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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洲 王 琪:进士家族数量与规模的边界框定——以清代江西为例​

​吴根洲 王 琪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进士家族数量与规模的边界框定

——以清代江西为例


吴根洲  王  琪



作者简介: 吴根洲,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王琪,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摘  要:进士家族研究是科举家族研究的热点。整体上探索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规模对于全面认识科举制度具有独特价值。同姓同县在理论上是判断进士是否属于同一家族的必要条件。以3名进士作为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清代江西1887名进士中至多有1017名进士属于进士家族,进士家族数量的理论最大值为292,进士家族规模的理论最大值为17。清代江西拥有进士的79个县域中至多有52个县域可以形成进士家族,拥有进士的183个姓氏中至多有78个姓氏可以形成进士家族,超过10名进士的进士家族至多有9例。迁徙、寄籍、冒籍与改姓、复姓等因素在研究实践中会影响到极少数进士家族及其规模的判断,但是,这一缺陷可以结合科举录、朱卷、家谱等文献资料进行相应地弥补、完善。

关键词:江西;进士家族;数量;规模;边界框定


2003年,《清代科举家族》正式出版之后,学术界相关成果愈来愈丰富。科举家族研究已经成为科举学的一个增长点。[1]依据家族成员获取具体科举功名的高低与数量,科举家族可细分为进士家族、举人家族、生员家族三种类型[2]60-63。在科举人物中,进士的影响力远大于举人、生员,其存世资料相对也更具完整性,在数量上又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此,进士家族研究是科举家族研究的热点。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个进士家族或某地区知名的进士家族。有少量研究着力统计进士家族的数量,如黄文波、黄世棉以兄弟、父子、叔(伯)侄、(伯、叔)祖孙等确定的血缘关系来统计广西的进士家族[3],刘京臣运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的亲属查询、中华寻根网的家谱影像统计进士家族[4],以探讨某级行政区进士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往往亦涉及进士家族的考证、统计,因材料所限,这些研究的统计结果均有较大的疏漏。如果仅局限于某个个案或系列个案基础之上的研究,无形中就会消解进士家族研究更为重要的价值。整体上探索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规模对于全面认识科举制度具有独特价值,只是研究的开展需要基于外部给定条件进行边界框定。

永丰状元刘绎书《随事随处省察天理》匾


一、进士家族的给定条件与最低标准


家族的范围可包含父族、母族、妻族,但一般仅指父族。限定在父族范围内的进士家族研究,进士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首先取决于是否同姓。科举考试实行原籍报考制度,在执行层面则是愈来愈严格化,清代科举管理制度的严密程度更是登峰造极。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最低一级为县(或散州、散厅)级,进士的籍贯著录也具体至县一级,进士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还取决于是否同县。因此,同姓同县在理论上是判断进士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必要条件。然而,同姓同县不是进士同属一个家族的充分条件。进士是否同属一个家族最终还是取决于血缘关系。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某区域范围内进士家族数量、规模的最大边界,因此,选择同姓、同县作为判断进士家族的外部给定条件。进士家族的后续终结性判断需要在外部给定条件下结合具体的文献资料完成。

目前,关于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至少拥有3名进士:张杰教授认为,科举家族中不仅举人数量较多,而且有3人以上(笔者:包括3人)获取进士功名,可称为进士家族[2]63。第二种观点为至少拥有2名进士:以郭培贵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5]。辨别两种观点之间的区别,还需考虑其家族范围的界定。经对比,郭培贵教授的界定范围是五代直系亲属而张杰教授的界定是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横推至三从兄弟即以五服为限[2]37,但两人只是语言表述有异而实质相同。那么,到底是2名进士还是3名进士作为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更为合理?这主要不是一个“先验”的理论标准,而是一个有待于数据充分验证的实践标准。两位学者的研究均是基于确认的文献材料考证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本研究的重心则是基于外部给定条件进行初步地边界框定。因此,宜选择3名进士作为界定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


清代江西进士旗杆石基座


二、清代江西进士家族的姓氏维度与县域维度


清代江西1887名进士共覆盖183个姓氏,每个姓氏平均有10.31名进士。江西的李姓进士最多,有100名进士,而敖、鲍、毕等45个姓氏均仅有1名进士,包、范、葛等22个姓氏均仅有2名进士。按照进士数量对清代江西183个姓氏进行聚类:拥有96-100名进士的姓氏共有李、刘、黄3个,可称为进士巨姓,拥有42-69名进士的姓氏共有10个,可称为进士大姓,拥有17-32名进士的姓氏共有20个,可称为进士中姓,拥有1-15名进士的姓氏共有150个,可称为进士小姓。[6](详见图1)


图1 清代江西各姓氏进士数量分布曲线图

注:A区为进士小姓,B区为进士中姓,C区为进士大姓,D区为进士巨姓。


依照进士家族的界定标准,清代江西仅有1名进士的45个姓氏与仅有2名进士的22个姓氏均不存在进士家族,合计共占183个姓氏的36.61%。此外,有38个进士小姓的进士数量虽不少于3名,但分散在每个县域的进士数量均未达到3名的最低标准,同样不存在进士家族。(详见表1)因此,清代江西拥有进士的183姓氏中共有105个姓氏无法形成进士家族,占进士姓氏总数的57.38%,占150个进士小姓的70.00%。换言之,清代江西有七成进士小姓无法形成江西家族。清代江西进士数量最多的3个进士小姓宋、萧、袁,其进士的县域分布存在明显不同:14名袁姓进士分散至8府12县,仅丰城、宜春2县各有2名,因而无法形成进士家族;14名萧姓进士亦分散至7府9县,但高安、萍乡2县各有3名进士,因而最多可能形成2个进士家族;15名宋姓进士分布于4府4县,但奉新1县集中了11名进士,因而可能形成1个规模较大的进士家族。



清代江西无法形成进士家族的105个进士小姓涉及288名进士。其余78个姓氏涉及的进士中,某县域仅有1名进士或2名进士的情形分别有346例、118例,相关的582名进士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属于进士家族。因此,以3名进士作为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清代江西1887名进士中至多有1017名进士属于进士家族,占清代江西进士总数的53.90%。

清代江西至多有78个姓氏存在进士家族。如表2所示,3个进士巨姓的进士数量最多,可能存在的进士家族数量也最多,均在10个以上;除杨姓(4个进士家族)外,9个进士大姓的进士家族数量范围是5-9个;除罗姓(5个进士家族)、余姓(1个进士家族)外,18个进士中姓的进士家族数量范围是2-4个;在150个进士小姓中,45个数量偏多的姓氏可能存在进士家族,其中,陶姓进士最多可能形成3个进士家族,萧、魏、严、章、梅、潘6姓进士最多分别形成2个进士家族,其余38个姓氏最多各存在1个进士家族。清代江西某姓氏是否可能存在进士家族及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该姓氏的进士数量显著相关(r=0.969**),某姓氏进士家族规模的理论最大值也与该姓氏的进士数量显著相关,但相关程度低于前者(r=0.787**)。


注:“姓氏”列中的数字为该姓氏清代江西的进士数量;“数量”列的括号外数字为该姓氏进士家族数量理论最大值,括号内数字为该姓氏进士家族规模理论最大值。


清代江西有12个县域的进士均为同县不同姓,进士数量最少的安远、兴安、新喻3县各有1名进士,自然不存在同姓进士,进士数量最多的瑞昌县有9名进士亦因分属9个姓氏而无同姓进士。在进士数量大于涉及姓氏数量的67个县域中,有15个县域各姓氏的同姓进士数量均未达到3名进士的最低标准,为1名进士或2名进士。两者合计,清代江西至少27个县域无法形成进士家族。(详见表3)按照进士数量对清代江西79个县域进行聚类:拥有90-135名进士的南昌、新建、南丰、南城、奉新5个县域可称为进士巨县,拥有36-76名进士的12个县域可称为进士大县,拥有13-27名进士的29个县域可称为进士中县,拥有1-12名进士的33个县域可称为进士小姓。[7]在上述27个无法形成进士家族的县域中,除上高为进士中县(进士数量最少的两个进士中县之一)外,其余26个县域均为进士小县。



清代江西拥有进士的79个县域中至多有52个县域可以形成进士家族。如表4所示,进士数量最多的进士巨县,可能存在的进士家族数量也最多,均在10个以上;进士数量偏多的8个进士大县,可能存在的进士家族数量范围是6-9个,进士数量偏少的4个进士大县,可能存在的进士家族数量范围是3-5个;除上高县无法形成进士家族外,其余28个进士中县可能存在的家族数量范围是1-3个;33个进士小县中仅有7个县域可能存在且最多存在1个进士家族。清代江西某县域是否可能存在进士家族及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该县域的进士数量显著相关(r=0.975**),某县域进士家族规模的理论最大值与该县域的进士数量亦显著相关,但相关程度低于前者(r=0.793**)。


注:“县域”列的数字为该县域清代进士数量;“数量”列括号外的数字为该县域进士家族数量理论最大值,括号内的数字为该县域进士家族规模理论最大值。


三、清代江西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规模


经统计,清代江西某县域拥有3-17名某姓氏进士的情形共有213例(详见图2),这意味着进士家族规模的理论最大值为17,但并不意味着清代江西进士家族数量的理论最大值为213。以临川李姓为例,这17名进士可能属同一个家族也可能分属2-17个不同家族;按照界定进士家族的最低标准,17名临川李姓进士最多可以形成5个进士家族,与同属一个家族相比,进士家族数量增加了4个。依此类推,南丰刘姓(16名进士)最多亦可形成5个进士家族,进士家族数量因而增加4个。拥有12-14名进士的4例情形均最多可形成4个进士家族,进士家族数量增加12个;拥有9-11名进士的12例情形均最多可形成3个进士家族,进士家族数量增加24个;拥有6-8名进士的35例情形均最多可形成2个进士家族,进士家族数量增加35个;拥有3-5名进士的160例情形最多可形成1个进士家族,不增加进士家族数量。因此,清代江西进士家族数量的理论最大值为292。不过,进士家族在数量上若达到理论最大值,同时就意味着进士家族的规模最大值就会降为5。


图2 清代江西进士家族数量累积图(假定同县同姓进士均属同一家族)


与明代极尽风光相比,江西科举在清代明显衰落,这不仅体现在进士数量、鼎甲数量维度,也体现在进士家族的数量与规模维度。依照本研究的分析路径,清代江西进士家族数量的理论最大值为292,而进士家族规模的最大值仅为17。换言之,清代规模最大的江西进士家族不会超过17名进士。这不仅难以与武进庄培因家族、海宁陈元龙家族等诸多江浙进士大族相提并论,比之桐城张廷玉家族、新城王士祯、高密单若鲁家族等进士大族也难望其项背。即如同县同姓进士均属同一家族,清代江西超过10名进士的进士家族亦至多有9例:临川李氏(17名)、南丰刘氏(16名)、新城黄氏(14名)、新城鲁氏(14名)、南丰赵氏(12名)、奉新甘氏(12名)、奉新宋氏(11名)、奉新徐氏(11名)、新建夏氏(11名)。


状元戴衢亨题《萱庭书永》匾


以临川李氏17名进士,经初步考证,存在地处荣山镇的李绂家族与地处温圳镇(现属进贤县)曾寄籍桂林的李宗翰家族两个较大的进士家族。李绂与其弟李紘、侄李孝洪(李紘之子)、孙李友棠、曾孙李传熊、五世孙李训钊(李传熊之孙)皆为进士。李宗翰与其子李联琇、孙李翊煌(李联琇之子)、曾孙李瑞清皆为进士,李炯与其孙李安民皆为进士。经过“分流”,临川李氏进士家族的规模最大值仅为6,即李绂家族6名进士。南丰刘氏清代共有16名进士,除刘绍安、刘绍锦、刘绍珽外,13名进士皆出自北门刘氏。与之相反,新城鲁氏共有14名进士,鲁垂绅、鲁琪光、鲁宗颋3名进士则著录为南丰籍新城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影印版《同治新城县志》卷八《选举志•进士》记载鲁琪光为鲁垂绅子,迁居南丰;鲁宗颋,寄居南丰。两者合计,新城鲁氏进士家族规模的理论最大值升至17;经考订,这17名进士均出自新城中田鲁氏家族。毛晓阳在其博士论文《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中专节考订了5例改姓、复姓进士。[8]由此可见,迁徙、寄籍、冒籍与改姓、复姓等因素在实践中会影响到极少数进士家族及其规模的判断,但是,这一缺陷可以结合科举录、朱卷、家谱等文献资料进行相应地弥补、完善。


陈宝箴举人旗杆石基座


注释:

①如:郑筱筠撰写的《明代福州林瀚进士家族研究》(刊载于《闽江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②如:张杰撰写的《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郭九灵和李林霞撰写的《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刊载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夏汉宁和黎清撰写的《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刘京臣撰写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以余姚进士家族为中心》(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刘林坤撰写的《明清河南府进士家族考》(刊载于《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时亮撰写的《明代陈埭丁氏回族进士家族成因与贡献述论》(刊载于《回族研究》2020年第3期)、孔德成撰写的《明代陕西渭南南氏进士家族考略》(刊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等,此外,章广撰写的《清代八旗进士家族考论》(刊载于《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6期)也与此类研究相似。

③如:多洛肯撰写的《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陈尚敏撰写的《清代甘肃进士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邓君等人撰写的《数字人文视阈下明代科举进士群体时空网络结构分析》(刊载于《图书情报工作》2020年第17期)等。

④除郭培贵教授之外,叶可汗在《明代福建进士家族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指导教师:郭培贵)、陈秋露在《明代江西进士家族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指导教师:邱进春)也持此观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韦骅峰.科举家族研究:科举学的一个增长点[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22-27.

[2]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黄文波,黄世棉.广西进士家族概况及成因探析[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3):79-86.

[4]刘京臣.大数据视阈中的明清进士家族研究——以CBDB、中华寻根网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6-108.

[5]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J].求是学刊,2015(6):144-149.

[6][7] 吴根洲.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88-96.

[8]毛晓阳.清代江西进士丛考[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61-163.



(发表于《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4期,3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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