东开始申请提高持股比例，例如2020年6月，摩根大通期货成为首家全资控股中国期货公司的公司；2021年8月，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受让5家内资股东所持股权，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

截止2024年2月，我国共有外资参股控股证券公司18家，其中摩根大通证券、高盛证券、渣打证券3家为外资独资证券公司。同时在监管上，中国也为金融混业经营铺好了路，2023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揭牌，对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督管理，2023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一行一局一会”监管模式顺应了混业经营的大趋势，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要混业，还是外资入华要混业，监管都做好了准备。回顾了这么多，我们发现20年来金融行业一直在对外开放，但是为什么这次外资100%控股银行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老百姓平时跟银行接触比较多，我们不一定有股票和保险账户，但是大概率有银行账户，有存款和贷款，因此会放大对银行的关注。大家要知道，外资控股有一个前提，是国内的其他股东要同意出售自己的股份，即使同意出售，还需要像摩根大通持有期货、证券和基金一样，经过组织的批准，如果综合评估下来负面影响较大，我们可以不批准。

还有人担心国有银行会被“买走”，就国有控股银行而言，财政部和中央汇金等机构会对国有银行保持绝对控股权，毕竟“国有资产流失”这顶中国特色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这是体制问题。因此，外资“可以”100%控股，不代表外资“能够”100%控股。而且众所周知，外资的背后也并不一定就是外国人，毕竟开曼群岛的外资也算外资。

那外资即使要来参与中国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有可能控股哪些银行呢？我们做一个猜测，国有银行想都不要想，现在国有银行股价只有净资产的一半，我们没有道理贱卖这些成熟的业务，外资能参与控股的大概率也是地方银行，比如一些城商行。这些城商行的大股东大多是地方政府，有些地方甚至每个地市都要搞一个当地的城商行，之前用各种名头逼着放贷以便增加隐性债务，这是中央绝对不允许的。

现在地方没钱注资，上市融资也不划算，那就把股权卖给外资好了，谁不卖就不是真的没钱，这也方便中央间接摸一下地方的家底。现在处于化债周期，地方债、城投债牵连着地方银行，问题频出，外资行当然不想进来擦这个屁股，但如果某些外资真的愿意用真金白银兜底一些地方债务，做一个“投名状”，再用债转股的形式换取一张进入中国市场的金融牌照，也不失为化债的一个好办法。

此外，我们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需要风险偏好更高的资本参与进来。就像20多年前的美国硅谷，当时科技产业爆发，大量的融资需求也催生了像硅谷银行这样的细分领域巨头。虽然硅谷银行2023年出了很大的问题，但不能否认他们对科创公司的融资模式。

科技初创企业和生物医药等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这样的无形资产占大头，企业很难从以抵押固定资产的传统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但是硅谷银行填补了这块空白。特别是在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硅谷银行有了自己的风险投资，风投私募+科技贷款的“投贷联动”方式，让硅谷银行在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50%以上。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房地产与基建井喷的年代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中资银行没有动力去做这些高风险业务，但鲜为人知的是，2011年浦发银行其实就开始和美国硅谷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这也是不断在做出尝试。

总之，从改革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允许外资100%控制银行和保险，并非首次放宽对外资限制，更不是突然为之，而是我们20多年一步一步开放的结果，并且保持了我们一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风格。

从“入世”中国社会大喊“狼来了”，到最后自己成为WTO里最大的一匹狼，也才过去短短20年，金融机构引进外资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不仅是履行入世时候的承诺，更是中国金融业从分业往混业转型从而“建设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的现实要求。

更何况，金融机构的本质就是靠经营风险盈利的，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三年前马云的外滩演讲，批评银行是“当铺思维”，骨子里拒绝风险，而拒绝风险对于经营风险的机构来说恰恰才是最大的风险。如果把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看成是一种风险，那也是一场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历练。

从“入世”开始，我们的制造业历练了20多年，现在开始，金融业的比赛大幕可以说才刚刚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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