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刘颖袁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受益者的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受益者的

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

[文章来源]谢治菊，刘颖，袁喆.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受益者的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J].民族教育研究，2022（1）:30-38.

[作者简介] 谢治菊, 重庆合川人,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颖,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本文通信作者。袁喆,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为有效检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以黔、滇、桂、川四地民族大学学生为抽样调查对象，对政策受益者的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的正相关关系在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中得到验证，但享受政策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却可以通过政策获益和政府信任来增强。也就是说，政策获益比享受政策更能提升其公共参与水平，政府信任在政策获益与公共参与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对此，建议在对以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修订时，着重从政策受益公平化、政策执行透明化等方面来进行，通过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获得感来增强其政府信任程度，进而促进他们的公共参与水平，提升政策实施成效。

[关键词]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政策获益；政府信任；公共参与

一、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民族平等，减少各民族间教育差距，弥补少数民族教育起点不公平，我国推行了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优惠政策，简称“少数民族招生考试政策”。少数民族招生考试政策是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条件、尊重民族差异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平等原则而实行的一项补偿性政策。在少数民族招生考试的众多政策中，影响范围最大、受关注程度最高、争议最多的当属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据相关学者统计，自1980年该政策正式推行以来，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在高考中都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了一定的加(降)分照顾，其中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仅加5分，重庆、西藏和湖北等加10分，海南、新疆、四川等省加分范围为15至25分。然而，由于2009年重庆市“文科状元民族身份造假”等事件的影响，各地对少数民族高考减少了加(降)分幅度。即便如此，全国各省(区、市)对少数民族的最大照顾分值2014年与2018年的平均数仍然达到15.0分和10.2分。

随着该政策的持续推进，不同学者对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产生争论。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可能会带来“显失公平”问题，那些居于城市、处于富裕阶层或权力阶层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强势群体可能成为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1]。还有学者认为，该政策容易产生“逆向歧视”，从而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而不利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2]。更多学者对于该政策持有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该政策既是各民族间的一种理性约定, 同时也是国家消除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而承担的分配与给付义务[3]，能够承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捍卫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弥补少数民族教育起点不公平[4]。同时中国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也驳斥了以往国外学者对于“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可能会抑制经济效率、造成种族间关系紧张并无法带来实质性公平的说法[5]。在实践层面，部分学者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对比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并未给被加分对象带来心理压力，使其产生被“污名化”的感觉，也未对汉族学生带来“逆向歧视”[6]。实证研究表明，该政策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政策影响以正面为主、负面为辅[7]。

总体而言，学者高度关注我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然而所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于政策合法性与政策效果本身，多从政策文本和实施效果的角度来探讨，缺乏对政策目标群体——少数民族学生的关注。与一般的政策目标群体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的传统文化、族群主义等因素使他们政治信任感的形成更为复杂，从而影响其公共参与。何谓公共参与？是指公民为了改变共同体的未来及共同体中他人的生活境况而参与到社区、社会等共同体生活的行为[8]。“公众参与”“公民参与”“公共参与”的概念相近，但公共参与的理论内涵比前两者更为广泛，既包括政治参与，又包括社会参与及其他参与行为[9]。公共参与涵盖市民、业主、工人等群体，而大学生正逐渐成为公共参与的新兴力量。大学生参与公共事务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参政愿望、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学生对学校与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助于培养现代公民精神与公民意识，提高公共参与能力与参与水平[10]。关于大学生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多从政治认同、政治教育、网络政治参与等角度来开展。比如：部分学者认为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思想教育无法促进大学生政治参与，需转化为互动教学式思想教育，强化政治参与实践能力培养等[11]。还有学者发现，媒介使用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微博政治参与，其中政治效能感高、政治价值观正向、政治兴趣浓厚的大学生参与程度较高[12]。

除此之外，政府信任也是影响大学生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对政治价值、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治决策、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等政治系统的支持与认可，包括对政府整体角色和公共政策的认知与期望[13]。研究表明，那些有较高政府信任程度的公民，往往有较为积极主动的公共参与意识，并且，这种参与意识又可以反过来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14]。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的关系也受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有学者对农村低保群体的研究发现，低保制度在提高低保户对政府的信任同时却削弱了非低保户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此外，该研究还表明，农村低保户享受的利益即算计型利益是影响他们对政府组织认同和信任的主要因素，政府所给予的好处越多，他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与支持度越高[15]。由此可见，是否享受政策及政策获益多少会对个体的政府信任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公共参与水平。那么，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受益者中是否存在呢？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 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公共参与；(2) 政府信任是否可以作为享受政策和公共参与之间的中介变量；(3) 政策获益是否可以作为享受政策和公共参与之间的中介变量？(4) 享受政策是否可透过影响政策获益、政府信任进而影响公共参与？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拟借助结构方程方法来构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受益者享受政策、政策获益、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模型，从数据层面来回答以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当前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为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修订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现有文献较多探讨社会资本、社会心态和政治效能感等社会因素与政府信任和公共参与的关系。例如，有学者通过对荷兰少数族裔的研究发现，政治参与与群体社会资本相关，即由于个体更容易借助于族裔网络(ethnic networks)进入政治领域，又由于族裔社区(ethnic community)的社会信任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与政治效能感，当族裔社区领导人进入政治系统后，（社区）社会信任将渗透于(spill over)政治机构的政治信任之中，进而增强政治信任[16]。同时，社会心态亦能透过政治信任来影响公共参与。当个体体验到某种社会不公正时，可能会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情绪反弹，甚至会出现政治信任下滑，进而阻碍政治参与的发生与质量[17]。此外，内在效能感（个体效能感知）与外在效能感（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知）均能通过公共参与来增强政府信任。公众对于自身参与能力认知度的提升能够直接增加公民对政府网站在线参与功能的使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效应则需通过政府信任间接体现出来[18]。

然而，关于公共政策、政府信任和公共参与三者的关系，当前的研究则较为匮乏，不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窥之。

一方面，是否享受政策成为影响政府信任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国外相关研究已有证明，例如：艾琳•阿坎波•赫恩(Erin Accampo Hern)对赞比亚的研究发现，接受国家政策提供的基本服务群体比未接受基本服务群体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水平[19]。同时，农村低保制度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个体是否享受农村低保制度与基层政府信任存在相关关系[15]。此外，公共政策过程理论认为，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性损害导致利益受损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流失[20]。在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领域，也有研究认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政策的实施使得政策受益群体的学习态度明显转变，政府信任水平、公共参与水平与公民精神均有所提升[21]。为此，本研究建立“享受政策”这一虚拟变量，该变量强调客观身份的差异，即是否为政策受益群体，并提出如下假设：

H1: 享受政策直接影响公共参与；

H2: 享受政策影响政府信任进而影响公共参与。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推行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偏离，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目标群体认定标准问题，居于城市、处于富裕阶层或权力阶层的少数民族群体获益最大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获益感，进而影响政府信任程度与公共参与。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即便同样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未建档立卡的边缘贫困户相比建档立卡贫困户其基层政府信任水平更低[22]，群体性事件更可能产生。因而，要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影响政策目标群体的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除了要分析政策身份差异对于两者的影响之外，更要分析政策目标群体的获得感差异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据此，本文建立“政策获益”这一变量，该变量强调主观感知的差异，即政策受益群体在政策中获得感的差异性，涉及政策各方面效果，属于类别变量，假设如下：

H3: 享受政策影响政策获益进而影响公共参与；

H4: 享受政策通过政策获益、政府信任影响公共参与。

此外，个体背景因素也会影响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它涵盖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政治面貌、职业、政治身份、家庭收入等内容。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比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更能促进现在与未来的政治参与[23]。性别也是影响公共参与的另一因素，相比于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较低并对政治缺乏兴趣，因而较少参与政治活动[24]。在中国政治环境当中，户籍与政治身份是影响个体政治参与所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村户籍与党员身份的个体在选举参与中表现更为积极，更可能参与政治事务与生活当中[25]。在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中，这些个体背景因素是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此，考虑到高校学生身份与特质，本文选择性别、政治身份、家庭收入、家庭户籍与就读年级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H5: 性别、年级、政治身份、家庭户籍、家庭月收入可能直接或透过政策获益、政府信任间接影响公共参与。

图1 政府信任、享受政策和政策获益对公共参与影响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1。为突出假设模型中主要变量的关系，控制变量不在图中体现。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类）国家青年课题“民族教育重大政策实施效果调查研究”。该研究选取少数民族较多的偏西南的西部地区高校为研究对象，贵州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本科生参与了此项研究的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样本的高可靠性与强异质性，课题组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所调查四所大学的在校生民族成分作为抽样的基准，兼顾学生的专业与年级。在开展调查前，首先明确抽样调查的比例分配，随后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大学、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展开大规模调查，分别给每个学校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合计10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847份，有效率为84.7%。

表1 被调查者的样本背景（N=847）

表1的统计数据描述了被调查者的基本人口变量。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占总体比例为55.8%，汉族学生为44.2%。同时，被调查者男女比例大体上相当，但在家庭户籍方面比例略为失衡，农村学生的比例约为城市学生的5倍，这使得调查者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占总体比例为58.4%，月收入在2000至4000元、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家庭则分别占29.1%和12.5%。在政治面貌方面，被调查者中普通群众占绝大部分，为88.6%。在学生年级方面，本次调查中二、三年级的本科生占此次被调查对象的主体，两者合计为83.4%，大学一年级与四年级学生所占比例较少。

（二）变量操作化与测量

1.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的测量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信任政府，获取受访者对各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评价等级。依照行政级别自上而下划分为六大层次，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对省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市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县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乡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对村委会（准政府）的信任程度”，并采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来衡量信任程度（1=很不信任，5=完全信任）。政府信任变量的分值由这六个题项的分值加总而得。本研究的政府信任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 α值为0.819。

2. 公共参与

本研究对于“公共参与”的测量包含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两个维度，共六个题项，其中政治参与维度包含对投票、竞选、公决、结社等政治事务在内的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例如“为学校和学院的发展献计献策”“参与民主选举”“参与同学和老乡的聚会”；社会参与维度包含对志愿与社团组织、慈善捐款、环境保护等社会参与行为的测量，例如“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活动”“参与老师的课堂讨论”“参与献爱心的活动”。采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1=从不，2=偶尔，3=一般，4=经常，5=总是），量表的信度良好，Cronbach α值为0.882。

3. 政策获益

“政策获益”指接受政策者对政策给个人带来的正面效果的主观感知，在本研究中表现为少数民族学生对加分政策效果的主观评价。本研究问及被访者主观认为政策在“增强学生和家长对政府的信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及其家庭的综合实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学生融入汉族主流社会”和“弥补少数民族考生教育起点不公平”六个维度对自己的影响，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来衡量少数民族学生的感知程度（1=没有影响，2=影响较小，3=一般影响，4=影响较大，5=影响很大）。此量表的Cronbach α值为0.882，信度良好。

4. 享受政策

在本研究中“享受政策”意味着被调查者属于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群体，享有国家为其提供的加（降）分等政策优惠。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享受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以获得该变量的分值（0=没享受，1=享受过）。

5. 人口背景因素

本研究的人口背景因素包括性别(0=男性，1=女性）、大学年级、政治身份(0=非党员，1=党员）、家庭户籍（0=城市，1=农村）以及家庭月收入。由于大学年级和家庭月收入是多项分类变量，在大学年级变量中，本研究设大学一年级为参照组，生成“大学二年级”（0=否，1=是）、“大学三年级”（0=否，1=是）、“大学四年级”（0=否，1=是）三个虚拟变量；在家庭月收入变量中本研究设“家庭月收入在2000-4000之间”为参照组，生成“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 （0=否，1=是）和“家庭月收入高于4000元”（0=否，1=是）两个虚拟变量。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先采用SPSS 22.0进行信度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借助于AMOS 22.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在于其测量模型可检验量表的效度，其结构模型可以同时检验多个中介效应假设，处理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还在AMOS中通过bootstrap来计算模型中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本文采取三个指标来衡量结构方程模型中模型拟合度：一是卡方系数（p > 0.05时，模型拟合度较好）；二是增值拟合度指标，包括规范适配指标NFI、比较适配指标CFI和增值适配指标IFI，当NFI、CFI和IFI > 0.90时，意味着模型拟合良好；三是绝对拟合度指标，主要指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当数值 < 0.06意味着模型拟合度非常好[26]。考虑到卡方系数对样本量的敏感性，故本研究主要以增值拟合度和绝对拟合度指标衡量模型拟合度。

四、研究发现

（一）相关分析

由表2呈现的本研究中关键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见，享受政策与公共参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r = 0.057, p > 0.05)，但与政策获益、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340, p < 0.01; r = 0.162, p < 0.01)。政策获益与政府信任、公共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357, p < 0.01; r = 0.256, p < 0.01)；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294, p < 0.01)。

表2 模型中关键变量的相关关系

注：** p < 0.01。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该模型的适配度良好（ = 482.531, /df = 3.154, p > 0.05; NFI = 0.936, CFI = 0.955, IFI = 0.955, RMSEA = 0.050），该模型解释了公共参与17.8%的变化。图2呈现主要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回归路径。

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第一，研究假设H1不成立，即享受政策并不直接与公共参与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β = -0.052, p > 0.05)。第二，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存在正相关 (β = 0.218, p 0.05)，研究假设H2不成立。第三，政策获益与公共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β = 0.197, p < 0.001)，享受政策与政策获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β = 0.343, p < 0.001)，研究假设H3成立。第四，由于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政策获益又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β = 0.352, p < 0.001)，享受政策与政策获益存在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H4成立。

由表3呈现的模型中所有预测变量对公共参与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中可见，政策获益既可直接作用于公共参与，又可透过提升政府信任对公共参与产生0.077的间接效应 (p < 0.01)；而享受政策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公共参与，但若其感知到政策对个人的正向影响越多，越有助于提升其政府信任，进而促进其公共参与，这一间接效应为0.101 (p < 0.01)。

此外，模型也显示一些人口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公共参与可能存在影响。其中，在本研究的样本中男生更多表现出公共参与的行为 (β = -0.093, p < 0.01)，党员表现出更积极的公共参与 (β = 0.132, p < 0.001)，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学生更多地有公共参与的行为 (β = 0.092, p < 0.05)。这些人口特征变量均是直接影响公共参与，并不透过本研究的其他变量（即政策获益和政府信任）间接对公共参与产生影响，而年级、户籍所在地则与公共参与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图2 享受政策、政策获益与政府信任对公共参与影响的标准化路径图

表3 预测变量对公共参与的直接、间接和总影响

注：*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政策获益、政府信任对大学生公共参与的影响模型，并透过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不能直接提升其公共参与；同时，尽管政府信任度越高的大学生其公共参与行为越多，但享受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信任进而提升其公共参与。提升公共参与的有效路径需要透过政策获益得来实现，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享受政策的学生可以透过政策获益提升公共参与；另一方面，享受政策也可以透过政策获益，进而提升对政府的信任，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公共参与。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有如下的讨论与建议。

首先，本研究的发现不支持研究假设H1和H2，即享受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不能直接提升其公共参与水平，也不能直接提升政府信任程度。这与过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过往研究在探讨享受政策与政府信任和公共参与的关系时多集中于公民健康政策、退伍军人优惠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与政策受益群体的经济利益如医疗费用、抚恤金费用等直接挂钩，诚如斯科特所表达的“农民只对眼前的利益感兴趣”，因而，享受此类政策的群体与不享受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共参与水平存在较显著的差异。而享受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群体虽然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但教育机会引发的收益毕竟要在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割，且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而难以直接提升其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水平。

其次，本研究的发现支持研究假设H3，即政策获益能够提升公共参与水平。这与过往的研究相一致。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感知”角度来理解。“政策获益”所强调的“获得感”是社会感知的一种特别类型，社会结构、政策施行等宏观社会事实对个体行为实践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离不开社会感知的调节作用。在本研究中，当少数民族学生感知并获得政策效益时(即政策获益越多)，他们对政府角色和政治系统的认知会更为积极，政治效能感也会相应提高，进而更愿意参与公共事务与生活中。这一点也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CA)》政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平价医疗法案》施行使得目标群体获得医疗补贴和医药覆盖，所获政策利益越多，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越能得到提升[26]。这说明未来完善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时，应更关注受益群体在政策实践中的政策认知与获得感。

本研究的发现支持研究假设H4，即享受政策可以透过政策获益、政府信任来提升公共参与水平。这意味着少数民族学生仅仅拥有享受政策的身份未必可能会进行公共参与，只有在政策获得感得以满足且政府信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他们才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与活动，这一结果或许能从理性选择视角来解释。该视角认为，行动主体选择参与共同行动对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公共精神的塑造以及行动者需求的满足具有重要的价值。参与者对“成本—收益”所做的计算、权衡和比较决定了其是否参与和参与动力的大小[27]。公共参与的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等，其收益主要指参与目标的实现与参与需求的满足。从“理性人”角度出发，少数民族学生是否进行公共参与取决于他们在政策中获取利益的多少，仅仅拥有政策身份并不会促使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说明未来政策设计与政策实施的着力点应在提高政府信任和政策获益两个方面。

最后，个体背景因素中的性别、政治身份、家庭月收入对公共参与有直接影响，研究假设H5部分成立。男性比女性、党员学生比于非党员学生更可能进行公共参与，这一点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即相对而言，女性对政治不感兴趣且政治效能感较低，较少参与公共事务；而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群体，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和数量都高于其他群体[25]。同时，相比于家庭月收入为2000至4000元而言，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水平，这或许因为本研究样本中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受访者占58.4％，比例较高，造成了一定的偏差。

（二）研究局限与启示

本文在获得富有意义的结论之时亦存在些许局限与不足，需要未来加以改善，具体表现在：一是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偏西南的西部民族地区即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地，并未涉及西北或北方地区。由于样本地区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地区为主，而西北或北方地区如新疆、西藏等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族结构、民族教育政策与样本地区差异较大，此文的研究结论是否适合这些地区还有待检验；二是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以该区域民族高校学生为主，缺乏对非民族高校的对比。虽然以民族高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能显著提高研究效度，但研究的信度会受到影响；三是在政府信任这一主要变量测量上，本文仅作了“政府信任差序化”的划分，缺乏多维度测量；在“公共参与”这一概念操作化上缺乏更多“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这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

尽管有上述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实践还是存在一定启示，这些启示表现在：一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其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的关系，来反映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当前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微观研究领域缺失的不足；二是本文将政策效益纳入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关系讨论中，发现政策获益能积极影响政府信任，并通过政府信任间接影响公共参与，这一结果直接回应了当前学者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合理性的争论，并能为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三是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完善与优化提供参考借鉴，建议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执行环境，并综合语言、家庭、民族和区域四个因素来综合辨别政策目标群体，推行有梯度有层次的加分策略，提高政策施惠的精准度与针对性。

参考文献：略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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