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
杭
州
佛
教
往期回顾
宋太祖统一中国，对后周世宗（955-959）发动的法难事件加以纠正，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他认为“佛教有禆（有益）政治”，对反佛者加上“非毁佛教，诳惑百姓”的罪名发配充军，并在五台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院，复铸造铜像，赐百官宴于开封相国寺，诏普度童行八千人。又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在益州（今成都）雕印大藏经，这是我国第一部印行的佛教总集。由此，宋朝建立后全国僧徒由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二十四万人，至宋真宗时增加到四十万人，尼姑六万多人。
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佛教发展到禅宗、天台宗、净土宗为主流。这时杭州佛教发展也进入高峰期，杭城佛寺有三百六十所。特别是吴越王钱弘俶听从延寿劝谕“ 纳土归宋”之举，受到北宋前期数代帝王的重视；而杭州的历代著名州官也都支持佛教的发展，如薛颜、王钦若、范仲淹、梅挚、蔡襄、赵抃、陈襄、苏轼等纷纷从各地延请高僧来杭住持名刹，并与之结方外之交。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苏轼像
在吴越兴佛的基础上，宋初四代帝王当政百年已消除了唐末“会昌法难”，后周“灭佛”的影响，杭州寺院进入繁盛时期，宋英宗执政不过四年，却在治平二年（1065）完成了对寺院“明宗正名”的整顿，杭州许多寺院就是在这一年改额的。这才使熙宁年间来杭的苏轼感受了“三百六十寺”的盛况。在此期间，杭州佛教出现了很大变化。
北宋天禧初，王钦若罢相来杭出任通判，与高僧慈云大师、圆净法师等结方外交，并与公卿大夫一百二十三人参加“净行社”，由翰林苏易简撰《净行品序》。天禧四年（1020），郡守王钦若奏准朝廷以“祝圣”为名改西湖为“放生池”，禁止采捕。据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乞开西湖状》奏疏云：
自王钦若奏准以西湖为放生池后：
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视千岁寿，若一旦湮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
苏轼为治理西湖，三上奏本，痛陈因由，最后才由进行给他一百僧人度牒，卖得一万七千贯钱，以工代赈，实现了浚湖心愿。
北宋时，在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下，不少寺院得到修缮扩建，如慧日永明院大规模修葺；灵隐寺在吴越扩建的基础上，又赐田一万三千余亩，再次扩建殿宇僧舍，规模宏丽，出现了“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哺”的盛况；上天竺寺在元净禅师主持下“凿山增室，广聚学徒，教苑之盛，冠于两浙”；大中祥符年间扩建众善寺，改名“大中祥符律寺”；扩建孤山永福寺，改名广化寺；景祐年间（1034-1038）僧人惠然在圣果寺建崇圣塔，于庆历五年（1045）改塔院为崇圣寺；治平初（1065）改众安寺为化度寺，等等。
故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诗中云：
独专山水乐
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
幽寻遂穷年
该诗诗意为每天参拜一寺，需花一年时间才能访遍杭城寺院。
▲圣果寺图 来源：《凤凰山圣果寺志》
北宋前期，不少州官都属诗人墨客。据《宋诗纪事》载，杭州各寺都留下了他们的诗文和遗迹。最突出的是苏轼，他第二次来杭任知州，自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元祐六年（1091）六月两年不到的时间内，正如他诗中所称，“在郡依稀六百日，中山不计几回来”，他与灵竺、净慈、径山等寺不少僧人结交，吟诵酬唱，叙事论经，同议朝廷大事，共商治杭善策。他还为径山寺改制出力，由原来的“自袭制”改为由朝廷和官府延请各方高僧住持径山寺，称作“十方选贤制”以提高名山声望。由于苏轼与佛门结缘，致使一些高僧也因政治纷争而受牵累。苏轼于宋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来杭任通判时与诗僧做诗讥弹王安石新法，由此触犯朝廷而被捕入狱。并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在此同时，苏轼的诗友上天竺高僧元净被迁，后因众心不服才复归上天竺；诗僧道潜，苏轼爱其诗，使居智果精舍，号“参寥子”，亦因牵连得罪，被责令还俗，直至建中靖国初（1101）苏轼死后才由朝廷“诏复祝发”。还有一些僧人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北宋时，杭州佛教各宗派的传承演变如下：
临济宗
北宋天圣初，中国佛教出现了高潮。临济宗五祖楚圆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传出两大支派：
方会（992-1049），在袁州（今江西宜春）杨歧山普明禅院开创杨歧派；
慧南（1002-1069），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黄龙山崇恩院开创黄龙派。
于是中国禅宗由五宗进入“五宗七家”的新时期。在此同时，云门中兴，与临济宗平分秋色，时有“云门临济独盛天下”之说。
杭州灵隐寺宋时的历代住持，大多由法眼而继以云门、临济。当时，著名学士曾会与云门高僧重显在安徽相晤时，曾认为“当今杭州灵隐寺已是天下禅宗胜地”。
天台宗
就在此时，被称为“四明尊者”的知礼（960-1028）在台州天台山召集四百弟子弘扬天台宗成为台宗中兴之祖，杭州下天竺寺也成为当时弘传天台宗的中心。该宗的主要教典为《妙法莲华经》，故又名“法华宗”。北宗之初，慈云大师遵式就在下天竺住持弘传天台教观，北宋乾兴元年（1022）他还在下天竺替皇室行忏；并于天圣四年（1026）请将天台教典入藏，自此，天台宗日益兴盛，形成了天竺、四明两大重心。遵式嗣法弟子大多为名刹住持，他们“多得慈云奥旨”或称“慈云几世”，或主“天竺教席”，故有“台岭一宗，兴于智顗，师出慈云”之说。
净土宗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出现有很多宗师信仰净土而提倡念佛修行，这就推动了净土宗的广泛传播。史称：在整个宋代三百多年间，净土宗十分兴盛，尤以杭州为最。宋时杭城，既是禅宗时代，也是净土宗时代，永明延寿的“禅净双修”只是以一个禅师的眼光，从宗教实践上肯定了念佛对禅定的辅助作用，却并没有阐明两者内在的联系。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强调从个人的本性中顿悟佛性；而净土宗则以念佛为特征，主张依他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明延寿的主张就是一种依他力往生的“念佛净土”，与禅宗依自力有所不同。
在此同时，在净慈寺的圆照宗本、大通善本等著名禅师努力下，“虽弘禅宗，偏赞净土”，使净土又有发展，而遵式在弘传天台宗同时也重视《净土十疑论》，并采用天亲《往生论》五念门参入忏愿仪式，还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影响很广。僧人本如就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弘扬净土；元照也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把此视作定、慧之学，与持戒等成为实修法门。
由此也影响到了杭州禅宗，当时云门盛行，而圆照宗本等都提出要“禅净双修”，并约集“莲华会”。北宋淳化中（992）钱塘僧人省常（950-1020）住昭庆寺，他效法庐山白莲社遗风，在西湖结“莲社”专修净业，后改名为“净行社”，僧众千余。由此结社念佛之风更盛。
曹洞宗
曹洞宗自唐代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始；曹山法系四传即绝，只靠洞山法嗣数传至云居道膺一脉绵延，其后有太阳警玄、浮山清远、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北宋时，子淳弟子天童正觉（1091-1157）来杭住灵隐挂单；道楷后的清了真歇（1091-1152）最后主径山，为融合禅、净、教各宗思想著有《华严无尽灯记》、《净土集》等，传至南宋长翁如净才由净慈寺迁主四明天童。
华严宗
北宋中期，佛教华严宗由于净源的专志弘扬在杭得以中兴。净源初在五台山承迁学《华严经》，后回南方从子璿，听受《楞严》、《圆觉》、《起信》等经论。宋神宗时（1068-1085）净源住杭州惠因寺，中兴本宗，著有《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并注解《华严》，称《华严疏钞注》一百二十卷。高丽王子义天于元祐初（1086）来中国求法即师事净源，从此华严传入高丽。元祐三年（1088）惠因寺奉命改禅院为教院，永久弘传《华严》，当时净源被称为华严的“中兴教主”。
云门宗
云门宗自五代起，入宋后逐渐兴盛，特别是该宗僧人中颇多饱学之士，对于禅宗内“内证禅”向“文字禅”过渡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内证”指佛教徒内心自己觉悟，证得正果，是不立文字而外人无法知道的禅法。北宋时，南方出现了一批佛教文学家，使文学与禅宗部门公布巨大变革，其中著名的就有云门禅师雪窦重显、灵隐契嵩等。他们自幼就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家后刻苦攻读佛经，成为云门宗的传人。
重显出川后，历住池州（今安徽）景德寺、杭州灵隐寺、苏州翠峰寺，明州（今宁波）资圣寺等名刹，并以山名“雪窦”冠法号。他在弘扬云门宗法同时，汇集各派禅门精华。他精通儒学，但认为儒家思想不能体悟诠释禅宗，只有古典律诗绝句朗朗上口、诵之易记，于是以此为悟禅法门，写下不少禅诗，使审美意境与禅悟境界契合，创“以诗入禅”的佛教文学，同时突破了禅宗“不立文字”向“文字禅”过渡，还借用官府判案的“公案”一词开创了中国禅宗公案，用一些奇突的话语和动作断破迷悟，成为开示禅法的典故，在僧人中成为倡导禅宗公案的第一人。
灵隐契嵩，也是北宋时云门宗著名高僧。他住持杭州灵隐寺时，一些儒家学者常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欧阳修的《本论》等，其中不少儒家以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排佛理论为依据，影响极大。灵隐契嵩力主儒释互济，所作《原教论》、《辅教篇》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强调佛儒再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的作用；同时上书宋仁宗弘讲佛法正传，受宋仁宗褒扬赐“明教大师”号，也使欧阳修等折服并转而信佛。在契嵩影响下，不少儒家学者也采用调和之说融合儒释理论。由于重显、契嵩都出自杭州灵隐，兴于五代的云门宗在北宋时流传甚广。
宋时儒释调和也迎合了宋王朝教化的需要。宋真宗赵恒就曾竭力宣扬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并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儒释道）之设，其旨一也”。为了崇佛，宋真宗还以其年号令各地名刹改名，如景德四年（1007）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后又改为“景德灵隐寺”。大中祥符年间又令龙山寺改为“祥符寺”。
自唐至宋，以士大夫结佛门方外之交，孕育了不少文学上有才华的佛教在家居士，至北宋时成为时风。除苏轼全家信佛外，欧阳修、张商英、黄庭坚、赵阅道等纷纷皈依佛门，悉心研究佛学，成为虔诚的佛教居士。
北宋元祐八年（1093）有本然清觉者，自称系孔子五十二世孙，史称孔清觉，先住杭州灵隐寺，研读《法华经》，后自建白云庵，“开阐玄化，自立一宗”，名为白云宗，并著有《证宗论》，为华严分派，并自称“佛教十地唯华严最高”，排斥其他宗派，被人称为“以禅排禅”。又因信徒多为劳苦民众，认为“白云采受富户仇视”。孔清觉于大观年间（1107-1110）至西京（今洛阳）宝应寺宣扬其教观，排斥禅宗，受到禅宗各派的抑制。于政和六年（1116）孔清觉被发配至广南州（今广东恩平北），四年后获释。由此白云宗也被禁。元、明、清时屡遭禁止，后秘密流行形成“白莲教”。
至宋徽宗当政后期，宋王朝从崇佛到“佛道旨一”逐渐演变成崇道排佛。史学家称此时的宋徽宗赵佶“神迷心荡，越入魔境 ”，并说他“侈心一开，于是神仙之说进而土木兴，土木之役繁，而声色即缘之以起。古人所谓巫风、淫风、乱风、无一可犯，一弊起而两弊必滋。”赵佶从崇道和宠信方士起，林灵素成为宠臣，提出尽废佛教，要朝廷下诏改寺院为道观，改僧人为”德士“，改尼为”玄德士“，一律被巾服冠；一时全国佛教受到很大打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杭州天竺僧人永道挺身而出，专门写了《上徽宗皇帝改僧为德士疏》，文中历数各代帝王如何崇佛，最后指责赵佶”赫然下废佛之令，臣甚为陛下危之“。
对此奏疏宋徽宗十分恼怒，下旨将永道黥面流放道州（今湖南）。而赵佶仍在汴京（今开封）大兴宫殿，并由权奸搜刮勒索，”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因此，宋徽宗于宣和二年（1120）以抑佛有碍统治又急忙恢复佛教。但就在这年爆发了方腊起义，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占杭城。而方腊也同样反佛，要求起义军相互转告：”有庙即烧“。于是所到之处烧寺院、毁佛像，杭州佛教再次受挫，受到很大破坏。
长按下方识别二维码
“共修华严”植福随喜在线登记小程序
往期回顾
☀通告通启
☀疫情防控
☀新闻动态
☀方丈言教
☀佛教梵呗
☀皈依三宝
☀佛教常识
☀佛教呗器
▲常识｜佛教呗器——钟
▲常识｜佛教呗器——鼓
▲常识｜佛教呗器——磬
▲常识｜佛教呗器——木鱼
☀佛化生活
☀菩提学处
撰文｜冷晓
图片｜网络
美编｜慧容
责编｜妙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