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来自经济现实的选择
维持近三十年的房地产神话正在快速破灭，短短三年前我们还在高喊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是眼下从楼市刺激政策到货币放水机制，方法想出了一箩筐，但也没能挽救房地产的颓势。
大家逐渐开始发现，社会上所谓的钱，只是别人的付款承诺，只是一种信用的提前透支。作为中国庞大经济体量里最重要的信用基石，地产的悲观正在以大家从未想到的力度和方式改变着整个中国经济。
居民和企业的新增信贷开始猛烈走低，消费意愿大幅滑坡，风险偏好全面进入保守区间，资金全部跑去炒作低风险的国债，除了个别风口上的行业比如AI和新能源之外，其余行业纷纷开始收缩，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打击了国人本就不强的消费欲望，大家开始有意识的减少非必要消费，从白酒到旅游，从电子产品到家用电器，2024年上半年3.7%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远远不如GDP增长那么遥遥领先。
这个过程最先影响到的是企业，抛开销售额下滑不谈，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在于，由于代表着企业核心信用的房地产的价值在不断缩水，银行惜贷情绪达到巅峰，表面上看国家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不断下调利率，实际上金融机构是在雨天收伞进行实际上的货币紧缩，民营企业老板们是有苦说不出。
因此社会上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十年，中国靠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才可以盘活全局？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增长拆解成两部分，一是哪里还有发展潜力，二是谁手里还有余钱。
长期以来，代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出口、消费和投资概念深入人心，现在看来，只剩一架完整的出口，和两架分别只剩一只轮子的投资和消费。先说消费，消费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补充，但是短期没法成为经济的救世主，原因很简单，因为老百姓没钱。
横向对比来看，美国日本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八成左右，而我们只有四成左右，甚至离全球平均水平的55%还有相当距离，消费占比较低，本质原因还是居民收入占比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0%，全球平均为60%，美国80%。
居民收入和GDP的差距简单来说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企业留存和税收。这时你就要想，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基建项目比较多，而且项目主要的承建方是国企为主，那么企业的收入就很难转化为居民的收入。
举个例子，国有资本在2009年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所取得的投资资源保守占比不低于80%，而十年后的2018年，非金融国有企业实现了近2.5万亿元的利润，但实际上缴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只有2900亿元，占比仅12%，这也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情况。
而且，这上缴的2900亿元当中，仅有754亿元调出到公共财政预算，占比为26%，剩下的74%留给了国资委负责支配，主要是又用到了国有企业身上，而没有被用到公共财政。换句话说，通过基建拉动的GDP只有极少部分返还给了居民，这只是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GDP连续保持高增长，但大家却感觉钱不好赚。
钱好赚了消费自然就好了，你把钱给个傻子他也会消费。
而另一个只剩一个轮子的马车投资，它现在还能往前跑已经是个奇迹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投资的所有逻辑都直接建立在地产价值之上，尤其是中央以外的各地方财政主导下的投资，和地产的捆绑极为紧密。
各地的路桥、轨道交通、旧城改造等等，背后锚定的全部都是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才是中国最大的信用，只有土地才能帮你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花。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地产一蹶不振，地方手中的各路城投公司纷纷哑火。最直观的例子是前些年匆匆上马的那些打着科技新城、智慧新城幌子的项目，陆续开始暴露出真实的面目。
比如全年财政总收入不到120亿的桂林，2018年花了84个亿修云轨，只落成了3公里就被搁置到今天；陕西西安、广西柳州、安徽蚌埠、山东邹城、四川广安等等都是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那段地产泡沫的巅峰时期被集中扶上马的，现在又集中出问题。
这还不只是项目能不能赚到钱的问题，还有类似这种地上轨道交通虽然初期建设成本略低，但是后续每年的保养开支都是天文数字，随着09年开始的大规模基建建设，现在又集中到了大规模养护甚至返厂阶段。像高速公路，咬咬牙降低一些标准，哪怕几年不维护也基本看不出问题，最差就偶尔塌方一下。但是轨道项目不到，但凡地方的真金白银不能及时到位，立马就会有重大安全隐患，最终各地只能捏着鼻子关门大吉。
一叶而知秋，与土地财政生死相依的地方投资平台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是各地毫无争议的财神爷，但是如今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了，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发债和基建投资大幅不及预期，市场上如今流动的资金急剧收窄，这标志着以地方财政为背书的漫灌式投资时代走向了终结。
而带领中国经济长期维持繁荣的、也是现在唯一有两个轮子的马车出口，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美国驴象两党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他们保持了少有的共识。外加整个世界现在都在向着保守主义偏转，无论是欧洲极右翼还是美国光荣孤立传统的重新萌芽，都预示着冷战之后运行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主义黄金时期的终结，各个主要经济体只会越来越偏向于保守和自我。这也是近期的高层会议在强调的“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增多”。
在如今这个讲政治讲站位的时代，无论我们还是美欧日韩，少吃两口饭事小，为了扩大贸易站出来和对方讲和是非常容易被舆论扣上绥靖主义帽子、被自己人批倒批臭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做这种近似于政治自杀的事情。所以在自由贸易思想重新复苏前，出口这条路面临很大风险，即使我们产品质量再好、成本再低，西方也只会亮出越来越多的红灯。
出口有风险，投资和消费各自只剩一个轮子，那么这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能不能把消费和投资绑在一起，让两个轮子凑成一台马车继续上路？什么东西既能结合投资又能结合消费，那就是中国的老本行——重新强调基础设施投资，而且要投在之前忽略的地方。那哪些是之前忽略的地方？并且时至今日谁的手里还有余钱？
作为典型的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行业，银行现在极为惜贷，居民没有动力借、地方没有能力借、民企没有信用借，除非有更高的信用等级诸如国家的长期特别国债替企业把钱借出来进行投资，否则银行空转的资金是出不来的。但问题是，不管是谁借，这些债怎么去偿还？
工业化初期，农民掏钱反哺工业；房地产时代，城市居民掏钱反哺基建。无非是早进城的掏小钱，晚进城的掏大钱，没进城的不掏钱，但随着城市居民债务压力接近极限，现在能瞄准的对象，就是那些很多还没有掏钱的乡镇居民。
就拿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来说，上半年全省消费增长只有1.2%，但是如果分开来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只同比增加了0.6%，几乎没有增长，但是乡镇消费品零售额逆势增加了4.9%，是城市消费增速的8倍，这意味着城里人几乎消费不动了，但是乡镇依然还存在着较强的购买力。且广东并不是特例，放眼全国，乡镇消费增速也是城市的两倍以上。
这是因为乡镇居民有钱吗？当然不是，而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天然限制，导致他们错过了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机会，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居民在负债的陷阱上躲过一劫。在地产的黄金年代，他们没有沾上土地资本化的光，成为造富时代的边缘者，但是到了今天他们反而成为了全中国肩上担子最轻的那批人，即将成为中国最后一轮城市化的推进剂、成为GDP新的增长点，听起来多少有点黑色幽默。
前两天高层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表面看上去说的还是老话题，依然围绕着继续推动城镇化来展开的。但是仔细研读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新型城镇化”和过去十多年里喊出的“城镇化”有很大区别。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概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既得利益者过去往往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简单说过去说的城镇化主要是输血大城市，广大县城、乡镇甚至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只要向核心城市群提供劳动力和购买力，完成土地资本化，使得各地方可以通过卖地向民间进行大规模融资即可。至于这些进城农民工怎么在城里拿医保看病，他们的子女又怎么安家落户和读书，地方少有照顾，有些大型城市甚至对这些外来人口唯恐避之不及。
但是新型城镇化就不一样了，生产要素不再是倾斜大城市，而是在全国各地就地城镇化。什么意思？比如在人口众多并且城镇化率不高的粤西、豫东南、冀中南、皖北、川东等地区，在现有的基础上搞一搞基建，吸引一下周边农村人口在当地完成城镇化，其本质是改变农民低效的生产和消费习惯。
《行动计划》开头就喊出了“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直言不讳地鼓励农民进城安家，只要农民兄弟愿意进城，就要求地方给送新手大礼包，从落户到社保、医保、子女读书等等统统都要安排上，除极个别城市，落户限制基本都被要求统统放开，户口很快成为历史，这和过去二十年里大中型城市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纠结拧巴态度相比，简直是180度大转弯。
我们都知道，凡是中央文件里带着战略、五年或者行动计划这种字眼的都是优先级较高的，而这次文件三个关键词全部都包含了，可以说接下来鼓励农民落户安家变成了天字一号的大事，当然落户是为了方便让他们安家，因为安家才等于消费，有了消费，投资才能回本，两个轮子才能一起转起来。
设想虽好，但并不容易实现，就拿房价来说，城镇房价虽然跌了不少，但是对于普通居民来说依然是高不可攀，怎么才能让他们花钱买房，只有一个办法，在城市周边打造集群化的小型城市和大型乡镇，这样既能兼顾城市生活又能让他们负担得起的房子，才会吸引到这些目标人群。
所以我们看到，《计划》说完鼓励农民进城之后，话锋一转，提到要着重在“城镇化潜力大”的片区及城市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发展和升级。所谓潜力大，其实就是人口较多，并且还没有充分背上房债的区域，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典型潜力大的地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左手萝卜右手大棒，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弹性出让土地，另一方面，宣布把扩大城镇化、升级乡镇产业园纳入地方官员的综合考核评价。考虑到极为猛烈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和中国持续在扩大城市版图，继续搞基建的做法难免引起争议，因为那些严重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地方和项目，它们的未来是注定的，日本不断关停的学校、废弃的火车站和医院，就是最好的预言。
大家记住，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在如今的经济语境下，对于城镇化的大力加码，一定意有所深意。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关键词——以人为本。这个词其实很值得玩味，因为全世界200年来的所有城镇化进程都是先有产业需求，再有劳动力的自发迁移，从来没有说先把人聚拢过来然后再研究发展方向的，工业时代的城镇化谈不上以人为本，应该是以产业升级为本。
但是，如果从一开始看中的就不是产业发展，而是人口本身带来的消费，那一切就都合理了。否则任何逻辑都说不通在这个基建整体过剩、居民消费意愿极度保守、西部产业园区泛滥、城市房产不断滞销的大背景之下依然继续投入巨量资金开发城市周边区域、继续号召地方靠举债建设新的产业园区的动机。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对消费需求的挖掘，城镇向乡村“要人”其实是要那一批唯一躲过地产债务陷阱的人。刚才讲了，老百姓收入和GDP的差距除了企业留存，还有税。这个税可不只是明面上的所得税或者增值税，还有楼市和土地泡沫征收过来的“隐性税”。而这批人，还没有交过这些税，现在该你们站出来了。
发改委强调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在未来五年里城镇化率要冲刺70%，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总计超过5000万的人口会被纳入城镇居民，这些人也许没有曾经的城市居民那么阔绰，但是哪怕每个人进城只多花2万元，也能为社会带来1万亿的消费刺激。如果你能再买个房背上房贷，那就更妙了，直接能凭空给社会创造出数十万亿的流动资金，算上由此增加的新基建投资和货币乘数效应，对GDP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计划》中明确提到，要借助扩大城镇化的东风，开始上马大基建，从城镇改造到排水系统智能化，从产业园区风貌升级到生活配套设施的添置，可以说国家把所有能产生巨额GDP的方法都想到了，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但这也有非常明显的存量里面找增量的意思。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过去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推进城镇化是想要实现经济发展，逻辑完全是相反的。农民的心情可能也比较复杂，以前是想留留不下来，现在是不想去了又鼓励去。
不过，在内部需求不振、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两条腿走路：以出口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打头阵，完成产业升级；同时以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新消费和新投资为后方战略缓冲，托底目前的经济。
我们曾经幻想过，产业升级然后拿下国际高附加值订单，然后返利于民，最终像美国一样单靠内需就可以牛气哄哄地站着把钱赚了，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经济周期就是债务周期，中国宏伟现代化的奇观，很多都直接建立在“民众自发投机”的房地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的基建，本质是提前透支信用，来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曾经我们笃定，苦一苦这一代人，只要完成原始积累我们就能迎来不一样的新生活，但即使宁德时代征服了全球动力电池领域，对内却依然号召工人996大干100天的离谱口号。
最终发现，兜兜转转二十年，我们依然还是需要靠着农民工兄弟抢晴天，抓阴天，牛毛细雨当好天，月亮底下当白天，晴天一天顶两天，小雨大干，大雨硬干，拿命拼出来的基建工程来提振短期的经济活力，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去我们曾无比自豪地自诩为基建狂魔，但在现实压力之下，基建狂魔和路径依赖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往期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