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30年 ║ “旧学”与“新知”：科举学学科性质论

“旧学”与“新知”：科举学学科性质论

冯用军

作者简介：冯用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一带一路”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后，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教育历史与文化、教育政策与评价、量化教育学研究。

摘  要：中国学人素来有重“学”轻“术”的传统，在命学、建学、立学等范式上与西方聚焦领域研究大异其趣。在领域视界，古代科举学早已有之，在学科场域，现代科举学已近而立。科举学的性质决定科举学的学科性质，通过在概念视界上分析与古代科举学相近的旧“学”之古今中外异同，发现跻身新“学”的现代科举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的路径分野，显示经过科举学人三十余年有计划的高质量建设，“科举学”已由“旧学”蝶变为“新知”，在此定性下，运用斯托克四象限追寻科举学的学科性质，认为其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制度、活动、思想、事件、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等的应用型基础性学科。

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制度、活动、思想、事件、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等的科学，[1]它与古代准备分科应举之学（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testing）的“古代科举学”（科学、科举之学、举子学等）有本质不同，它是研究分科应考之学（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researching）的专门学问，融国内外科举各领域研究于一炉，可谓“现代科举学”。

科举学的性质决定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性质（the nature of discipline）是学者依据学科分类基础形成的关于一门学科本质特点与要素形态的界定，也是一门学科在科学生态系统中的时空定位和终极归属。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就是对科举学本质特征和要素形态的认识问题，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发展理路，是在学科建设实践中划分“领域派”或“专学派”与学科派的唯一标准。

“十多年来，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学科的概念已逐渐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不过，对科举学的性质，还存在一些争论。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科举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科举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日渐明朗，‘科举学’中的‘学’究竟是代表‘学科’还是‘专学’的内涵，成为科举学研究者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

对于科举学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科举学虽然名为‘学’，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简称为‘专学’…总之，关于科举学的学科与专学之辩，不仅对科举学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学问如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学问的性质也具有普遍的意义。辩证地说，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2]

这种不会自由摇摆的“专学学科论”，也是一种有效的自圆其说的研究范式与方向，但是仍未能清晰地描述出何谓学科性质，以及什么是科举学的学科性质。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而且早晚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学理基础和时代背景，从更适切的立场、观点、角度和范式上来加以综合求解。换句话说，关于科举学学科性质的追寻和界定，必须回到中西方文化对于“学”的科学认识、学科群的生态、学科性质的内在联系和科学象限归属四个基点上。

一、“学”之古今中外差异：概念视界

了解“学”的性质是掌握“学科”性质的基础。自科学诞生及分化以来，基于学术的严谨性、学科文化的规范性和学科建制的历史性，西方学界至今未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即称“学”传统，多以研究（study/research）、或领域、或主修、或项目（program）、或问题指代所研究的对象，其逻辑严密性逐级递减，据此即可谋兴趣之好或专研之志，亦可获得编制、申请基金、招收学生、发表成果、交流学术等。

中国学人，素来有称“学”的古风，从儒学而下已逾两千年，至今依然如故，这一方面固然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强烈的学科意识和归属感，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莫大的坏处，那就是容易导致“学字满天飞”，坏了学的名分，尽是学不如无学。

具体地说，中国称“学”的传统和心理思维定势古今尤甚，先有儒学（孔教之学、儒教之学、孔孟之学）、道学（老子之学、道德之说）、庄学（庄子之学）、墨学（墨子之学）、法学（韩非之学）等，继之有程朱理学（程学，程颢、程颐之学、二程之学；朱学，朱子之学、朱熹之学，其时也称徽学，与当代地域文化的徽学迥异。合称“程朱理学”）、阳明学（王阳明之学）、心学（陆九渊之学）、乾学（乾嘉考据之学）、朴学[3]、经学、汉学等，近之则青铜学（青铜器及铭文研究）、甲骨学（甲骨文研究）、红学（《红楼梦》研究、新红学）及敦煌学（敦煌石刻壁画佛经等研究）、西夏学（黑水城文献研究）、徽学（新安理学）、滇学、藏学、桂学、长安学等区域或省域古文化之学，晚近又出“科学学”（钱学森先生称为“关于科学的科学”）“金学”（《金瓶梅》研究、金石学）“三国学”“水浒学”“西游学”“木兰学”“蒲学”（蒲松龄研究）等，其实都是一些综合性、专门化的特定对象研究领域，远未达到科学化（scientific）的“学科”（-phy/-ology/-cs/-try等）视界。

当然，从研究领域到“专学”再到“学科”的路径牵连的是学科、学术、学问、学者、学派、学会的“知识权力”与“资源话语”。按照一般系统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全面或专门知识范畴，从宏观到微观的层次，可以划分为三类“学”：

通学，如哲学、数学、物理、化学、文学等，揭示该领域及其交叉领域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联系，指导该领域的通约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

专学，属于通约科学或关系科学，如科举学、考试学、宇航学、海岸学、策学、书院学、《文选》学、闽学（又称“朱学”、“朱子学”、“考亭学派”等，是由南宋朱熹创建的理学学派）、关学（关中之学，就其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论学（一指论说学问。《礼记·学记》：“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孔颖达注疏：“论学，谓学问向成，论说学之是非”；二指学术见解。梁启超《戴东原哲学》三：“望溪和恕谷论学不合”。东原即戴震字，皖派宗室、望溪为方苞号，桐城派奠基人、恕谷即李垛号，与其师颜习斋合创“颜李学派”）、匾额学[4]、韩国学等，揭示该领域的独特现象和运行机制，指导该领域的专门实践和理性思考。

间学，介于通学和专学之间，兼有二者的部分属性，属于横断科学或边缘科学，是链接专学与通学的知识桥梁和纽带，比如教育科学、高等教育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纳米科学、海洋科学、遗传科学、管理科学等[5]。科举学目前处于专学向间学发展的阶段，但经过不懈努力将来有可能成为通学，这不仅源于科举的“通”性（关乎科举社会几乎所有人、事），更在于“科举学既称之为‘学’，则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学’为学说、学理，即注重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科举学强调‘通’，也就是会通、贯通、沟通，改变以往各学科之间不相往来的状况，将各学科和各国已有和正在进行的科举研究融会贯通起来，使各学科的学者尽量交流沟通，使科举研究的各个层次得以汇聚交融，以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6]

按照知识生产和增长的一般规律，特定研究领域（主题）是通向“专学”、专门学问或范畴集合是通向“间学”、无数间学聚合而成“通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都能称之为“学”或成其为“学”（无论是广义亦或狭义而言），比如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等中华传统史籍的研究就不能称为“司马学”（它们只是史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还有如“金庸及其小说研究”就不能称为“金学”、“钱钟书及其著作研究”就不能称为“钱学”、“许慎《说文解字》研究”就不能称为“《说文》学”或“许学”、内涵外延虚无缥缈的“传统文化研究”就不能称为“新国学”、研究《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等就不能成其为“蒲学”或“吴学”、研究古代“丝绸之路”（陆路、海路）就不能称为“丝学”、研究“董仲舒”的就不能称为“董学”，等等。

“科举学”虽古已有之（如北宋《宣和书谱》卷一二载书法家、画家米芾“博闻尚古，不喜科举学”），但研究科举的关联概念如“八股文”“进士”“贡院”“状元”等的专门学问就不能称为“八股学”“进士学”“贡院学”“状元学”，等等。“任何一门专学，都应是义立而后名至，‘学’字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如果某一研究对象内涵不够丰富，并不具备成‘学’的条件，而研究者却硬是将其加上‘学’字，那么这种‘学’也是不成体系且难以为继的。”[7]

称“学”泛滥反而坏了“学”的名声、矮化了“学”的品位，“尽是学不如无学”，尤其是对于新生不久的现代科举学而言。治“学”要严谨、为“学”要谨慎、论“学”要权衡、称“学”要慎重，兼和经典与现代学科之路。

一个研究领域能否成为“学”，除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关联广泛、现实性强等模糊评价标准外，还需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方法、严密的理论体系、创始人和代表作、可持续的高水平研究项目和成果、重大奖励、教学科研机构、广泛交流的发表载体和会议论坛，等。

鲁迅先生曾言：“治学必先治史”，跨越国界、学科、语言、民族等的科举学人治中外“科举运行史”的论著相继出版，为有丰富历史底蕴和积累的科举学成为一门概念系统、研究范畴与方法论独特的交叉学科奠定了历史基础[8]。

二、研究方法与范式：“学”之分野

科举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求取科举研究最大值的必然选择。跨学科研究建构为科举学的独特方法论（研究范式），可以此方法论建构科举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建设科举学学科制度，它是对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于科举学研究领域的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从多学科视野考察科举制与科举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方法升级。[9]

由于科举学在二十世纪初萌芽以来一直作为一个单学科和多学科视野考察的专门领域，探索了半个多世纪仍未出现任何实质性改变，直到1992年以刘海峰教授为首的科举学人立志将科举学建构成为一门学科，以推动古今中外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科举学者立学的“光荣的梦想”（glorious dream）才能逐渐照进现实，在新时代开创一代新学。

跨学科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后，在其他学科领域的运用正如火如荼，但在科举学领域，由于长期单学科研究的惯力（惯性）和多学科视野的不成熟，因此，真正的科举学跨学科研究成果很少，即使在我国科举学已经作为一门专学而存在三十余年的情况下仍是如此，因此，从科举学跨学科研究（包括科举学多学科研究）的范式探索到内涵界定，都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

据此，所谓科举学跨学科研究，就是综合而系统、多维而联系地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工具、观点、原则、方法、范式等来探索、解析和解决科举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活动和过程的总和，即以学科的系统集成的方式来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的科举研究和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科举学。

照此界定，那么科举学就是一门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事件及其要素运行规律等的新兴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基础应用性学科，这内涵了科举学的方法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

所谓学科的基础性，就是科举学是纲，具有统合性，纲举才能目张，即是指科举学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构架的基础上，具有理论指向性，以为其分支学科领域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此所谓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10]

所谓学科的应用性，就是科举学的历史借鉴功能，即是指科举学在合理、科学总结评价千年科举运行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是非功过的基础上，尽量探寻出考试运行的一般规律，具有现实指向性，以为现代考试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在探索科举学的理论体系和界定科举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再来分析科举学学科群的问题。在科举学内外部关系理论的指导下，无论是科举学的内学还是科举学的外学均得到长足的发展，科举学的学科群已初具规模、初成体系^[11]。

归纳已有的科举学学科群分化的成果可以发现其两条比较明显的路径：其一是仍以科举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多学科的视野探索其现象和规律，如科举起源论、策学、书院学、论学、经学、理学、《文选》学等；其二是以科举的一个局部现象或局部现象的一个侧面和（或）与其它学科领域的关联作为研究对象，分化出科举社会学、科举政治学、科举文学、科举地理学、科举文化学、科举文献学等科举学的子学科。

前者相当于科举学的内学或基本理论学科，基本上属于较微观的研究，后者相当于科举学的外学或应用性学科，基本上属于较宏观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来自实践的应用研究主要是理论创新的基础，而创新的理论主要是实践的指南，各有各的价值和用武之地。“内学与外学只是大体划分，两者没有必然的分野，有时还互有交叉。因此，微观科举学和宏观科举学只是相对而言的”，[12]理论科举学与应用科举学亦是如此。

同时，跨学科研究范式应用于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分析，还必须充分揭示其学科性质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可远可近、可亲可疏的同行或邻居关系，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与其它相邻学科或基础性学科，如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反作用。

其二，亲密互补、合作无间的母子或兄弟关系，既包括元科举学（也可称之为科举学概论、科举学原理）之于科举学的母子关系，又包括科举学之于其它分支学科领域的母子关系（如科举学与科举文学），更包括科举学其它分支学科领域间的兄弟关系（如策学与书院学或科举文献学与科举社会学等）与内部的母子关系（如科举地理学、科举经济学与科举经济地理学等）。

从学术邻居或同行关系讲，其它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观点、框架、视野、工具等经过科举学化，或者化“洋”为“土”，即跨学科研究，方才算是科举学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而不是立足或依附其它学科领域来考察科举学，如果如此，那绝不是科举学研究，而是其它学科的科举学研究。

从母子或兄弟角度看，科举学研究经过跨学科的科举学化研究后所形成的独特的科举学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为科举学基本理论提供方法论，也为科举学的分支学科领域提供方法论源泉。科举学作为其它子学科领域的母学科，也承担着为其它子学科领域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支撑的重要责任。科举学的分支学科如果放弃了科举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照，而从其它外部学科的视野来研究科举学，也不是科举学研究。所以，跨学科研究是保证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独立性和立场的关键。

相比于单学科视野的科举学研究或多学科视野的科举学研究而言，科举学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让研究者更好地摆脱一些固有偏见或旧有分析框架的羁绊，开阔视野拓展见识从而更大胆地、更具创新性地进行科举学基本理论探索和学科制度建设工作，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甚或是两者交叉的地方。

比如有一项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就采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包括文学、科举学和知识考古学等的观点，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有关《红楼梦》中科第人物研究的观点，而且得出了许多新的认识，不仅为“新红学”提供了新成果，也为科举学开阔了新思路。类似的还有敦煌文书中的科举文献研究，对于敦煌学和科举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均有积极作用。

可以预计，在科举学学科建设中，跨学科研究不仅体现在学科性质的界定上，还将体现在学科群的建设上，更是科举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助力，因此，跨学科研究进入科举学学科建设领域，不是要去代替或抛弃旧的方法，而是以此为基础尝试开拓跨学科系统整合提出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新途径。

科举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质就是运用跨学科研究这个方法论范式的基本理论、视角、方法和工具等分析“什么是科举学”、“如何建设科举学”、“建设什么样的科举学”等核心问题，其具化研究即科举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的建设问题。确立跨学科研究作为科举学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科大学建制之独特而重要之方法论，对于整个科举学界而言，犹如傅斯年“新史学”之于“旧史学”的冲击：“开风气，立规模，定方位，辟路径，对史学界冲击之大且有甚于胡适。”[13]

可以预见，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所看到的科举学世界、得到的科举学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性、逻辑性、完备性、成熟性和系统性，还是学科制度建设的完备性、自洽性、多样性、规范性和应用性，最终将远甚于考据、义理、词章取向的科举史料整理、科举制度分析[14]和科举文化研究。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虽然经过科举学人三十年如一日的砥砺前行，科举学基本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但科举学学科性质在学界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即“专学（领域）与学科之争”。刘海峰教授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5]

根据这种辩证的、符合科举学发展现实的规律性概括和科学总结，科举学显然是一门具有历史（“旧学”）与现实（“新知”）、理论（“学”）与应用（“术”）特性的交叉学科（cross discipline）和软科学研究（soft science research），其关系科学的学科定位使得复杂性范式有两个显著特性：实践性和综合性[16]，所以，科举学的学科发展象限应该是指向“巴斯德象限”，即发展成为一门应用型基础性学科，兼有基础与应用的双重学科特征，既可以为科举学的理论性分支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也可以为科举学的实践性学科提供工具性服务。

这样的学科性质，也契合了科举学研究的理论兼和应用的综合取向，既着重从根本上探讨科举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核心范畴、理论体系等基本原理问题，实现古代“科举学”等“旧学”的创造性转化，也集中力量解决科举学学科建设的目标、路径和策略，并顺带解决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的一些理论困惑和意识迷茫问题，[17]实现现代“科举学”等“新知”的创新性发展，加快将科举学建设成为一门兼具学术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的科学化学科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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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用军,赵雪.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原则、技术与标准[J].大学教育科学,2019(2):89-96.

[2]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16.

[3]祁龙威.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J].清史研究,2012(1):125-147.

[4]姚远利.捡漏与匾额学之梦[N].北京日报,2012-3-16(19版).

[5]冯用军.跨学科视野的“新科举学”:概念系统与方法论[J].考试研究,2011(6):89.

[6]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

[7]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8]冯用军.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兼论新科举学的判别标准、逻辑架构与发展前景[J].中国考试,2013(5):44-52.

[9]冯用军.多学科视野的科举学研究——大规模考试视角[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2.

[10]Liu Haifeng.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M].UK: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8:255-256.

[1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33.

[12]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

[1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238.

[14]宋元强.清代科举制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4.

[15]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

[16]李崇阳,李茂青.软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范式[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前言.

[17]冯用军.科举学新论：跨学科研究视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40-147.

（发表于《湖北招生考试》理论版2022年6月18期，4-9页。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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