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不是这个流转法！

房贷利率降了，首付比例也降了，面对你们的不为所动和“恶意不买房”，为了给楼市找接盘侠，有些地方把手伸向了农民。前段时间安徽凤阳、江苏南通、湖北鄂州等地，纷纷鼓励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去城市里买房子。

其中凤阳明文规定：鼓励农村居民放弃宅基地，一次性给予5万元购房抵扣券，原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佩服这些地方的，算盘打得真好。首先显得政治觉悟高，很会揣摩大政方针。

前不久国常会强调过，“楼市去库存要解放思想”，同时国家也支持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做法。比如2020年，全国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其中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是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最近两年一直鼓励地方对房地产市场应该“因城施策”。地方鼓励农民“退地”买房，可以说是把中央精神结合得很明白。

其次，这项措施满足了地方自己的小九九，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紧箍咒下，不少城市面临建设用地不足的困境，怎么办？向农村找补，也就所谓的城乡用地增减挂钩。

这还要从当年“最终经济的市长”重庆市长黄奇帆说起，重庆号称山城，城市建设用地本就捉襟见肘，而重庆广大的农村又多在崇山峻岭间，交通生活都很不方便。所以黄奇帆就创新性地搞了个“地票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村民自愿放弃宅基地，由当地房管部门印发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被称为“地票”，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交易。开发商也会买这些地票，用来置换开发指标。抛开复耕费用和留给村集体的钱，农民大概能落个6至9万。

政策效果还不错，从08年到现在，流转交易了110多万亩农村土地，这样既给城市搞来了建设用地指标，又给农民搬离山旮旯的机会，还能拿到一笔不错的补偿。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只适用于那些偏远不宜居的农村。

现在一些地方虽然把经取回来了，但是念歪了，有媒体报道，有些地方哄骗农民拆旧房，暗中搞增减挂钩给市里输送用地指标，结果农民拆完之后建不了新房。

鼓励农民“退地”这项措施最高明的一点，是地方不用投入一分钱，注意农民用宅基地换的不是五万现金而是买房优惠券，地方印不了钱就印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政府开的由开发商支付的欠条，期望能刺激本地楼市，被PUA的开发商或许也能看到一丝希望。

农民虽然穷，但并不傻。从网上的舆论反应就能看得出来。有的人一针见血：挖农民的根、续高房价的命；有的嫌补贴太少，只补贴5万再算上平整复原的费用，和让农民白送没什么区别；还有的直接调侃说：卖祖宅进城，世世代代向城市交物业费。

这种打着农民主意的救市政策，不难预料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严重脱离实际。比如有能力在城里买房的农民，不可能为了几万块优惠券就把家里宅基地卖了。而且能买的早就买了，那些买不起的，差的也不是这几万块，而是剩下的几十万，以及日后的收入保障。

可能有人会说，新政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长期无人居住的废弃宅基地，毕竟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但是那些废弃宅基地的主人，基本上都已在外地定居生活，有的几十年都没回来过，也不打算再回来。其中也有卖宅基地的，但更多是为了变现，同村内居民交易，这些人更不可能拿着宅基地做优惠抵扣，再花一笔钱在县城买一套完全住不上、又很难卖得掉的房子。其实早在2022年安徽潜山市就曾出台过此类政策，但从结果看基本没任何作用，因为逻辑根本不通。

这些年，城市暴涨的房价拉大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贫富差距，虽然房地产的繁荣也创造了大量农民工就业，但农民从长达二十年的土地资本化运动中辛苦赚取的，可以说只是一些残羹冷炙，这本就不公平。现在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有些地方却想让农民给当地楼市接盘，为城市发展买单，难道是农民上辈子欠你们的？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而在有些地方眼里，“GDP和政绩才是江山，农民不过是打江山的代价”。据财新网报道，更有一些地方挪用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真是柿子专挑软的捏。

还有一些寄生于房地产的“砖家”，建议更是雷人，其中一位叫董潘的教授，居然说出了“建议农民在县城买房住，然后开车去农村种地”，我只能说农民的粮食把他喂得太饱了。

要说农村有没有问题呢？有，还很大。这些年农村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下个雨就难出行的泥巴路，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一栋栋现代小别墅拔地而起，但光鲜的背后却是凋零。

曾经，农村家家户户冒炊烟，而五年前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已经接近20%，不少地方土地面临荒芜。曾经农村遍地跑的全是叽叽喳喳的孩子，乡村小学人声鼎沸，但现在全国乡村小学已关停33万所，留下来的公立学校质量逼得家长们只能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曾经地里辛勤劳作的中年人，现在地里依旧是他们这群人，只有在春节才能在村里看到一些年轻人。

更大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一边是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居高不下，一边是粮食卖不起价。进口粮食的到岸价，比国内收购价还便宜。你在城里买个苹果手机的价格可能就顶农民种几十亩地，忙上个大半年。这背后的根源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的小农经济，曾对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发挥了极大作用，但现在已跟不上时代，成为现代农业的束缚，让中国农业无法像美国那样发挥规模优势。

但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不是让农村消失，把农民往城市一赶了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种地这么辛苦，还有那么多农民坚持种地？因为他们根本没得选，有能力从农村走出来的早就已经走了。

现在留守农村的大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他们年迈的父母，属于被土地资本化淘汰的一批人。包括的他们的下一代，家里毫无背景只能在城市努力搬砖的8090后，这些渐入中年的新一代农民工，很多人也很难在城市买房定居，更多是把城市当作赚钱谋生的地方，老家农村才是灵魂的寄托和肉身的安息地。

这几年城市里的大学生和白领们也在纷纷下场卷网约车、外卖、快递和保安这些本属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年轻的还能竞争一下，属于大龄农民工的机会就更少了，在老家种种地、闲暇时打打零工，替孩子们照顾儿孙，是他们仅有的退路。

同时农民又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个群体，要经济基础没经济基础，打工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儿孙身上，要社会保障没社会保障，每月养老金两三百块钱，只有城里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一个零头。

由于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等吃不饱饭的时候，他们也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代，只有捧在手里的粮食才能让他们踏实。农民们对土地和宅基地的感情，远不是我们年轻人能理解的。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里，城市再好，也不过是养家糊口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的归属。

这让我想到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之前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中国城镇化率才60%多，跟发达国家比，还有15%的空间，楼市还存在巨大的购买力。结果鬼话说多了，自己都信了，碧桂园的摊大饼策略把自己都带进了沟里。杨老板可能忘了，这15%的农村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能力在城市里买房安家。

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就业、营生和发展的机会，吸引农村人口主动来到城市，主动获取他们在农村无法获得的收入，而不是连哄带骗。所以农民进城不是问题，让农民在城市里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才是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味把农民往城里赶只会引发更大问题。

为什么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存在大量贫民窟，而中国没有？为什么美国城市流浪汉和乞讨者泛滥，而中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农村做最后的风险兜底，也是一个就业蓄水池，毕竟农民哪怕只有一分地可种，那也算是就业，农民的要求太低了。

反观西方，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大量底层人员很难在城市混下去，回农村又没地没房，只能变成流民。正如三农专家温铁军所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西方那条路，非要把农民都赶进城，然后再在城市搞低收入群体的聚集社区”。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或许有达到80%的那一天，但可能不在于新一轮的农民进城，随着那批大龄农民慢慢凋零，城镇化率就自然上来了。

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农民富起来，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解放农村的生产资料，尽可能也让农村土地或多或少地资本和货币化。为什么农民比城市人穷？为什么同样是农民，城市近郊的农民比远离城市的农村人更富有？说白了就是土地资本化程度天差地别。

农村农民的财富主要来自“种庄稼”和打工，本质上都是劳动所得；而城里人的财富主要来自“种房子”，本质上是资本所得。而世界的真相就是，劳动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回报。所以能否享受土地资本化的红利，就是决定城乡贫富差距的关键。

长期以来，农民虽然坐拥土地、宅基地，但是它们并没有被资本化。因为在银行面前，农村宅基地并没有城市国有土地一般的信用，你做生意缺钱，拿着它们作抵押贷款都不行。农村土地就像一个被国家重点保护起来的金矿，农民虽然天天守着，却只能外出讨生活。

当然，国家的顾虑也能理解。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社保，也是社会稳定最后的安全垫。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每次天下大乱、王朝兴替，无不是因为老百姓失地问题积重难返，活不下去了。所以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改革的步伐必须慎之又慎。

但农村土地资源长期被冻结的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城市单边抽血农村，农村不仅失去年轻劳动力，金融资源也根本触及不到农村。现在农村农民生活的下限基本守住了，国家也虽然已全面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怎么突破上限，实实在在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的一个大课题。

这几年正慢慢摸索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解封。比如前几年建立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堪称中国第五大发明。具体来说，耕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民，经营权可以转让给其他农民或者企业。这样既可以释放土地的市场价值，又能确保农民不会失去土地。

宅基地，也被拆分成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而且经营权、使用权，这种第三层权利现在也可以拿去抵押融资了。这为农村财富流动和激活农村经济，撕开了一道裂缝。

再比如让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减少政府征收的差价，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分红。最近人大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目的也是在农村生产经营市场化、土地资料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用法律准绳维护农村农民的利益。

虽然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但沿着国家定的方向，最终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这才是地方该干的正事，而不是一门心思盯着农民那三瓜两枣，来刺激本不属于他们的楼市。

可能有些地方在托底楼市和土地出让金方面真的已经黔驴技穷，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也可能，当地想表示自己并没有躺平，还是在积极做事，但乱作为一定比不作为危害更大。

农民毫无疑问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如今也是最应该被保护的弱势群体。数十年前我们还只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现在却拥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背后改革开放等制度性因素功不可没，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之下农民对工业的反哺。

1952-1997年的45年间，农民以农业剩余价值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约1.2万亿元，平均每年近三百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人力成本达11.6万亿元；

在土地用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也就是说农民放弃土地的资本贡献，估算约为4.4万亿元；

以上三个数相加，全国范围内农村为城市提供了高达17万亿的无偿支援，算上通胀，现在怕是再加个0都不止。

自始至终农民未曾多言，矜矜业业。交了几千年的皇粮，如今全面取消也不过才18年。说实话，农民不欠任何人，农民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群体。反倒是有些人，没粮食吃的时候，叫农民爷爷；刚有粮食吃的时候，叫农民伯伯；粮食够吃的时候，叫农民兄弟；粮食有余剩的时候，叫农民工；现在吃撑了，却叫他们低端群体。

我们不能谈大局观、谈贡献的时候，就想起农民，而谈收入，谈福利的时候，就忘记他们。

不论何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而长期的“城乡二元化”让我们渐渐忘了，数亿农民的生活也需要我们去体贴。北上广深代表不了中国经济，县城和农村才是中国经济的底色。

80多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党两次赢得了农民，也取得了两次伟大的胜利，现在第三次开始了。

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出了具体部署，农业农村部也强调“土地流转必须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土地流转不得违背农民的意愿，不得损害农民的利益”。

在我看来，土地流转这个原本让农民也享受土地资本化的收益的措施，绝不能变成榨干农民最后一颗子的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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