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中国科举史之通观达识——评刘海峰教授主编《中国科举通史》

中国科举史之通观达识

——评刘海峰教授主编《中国科举通史》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海峰主编，张亚群、金滢坤、钱建状、李兵、郭培贵、王日根等著：

《中国科举通史》6卷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刘海峰教授于1992年首倡“科举学”，开始从知识型态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2005年正式提出“为科举制平反”，提出重新认识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同年9月，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至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二十一届。在刘海峰教授的主导下，一大批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科举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2010年，刘海峰教授已经拟定的《中国科举通史》（以下称“《通史》”）的写作框架，十年磨一剑，煌煌六巨册的《通史》终于在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通观中国古代科举全史，对其制度沿革和文化生态作了详尽的研究。拜读之下，获益良多。兹不揣浅陋，略举数端，以就正于方家。

一、历史认知与当代意识

中国科举史首先是制度史，要达到对中国科举史的通观，首先需要对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和演革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通史》由科举前史、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六大断代，对历代科举制度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比如辽金元卷对辽、金、元三代的科举制度的研究，从科目到程式、从考官到文体，都作了制度层面的梳理。明代卷从考试时间、科目、主考官、执事官、南北榜、乡试会试取士制度、庶吉士制度、考生类别、武举制度、宗室开科，到各直省解额及其变化、历科进士户籍类别和地域分布，等等，完全是以一种知识型态进行梳理，其附录部分更是将作者几十年研究所得的数据以图表的形式予以展现，充分显示了科举通史所应有的学术品格。

在深入全面地对历代科举制度进行历史性研究的同时，《通史》又在当代的历史认知水平上重新考察、评估科举制度。比如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八股文进行口诛笔伐，认为它禁锢天下人的思想、败坏人才，甚至是亡国的罪魁祸首。康、梁的说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被后人所普遍接受，甚至今天的一些学者也认同其说法。再加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的艺术渲染，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对于八股文乃至整个科举制度的负面认知。

但事实上，从明代到清末，官方对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明代，与词、曲的格律限制相比，八股文的文体限制相对宽松，到了清代乾隆朝之后，“厉禁”渐渐多起来了，到了晚清，由于过多的限制，八股文写作走入了死胡同，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通史》清代卷指出：“八股文在不同时期也显示出不同的目标追求和取舍标准，时而重文体，时而重道义诠释，八股文做得好的人往往也是对道义把握得精微的人，无数经科举而擢升的官员在为政之中取得了卓越政绩就是显证。”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平实而中肯的论断，显然是对康、梁为代表的观点的一种纠偏，充分显示了《通史》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认知水平上去重新梳理中国科举史。

二、科举制度、科举思想、科举活动合体通观

与一般的科举制度史、科举学通论的研究不同，《通史》强调科举制度、科举思想和科举活动三者的通观。

制度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其基本框架相对稳定、清晰。而由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与变形，因而仅仅研究科举制度显然不能使读者了解真正的科举文化生态。有时制度本身相对完善，但制度在推行中却充满了变数。比如明代官方功令规定释、道等非儒家思想不能引入八股文，据《明会典》：“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但在乡试、会试考试中，由于考官这一变数，导致了制度的失效。隆庆戊辰科会试主考李春芳热衷王阳明心学，他的个人兴趣影响了他的取士标准，结果导致了晚明科举中出现大量非儒家思想的八股文。这也提醒我们，仅仅着眼于科举制度本身，还不能真正了解科举史的真相。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通观整个科举生态的广阔视野。

《通史》不停留于科举制度的历史性研究，而是在此框架中对影响科举制度推行的科举思想和科举活动进行考察。隋唐卷专设“晚唐科场风气”一章，对宦官与权相的权斗、科场中寒士与子弟的竞争等政治现象进行考察，这类政治活动貌似远离科举制度，但却直接影响科举制度的推行。宋代卷专设“宋代科举风尚”一章，对科举与宋代士人的漫游风尚、游学风尚、行卷风尚进行介绍，这些科举活动正是宋代科举文化的重要内容。明代卷于各章之末分别设有“科举奇事撷珠”一节，介绍明代每一时段科举制度推行过程中一些令人瞩目的科举活动。清代卷在讨论清代科举制度之前，首先分析了满洲入关前的思想文化政策、康熙时期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这些思想文化政策成为清代科举制度的思想基础。该卷又专设“清代科场舞弊及其治理”一章，指出政府的科举条例对科场有种种规定，形成特定的法令、制度，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科场舞弊现象，科场舞弊现象又促使新的科举条例的设立。

科场的变数为我们考察制度完善性提供一个特别的角度。在制度、思想、活动三者的交互影响过程中描述中国科举史的沿革，这可以使读者获得更加全面而立体的知识。

三、多学科交叉通论

科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试制度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史与中国古代政治史、教育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所谓的“通史”必然要把中国古代科举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史》各卷在梳理科举制度、科举思想、科举活动的同时，也考察了各代科举与其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化、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通史》辽金元卷在讨论元朝科举的影响时讨论了科举与元代政治、程朱理学的关系，讨论了科举对元朝诗文和元杂剧的影响。其中，对于元朝“以曲取士”的说法，王国维等学者曾提出否定意见，辽金元卷则进一步从元朝科举严厉禁止倡优之家子弟应试这条文献，令人信服地证明“以曲取士”说法的不可信。而同时，作者又指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元杂剧与科举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科举制度史与社会史（涉及元代戏曲家社会地位）、文学史等多学科互相引证、多方考量之后的认知。

科举史尤其与教育史紧密相关。《通史》专设“科举前史卷”，考察隋唐科举制度设立之前察举制度的历史沿革，其考察不仅着眼于制度本身，而且对选举的最基层学校教育进行具体的介绍，从官学到私学、学校的选士，到学校选士对察举制度的推行和对科举制度的形成的影响，都作了具体的分析。辽金元卷为各篇专设科举与政治、科举与文化、科举与社会等节，清代卷介绍了科举与清代教育的变迁，科举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光绪朝的留学生管理制度。

总之，《中国科举通史》以其通观达识而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它将有力地推进科举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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