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 万圆：美国精英高校整体性录取的目标与策略​——基于七所高校的考察

美国精英高校整体性录取的目标与策略

——基于七所高校的考察

郑若玲1  万圆21.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华东政法大学  高等教育与教育法制研究所

摘  要：进入21世纪后，美国精英高校普遍采用具有鲜明多元特征的整体性录取机制选拔本科生源。为追求卓越、公平与多样化三大共性目标，美国精英高校通过综合评价和整体性审阅路径两种策略来开展整体性录取。基于多重标准的综合评价，指向判断申请者个人的成功潜能、贡献潜能、获益潜能，以及对不同申请者群体的差异标准。融合多样手段的整体性审阅路径，包括背景考察、个体考察、集体评议。美国经验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录取机制有启思价值。

关键词：整体性录取；招生目标；综合评价；整体性审阅；美国精英高校

在我国全面推进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是核心任务之一。然而，由于受到诸如制度惯性、人情文化、机构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国内高校建立多元录取机制并非易事，学生综合素质作为“硬标准”难以落实等问题仍然存在。美国精英高校长期以来在选拔本科生源上采行的招生办法是典型的“多样化招生”，^[1]进入21世纪后更是普遍开展了具有鲜明多元特征的整体性录取（holistic admissions），其多元特色贯穿于招生目标、录取标准、评价路径等构成要素，可为我国相关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为深入了解美国精英高校整体性录取机制，笔者使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分析法，选取了七所不同类型、录取率为30%左右或以下的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精英高校作为案例开展实证调查，包括三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两所私立大学——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和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以及两所私立文理学院——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和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通过对七校24位招生官（以熟知招生政策的管理层为主）的一手访谈数据和相关文本的分析，本文解读了美国精英高校整体性录取的目标与实施策略，并结合我国新高考改革的进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整体性录取的共性目标

高校在开展生源选拔工作之前，需要首先明确目标何为。招生目标的实现是录取机制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国精英高校录取标准和评价过程的设计与实施均遵循目标导向原则。虽然各校关于具体目标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概括而言，卓越、公平与多样化是包括案例校在内的美国所有精英高校共同追求达成的招生目标。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就曾指出,“公平地‘塑造’（craft）一个卓越且多样化的新生年级”经常被各高校招生办公室用于描述其工作目标。^[2]其中，“卓越”（excellence）和“公平”（fairness）为各国大学招生的共性目标（但内涵可能存在差异），“多样化”（diversity）则是打上美国烙印的特色目标。

（一）卓越

“卓越”指在众多学业合格的申请者中，成功挑选出最优秀、最有前途的生源，组成一个卓越的新生年级。首先，在个体层面，卓越的学生体现在“最优秀”和“最有前途”两个维度：前者指向全面发展的学生，即不仅学业表现杰出、擅长学习和考试，还显示出在个人能力、成就和兴趣等多方面的优势，其中学业表现优异是核心特征；后者包括两类，一类为学业本身并非最优秀但具备杰出的个人品质或才能的学生，比如有突出领导力或在运动、音乐、艺术等领域有特才、在社区服务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生，另一类为学业本身并非最优秀但克服了成长逆境取得成功的弱势群体，比如在艰难生存环境中仍然取得相对高成就的贫困少数族裔。其次，在集体层面，通过汇集具备不同卓越特征的个体，高校可以获得一个学业表现杰出且全面发展的卓越年级。这个年级在以数字衡量的成就上未必最佳（比如平均GPA可能低于以非整体性路径录取的年级），但具备集体大于个人的效应，其集体优势会促进大学共同体的卓越。

美国精英高校追求多维度卓越的原因在于使个体学生受益以及满足社会需求。一方面，招生官通过挑选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生源，为他们提供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进而成长为政治、商业、科技、学界等各行业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卓越的学生不仅会为高校作出贡献，也会造福政府和民众，为本州乃至整个社会作出显著贡献，因为各领域拥有尽可能多的人才会使全社会受益。因此，在招生中追求多维度的卓越，是符合个体、高校和社会共同利益的最佳选择。

（二）公平

“公平”指以公正、透明的方式选拔卓越生源——无论其背景如何。“公正”意味着选拔方式是不偏不倚的，即招生办为所有申请者提供展示自身相关信息的机会，并运用尽可能相同的标准和路径进行评价。这一点属于教育平权中的程序性正义。“公正”还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因为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很不一样，弱势群体因享有的教育机会和资源有限，其达到的成就也很可能受到限制。换言之，竞争起跑线的差异使得“一刀切”的公平本身就不公平，教育平权中的补偿性正义要求招生官必须考虑每位申请者所处的学校、家庭及社区的状况，使付出最大努力取得成就的优秀生源能够在所处背景中被发现和选中。为弱势群体提供接受卓越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服务社会发展、促进阶层良性流动的需要，亦是精英高校的办学使命之一。但在招生名额零和博弈的现实下，美国精英高校一直遭遇逆向歧视的质疑，“公正”目标的实现程度时常被社会各界所拷问。

“透明”则意味着选拔方式和结果的公开。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拔生源、具体如何选拔以及最终录取的生源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等等，都应该被清楚展示。因为美国政府和社会都希望高等教育保持透明度和责任感，特别是依赖州政府拨款办学的公立大学，更需要接受问责。尽管与我国相比，美国高校的招生工作较早实现了透明化，招生办和大学层面往往都会发布详细的选拔标准和流程，招生季结束后也会公开新生在学业表现、地理位置、人口学特征等多方面的信息。但在竞争激烈的精英高校，由于录取决策的高利害性，其整体性录取过程仍被公众和不少学者视为“黑匣子”。

（三）多样化

“多样化”指招收的新生群体代表了社会成员展示出的各类特征（见图1），涵盖种族/民族（统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居住地、国别、年龄等容易测量的人口学特征，以及个人品质、学术兴趣、个人兴趣、高中教育背景、生活经历、文化、才能、学识、（看待问题的）视角、信仰等较难量化的个人特征，范围广泛、难以穷尽。因此，多样化年级是各类群体的最佳平衡和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学业尖子生、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未来精英、文体特长生、各国各地各族裔学生、校友子女以及属于家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等等。

在所有的维度中，族裔是多样化概念普及的缘起，全美范围对多样化的强调源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旨在通过各种形式扶助传统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推广。如今，族裔仍然是最受公众关注的维度，也是高校最常使用和最重视的维度。社经地位多样化则是仅次于族裔的重要维度，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强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塑造一个多样化的年级是不同精英高校的共性目标，但多样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概念，从本质上说是各校特有的概念。换言之，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元素，但高校的多样化追求因各自的教育任务、培养理念、利益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异。^[3]例如，在私立高校，一个多样化的年级通常会包括捐赠者子女等特殊利益人群，但这一点在公立大学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多样化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理想比例，比如少数族裔占比达到多少为最佳状态，而是因校而异。

图1  美国精英高校新生群体多样化的维度

注：改编自Marilyn Loden. Workforce America: Managing employee diversity as a vital resource [M]. New York,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1990: 20.

精英高校一致追求生源群体的多样化，在于其可以带来诸多教育和政治益处，同时满足机构利益优先项。第一，多样化可以营造更好的课堂和校园环境，从而优化每位在校生的教育体验，并帮助他们习得适应多样化环境的技能，为毕业后融入日益多样化的职场和社会做好准备。这被各校视为应该承担的教育任务。第二，通过招收来自社会各类群体的成员，精英高校可以培养涵盖各领域的良好公民和杰出领导者，也有助于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从而打造一个更强、更民主、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这不仅仅具备教育价值，有益于学生本身，也具备政治价值，使政府和社会获益。政治益处在族裔多样化维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美国仍然是种族社会，依然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族裔歧视，需要高校招入“足够数量”的少数族裔，为促进跨族裔理解和族裔融合作出贡献，并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少数族裔公民和领导者。第三，汇集具备各类特征的学生，有助于满足学校自身的利益诉求。尽管美国精英高校的利益关切不少，内容涵盖实现注册目标、增加财政收入、吸引更多申请者、提高声望和排名、保持校园体育实力、优先服务州内学生等多方面，但各校的利益优先项不尽相同，比如，增加财政收入可能是依赖学费办学的私立院校的优先目标，而优先服务州内学生则是倚靠州政府拨款的公立大学必须履行的社会契约。总体而言，每所高校都可以借助异质化新生年级的组建来满足其特定的利益。

（四）三者的互动

“卓越”事关选拔生源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潜能，“公平”事关录取决策过程、结果的公正与透明，“多样化”关乎招收具备所期望特征的混合新生群体。三者是美国精英高校共同追求的招生目标，是“而且、和”的关系，而非“三者之一、或”的关系。^[4]同时，三者并非彼此独立的概念，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卓越”离不开“公平”，“公平”造就了“多样化”，“多样化”又促进了“卓越”，而且三者的位置可以随意调换。其一，有效地招收多样化的卓越生源，需要通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式实施。只有公平选才，才可以塑造真正卓越的年级。其二，公平旨在“包容”而非“排斥”，这正是卓越和多样化目标所内含的精神。公平要求意识到申请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这就为选拔在不同背景下取得高成就的卓越的、多样化的生源提供了机会。其三，多样化的努力同样有助于实现卓越和公平，特别是卓越被视为基于多样化的卓越。校园多样化是卓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考虑学业因素有损教育质量。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伯达尔（Robert Berdahl）表示：“更应该说当追求多样化时，我们将保持卓越，而不是说当追求卓越时，我们将保持多样化”；^[5]辛辛那提大学校长桑塔·奥诺（Santa J. Ono）也声明“多样化不是一个拥有会添彩的插件，而是成功必须拥有的元素”。^[6]而且，精英高校都想获得最优秀的生源，如果不注重多样化，会错失许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很聪明、很努力的学生。假如这些学生因为不认为自己可以被录取或受欢迎，或仅仅因为不能负担高昂的学费，而不申请精英高校，这也有损公平。

不过，尽管卓越、公平与多样化之间可以互相促进，其互动关系亦是一把双刃剑。三者之间需要彼此妥协，对任何一方面的过度追求都可能以牺牲其他两方面的诉求为代价。在公立大学，对大学卓越教育的追求就与为州内居民优先提供入学机会的承诺、族裔多样化之间存在妥协。例如，加州大学一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学费收入，录取了超出预期的州外和国际学生，使其优先服务州内居民的承诺打了折扣。同时，受到录取倾斜的少数族裔成就相对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卓越水平，对其他成就更高的非少数族裔学生可能也不公平。在私立高校，学业质量与学费、捐赠之间存在“交易”，对卓越的追求可能会伤害机会公平和社经地位多样化。大学学业的卓越性总是要靠金钱关系维持其需求。^[7]市场导向的私立高校必须要在招收能够支付全额学费和提供捐赠的富家子弟与招收更多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年轻人并为其提供奖学金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生源社会阶层的偏态分布。

二、基于多重标准的综合评价

知晓评价目标后，确定评价内容是把控生源质量的航标，而录取标准则是评价内容的核心体现。作为决定录取谁、排斥谁的衡量标尺，录取标准指向评价者考量信息的本质和重点，即认为期望的生源应具备的特征。为了达成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目标，美国精英高校在开展整体性录取选拔个体、塑造年级时，都采行了基于多重标准的综合评价策略。

（一）选拔个体的多重标准

不管办学类型如何，精英高校在评价每位申请者时，均综合考虑学业表现因素、个人成就因素、个人背景因素三个维度下的多个指标。不过，并非各校都查看所有的指标，而且各指标的功能及其重要性本身不尽相同，亦可能因机构而变化。通过这些因素和指标，招生官可以判断个体申请者的成功潜能、贡献潜能以及获益潜能，这也是各校一致使用的三个宏观的录取标准（如图2）。

由于大学生活由学业生活和校园生活两部分组成，成功潜能包括在大学取得学业成功和取得个人成功两个维度。就前者而言，录取的学生能否在本校持续学习（不转学）并顺利毕业、获得学位，是精英高校录取决策的基本考量。各校主要通过考察申请者已经取得的学业成就，来判断其入学后学业成功的可能性。包括学业严格度、高中GPA、成绩发展趋势、年级排名等指标在内的高中学业记录，是体现学业成就的最重要信息包。其中，表明申请者修读了多少有难度的大学预备课程（比如AP、IB课程）的学业严格度是最被看重的单个指标，考试分数、写作、推荐信等其他学业指标反映的学习能力，则是判断学业成就的重要参考。不过，由于操作的便利性，考试分数和体现了学业严格度的高中GPA成为揭示生源学业优秀程度的最常用指标。就后者而言，申请者入学后能否积极融入校园生活并从中获得蓬勃发展（比如成长为社团领导者），也是精英高校的重要考量。各校主要通过查看申请者在高中和所在社区已经取得的个人成就，来推测未来取得个人成功的潜能。个人品质和才能因素是直接体现个人成就的重要指标，面试、课外活动、志愿服务和工作经历则是反映个人成就的测量指标。当然，属于学业表现因素的推荐信和写作也可以反映个人成就，坚毅等品质亦与学业成就密切相关。

与成功潜能关乎申请者自身的成就和品质相比，贡献潜能关注的是生源给高校以及毕业后给社会可能带来的贡献。贡献的范畴很宽，对高校的贡献包括对师生课内、课外的学识交流等学习方面的贡献，也包括对校园生活、社团活动等文化方面的贡献，还包括对达成三大目标和机构利益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则关注给社会带来的长远益处，比如促进社会发展、维护政治稳定、提供人力资本等等。相应地，申请者可能作出的贡献的形式多种多样，涵盖获得学术奖励、担任活动策划、积极参与公民服务、提供捐赠等等。概言之，只要契合高校的需求，都可称之为贡献。高校最重视的是申请者能够带来的有意义的、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其能够填补高校在某方面不足或空缺的优势。例如，在校生的人口学分布显示非裔占比严重偏低，那么招生办往往会优先录取非裔申请者，并将之视为对促进学生群体多样化的贡献。因此，相对于以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为标准是对申请者已有学业和个人成就的奖励，以作出外在贡献的潜能为标准则是对申请者满足高校需求的回报。基于贡献的广泛内涵，各校对贡献潜能的甄别是通过对所有指标的全面考察实现的，其中个人背景因素主要服务于达成高校公平与多样化目标，比如各校留意“第一代大学生”身份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和生源多样化，从而践行其服务社会的使命。

与贡献潜能标准站在生源能为高校带来什么的立场不同，获益潜能标准则站在高校如何影响学生的立场，强调申请者能否从高校提供的各类资源和平台中受益。虽然精英高校招生中强调的“匹配”往往指向涵盖文化、品性、学业等多维度的匹配，但学生是否有获益潜能尤为关键，因其最能凸显双向匹配的理念。一方面，高校特别看重申请者是否具备利用所处环境提供的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因为该类生源入校后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大学教育平台和资源取得成功，并对所在领域和社会发展作出有价值的或者显著的贡献。另一方面，不同申请者的学习倾向、个人兴趣与特长等存在差异，而高校提供的教育项目、教学资源和社团活动等不尽相同，特别是私立高校由于办学风格、定位和传统的缘故，特色一般更为鲜明。因此，学生的需求与高校的教育理念及其提供的资源之间是否匹配变得颇为重要，匹配的生源才是在混合学生群体中适切的生源。各校主要通过坚毅、求知欲等个人品质和写作、推荐信、面试等指标，来甄别申请者的获益潜能。

图2  美国精英高校招生中的综合评价模型

注：改编自Alicia D. H. Monroe & Jim Scott. Roadmap to excellence: Key concepts for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medical school holistic admissions [R].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Research Report, 2013: A-1.

（二）塑造年级的多重标准

美国精英高校不仅评价生源个体时使用了多重标准，塑造年级时采行的标准也是多重的，体现为对不同的申请者群体使用差异标准，一部分因为学业成就被录取，一部分因为个人成就被录取，还有一部分因为个人背景因素被录取。具体而言，从文献以及笔者获取的访谈资料可知，理解综合评价中的决策规则，角度之一是招生官会依据学业表现的差异，将申请者群体分为四类（但口头上并不承认有分流的操作）。第一类是有望在大学学业表现突出、取得高GPA者，可称之为“杰出的学生”，即申请材料揭示其拥有优异的、明显高于申请者库平均水平的学业成就，体现为高中GPA在没有上限的情况下一般为4及以上（如果GPA上限统一被规范为4，则一般落在3.75-4的区间），在所属高中的年级排名一般为第一或第二名，标准化考试分数一般会落在新生群体考试分数分布前25%的区间。第二类是有望在大学学业表现不错、取得较高GPA者，可称之为“不错的学生”，即学业成就良好、彼此差距小、位于申请者库平均水平附近的中间群体，体现为高中GPA在没有上限的情况下一般为3.75-4（如果GPA上限为4的话则一般是3.50-3.74），年级排名一般位于前10%，标准化考试分数一般落在中间50%的区间。第三类是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并毕业、GPA表现一般者，可称之为“合格的学生”，其学业成就达到录取的最低要求但表现一般、低于申请者库平均水平，体现为高中GPA在没有上限的情况下一般为3.75以下（如果GPA上限为4则一般是3.5以下），年级排名位于前10%-50%，标准化考试分数一般落在后25%的区间。第四类是在大学未必能够顺利毕业、GPA很低者，可称之为“不合格的学生”，其学业成就没有达到高校设定的最低录取标准、位于申请者库末端，一般高中GPA在3.0以下，年级排名位于后50%，标准化考试分数一般落在后10%的区间。

在四类申请者中，第一类——学业表现杰出的申请者基本都会被精英高校录取，除非在个人成就上有负面特征（比如人格有明显缺陷、高中没有参加课外活动），才会抵销其学业上的优势。换言之，这些学生即使个人表现平庸，也会脱颖而出，因为学业卓越是多样化的形式之一。该类学生在新生中的占比约为10%（私立高校）或15%（公立大学）。第二类——学业表现不错的申请者的录取概率为50%，虽然都具备录取资格，但精英高校中类似申请者太多、远远超出可录取的名额，需要进一步基于个人成就的评价。该类学生在新生中的占比约为60%（私立高校）或70%（公立大学）。第三类和第四类——学业表现合格和不合格的申请者多数被淘汰，少数被录取者一般为“第一代大学生”、少数族裔等高校希望扶持的弱势群体（录取理由是具备获益潜能）和校友子女、捐赠者子女等利益相关者（录取理由是为高校做贡献），在新生中的占比约为30%（私立高校）或25%（公立大学）。而且，在这两类被录取的学生中，大部分属于学业合格者，约占27%（私立高校）或24%（公立大学）。学业不合格但被破格录取者很少，约占3%（私立高校）或1%（公立大学）。这些学生经历的评价更多，例如：在UCLA，除了常规评价，还有补充性评价；在私立高校，会得到招生委员会的更多讨论。概言之，前两类学生是被录取的多数派，且都以学业成就为前提被录取。当然，这些学生往往在学业和个人方面是平衡发展的。后两类学生是被录取的小部分人，主要以背景特征取胜。

理解综合评价中的决策规则，角度之二是了解学业表现、个人成就、个人背景三类因素扮演的角色。首先，学业表现是评价所有申请者的基础考量，也是几乎所有申请者参与入学竞争、得到录取考虑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如果申请者学业不合格，即使其他方面再出色，也会被淘汰（破格录取的极少数学生除外）。此外，在众多体现学业成就的指标中，如果高中学业记录缺乏竞争力（如年级排名位于后50%、高三或高四成绩较弱），特别是学业严格度不够（如只修读容易的课程而没有修读可选的更难课程），即使有较高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和其他学业因素的优秀表现，可能也无法弥补其不足，往往导致申请者被拒绝的结果。但如果考试分数偏低或其他学业因素表现一般，而高中学业记录表现不错，则有被录取的可能。例如，在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有考试分数显著低于平均值、写作表现一般的申请者因为对多样化的贡献而被录取，也有一位SAT分数高于平均分、高中GPA为4.310、拥有“第一代大学生”身份的非裔申请者因为学业表现不够有竞争力而被拒绝，这表明了学业严格度的重要性。换言之，高GPA和低分数，优于低GPA和高分数。^[8]

其次，个人成就有助于区分属于中间群体的学业上“不错的学生”，是助其赢得竞争的核心因素。短文、推荐信、面试指标都具备区分作用，而且中间群体往往需要在这些指标上都有好的表现。实际上，在体现学业成就和个人成就的各项指标比如修读最难课程的门数、考试分数、所获奖项级别、在社团中担任职务的级别等方面，申请者的表现越好，录取概率就越高。尽管受到高校利益需求的影响，在硬指标上数值最高或最多者不能绝对保证被录取，但能确保其竞争优势。

最后，个人背景类别下的不少因素有利于学业成就和个人成就相似的中间群体和“合格的学生”赢得竞争，也可使少数“不合格的学生”以降低学业标准的形式被录取，因而也被称为“加号因素”（plus factor）。加号因素主要指向族裔身份、“第一代大学生”身份、支付能力、校友和捐赠者子女身份。地理位置和就读高中有时候也会因为对多样化的贡献而被计入加号指标，州内居民则因为基数大一般被忽视，宗教信仰与录取优势无关，性别带来的优势尚不明显。加号因素的存在还促成了“分类优势”，即不同类别的申请者之间往往不互相竞争，而是在同一类别内部竞争，并且每一类别都在新生中占据一定的份额。除了申请者个体，加号因素是否生效，还取决于录取者库和在校生的特征，本质上都与机构需求有关。同时，某位申请者拥有的加号特征越多，录取概率越大，比如同时具备非裔、“第一代大学生”和贫困生的多重身份者，往往比只属于贫困生者更易被录取。不具备任何加号特征的学业和个人成就非杰出者，则很难被录取。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批判精英高校倾斜的少数族裔多出自富裕家庭，因为该类学生可以满足政治需求和财政需求的双重目标。^[9]

另外，精英高校在不同招生模式或评价阶段，实际上也存在多重标准。例如，在戴维森学院，该校招生官在受访时坦承与录取即必须注册入学的绑定性提前招生计划相比，常规招生计划由于不能与申请者的注册结果挂钩，加号因素带来的倾斜力度要小得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常规评价阶段往往以学业标准作为主导因素来评价所有申请者，但在补充评价阶段则会降低学业标准，主要基于贡献和获益潜能来评价弱势群体。尽管有看似明晰的录取标准指导着评价过程，精英高校的录取决策仍然具有艺术成分，是质性考虑与量化评价的结合、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三、融合多样手段的整体性审阅路径

如何评价，或者说评价路径，即评估申请者的过程和方式，指向期望的特征如何被测量、评价和证实。美国高校选拔生源有两种基本路径：第一种是基于数字的公式化路径，通常使用高中GPA或年级排名以及考试分数等硬性学业指标进行选拔；第二种是主观评价路径，通常意味着对申请者信息的人为评价，但并不排斥公式的使用。^[10]在美国精英高校的招生历史中，他们通常使用混合方式来作出录取决定，比如对学业资格使用公式化评价（通常为计算学业指数），对个人素质和背景则进行主观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强调族裔多样化和反逆向歧视这两种相冲突的政治氛围日益紧张，主观评价路径的升级版——“整体性审阅”（holistic review）路径开始盛行。“整体性”一词的含义为“整体的”“全盘的”，因此“整体性审阅”意味着对申请者资格的全面和全方位考虑，不将各部分表现分开考量。在该路径中，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招生官不会依据不同维度的特征来逐一作出评价，而是注重申请材料各维度如何融合成为重要的整体，并基于对每位申请者的总体印象作出评价。为了以最小争议的方式实现各项招生目标，七所案例校均采用了该路径来开展整体性录取，例如戴维森学院表示其录取决策过程是“高选拔性和整体性的，招生官对每位申请者使用整体性审阅”，培泽学院也表示使用整体性路径评价生源。尽管整体性审阅的概念未被明确界定，但实质上融合了背景考察、个体考察、集体评议三种手段。

（一）背景考察

背景考察主要指招生官将每位申请者置于其教育背景和个人成长背景中进行认真的考量，并对其如何尽力利用所处背景提供的资源和机会来发展自己作出评价。换言之，背景考察致力于将个体取得的成就与其生活、学习背景联系起来，通过对背景深入、综合的理解，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差异，从而实现竞争的公平。一方面，脱离背景查看每个指标得到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不够准确的甚至是有偏见的，背景考察则可以保持评价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这是因为课程资源、教师和咨询师资源、硬件设施等高中教育资源存在差异，课程体系与教学风格、成绩评定方式、年级排名政策、课外活动和推荐信文化等高中教育风格也不尽相同，同时考试分数、课外活动等因素与社经地位和族裔身份存在正相关。另一方面，在弱势背景中取得高成就的学生能够主动利用有限的平台发展自己，具备成功潜能，这为适度倾斜弱势群体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此，招生办会通过中学报告、与高中咨询师沟通、申请材料揭示的背景信息、高中数据系统、与在校大学生互动、网络调查等多种途径，来全面了解申请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背景。^[11]

背景考察也包括将每位申请者置于申请者库的背景中评价。由于入学名额有限，出于筛选需要，招生官会通过“比较”，了解每位学生在所有申请者中具备的相对竞争优势，以从中选出将来能够作出最大贡献、并获益于精英高校提供的独特资源和共同体氛围的生源。将每位申请者与来自同一高中的申请者、与申请者库的平均表现以及与录取标准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脱离背景的横向或直接比较，可以更公平、有效地筛选申请者。

（二）个体考察

个体考察指招生官将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查看申请材料中的所有信息，并以非机械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评价。在个体考察中，没有阈值、没有公式、没有单一的决胜因素，录取决策是基于每位学生的整体材料及其显示出的个性烙印作出的。个体考察被视为精英高校实现招生目标以及满足机构使命和利益的最佳方式，相比之下，依赖量化因素的公式化路径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高校寻求的卓越生源和多样化生源的内涵是多维度的，期待通过招生实现的机构使命和利益也是多维度的，个体考察可以帮助招生官更好地了解每位申请者，甄别其特征与理想生源素质、机构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显然，依赖任何单一的考量因素都不是完美和明智的决策，每个因素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只有寻求关于申请者成就和潜能的多方证据，才能择优录取并尽力避免偏向特权阶层，从而保证公平。而且，灵活度高的个体考察策略，可以保证招生办决策的自由度，使得录取学业竞争力不够但契合高校使命的申请者成为可能。因此，个体考察是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的考虑族裔身份的合法方式，也是州一级肯定性行动禁令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实现族裔多样化的必要方式。另外，在入学竞争激烈的精英高校，大部分申请者在学业上都符合录取资格且数字反映出的成就彼此类似，因此使用非机械化的个体考察可以全面了解每一位申请者，从而有效地进行区分。

（三）集体评议

集体评议指多位招生官共同参与对申请者个体的考察和年级的塑造，评价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团体讨论和经验分享，评价结果高度依赖人为经验和集体智慧。在集体评议中，公、私立精英高校新生名单产出的流程均始于单名“读者”（reader）的独立评价，并经历团队把关，止于招生季末终审。但不同于背景考察和个体考察手段在各校间的实践基本一致，集体评议的不少具体做法因办学类型的差异而有所变化。例如：在独立评价阶段，公立大学常采用读者之间“背靠背”的盲评形式，私立高校则往往采用读者彼此知情的接力评价形式；在团队把关阶段，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通常采用两名读者先行评价、招生委员会会议再行协商的委员会讨论模式，公立大学则采用读者团队的一致推荐意见即为初步录取决定、有争议者被招生办管理层进一步评价的团队评议模式。^[12]

集体评议的设计和操作程序很好地贯彻了招生办的意图，体现为：第一，由每位读者率先开展独立评价，并给出评价感受和推荐录取意见，完成对候选者的初步筛选，如此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第二，团队把关实为协作式决策，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申请者的各项潜能，也有助于规避单一评价容易滋生的片面性、同质性、偏见、腐败等缺点，从而最大程度保证所有符合条件的候选者享受同等的应有待遇。第三，在招生季末终审阶段，招生办会开展确定录取学生数量、进行高中核查、平衡不同类生源的分布和调整录取决定等工作，以满足招生目标，得到公正且有效的评价结果，并实现生源群体的多样化。^[13]概言之，集体评议可以使招生办确保对录取者特征的控制，实现公平地塑造符合精英高校期待的新生群体的目的。

四、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美国精英高校在整体性录取的操作上不完全一致，但从群体画像看，多元是该机制的鲜明特征，表现为各校都致力于通过基于多重标准的综合评价和融合多样手段的整体性审阅路径，来实现公平地塑造卓越且多样化的新生群体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办学类型和校际间的差异。基于美国经验和我国实际，国内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校欲在新高考改革中取得突破，应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录取机制。

（一）拓宽优秀生源的定义，提升招生透明度

科学、公平选才始终是我国高校的共性招生目标，但在内涵和具体实施上可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在科学选才上，我国高校的生源选拔模式已从唯分数论转向综合多元，故应考虑拓宽优秀生源的定义，不局限于以高考分数作为单一评价维度，而是从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大学教育要求、校园文化培植、就业前景拓展等多视角出发，挖掘具备不同素质、才能和背景的优秀的、有前途的卓越学生，并促成大学共同体的卓越。另一方面，我国在保证招生公平上成效不错，特别是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扶持力度较大，但应注意评价工具的中立性。例如，在校测环节，面试往往占据核心权重，面试内容的设计就需要避免城市色彩倾向。同时，录取工作的透明度可进一步提升，高校在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三位一体”等各类招生改革项目试点结束后，应公开发布尽可能详尽的数据报告。报告内容除对已在“阳光高考”等公示平台发布的信息进行总结外，还可涵盖生源类别（比如农村还是城市生源）、受资助考生的数量、校测操作方案及打分规则（比如笔试和面试的内容及各自所占权重）、录取标准（比如获得各项优惠政策的具体条件，特别是获得破格录取优惠政策的条件）、录取考生的入学信息和就读专业（如可能，包含录取考生的高考成绩区间分布）等维度。如果试点高校建立了类似教学质量年报发布机制的试点招生项目年报发布机制，主管部门和公众便可共同监督各项目的实施情况，相关部门也可依据院校数据，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全国性报告，从而为领导层制定决策、学界研究以及业界熟知的招生改革试点项目等提供更好的实证参考。

（二）坚定推进综合评价，首重学业成功潜能

根据目标导向原则，我国高校构建的多元录取机制，在“评价什么”上应该坚定推进综合评价这一改革方向。只有进行综合评价而非单一评价，才能实现有效选拔多样化的卓越新生群体的目标。而且，综合评价本身并非导致招生乱象的罪魁祸首，反言之，考试舞弊或人情干扰问题也不会因为不实行综合评价而自动消亡。保证综合评价改革的效果，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比如评价方案需要得到教师学术委员会的审议、评价结果需要公开等等。自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后，国内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的规模逐渐扩大，有效破除了“唯分数论”桎梏，但仍然存在录取标准不清晰和同质化的问题。^[14]对此，可参照美国经验，以具备成功潜能、贡献潜能以及获益潜能作为标尺，并通过多个具体因素加以考察。不过，在多重标准中，我国应该首重成功特别是学业成功潜能，并坚守以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为录取底线，利益相关者不得突破这个标准，以避免降低学生的整体质量。同时，通过纳入更多的反映学业成就的因素，比如课程成绩及其变化趋势、年级排名、写作样本等等，来预测学生在大学取得学业成功的潜能。因为作为形成性评价的指标，学业表现的增幅需要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另外，除了在不同试点项目中录取标准各有侧重，在同一招生渠道中不应像美国那样对不同群体或在不同阶段采用差异性标准。

（三）不囿于量化评价路径，多途并举考核生源素质

与“为何评价”“评价什么”相比，目前我国对“如何评价”关注不够，缺乏对生源背景和整体情况的深入考察。录取机制的多元，不仅仅是标准的多重，还有路径的多元。参考美国实践，我国在评价者数量和投入时间等资源方面具备条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可以多途并举考核生源素质，以实现精准选拔。例如，在校测中，硬性参考中学提供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并视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尽可能地将每位候选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取得的成就置于其教育环境和成长经历中整体考察，不片面地一刀切地评价来自不同背景的生源。又如，在对高中学业成就、专业基础、课外表现等不同维度分别进行量化打分的基础上，也给予质性评语（比如“高中数学成绩一直保持优异状态”），并就整体表现给出总评意见（比如“该生综合素质优秀，评分为‘1’”）。另外，应使评价主体复数化，保证每位被录取生源的资质得到至少两位评价者的共同把关，并经历集体评议。高校可充分发挥学科专家组的专业评议作用，并使评议过程置于“阳光”下，从而既能更好地实现招生目标，又能消除人们对主观评价可能诱发人情干扰、舞弊等问题的顾虑。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18JZDO5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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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郑若玲,郭娇娇. 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1，23（3）：39-45.

（本文发表于《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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