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心丽：八年农村勤苦磨练 恢复高考改变命运（毕业40年纪念之23）
八年农村勤苦磨练 恢复高考改变命运
作者简介
詹心丽，1958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厦门大学团委副书记、留学生部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副校长等职。现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副理事长。
一、书香之家幸福小花已不存在
我生长在一个书香之家，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本该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我的家庭遭遇了巨大变故。“文革”开始，父亲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牛鬼蛇神”队的队长。他所从事的心理学专业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每每看到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戴着高帽被批斗，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羞辱他，我和姐姐都非常伤心，总是哭着跑回家。
1970年，不到12岁的我随全家被下放到平和县南胜公社前山大队的埔边生产队，据说这是大队里最穷的生产队。到生产队的第一天，生产队长带我们来到了“新家”。他让农民把牛棚里的牛全牵走，打扫一遍后，告诉我们：“生产队里现在腾不出房子，你们先将就在这里住下吧。”看到这种情况，母亲当场流下了眼泪，苦苦哀求生产队长再想想办法，不要让三个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受苦。
后来，我们又搬到土楼里的一间祠堂里，据说那间祠堂曾经吊死过人，当地人为了避邪，都不敢走近，但我们一家6口人相依为命在这里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姐姐大我一岁，和我一起在前山大队小学五年级同班读书。父母经常被叫到离家五六里路的公社所在地集中学习，接受教育。我们俩每天轮流上学，不上学的就负责照顾家里82岁的外婆和5岁的小妹。早上6点多起床，挑水、砍柴、煮饭，小小肩膀揽下所有家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一天，父亲拖着受伤的腿，拄着拐杖在田埂上走着，一个趔趄使他整个人摔倒在田里。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长大了，懂事了。往日那书香门第里的幸福小花朵已不复存在，现实逼迫着我们快快长大，去面对生活的磨难。
刚到农村时，我和姐姐因不会说本地方言，遭到农民孩子的排斥，他们经常丢石头来欺负我们。但懂事的我们从来没有向父母哭诉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比我们还痛苦。我们一家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上了南胜中学后，我与姐姐和农民孩子一样，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田间劳动，打着赤脚在地里干活。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能挑一百来斤重的担子，俨然成为一名“农村姑娘”。
二、知青生活的磨砺使我成长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我的知青生涯拉开序幕。父亲原本不同意我去插队，因为他担心他们有机会调回城里后，只留下我一人在农村。但17岁的我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满怀着激情，一心想着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在中学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决心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
走进新庙生产队，我真正当上了农民。劳动强度虽然比中学时更大，但我欣然接受锻炼。当地农民不太相信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因为我并不娇气，跟农村孩子一样会吃苦，并努力学会了各种农活。
抢收季节时，我站在水田里，忙碌地将堆成小山似的稻谷传递给在打谷机上打谷的农友，无暇顾及腿上那一只只吸血的蚂蟥，只有利用打谷机停歇的间隙，在手上吐一口唾沫，把腿上的蚂蟥拔下来丢掉。
挑大粪浇灌甘蔗是我们经常干的农活，一天大概要挑40担才能挣得8个工分。甘蔗长得有人高，我们穿梭于甘蔗林中浇灌大粪，粪勺上粘着粪便，粘到蔗叶上，蔗叶上的粪便又粘在脸上……
下乡期间，大队鉴于我的表现，把我评为知青先进代表，后来还被选为大队的团总支副书记。
作者（第二排右一）当知青时与农友合影
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在上大学无望的日子里，父亲还是希望我们能多读点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禁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悲惨世界》等。家里曾保存有一大幅《水浒传》108将人物图，父亲把图铺在床上，指着图中的人物逐一给我们讲解。
父亲嗜书如命，家里八大箱的书一直跟随着我们全家人。下放农村前，母亲本想把这些书寄存在城里的亲戚家，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每年春季，父亲都要我们把他的藏书翻出来晒晒太阳，8箱书籍摆满了农家门前的场地，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
尽管我下乡的表现不错，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脱不掉“臭老九子女”的帽子，也从来不敢奢望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家庭成分不好成为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恢复高考，喜得状元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家里最兴奋的是父亲。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够上大学，甚至像他一样获得更高的学位。1977年的秋天，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由于有一些文学功底，我鼓足勇气参加高考，并报考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学时我没学过历史，博学的父亲为了让我记牢历史纪年表，还编了几段顺口溜便于我记忆。虽然复习时间不多，但我还是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来复习。
白天我照常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第二天走在田埂上，脑子里还在琢磨着昨晚解不开的那道数学题。后来我才回到中学参加高考考前补习班。我的父母当时也在补习班中任教。高考报名时，本来我想报考理科，但母亲原来在大学教中文，家里有很多文学书，父亲也嗜书如命，因此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在父亲的耐心辅导和自己的努力下，我考出了334分的高分，成为全县高考文科状元，并被厦门大学中文系录取。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高考分数出来以后，我的数学成绩是26分。我一看到这个分数，就知道肯定出错了，因为数学向来是我的强项，县里模拟考时我还考了第一名。于是，我高中的班主任邱煜琨老师多方托人，到地区教育局查到了我的试卷，原来是工作人员记错了分数，将76分看成了26分！我至今还非常感激邱老师！
得知我考了个全县状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文革”前就已是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他的专业虽然是心理学，但博学多才，文学历史、天文地理都有所涉猎；他兴趣广泛，会拉小提琴，会唱京剧；他的许多学生至今仍记得他精彩生动、风趣幽默的讲课。然而，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更谈不上才华和专业的施展。他把他的追求和书生的梦想都寄托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回到大学从事心理学教学科研，但不久就病倒了。1990年，他带着太多太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的姐姐妹妹和我一样，也都考上了大学，妹妹还在厦大化学系读了博士。可以说，我们三姐妹实现了他老人家的愿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应该可以含笑瞑目了。
四、7701，永恒的情谊
“7701”是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代号，我便是当年“7701”的95名学子之一。在这个班里，既有已为人父母者，也有刚满16岁的少年。大家意识到自己以前失去了太多，必须争分夺秒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因此，同学们每天奔走在宿舍、教室、图书馆的“三点一线”。
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晚上宿舍熄灯后，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继续读书，或者在外面的路灯下看书。曾有同学看到路灯下的人影，误以为是幽灵，吓了一大跳。
在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中，没有机会好好读书，恢复高考上大学后，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所以大家都争分夺秒，能少睡尽量少睡，能多读书就尽量多读书。
作者（后排左一）参加厦大中文系女篮球队合影
同学们不光刻苦学习，业余文体活动也积极参与，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做到两不误。我们“7701”的气氛非常活跃，同学之间的交流时常碰撞出思想火花。读诗、合唱、话剧、交谊舞，当年厦门大学的文艺舞台上，总能看见我们“7701”学生的身影。
那时震动整个校园的话剧《于无声处》，从导演到演员，大多由我们中文系的师生担任。这几年好评如潮的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演出季，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有了雏形。
那时候同学们也“追星”，不过追的大多是科学家。毕业于厦门大学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1981年回母校来参加60周年校庆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争得陈景润的亲笔签名，我被挤在人堆里几乎寸步难行。而陈景润留下的那句名言“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为许多同学坚定理想信念奠定了基础。
在班级里，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不过是寻常之事。记得刚入学时，我们班的学生还被安排去学校后山的五老峰下挖防空洞。一次，班上的一名女生在施工中被石块砸断一截小拇指，痊愈后仍会疼痛。于是，帮这名女生揉手指缓解疼痛，成了身为副班长的我入睡前必做的功课。
作者（后排右二）与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级女同学、女教师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刚开始，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校团委副书记。1987年，我调任学校留学生部主任。
这个岗位对外语要求高。凭着当知青时练就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每天早起苦读英语。1992年，我在公派出国考试中成绩优异，获得了到英国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回国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厦门大学在海外承建了多所孔子学院。不久前，我访问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我看到，在那生活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仍有一群热爱学习，刻苦钻研汉语，努力追逐梦想的非洲学生。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的那段岁月，那时候的中国学子，和现在这些非洲学生非常相似。我不能不感叹：“在恢复高考后，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在毕业数十载后，同学之间的情谊仍很深厚。如今，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在学界、新闻出版界、文化界，都有我们“7701”同学的身影。同学们有情怀，有理想，也有担当。无论职位高低，是贫是富，都心系彼此。同学们还自发筹募“7701”基金，帮助生病或有困难的老师与同学。
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特别感恩邓小平，没有他老人家当年果断拍板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原题《慈父引领我们上大学》，载《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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