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王轻鸿：虚构

敬请关注——>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2022-09-11

虚构

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以来，虚构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虚构与现实不再截然对立，而是成为表述现实的一种方式，在史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等非文学文本中泛化开来，对虚构的确认固然离不开文本自身的特点，更与接受主体的意向性有关，这种转型与信息时代的哲学变革有密切联系。本文在辨析源流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虚构的意义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转型，并说明这种转变是如何体现当下的诗学和文化逻辑的。

关键词：虚构现实文学非实在论

略说

“虚构”（Ficition）在西方现代文论中被看作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概念，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显著标志。然而２０世纪中期以来，格拉夫（Gerald Graff）、卡勒（Jonathan Culler）、伊瑟尔（Wolfgang Is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勒（J. Hillis Miller）等学者从现实和虚构融合的层面，重新探讨了人类虚构活动和对象的特点，“现实即虚构”这一新论，充分体现了虚构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命意转换。纵观虚构这一术语的意义，可谓复杂甚至互有抵牾之处，而一旦从话语转型入手来理解其意义，就能理清脉络、切中肯綮。

综述

虚构的理论内涵将虚构与现实对立起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柏拉图认为，只有客观实在的东西才能拥有理念，艺术的模仿是实体世界的“影子”，和客观现实有本质区别。他从服从理念的思想出发，认为应该将诗人当作说谎者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模仿与现实、历史的异质性这点上与柏拉图是非常一致的，只是对于模仿的价值有不同看法。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成了虚构理论的源头活水，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专家汉伯格（Kate Hamburger）和结构主义叙述学专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一致主张将模仿直接翻译为虚构。模仿在现代西方文论中被置换成虚构以后，与现实对立的特征被推到了极致，成为阐述文学本质的关键词。1800年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从虚构、想象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的诞生，“自18世纪以来”，我们所说的文学“与法语中的美文学（belles lettres）等义，指那些基于虚构和想象的写作——诗、散文体小说和戏剧”。（Abrams and Harpham: 177-78）福斯特（E. M. Forster）被西方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关于小说的解释，以及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Rene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关于“文学核心性质”的辨析等，都沿袭了这种思维模式。

然而，对上述虚构论的质疑，在20世纪中期悄然兴起，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与此同时也催生出了虚构的新的理论内涵。就文学创作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自觉弥合虚构与现实之间裂痕的倾向，最为典型的是福尔斯、加斯（Willliam H. Gass）、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创作的“元小说”（meta fiction），而马原、洪峰、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中国作家也在新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称为“马原式的叙述”。表示虚构的 fiction 一词在英文中也指小说，所谓元小说，就是在小说中用大量篇幅直接议论虚构，交代说明小说创作中虚构的过程、方式等。元小说既揭示小说文本和现实的虚构性，又揭示虚构的真实性，展示了现实和虚构融合的状况。这类小说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可分成两种：一种是“晚期现代主义激进元小说”，通过分析语言形式、表达技巧来说明叙事的虚构性；另一种是“历史编撰元小说”，通过展现历史编撰的过程来说明历史的虚构性。这股创作潮流彻底颠覆了现代以来的虚构理论，美国后现代小说理论家甚至认为，这是西方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导致一项新的发现——一切关于我们的经验的表述，一切关于‘现实’的谈论，其本质都是虚构的”。（格拉夫，2004:171）

就文学理论界而言，较早注意到虚构内涵发生变化的是美国学者格拉夫。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了《自我作对的文学》（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在第六章《如何才能不谈虚构》中道出了对虚构的新看法：

人们已不仅仅把文学中的事件当作虚构，而且在表述这些事件时所传达出的“旨意”或“对世界的看法”，也被当作虚构。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现在批评家们又更进一步，他们有时以一种同义反复的形式提出，文学意义也是虚构，因为一切意义都是虚构，甚至非文学语言，包括批评语言表达的意义也不例外。这一批评的观点发展到极致，则断言“生活”与“现实”本身都是虚构。（2004:181）

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变革大都在语言学领域开展，传统的语言观念一致认为语言和事实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语词的含义来自它所指称的对象，实指意义是语言产生的基本路径。格拉夫就是从这个角度对传统的虚构理论发起挑战的，他关于虚构的论述不仅限于文学中的题材，还包括处理这些题材的表达方式。他特别关注表达意义的语言，将语言的言说、指谓、表述以及指涉行为本身都看作是虚构的行为，只要运用语言来表达意义，就无法离开虚构，由此推导出生活、现实本身都是虚构的结论。在虚构理论转型的过程中，解构主义理论家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为反对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念，标举“延异”、“间隔”、“空隙”等为包括日常语言在内的一切语言的一般特点，而虚构、想象、叙事、修辞的运用则使这些特征突显出来。也就是说，虚构不仅仅是文学语言的专利，同时也是语言的一般法则，正因如此，运用语言来叙写历史、现实，就无法与虚构分离开来。他说：

我刚刚说到“未能发生”或“几乎如此”，以此表明这样的事实：即发生的事——换言之，人们想要活生生地保留下其痕迹的独特事件——也正是不发生的事也应发生的愿望，一个如此这般的“故事”，其中事件本身已经使“真实”的档案与“虚构”的档案发生了交叉。（35）

美国批评家米勒以将解构主义应用于小说批评而著名，在《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的第一章中，他对重复（repetition）所作的解释不乏反思意味，认为新批评仅关注重复与现实事物的同一性而忽略差异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事物必须通过人的大脑记忆才能重复出现，虚构在大脑记忆中的活动帮助人们实现了对现实事物的重复，所以重复不是现实事物的翻版，而是现实和虚构结合的产物。（1-24）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指出，电子时代造成了现实与虚构的交融，将会带来“文学即将终结”的后果。美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一方面文学似乎在远离人们的生活的中心，另一方面虚构、隐喻、叙事等文学性因素却已经蔓延到日常生活中，“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这个命题的提出，进一步打破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森严壁垒。（王轻鸿：111）

对虚构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是伊瑟尔。这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不满足于新批评局限于文本的细读方式，力图纠偏文学远离现实的做法，而将小说创造的世界看作是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世界”。他在1975年出版的《阅读活动》中就明确提出，小说与现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交流的，小说是表述现实的一种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又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虚构，1991年完成的《虚构与想象》（Das Fiketive und Das Imaginare）一书开篇就这样写到：“这一现实与虚构的对立，是社会学知识系统中的一个术语。它被看作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知识。”他紧接着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所谓的‘不言而喻的知识’是否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1）开宗明义，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关于虚构的基本理论。他将虚构不仅仅看作是文学行为，更看作是人类的行为，提出了以现实、虚构与想象“三元合一”代替虚构与现实二元对立的观点，将虚构化行为的功能概括为“选择”、“融合”和“自解”，以此来说明现实与虚构交融、互渗的越界行为，他说：

三个要素各司其职，各尽其妙，共同承担起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功能，但是虚构化行为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是超越现实（对现实的越界）和把握想象（转化为格式塔）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而想象也因之而走进现实。（4）

至此，虚构意义的变化已充分彰显出来。在现代文论中，虚构只能紧缩在文学王国中，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了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虚构和现实之间始终有一道分水岭。而在当代文论中，虚构的越界行为创造出了一个虚构成分与现实经验因素交相掩映、不可分离的世界，任何对现实的叙写都无法离开虚构，虚构与现实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虚构一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大相径庭，呈现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格局。

虚构的泛化现象

与虚构理论内涵转型对应的是，其外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年斯达尔夫人提出的文学概念中，虚构是区别文学文本与宗教、社会风俗、法律等非文学文本的徽标，特指的是文学文本。20世纪以来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将诗性语言和实用语言、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异作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虚构更是只能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得到具体体现。然而，在虚构和现实走向融合的当今时代，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虚构已经泛化开来，在历史、人类学、哲学、伦理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等非文学文本中获得了合法的席位。

历史文本历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坚守纯客观原则，与文学记写可能发生的事不同，历史记写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将虚构拒之门外，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观念受到了颠覆。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十二册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之所以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历史事实与虚构结合起来，实现了观念上的突破。考古学家根据荷马史诗所提供的线索发现了特洛伊和麦锡尼遗址，还挖掘出了史诗中描述的一些器具，这足以表明文学虚构和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事情并不是水火不容。汤因比以《伊利亚特》为例做了这样的解释：

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利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仅仅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是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55）

新历史主义诞生以后，直接将历史和文学置于同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之中，虚构与历史文本的关系变得更是水乳交融，语言没有指涉世界、现实和过去的功能，因此历史书写只能求助于从虚构中发展起来的叙事，历史叙事于是就无法从虚构中剥离开来。怀特（Hayden White）据此认为，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叙写成为历史文本，需要作者精心选择材料和一定的情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便意味着虚构出现了，它是“一种特定的情节结构，它有一套历史事件，历史学家赋予这些事件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样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操作亦即虚构杜撰。”（85）

民族志写作向来反对主体意识的放纵，否定文学创作那样的从fact（事实）到fiction（虚构）的做法，倡导从fact到fact的写作套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将之推向了极致，要求人类学家熟悉所研究部落的语言，甚至需要与该部落的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目的就是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摒弃主观臆想来完成民族志写作。作为人类学鼻祖之一的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写作中运用了虚构和想象，在现代以来强调实证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受尽了批评，被讥讽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然而，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被披露，人们才得知他的民族志写作并没有真正做到他自己所标榜的那种客观真实，他的一些重要著述比如《西太平洋上的探险队》、《野蛮社会的犯罪与风俗》并没有将虚构拒之门外。人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人类学写作无法摆脱虚构的幽灵。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拿大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的人类学研究把文本、世界、批评家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尽管还没有完全挣脱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拘泥于文本的套路，然而人的主体意识在人类学写作中得到了一定释放，为虚构进入人类学文本打开了一条通道。美国人类学家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和西格尔（Daniel Segal）则通过阅读奥斯汀的小说，发现了在文本中处理社会生活事实的虚构性原则，并且认为根除掉事实与虚构二元对立的观念后，民族志文本可以揭示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的意义，更具洞察力。伊瑟尔的《虚构与想象》一书的副标题是“文学人类学疆界”，研究的就是虚构和想象的越界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虚构与现实的关联，认为虚构活动不只局限于文学，还关涉人类的日常生活，因此虚构并不只等同于文学写作，同样还应该将人类学写作囊括进去。（2—6）

哲学向来是以客观、真实来维护其真理的地位的，哲学文本一直将虚构拒之门外，直到20世纪中期这种境况才得以改变。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在所著《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超越了主客二分、身心二元的认知模式，将重要的、革命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都看作是“文学的”，虚构作为文学最为重要的特点得以参与其中，成为真理的呈现方式。（470）哲学问题不再仅仅滞留于形而上的层面，而是要将事物问题化、情景化、事件化。真理并不具有某种客观存在的本质，虚构和真理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虚构中蕴藏潜在的话语，呈现出真实的维度，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另一方面真实可以提供产生潜在话语的契机，期待着进行虚构。近年来关于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论述了在虚拟情景和“假装的游戏”中来谈论真理的可能性，认为人们可以运用如同虚构作品话语一样的真理话语来表达关于存在哲学的严肃思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劳森（Hilary Lawson）则直接将真理看作是一种故事，这就从叙事的角度承认了虚构表述真理的权利。他还认为虚构的介入使真理的光芒更加耀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虚构，它们是我们为信念而选择的故事。”“虽然真理可能是一种虚构，但它是我们所具有的最有力的虚构。”（130）

伦理学文本的虚构性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要义就在于道德不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陈述。道德虚构主义理论认为，因为一切道德判断都是情感上的判断，所以道德对象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又要传达出对于道德的观点、看法，于是便主张把道德当作虚构作品中的话语。有了这个基础，道德才能言说下去，也就是说道德书写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虚构。卡尔德隆（Mark Eli Kalderon）的著作《道德虚构主义》（Moral Fictionalism，2005），通过案例分析指出，虚构的道德言谈能够成为一种“预约承诺”，对现实的人生会产生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应付“意志薄弱”的问题。也就是说，道德虚构主义发现了文学中的虚构在现实中的权威性，这些虚构的作品决定了人们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不少青年人情感上的共鸣，很多人都认为为了情感而轻生体现了真正的爱情，有些青年读者甚至仿效维特，以致于歌德在作品再版时还专门做了劝诫，文学虚构对道德的建构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此，有的西方学者说，大多数人是从书中理解了爱情后才坠入爱河的。这话虽然是戏言，但不是毫无根据，虚构作品对道德建构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在日常生活中，诸多实用性很强的文本也无不和虚构发生着联系。比如广告布置虚拟场景、讲述一段神奇的故事，激发起人们消费的欲望，而人们并没有斥之为欺诈。新闻报道带有悬念的叙事，不乏虚构的渗入，不仅吊足了人们的胃口，而且让人们觉得报道更加具有穿透力。虚构在政治文本写作中同样不可缺少。文学想象、尤其是小说的虚构是在创造性的境况下进行的，可以剔除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羁绊，去除偏见，也被看作是探索正义的合理路径，是公正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连最强调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文书，一旦和虚构结合起来，文本也变得炙手可热，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作品记写的是1959年11月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起案件，作者花了六年时间，调查记录和法庭记录多达三千多页，文本以证词、供词为佐证，但是不限于虚构和写实的二元对立，一下成了美国的畅销书。鲍德里亚将这种虚构的泛化现象看作是时代的写照，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仿造”、“生产”、“仿真”的不同的仿像过程，今天处在仿真的时代：

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级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96）

在仿真原则代替了现实原则之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领域不再超越虚构，虚构在非文学领域安营扎寨，诸多非文学文本都成了虚构的对象，构成了当代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虚构的确认方式

关于虚构意义转型的讨论，涉及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何在？或者说，如何确认虚构？这个问题似乎在西方现代文论中已经解决：虚构的程度与文学体裁是一致的，根据文本的体裁就可以判定是否虚构以及与现实的距离的远近，历史著作、现实主义作品、浪漫主义作品、幻想作品对应着由低到高的虚构程度。弗莱在《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中，根据文本中的主人公的特点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将文本划分为神话、传奇、史诗（悲剧）、喜剧、反讽等文体，代表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远近不同的距离。除此之外，根据语言肌质、情感形式等特征，也可以将虚构的属性分离出来。总之，从文本中来探求虚构的特征，成为辨别虚构的基本方式。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同一个文本，在不同读者看来，对是否存在虚构的判断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拉美地区，暴雨持续时间很长，《百年孤独》中描写的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暴雨本来是纪实性的，可英国人觉得这不可思议，认定这些描写为虚构。有鉴于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提醒人们，不要按照自己的世界模式来想象拉美的自然景色和社会现实。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致被奉为文学虚构的经典，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当代西方学者中听到这样的惊人语：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一天也会被从文学中排除！此观点虽然过激，然而也不无道理，如果要通过莎翁的作品来了解英国社会当时的风俗社会状况的话，就应该将其看作最真实的写照而非虚构之作。由此可见，对虚构的判定是和主体的认知状态密切相关的。

语言观念的转折为虚构的重新确认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中期的语言学转向表明，语言的实指性在逐步瓦解，语言与事实、实体对应的关系在逐渐淡化。罗蒂对“指称”（reference）和“谈论”（talking about）进行了严格区分：指称指的是一个词语表达和现实某部分之间存在的一种事实性的关系，谈论指的是在一个词语表达和一种非存在的对象之间能够成立的一种纯意向的关系，人们不能指称福尔摩斯或者燃素，但是可以谈论它们。（252）按照谈论的语言逻辑，就要承认虚构本身没有外在的客观特征，没有指称性。当代虚构话语正是将虚构和主体的意向性联系了起来，拓展了辨识虚构的新视野。从奥斯汀（J．L．Austin）首倡到塞尔（John Searle）完善起来的言语行为理论之中，将意向性纳入言语行为理论，将谈话看作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重构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在塞尔看来，作者在假装施行语言行为即“佯装”时，就构成了虚构，因此作者意图决定言语虚构与否，意图是唯一的标准。“判定一个文本是不是虚构作品的确定性标准必然在于作者的言外意图。没有任何文本特征，无论是句法上的还是语义上的，能够确定一个文本为虚构作品。”（325）他以《红和绿》开头的一个段落为例做了说明，认为小说作者默克多在这里并不是实施真正的断言，而是假装实施断言，应被归入虚构，其根据就是这一段写到了陆军上尉的内心想法。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想法，是小说作者在有意虚构时才能实现的。他还认为自然主义小说、童话、科幻虚构作品、超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作者对客观现实的再现的承诺程度不同而已。塞尔将虚构仅仅看作文学活动的观点已被超越，但将虚构的确认和是否存在文学活动的意图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却是很有启发性的。虚构尽管已被认为泛化到了现实中，但人们自觉意识到文本是文学文本时，虚构才会引人注目。也就是说，想象和虚构是生产审美维度的原因，它们既存在于艺术作品生产的活动中，也存在于人类其他的基本活动中，但追根溯源还是从文学艺术这个波心荡漾开来的。对此格拉夫明确指出：“文学必须虚构，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虚构的———尽管只有文学才让人注意到其虚构性本质。”（1988：201）

当然，塞尔关于意向性的论述局限在作者这一端，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描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参加过的一次战斗，后来被证明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人们不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而认为勃列日涅夫在撒谎，因此这部作品饱受诟病。与此相反，司汤达在《红与黑》的副题中称其为“1830年纪事”，可是人们还是将之看作虚构之作，认可这是一部小说，看重的就是虚构的价值。不难看出，对虚构的判定，还要取决于读者的意向性。

“一部作品的反响才是它的存在！”接受美学的这种宣言，将对虚构的判定看作是读者的创造性行为。伊瑟尔在《阅读活动》中开始反思从认识论视角辨识文学虚构的局限性，认为虚构的文本是作家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文学阅读也是对读者既有经验的扩张，和读者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对于读者来说，只有在文学中寻找启示才是正常的，因为虚构能够准确地向他们提供他们认为需要的、关于当时各种各样的体系留下的问题的倾向性。”（7）伊瑟尔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又将虚构看作是一种人类有意识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干预的行为模式，他在《虚构与想象》中主要对田园诗的虚构方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诗人扮作牧羊人进行游戏，仪式化的表演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虚构，这种有意识的行为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个可能性的世界，如此才能把人们从平庸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从“作者已死”到“读者的诞生”，过分夸大了接受主体的意向性的作用，无疑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斯蒂尔勒（K．Stierle）与伊瑟尔不同，认为文本的建构是理解虚构文本的主导程式，接受主体的意图是判定是否虚构的关键。他在《虚构文本的阅读》一文中提出了“准实用式（Quasi Practical）接受”的概念，也就是将文本的词句等同于现实世界，意识不到虚构的存在。比如认为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是可笑的，这就是将现实世界的风车与骑士传奇那个虚构世界中的巨人等同了起来，被称为“叙述蛊惑症”，或被直接命名为“堂吉诃德症”。（89）与此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即“孟买水手症”。在18世纪的英国上演过一部名为《孟买水手》的戏剧，结果就有人在现实中仍然像剧中的演员一样，将虚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而无法自拔，造成了精神分裂。这足以说明，如果接受者停留在准实用式接受的层面，没有意识到这是虚构，就无法判定这是虚构的文本。柯里（Gregory Currie）指出，作者要有意引导，让读者感受到虚构的存在，“他是在诱使我们去伪装，或者更确切的说，假装相信（make believe）什么。”（387）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也认为意向性的确立，是受作者和读者双重力量牵引的：“作者和读者拥有一种共同的机制性的框架，它使作者可以有意图地把文本作为文学作品，使读者可以按照这种意图把它接受为文学作品，对它们进行解释。”（138）作者与读者的共谋，内在规定性与外部规定性的交织，形成了虚构的确认方式。

人的意向性是多维的，如果将文本看作文学，就会加深接受主体对虚构世界的体验，建构虚构的审美世界。对此，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说得非常清楚：“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中，神学、哲学、语言学和一切作为专业知识出现在作品中的东西，都变成了文学，都失去了原来的特质，但得到了虚构的精髓，因而成为文学想象力的组成部分和内容。”（159）如果将文本看作是非文学文本，就要挖掘出虚构中的社会内涵，最后获得理性上的认知。罗蒂引用乔卡勒的话说：“指出下面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即对某一哲学作品的最真实的哲学读解，就是把该作品当作文学，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其成分和秩序是由种种本文的强制要求所决定的。”（376）在意识到眼前是一个哲学文本的前提下，承认虚构的存在并将虚构融进哲学的认知之中，这种极具张力的阅读可以丰富、深化哲学文本的意义。

虚构的哲学基础

对虚构的解释，触及的是关于现实、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哲学思想的反映。将虚构与现实严格区别开来，源于西方人把世界视为实体的传统认知模式。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实体既包括赫拉克利特说的土、水、气、火等物质实体，也包括柏拉图说的理念等精神实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达尔文等一大批科学家在天文学、光学、数学、力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思想，作为最为权威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这种哲学思想的根基。然而进入现代以来，科学发生了重大转型。按照牛顿力学的观点，一张桌子的形状、长宽、质量是桌子的固有属性，不会因为观察者的位置、状态而改变，虚构与之是格格不入的。19世纪以来，虚构在科学活动中的创造意义被承认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将不确定性、模糊性、主观性等概念引入到了科学理论中，承认了虚构是建立假说的方式，是科学探索的重要手段。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科学理论基础具有纯粹虚构的特征。”（314）胡塞尔的现象学将外在实体悬置起来，认为事物的所谓客观实在性并不存在，主张对象在人的认识中重新构造自身。他在1935年开始写作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认为，科学的危机在于仅仅将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意义，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实在论。

而从根本上动摇实在论的霸主地位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信息科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系统可以模仿包括图像、声音、气味等多种信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通过虚拟、仿真，新的现实即超现实被打造出来，赛伯空间技术比如虚拟现实、电子媒体、电脑智能等都可以虚构故事，在电子信息媒介全面操控的今天，整个社会被精心策划为虚构的空间。虚拟在技术的支持下达到了与现实无关的地步，符号、象征、影像都是它自己的仿像。仿像好像统治了现实生活，阿米特（Mary L. Armitt）说：

后现代主义只是科学虚构过程中的一种点缀，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保证人类必将处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刻：此时，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稀奇古怪的幻想都将包围着我们；使得现在的空间既不是“在那儿之外”，也没有“最终的边界”；致使许多大惑不解的人被迫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中，成为一个巨型计算机游戏的公民。（9）

科学技术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变化，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信息科学诞生初期，其创始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哲学变革，认为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还告诫人们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唯物主义，这一说法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的实在论的反拨。这种哲学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信息革命被称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信息哲学也被称为20世纪中期以来哲学领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对实在论的否定更为彻底的是虚构主义哲学思潮。虚构主义哲学认为，科学中的理论所讨论的对象在本体论上是不存在的，这些理论都不是真的，然而我们却可以把这些作为虚构作品中的话语一直使用下去。纽约大学教授菲尔德（HartryField）的数学哲学著作《没有数字的科学》（1980）的出版标志着虚构主义的诞生，他认为数学研究的对象不过是一种虚构，比如数、函数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却又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因此提出了“数学的虚构主义”（fictionalism of mathematics），以反对柏拉图主义所张扬的实体论。同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出版了《科学的形象》，提出了科学哲学中的虚构主义，认为科学揭示的不是真理，而是经验的适当性，但是科学活动在真实对象的推演中有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没有数学。到了1990年，罗森（Gideon Rosen）又提出了模态虚构主义的学说。毋庸置疑，学术界对虚构主义的过激言论还存在激烈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引发了哲学上的重新思考。正如罗森所说：“在广泛的形而上学争论领域中，虚构主义策略一般被看做是一种值得注意的选择，即使不值得敬重，也至少值得严肃地考量。”（17—18）

结语

综上所述，虚构的意义在当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虚构的这种越界行为，看似游离于文学范围之外，实际上拓展了考察文学观念的新视域，就如同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一书的开篇所标榜的那样，这是在试图对于“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古老的问题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对虚构的确认固然离不开文本自身的特点，但更与主体的意向性有关。这里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文学研究不再是与现实无关的一个学术类别，而是与现实、社会发生着广泛的联系。文学研究呼唤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对象，与当前的文化研究的理路是合辙的。

事实上，关于虚构的论述是浩瀚无垠的，在众多的辞书中关于文学的定义都是和虚构捆绑在一起的，文学和虚构在当代文论中更是保持着或显或隐的联系。本文关于虚构所做的阐释和界定只是一个初步尝试，通过追踪虚构的意义在当今时代的变化，可以发现新的文学和文化的话语逻辑已经浮出水面，昭示了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

王轻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传播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