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总结:游荡在系统的边缘
2022年注定是无法被忘却的一年，荒诞、残酷、无望是年度底色。太多的人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或生命的终结，或远走异国他乡。我们也看到了充斥在人间悲苦的绝望，看到了多个艺术机构在凛冬中匍匐前进的身影。尽管2023年不一定好到哪里去，但我们还是在仅存的幻想中与2022年告别。对于大浦当代艺术馆而言，游荡或许最能概括过去一年的工作方法和运行状态。
两个展览，两种游荡
成都在过去的一年中，稍微平静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其余时间被疫情、高温、封控和地震瓜分。大浦当代艺术馆在这样的前提下，也只推出了莫倪健个展《©Monijian》和苍鑫个人项目《城市疗愈》两个展览。其中，苍鑫的《城市疗愈》是大浦当代艺术馆的年度重磅展览，项目持续时间跨度长，合作机构多，参与人数的体量庞大。非常可惜，因为疫情反复和年底大面积的病毒传播感染，苍鑫个人项目一再拖延，仍然没有在2022年完成。
莫倪健是一个创作方式比较特殊的艺术家，与工作室型艺术生产的方式不同，他以游荡者的身份穿行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及其物件的空间位移、形态转化、轻度介入、现场涂鸦等方式，来改变物体或标识本身原有的功能指向和叙事语境，实现一种微干预式的互文关系和临时剧场。2022年初，大浦当时艺术馆创始人苏男初、艺术家周斌、莫倪健共同讨论莫倪健的个展计划。当时莫倪健刚刚在上海的要空间做完展览。如果仅仅是把过去的作品在大浦当代艺术馆做重复的呈现已经意义不大，何况大浦当代艺术馆的空间并不适合纯展示性质的展览，而且也不符合大浦当代艺术馆的调性和定位。所以，我们当即对莫倪健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和挑战，邀请莫倪健在大浦当代艺术馆所在城市街区，由向阳街、华新街、安公路、华文巷界定的2公顷范围作为工作现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创作和散点式的在地创作和展览呈现。
在莫倪健的临时剧场和创作逻辑中，环境不再是为艺术提供一个地点，而是使地点成为艺术本身。剧场也不再是局限于某一时间和空间中的身体行动，而是莫倪健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出的艺术现场。漫游和行走的创作方式注定了莫倪健的创作与日常生活相关，莫倪健的创作时常改变公共空间中物体的固有形态，或者改变人们对于某物的惯性认识。他通过微干预的方式赋予物另一种存在状态，当然这种状态在他看来具有逻辑的合理性。莫倪健更像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游荡者，他用扎带捆扎超市的购物袋，用胶带粘合墙体的裂纹，在防洪水位线标注自己的身高。从他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同构异质的现实世界。
莫倪健的游荡是作为其个人的创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他尝试在行走和游荡经历中不断去打破艺术实践和日常经验中的惯性机制，从而确定了物和图像的另外一种连接方法，即实践、可视性形式和可知性方式之间的连接。但莫倪健又在试图消除物化的作品形式，我们观看和讨论的作品更多是他城市游荡所留下的影像痕迹。莫倪健一直在日常生活和艺术系统的交叉地带漫步游历，也踏平了对日常之物的自然属性和作品价值属性的偏见，他就这么一直在路上去寻觅那种转瞬即逝的临时性。
和莫倪健作为工作方法的游荡状态有所不同，苍鑫个人艺术项目《城市疗愈》是跨机构合作的游荡状态，更像是游击战、运动战。在苍鑫个人项目发起之初，大浦当代艺术馆就联合了子木文创、艾几艺术、《人文艺术》等不同领域和方向的机构展开了项目合作。由于5月22日苍鑫的第一场行为现场“病毒祭坛”的轰动效应就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介入，我们也做出在成都分散式进行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苍鑫的个人项目在野地精酿啤酒、紫空间、尚慕口腔门诊、叁杯酒馆和招引餐厅先后落地。
尽管迫于现实的无奈，苍鑫的个人艺术项目在成都不同的地方辗转进行，但苍鑫根据不同的空间属性展开在地性的行为创作。比如在紫空间进行的“动物祭坛”，苍鑫根据紫空间远离城中心的地理属性，以及结合紫空间门前空旷的下沉广场的特殊空间。苍鑫站在场地中央，在曼陀罗花和灯光的交相呼应下，宛如一名掌握权利的大祭司和分配者。在古希腊的祭祀中，牺牲祭祀和祭祀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切的，如果拒绝参与祭祀和祭品分配，等同于政治上的拒绝态度，这意味着拒绝参与者将被驱逐。苍鑫和33位志愿者行同“解牛”的行为现场，更是对当代新世界秩序和社会共同体中“当代祭祀”的隐喻。这也是“动物祭坛”与苍鑫“城市疗愈”项目中前两回现场最为不同的行为语境。
在尚慕口腔诊所进行的“牙齿祭坛”现场，苍鑫和志愿者的行为现场主要以牙齿为线索展开的。首先，苍鑫的牙齿本身就存在问题，拔掉智齿本就是身体机能所要做出的选择。其次，他认为牙齿与他创作脉络中灵性的气质息息相关。牙齿祭坛中，苍鑫将进入手术室拔掉一颗智齿，持续了20分钟左右。艺术家坐在轮椅上推出手术室，坐两个坛城旁边，把智齿放入坛城中间。33位身穿紫色袍子的参与者，围绕两个坛城走8字形结构图式，每人手中依次燃蜡烛、在滴下的蜡油中放入牙齿，直至坛城建成。随后艺术家将现场参与整个坛城建造，最后艺术家用酒精焚烧掉整个坛城。坛城尺寸1.5米，石膏粉做出神圣几何构型，用盘蛇、水晶、牙齿、小孩牙齿木雕构成。整个艺术行为时间大概持续60分钟左右。
苍鑫和莫倪健两种不同的游荡状态，和大浦当代艺术馆一再坚持的跨地域、跨结构的合作方式一脉相承。从2020年发起的“列车计划”开始，大浦当代艺术馆就注重艺术项目的内容生产和流动形态，不拘禁于空间的静态限制和单纯景观化的视觉呈现。莫倪健的个展基于大浦当代艺术馆及周边社区的田野调查，而苍鑫的个人项目则是以社区流动和内容链接为纽带。消解白盒子的空间和话语属性，既是我们近年来致力于探索的目标，也是未来以大浦当代艺术馆为基地，搭建与国外艺术机构、艺术家进行国际化交流的方向。
游荡在两种主流系统的边缘
成都在全国的艺术生态中的确有其可观的一面，这里不仅有创建已久且有高度口碑的老牌艺术机构，也不乏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2022年，在麓湖A4美术馆的书展中，我参加周斌行为艺术档案馆组织的“聊成一本书”对话项目。A4美术馆孙莉馆长以大浦当代艺术馆的运营方式和展览机制现场发问，不可否认的是，大浦当代艺术馆从空间体量、运转资金、团队架构和业内影响等各个方面，都不及A4美术馆。但A4美术馆的确又不是我们艺术馆想要奔赴的方向，因为成都有A4美术馆的存在已经足已，如果再成立一个像A4美术馆的美术馆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更不谈上差异性存在的可能性。
在2021年度的总结中我们就已经分析过，大浦当代艺术馆从2019 年创建伊始，无论从其空间尺度体量，还是在成都业已形成的、既定艺术网点布局中，大浦的出现绝不惊艳，似乎还着意恪守了某种悄然介入的谦卑，一丁点儿内卷江湖的不适以及未来规划不同方向性的预示与安排。所有，大浦当代艺术馆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曲折和迂回，但我们不会奔赴我们业已舍弃的方向，哪怕这是前辈们经过艰辛探索出的正确的方向。大浦当代艺术馆既不像官方美术馆有亲爹亲妈的疼爱，也不像地产美术馆家底殷实，我们只能试图在现实的夹缝状态中寻求一种生长的可能性。
当然，大浦当代艺术馆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出于无奈和嫉妒，而是源于空间自治和不服从性的初心。从艺术馆的运营角度，我的确不是一个称职、合格的馆长角色。我要感谢大浦当代艺术馆创始人苏男初先生的谅解与包容，他既没有艺术馆提出自我造血机制的要求，也不会对展览项目进行任何干预，我一直试图在大浦艺术馆空间自治的定位中去展开内容生产的工作。从策展人的角度，我清楚如果延续过去陈旧的策展方式和迂腐的白盒子机制，很难促发出能够有任何新的可能性的展览。以资本注入制造视觉景观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新的结构中如何激发一种流动性、在地性和灵活性的项目，它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作品展示和景观打造。
在官方美术馆和地产美术馆的主流系统之外，成都这两年在商业区和网红打卡地也涌现出一些新型的复合式艺术空间。这些空间一般经营着咖啡厅，或者以潮牌、时尚为依托，把作品、展览作为文化和艺术的加持。我并不否认这种机构的存在合理性，这种类型的空间反而多多益善。但当代艺术既不是小资精致生活的谈资，也不是艺术生活化的装饰，更不是对绝望现实的粉饰。当代艺术在今天更应该是一种保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一种对待自我和现实的逻辑和途径，一种自我否定和勇于突破的勇气。大浦当代艺术馆的不服从性，就在于它不向主流艺术系统的靠拢，也不向艺术的肤浅商业化妥协。
在大浦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之外，我们还开展了部分公教活动和学术沙龙。比如冉茂秋电影作品闲暇首映放映会，策展人曾群凯带来的“当代行为作品分享会：平行互文／复像与岿然”。2022年，我们还与周斌的UP-ON向上行为艺术档案馆合作“第十届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6位艺术家在大浦当代艺术馆进行了现场创作。与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的合作，已经成为大浦当代艺术馆固定项目之一。在艺术低于现实的语境下，大浦当代艺术馆在2022年好像本身就处在一种游荡状态，受疫情影响好像没展开系统性的工作，但又的确落地推动了一些项目。通过大浦当代艺术馆在三年疫情期间的实践与探索，2023年我们在延续空间自治性的基础上，寻求更多国际化合作的可能性。
大浦当代艺术馆馆长 崔付利
202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