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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七个昔日评委,实名爆料戛纳评奖内幕!

陀螺凡达可 陀螺电影 2021-02-19



“假装在戛纳”是一次特别企划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5月

戛纳电影节因新冠疫情取消

这个企划 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小游戏

假装此时的我们 在戛纳 看电影




戛纳背后的八卦内幕,

一次看个够!



还有什么比戛纳评奖内幕真实爆料更适合结束我们这次的戛纳策划呢?


以下七位昔日戛纳评委,在法国自由报上实名爆料,他们在戛纳电影节担任评委的愉快,以及不愉快经历。


料太多了,我已经无力消化了!!!





1.第60届戛纳电影节(2007)

▲ 入围片单

▲获奖

▲ 2007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玛丽亚·德·梅黛洛(2007年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由斯蒂芬·弗雷斯率领的评委会特别和谐、安静,我们很快就一致同意把金棕榈交给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我尽了最大努力为河濑直美的《殡之森》辩护,因为我不仅觉得它美妙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很少有女性电影人能够进入主竞赛,而当她们终于入选后,往往付出了极大代价。


但评委会其他成员还开玩笑,说我带有偏见,因为我也从女权主义电影人的角度,为昆汀的《金刚不坏》辩护。昆汀很多电影都是女性主角。当《低俗小说》里的男人们在争论一个汉堡的优劣时,大家都大呼天才。


▲ 《低俗小说》


但当女人们进行同样的对话交流,而话题关于意大利版Vogue杂志时,大家就会说 “昆汀在骂女人笨!"这两种情况是类似的。


▲ 出演《低俗小说》的玛丽亚·德·梅黛洛

和昆汀走上1994年戛纳红毯


不管怎样,昆汀都很擅长描述流行文化。评委会主席斯蒂芬·弗雷斯完全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至少在评奖的最后商议中,我能听到他对我说:"请你重复一下你的论点,因为我很喜欢!" 我顺从了,但却没有赢得任何一票。





2.第65届戛纳电影节(2012)

▲ 入围名单

▲获奖名单



▲ 2012年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艾曼纽·德芙(2012年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评委。” 我可以一辈子只做这个,12天内看了来自全世界的电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工作了。我们八个人一起“闭门造车”,其实人数算很少的了,因为在戛纳电影节,所有人都幻想自己是评委,在一个成千上万个评委组成的评审团中,规划他们自己心中的奖项归属,都有自己的意见。这也是为什么颁奖后会出现可怕的丑闻。


"怎么会?你给了卡洛斯·雷加达斯大奖,却没有给《神圣车行》任何奖?你怎么能这样?" 有趣的是,到了第二年,没有人再记得这一切。


在南尼·莫雷蒂的主持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电影,非常民主。安德里亚·阿诺德很喜欢卡洛斯·雷加达斯的《柳暗花明》,她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电影,她才从英国无产阶级孩子的状态中走出来。莫莱蒂说:"是的,的确,电影前十分钟非常棒…”,看得出他并不是那么喜欢这部片,但阿诺德坚定的信念让她为影片争取到了最佳导演奖。


▲ 《柳暗花明》


我有一部最喜欢的电影:克里斯蒂安·蒙吉的《山之外》。我成功为他争取到了两个奖,一个是剧本奖,一个是最佳女演员奖。我还奋力争取了其它的奖项,然后我就不管了。


这就像政治,你可以为一部片子竞选! 让人意外的是,在最后的商议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折。我们约定,在每天的会议中,淘汰那些没有人愿意维护的影片,但到了最后,这些片子竟然又被重新提及了。这些评委的脑袋中发生了什么,导致那些被遗弃的电影死灰复燃?是因为影评人们的评价吗?是因为媒体的奖项预测吗?还是因为一段和朋友的对话,一通制片人的电话,一个记者的电话?这让我很生气!


就我个人而言,我什么都不会读,因为晚上我在为杰罗姆·波奈的《邂逅之时》的英文对白做准备,电影节闭幕的第二天就要开始拍摄。


在评委会评奖的时候,一位女士会把我们说的话都写下来。她是福茂的助手。她始终保持沉默,我们都忘了她的存在,我想知道她每年记下的那几千张纸条最终都有啥用处。评奖时,评委会很快就有了角色分配,有主持人,有铁杆影迷,有无论什么电影都不喜欢的摧毁者,有负责搞笑的。


在当晚颁奖典礼后的评委会发布会上,南尼·莫莱蒂说我很低调谨慎,且最终如愿以偿了。的确,我确实如愿以偿了。当时蒙吉只差一票,我成功为他争取到了。我从电影节主席吉勒·雅各布的脸上看得出来,他很恼火,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国电影获得了奖项。当我从评委会的泡沫中走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人认同我们的获奖名单。当时的媒体反应非常激烈,以至于南尼·莫雷蒂的合作者,西尔维娅·博努奇告诉我,她一直在藏起各种文章,保护莫莱蒂免受攻击。




3.第52届戛纳电影节(1999)

▲ 入围名单

▲ 获奖名单

▲ 1999年第5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多米尼克·布隆(1999年第5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我记得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同意把金棕榈颁给达内兄弟的《罗塞塔》,那是在星期六下午,也就是电影节闭幕前的最后一部电影,当时我们都很惊讶,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致意见!  当时新闻界、公众和传言都自动地将佩德罗·阿莫多瓦推崇为金棕榈大热门,这让我们亲爱的评委会主席大卫·柯南伯格大为恼火。


我还记得我的失望,我们的评委会主席总是无法接近的,由他的两个保镖守卫着,右边是官方保镖,左边是他的妻子,这让我很失望。而且他很冷淡。我曾想象的评委会是一个部落,大家在这里自由讨论电影,没有偏见,没有权力问题。但我完全没预料到经济层面的问题,我当时太天真了。我以为一帮人在一起会分享一切,一起玩得开心。我完全错了。


幸运的是,评委会中有《疯狂的麦克斯》导演乔治·米勒这样的资深影迷,没想到他对二战前的法国电影都了如指掌,其精准度以至于让他对主竞赛中的影片提出了意想不到的影史关联。


他可以让我终于脱离官方礼节,像正常人一样在街上漫步。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我在铁腕纪律下像个隐士一样,只能在凌晨四点和丈夫的电话通话中打破孤独。我把自己的任务看得很重要,为了不受到影响,我决定连经纪人都不联系。而我也错过了影节喜庆的那一面。当我每天早上遇到那些穿着晚礼服,手上拿着鞋子,满脸宿醉的人们时,会让我感到很不解。但是,我怎么可能一天看三部电影,不断做笔记的同时,还去参加那些工作属性的社交派对呢?


对于评奖会议,我选择了用英语辩论。这可能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因为有那么一瞬间,一切发生得太快,等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你要有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你用母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评委会主席希望获奖名单能反映整个评委会的意见,要么是他更愿意划清自己的地盘。


▲ 《罗塞塔》


颁奖典礼之后,就有了“丑闻”。我们把金棕榈给了《罗塞塔》,把两个演员奖都给杜蒙《人啊人》的非职业演员,还把最佳女演员平分给《罗塞塔》的艾米莉·德奎恩。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艾米莉·德奎恩本来就是演员,我们以为她也是非职业的!我们被指责把大奖全部给了无关紧要的小众电影,但《罗塞塔》能在这风波之中坚挺下来,时间证明了一切,毫无疑问。


▲ 《罗塞塔》获得金棕榈和影后





4.第58届戛纳电影节(2005)

▲ 入围片单

▲获奖名单

▲ 2005年评委会主席库斯图里卡(中)

和评委伯努瓦·雅克(右)


伯努瓦·雅克(2005年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是戛纳服务于电影,还是电影服务于戛纳?这个问题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问过了,甚至在我们有幸坐在主竞赛评委席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福茂很想知道我们评奖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的辩论很激烈。几天下来,我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对于每部电影,我们都有绝对的分歧。最后一天,全体评委会成员在电影节的海报上签名。库斯图里卡给我签的是:“致我最好的敌人。”还是很友好的!


第一天,他在主持评委会议的时候,就用浑话开场,说到了电影的普世价值和慈善意义,说我们要找到具有这种品质的电影。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库斯图里卡只想给吉姆·贾木许的《破碎之花》颁发金棕榈,并和他的乐团举办演唱会,而我们也被要求去参加。我对贾木许很有敬意,但《破碎之花》却让我看不下去。


▲ 《破碎之花》


我无法忍受库斯图里卡的演唱会,尤其是当你第二天还要早起去看4个小时的电影时,我就更受不了了。


有两部电影是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大卫·柯南伯格的《暴力史》和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


但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不可能给这两部电影任何奖项! 


我记得托妮·莫里森也为《暴力史》辩护过。有时,阿涅斯·瓦尔达也会突然有部喜欢的电影。她自称喜欢上了维姆·文德斯的《别来敲门》。临近电影节尾声,在每一次放映的时候,评委们都在睡觉...... 这让我想起了寄宿学校,鼾声四起。这就是库斯图里卡的那些演唱会造成的。


他们因为演唱会上过于激动,消耗太多精力。福茂竟然提议我和库斯图里卡两个人一起组织单独的放映,想让我们两个人和好如初。


评委会每三天开一次会。我记得吴宇森,作为很重要的华裔美国电影人,他没说过一句英文、法语,甚至连中文也不说。他的女儿会帮他翻译我们的争论, 但他仍然全程沉默。可是,在王小帅的《青红》放映完后,吴宇森站起来郑重地要求发言。"我对你们争辩的一切,以及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都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我无法站队,但我必须表态一件事。我们刚刚看了一部来自我祖国的电影,而我想要回去拍一部历史战争片。如果《青红》从戛纳电影节空手而归,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命运就会被封死,因为我的下一部电影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吴宇森《赤壁》


给 《青红》一个小奖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听吴宇森的意见。


在戛纳电影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栋好莱坞式的别墅里,某人提出说要把金棕榈奖颁给贾木许。我说:"除了贾木许,谁都可以。"那给谁?我重述了库斯图里卡关于电影的普世价值的演讲。


我提议把金棕榈给达内兄弟的《孩子》,我很喜欢这部片,我觉得也适合那届主竞赛。我的提议没有任何反对者。两座金棕榈并不是问题,因为库斯图里卡他自己也有两座。随后,整个奖励名单开始全速成型。我们争论了整整十二天,紧张的气氛却在最后一刻瞬间被稀释。到了11点半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时间的流逝。库斯图里卡不得不组织了一场牌局,阿涅斯·瓦尔达一如既往继续睡觉,我也不记得自己做什么了,我忘了带上书。


在2020年,戛纳电影节这个病毒终于遇到了比它更强的病毒。






5.第51届戛纳电影节

▲入围片单

▲获奖名单

▲ 1998年第5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齐雅拉·马斯楚安尼(1998年第5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我并不会跑到屋顶上向全世界宣布,我坐上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评委席,因为我还是希望再次得到这个机会,尽管做两次评委的可能性太小。当时20岁的我,兴奋得像只跳蚤,但马上就担心起来,万一和评委会主席马丁·斯科塞斯产生分歧怎么办?我敢和他争论吗?我是斯科塞斯的超级粉丝,我也是西格妮·韦弗的粉丝,她当时也是评委之一,她的《异形》震撼了我的青春期,也震撼了数十亿人的青春期。


▲马丁·斯科塞斯


这就像我私人的《开罗紫玫瑰》,我电影神殿中的大神们都从屏幕上走了出来,坐在我旁边。


斯科塞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化解了我的苦恼。他说,不管我们的年龄差别有多大,名气差别有多大,但我们要扮演同样的角色,有同样的话语权,都可以对电影发表意见。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能通过评奖,来回馈我们通过看到某部电影而赢得的东西。他以一个观众而不是讲师的身份,谦虚地向我们展示了自己。


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谈论并不是他们自己做导演的电影。参加戛纳评委会,使这一经历成为可能。我从来没有睡得少还这么清醒过,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评委会,所有评奖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我记得斯科塞斯为了尽可能让更多电影获奖,还特意设立了一个额外的奖项:为托德·海恩斯的《天鹅绒金矿》设立了最佳艺术贡献奖。






6.第63届戛纳电影节(2010)

▲ 入围片单

▲ 获奖名单

▲ 2010年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埃马努埃莱·卡雷尔(2010年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我们当时一共三个评委特别喜欢一部乌克兰电影,谢尔盖·洛兹尼察处女作的《我的幸福》。尽管我们有三个人,理应很强势,但我们在争取奖项时很不聪明。我们私下商量策略时,认为不可能为这部电影争取金棕榈,肯定会失败,也不可能争取最佳编剧,因为这片的剧本是软肋。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就应该从最大奖开始争取,然后显得自己特别大度,做出了让步,同意给电影其它奖项。


▲ 《我的幸福》


不过蒂姆·伯顿是一个很善于倾听的评委会主席。我认为他私下很害羞已经不是秘密了吧。他是那种接连跟你说了三次“你好”后还会再说一次“你好”的人。有趣的是评委会中角色的分配方式出人意料。


当时评委会中有维克多·艾里斯,他拍了安娜·托伦特主演的《蜂巢的幽灵》,还拍了《榅桲树阳光》,讲述一个男人在院子里看一棵桲树开花的故事。见到他,我很高兴,很自豪地告诉他,我看过他的电影。这种奇特的感觉,我以为只有我有,多么自命不凡啊!因为那届评委会,看过他电影的评委多了去了,并没啥特别的。他在评委会中享有独特地位,所有人都跪拜他,想听取他的意见,而他只说西班牙,而且不慌不忙,语速特别慢。


评委会内部的自由度非常高!那届主竞赛的美国电影特别弱,我本来以为我们必须要给美国电影颁发一个奖项,毕竟好几个评委都是美国人,评委会主席也是美国人。但结果完全没有,他们一秒钟都没有试图以外交的理由强制我们。不仅没有任何人干预我渺小的独立性,我也从未感受到任何来自资本的压力。


而对于把金棕榈颁给阿彼察邦的《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我没有资格争辩。因为我在放映时睡着了,我也没有对评委们盈满这一点。但我记得放映结束后,蒂姆·伯顿一脸被这部电影惊艳的神情。






7.第64届戛纳电影节(2011)


▲入围片单

▲ 获奖名单

▲ 2011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2011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委):


我实在太后悔了,没人知道我有多么后悔。当评奖结果盖棺定论,我们坐在前往电影宫的车上时,我突然才反应过来。那是唯一一次机会给米歇尔·皮科利颁发一个特别奖,我们并没有给他在《教皇诞生》中的出色表演任何奖项。我大声提出这一点,所有评委都说“啊真的诶….” 但为时已晚了。


在评奖的时候,同一瞬间进行着无数场不同的争辩战。每一个评委都在为自己想要辩护的电影作斗争,整个评奖过程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但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我们的评委会主席,罗伯特·德尼罗,非常善于倾听,但对美国之外的电影非常不熟悉。


我当时非常震惊的一个瞬间是,在电影节临近结束时,他对我说:“你注意到了吗?那部意大利电影里面的意大利演员,也是那部电影的导演!”他才发现南尼·莫莱蒂会自导自演。


以及当德尼罗突然表示:“我还挺喜欢这个芬兰导演!”那当然了,阿基·考里斯马基在《勒阿弗尔》之前已经拍了27部电影!评委会中的其他评委,有香港导演杜琪峰,不说英语也不说法语。因为语言障碍,争辩奖项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其实对于看电影来说也很艰难。他只能紧紧抓住那些他能辨识出来的,类型片中最普遍的那些桥段和元素。他很喜欢《艺术家》,因为那是部默片,所以他完全看懂了。裘德·洛是对外国电影语言最熟悉的评委之一。


大家都知道:评委会以一种可怕的特权方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一个香槟吧到另一个香槟吧,跟明星们聊天。当然还有比这更糟糕的苦难。我们就在这样的泡沫中,世界可能会崩塌,我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那一年,斯特劳斯·卡恩在很大程度上抢走了电影节的风头,震撼了所有人,除了我们这些评委。另一个丑闻是在媒体发布会上,拉斯·冯·提尔开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玩笑。大家都立马站上了道德制高点。我当时表明了我的立场,我来做电影节评委,而不是道德评委,以及《忧郁症》棒极了。但这仍然对最后的颁奖结果造成了影响,《忧郁症》在评委会中本来是金棕榈大热门。


▲ 《忧郁症》


一开始,只有我和裘德·洛,我们两个人,认为《生命之树》有争取大奖的潜力。我们两之所以到最后争取到了所有评委的票,是因为其他评委,因为突然的丑闻,无法继续为他们最爱的电影辩护。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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