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星舰二次发射失败，中国的“金融强国”痛点在哪里？

马斯克的创新精神

马斯克SpaceX星舰二次发射又失败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技术，而是在试飞前马斯克兴冲冲说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他在第一次试飞前也说了，那就是“我保证会很刺激”。

这话像是一个第一次走进科学实验室的大男孩，心中的那种兴奋劲，但马斯克可是一个52岁的世界首富啊。

什么他没见过，什么他都拥有了，可他居然还有一种孩子般的激情。而且，这句话的完整句子是：“我并不是说它会进入轨道，但我保证会很刺激。”他不是因为十拿九稳而开心，成功率只有50%，他依然那么兴奋。

一次试飞失败就相当于30亿美金放了一把烟花，可他显然准备一次次继续飞下去，钱根本拦不住他。

能让疯子马斯克这么不断疯下去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他的创新精神，二是钱。这两个条件放在一起就能化学反应，产生出马斯克效应，什么是马斯克效应？就是把人类的科技边界快进它几十年。

Space X公司2002年成立，最初发展靠的是个人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2008年，SpaceX获得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正式合同，从此，SPACE X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2012年10月，SpaceX将货物运送到国际空间站，开启了私营航天的新时代。SPACE X 能达到今天的科技水平和将近千亿美元的估值，离不开NASA的订单。

NASA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的一个行政性科研机构。NASA一直以一只无形之手的身份，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来帮助spaceX，但NASA并不拥有spaceX的任何股权。

为什么一个政府的航天科研机构要扶持私人企业呢？NASA停止了自主研发运载火箭，把相关的订单给了SPACE X。航天技术研发成本极高，NASA的房车式火箭每次发射成本高达10亿美元，经费有限的NASA负担不起。

相比之下，马斯克的SpaceX重复使用火箭每次发射成本只有2亿美元，性价比高很多。美国政府发现，机构的研发周期往往较长，不如SPACE X这样的民营企业效率高。

SpaceX采用更加现代的研发模式，不断试错和迭代，火箭研发速度远超NASA。当然，NASA依旧掌握着核心技术，同时通过与SpaceX的合作可以节省成本，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科技创新的道路复杂艰难，但SPACE X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其实问题也很纯粹，那就是足够的钱给正确的人或者机构。

SPACE X最开始启动的钱靠的是市场化的资金，后期发展又得到了政府资本的支持。而资本也是慧眼识出了马斯克这个不同寻常的科技狂人。

美国靠着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而在当前，世界上哪个国家最迫切实现科技突破，完成产业升级呢？答案一定是中国。

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有两个非常微妙且重要的信息，透露出未来科技突破之路上金融的重要性。

首先，第一次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要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弱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6%，为什么以前只提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而这次偏偏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呢？

我的理解是，以前我们的金融够大，但不够强。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资产占比超过九成，这说明，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规模巨大。

这一点都不意外，想想我们高速发展了20多年的房地产和基建，没有银行杠杆资金的支撑能走到今天吗？说到杠杆，就要提到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整个会议头一回，通篇没有提“杠杆”一词，却提出优化资金更好地流向高质量实体：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与中小微企业。

没有杠杆，如何利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前的金融工作会议首先肯定工作成绩截然相反，通稿在开头严厉批评了金融乱象和腐败，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恒大们的天量债务。

也就是说，以前以银行金融资产为主的杠杆发展模式，在决策层看来不是一个金融强国的体现，因为它遗留下来高杠杆、高房价等高难度系数的问题，以及金融腐败的毒瘤。所以，未来的金融强国是要升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科技行业发展的模式。

SPACE X星舰、CHAT GPT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又一个王炸级别的创新似乎在拉大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差距，甚至是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科技距离。

在欧洲，德国经济近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信号，而且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上裹足不前，这些对我们决策层产生了触动。

德国发达的银行体系支持了制造业的强大，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德国为榜样，发展银行支持制造业的金融模式，但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最近再次被扣上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虽然由于日元贬值，2023年德国名义GDP将超越日本，但德国将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速在未来5年内也会不如美、英、法等国。

看到德国GDP陷入负增长，再想想让德国制造吃了几十年红利的汽车产业正被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超越，而过去二十年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比如互联网、移动终端、人工智能这些似乎都与德国关系不大，这对我们的学习之路是一个冲击。

一直以来，靠制造业强国的德国模式怎么忽然之间就失去光环了呢？话说回来，一直被诟病“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的美国怎么没像德国这样，出现增长乏力呢？

有人说德国的衰退是俄乌战争能源短缺造成的，但是俄乌战争之前的若干年，在全球创新的最前沿，德国的存在感也不够强。今年8月，由于公务飞机连续两次故障，德国外长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这一事件让许多民众认为，德国老牌制造业强国的头衔已经名存实亡。

德国没有被卡脖子，为什么它的科技产业也慢了好几拍呢？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META，以及英伟达和特斯拉，总市值达到11万亿美元，几乎是德国经济体量的三倍。

科技界流传着一句话，“美国负责创新，中国负责应用，欧洲负责立法”，中国的科技巨头们利用美国的基础研究成果不断在应用端发力，赚了大钱。而欧洲负责立法，就是说欧洲国家重视规范，忙着立法，连应用都没跟上，听起来更悲催。

其实，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金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以资本市场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大；二是德国模式，以银行体系为主，间接融资占比较大。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学习日本和德国，大力发展银行体系，想想我们地产基建当年的快速起步，没有土地和项目作为抵押，银行也不认识你是谁。

未来，中国地产基建难以扩张，它们抵押给银行的各种资产面临缩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萎缩，再主要靠银行来支持实体经济变得艰难了。

未来的金融强国大概率将是发展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模式，因为这套模式与科技创新有着天然的异性相吸一般的契合度。

资本与技术

都说硅谷是美国科技的摇篮，硅谷到底是什么？其实，硅谷不仅代表着科技，也代表着资本：1875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后来，贝尔电话公司创建了一个曾经在工业界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

这家传奇的企业实验室一共获得了8次诺贝尔奖，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传真机、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太阳能电池等改变世界的发明。

因为贝尔公司家大业大，贝尔实验室有着花不完的科研经费。科学家们可以安心做各种基础科学研究：20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有一个名为固态物理组的小组，其实就是做跟公司主业没有太大关系的半导体研究。

1947年，固态物理组在组长肖克利的带领下发明了晶体管。后来改变世界的芯片就是在硅片上排列巨量的晶体管，晶体管被科学界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

晶体管诞生在东海岸的贝尔实验室，肖克利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但故事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肖克利虽然发明了晶体管，但靠专利致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贝尔实验室的员工入职第一天就要签订一份协议：如果将来申请了专利，所有权归公司，发明人只享有署名权。

肖克利渴望得到与自己名望相匹配的财富，1955年，他得到了一位加州投资人30万美元的投资，肖克利的半导体实验室在旧金山附近开业了。

肖克利的实验室吸引了无数人才，这些人后来又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各种创业，其中有八位创建了大名鼎鼎的仙童半导体。

80年代初出版的畅销书《硅谷热》写到：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只有24人。仙童的八位创始人中的两位后来又创办了今天CPU领域的绝对龙头英特尔。

而仙童半导体之所以能够成立，多亏了一个叫做洛克的人帮助找到了投资。

1961年，洛克自己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为想创业的人提供资金，越来越多大企业里的工程师开始创业，而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成为风险投资家，硅谷迎来了第一波风投热潮。

风险投资所投的项目一旦成功，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风投的原始投资能实现成千上万倍的增值。可以说，没有资本与技术的互相成就，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各种5纳米、3纳米。

最新的故事CHAT GPT的诞生也是由于硅谷一家风投大佬组织的一场私人晚宴，当场的9位个人和机构总共捐出了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OPEN AI公司。

后来微软也加入进来，不仅投钱，还提供了各种技术支持。从2015年到2022年，7年时间，一共融资110亿美元，CHATGPT就诞生了。

110亿美元听着数额巨大，但其实美国一艘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是130亿美元。CHAT GPT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人工智能革命，比制造一艘航母花费的资本少，这样的投入产出比非常厉害。

根据摩根士丹利预计，按最低渗透率计算，到2025财年，人工智能可以为微软带来高达900亿美元的增量机会。要知道，微软投给OPEN AI的资本加技术也就是几十亿美元。

再放大说，CHAT GPT给美国各行各业提升生产率带来的产出效率那将是多大的数字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可以想象，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

为什么脱实向虚没有让美国经济增速疲软呢？金融资源，包括风险投资、科技巨头们的直接投资、美国富豪们的个人投资等等，通过筛选出具有突破性前景的创新技术，使投资获得了指数级别的收益。

生活当中普遍的是正太分布，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比如人的身高，大部分都集中在1.5到2米这个区间之中，低于1.5和超过2米的概率非常小。

除了正态分布还有另一种分布方式就是指数分布，比如全球2%的人，可能掌握着80%的财富。所以财富的获得，具备指数分布特征。

风险投资其实也遵循2-8定律，在总投资当中，只有5%的投资，获得了全部回报的60%。所以回报绝对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几笔最好的投资所带来的。

什么样的项目，才能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就是你必须得告诉他，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能有10倍的回报空间。

而不能告诉他，每年只赚10-20%。传统业务，是不可能获得风投支持的。因为他不具备指数级增长的可能。

当然，美国金融模体系的另一大支柱就是成熟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退出变现,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猎物。

相比而言，美国的银行资产更多的是传统的抵押贷款业务，它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中不是主角。美国金融资产总计为1690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28.3%，排名世界第一。它的金融体量之大可见一斑

未来发展的模式

房地产时代有房子和土地做抵押，可以采取银行贷款模式。但未来搞科技创新，没有重资产可抵押，更多需要资本市场这样的股权投资模式。

但是，我们的互联网巨头们当年也基本都是风投投出来的，但它们还是重应用，轻创新；重盈利，轻研究。

说归到底，风险投资也是需要快速赚钱的，搞那些看起来漫无目的的基础研究，不完全符合中国风险投资的胃口。

像晶体管这样的发明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等基础科研的基础之上，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是贝尔实验的基础研究成就了他的发明，而风险投资成就了发明的应用和他的财富。

所以，贝尔实验室才是最初的摇篮。我们科研体制近年来的反思就是基础研究不足。到底谁应该是基础研究出资的主体呢？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央财政，占到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90%，这些钱主要进入了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各占一半左右。

但是，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存在着围绕行政权力的现实问题，造成基础研究人员缺钱。

2019年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调查显示，83.5%的基础研究人员表示“获得科研经费资助比较困难”，74.9%表示“由于缺乏稳定经费支持，难以聚焦研究方向”，49.3%表示“由于缺乏稳定经费支持，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申请经费”。

看来，科研经费的分配确实存在着效率低的问题。美国也是联邦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助者，20世纪60、70年代其资助力度超过70％，但近年来资助比例不断下降。

2013年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在二战后首次下降到不足50%，到2015年则进一步下降到44％。而企业的基础研发支出比例在不断上升。

激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的原因，一是企业利用内部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开发能够缩短开发周期，产生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吸引顶尖科学家，推动企业在最前沿的方向发力。而美国政府对于企业的研发支出给与各种税收优惠。

说到中国企业自己搞基础研究就不得不说到华为，MATE 60突破美国卡脖子背后，是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

华为每年150-2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 20-30%用于基础研究。华为拥有大量的科学家，其中化学家100多名、数学家700多名、物理学家900多名，合计约2000名，这其中有20%-30%是外国科学家。

任正非说过，当今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接近，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等到大学把理论完全研究明白再去进行技术开发，就已经没有先发优势，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华为每年大约投入30-50亿美金用于基础理论研究，与大学一起共同研究看似无用的科学。

华为已经尝到基础研究的甜头了，但如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是政府要研究的，而提升中央财政资金进行基础研究的效率也是课题。

想想NASA给钱、给技术、给订单来支持SPACE X，也是因为SPACE X在某些领域的科研效率更高吧。

什么是马斯克式的化学反应？要达到最顶级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钱，还需要像马斯克这样的人。

怎么产生马斯克呢？在资本和马斯克之间谁更重要呢？最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OpenAI突然罢免了公司CEO、“ChatGPT之父”奥特曼，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科技界。

有消息认为，奥特曼被解雇的背后是OpenAI高层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了分歧，而分歧的核心就是“安全和商业化”。

奥特曼这样的科学家创始人与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不可思议的是，奥特曼被“炒鱿鱼”一天后，情况就出现了惊天大反转。OpenAI投资者正在努力让奥特曼重新担任CEO一职。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也存在着资本和创新之间的矛盾。

但在美国的创新文化下，创新人才显然比资本更具有稀缺性，所以他们可以得到巨大的空间去搞他们自己的天马行空。

马斯克、奥特曼这样的人在美国社会不仅得到了资本的拥趸，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

反观中国，甚至东亚的文化圈从来都是给与权力和资本更大的尊重，而不是个体。金融强国最终是要服务于科技，而科技的突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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